中国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八章
第三节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特点
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起步虽晚，但相关的成果并不少。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环境史学家自觉采用了正确的方法。
跨学科研究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方法。20世纪的中国环境史学家最早是从事“疑古”研究的，他们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考据的传统，注重对文献资料的订正，希望把复原历史上的环境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历史史实之上。考古学在中国发展以后，环境史学家迅速认识到考古资料的重要性，积极利用了考古报告和实物遗存，并把它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使所用资料进一步得到考实。1960年代以后，中国环境史学家接受了地理学、地质学常用的野外考察的方法，跳出小书斋，走向大自然。最为突出的是侯仁之和史念海。侯仁之从1960到1964年多次深入中国北方沙漠地区，从沙漠中的历史遗存人手，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尽力揭示了沙漠变迁的历史，开辟了沙漠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史念海从1970年代起历20年时间对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野外考察中，现场解决了一些文献资料解决不了的问题。研究方法的突破使环境史研究的风貌大变化，环境变迁的研究逐渐成为可能和时髦。[60]新技术推广和应用以后，环境史学家也热情拥抱了自己并不熟悉的孢粉和沉积物分析、C14年代测定法、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撰写《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的乌沧萍、侯东民是人口学家，他们利用人口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历史上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人口各个变量的影响和制约。这些方法的应用补充了前述方法的不足，可以解决前者不能解决的问题，不但拓宽了研究范围，还增加了研究的科学性，提高了质量。[61]环境史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不但带来研究题目的变化，也对传统的历史学给予方法论的启示，全面推动了环境史研究的发展。
学科的渗透和交叉融合使环境史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更像是一个交叉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interdisciplinary arena），而不像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subdiscipline）。从参与前述专题研究的学者的学术背景来看，有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生态学家、环境科学家等。从他们采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看，既有历史学的、人类学的，也有地理学的、流行病学的、生态学的和环境科学的。这反映了环境史研究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必然具有的不成熟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仍然看不到中国学者撰写的像伊懋可的《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这样的著作。不过，有两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值得注意和参考。蓝勇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从人地关系的视角研究，在综合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述了中国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变迁。[62]乌沧萍、侯东民主编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63]论述范围非常广阔，从时间上看从古到今，从地域上看涵盖世界和中国，系统论述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史。这两部著作因其采用了不同于传统历史地理学和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和人口学著作。尽管它们都不是典型的环境史著作，但从内容上看，它们与环境史有很多的重叠，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重要参考书。
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坚持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叙述方法。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史学大国之一。自司马迁以来，中国的历史学都采用叙述的编纂方法，近代西方史学传人中国后，中国史学在编年的基础上融合了章节体，形成了与传统史学一脉相承的新体系。中国的环境史继承了这一传统编纂方法，把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变迁置于王朝更替的框架之中，赋予环境史以当时的时代特征。由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复原历史上的环境并参透人与环境关系的奥秘进而给现代人以历史智慧，因此环境史写作中必然蕴涵着改造不利于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社会的道德关怀和价值判断，这就要求环境史的写作必须采用既能发挥大众教育功能，又能忠实于史实的叙述方式。因此中国环境史与其他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的分支学科相比，不但逻辑性强，而且文采斐然，余韵无穷。[64]
区域研究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宝。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地关系差异很大。适应这种具体国情，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区域重点。例如以史念海为首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重点研究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环境史；西南师范大学的蓝勇就是重点研究西南地区和三峡的环境史。这种布局有利于对局部生境的历史变迁做深人细致的研究。当地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既能充分利用当地的方志等地方史料，又比较熟悉当地的环境与社会，研究成果自然比较贴近实际，多一份道德关怀。他们的研究也容易引起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注意，能及时发挥环境史的社会功能。另外，凸现地方特色的区域研究也为不同区域环境史的比较研究和全国性的整体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总之，中国环境史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它具有“后发优势”。在研究方法上因地制宜，既坚持了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方法的精华，又广泛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新方法和先进技术，最终促成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迅速发展。
与其他相关学科以及国外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是经世致用和厚古薄今。
环境史本身就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催生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反过来又给环境主义的发展不断提供智慧、指明前进方向。中国的环境史研究除了具有这种功能之外，还有强烈的服务现实的特点。例如对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研究就是要为三峡大坝建设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教训；对北方沙漠化的研究就是要为治理沙尘暴提供历史借鉴；对黄河、长江泛滥史的研究就是要为治理水患提供启示；对黄土高原植被和地貌变化的研究就是要为治理水土流失找根据。也就是说，是现实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成为环境史发展的强大、不竭的动力。当然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也确实给环境治理提出了某些具体对策或政策启示。例如史念海关于黄土高原的研究成果被部分化作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生态建设政策。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65]就根本解决西安城市用水问题向陕西省政府提出了具体建议，即尽快恢复秦岭北坡森林植被、保护水源涵养林。[66]这些研究成果被采纳也就意味着环境史是一门有实用价值的学问。[67]在世纪之交，环境史研究的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中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灾害频发、疫病流行等都给环境史研究提出了现实的课题。党中央提出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求环境史学家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其中也涉及少数民族在开发中的“去文化化”（Deculturation）问题。也正因为现实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环境史研究义不容辞必须做出自己的回应。另外，由于有现实需要，从事与此相关的历史研究在当前仍未走出“史学危机”的环境中易于获得经费支持。因此，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不但是学科发展的结果，也是有用于世的学问，[68]具有很强的“经世致用”和现实关怀的色彩。
中国环境史研究也表现出强烈的厚古薄今的特点。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传统就是后朝修前朝史，喜欢盖棺论定，认为这样可以在撰史时更超脱和客观，因为当世人修当代史容易受到现实影响，不易秉笔直书。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也不例外。从客观上看，当代环境史与政治关系密切，相关资料有些尚未解密，在对口述资料等的认识没有突破的情况下，研究当代环境史显然有很大难度。在中国环境史学家刻意避开风险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忽视当代史的倾向。这些因素客观上都促成了中国环境史学家重视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取向。因为研究对象远离现实，研究内容和规范更具学术性。同时古代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利于理解中国传统的环境思想和实践，为近现代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增加了中国环境史的历史厚重感，有利于发挥历史给人以智慧的作用。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这两个特点从表面上看似乎相互矛盾，按常理要更好发挥经世致用的作用最好是研究与现实贴近的近现代环境史，事实上厚古薄今和经世致用是现在最好的搭配。经世致用可以使本学科受到重视得到发展，厚古薄今可以避免环境史研究纯粹为现实服务，忽略学科本身发展规律的偏向，在既可以为现实提供启示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前提下，使环境史研究能按学术规律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