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八章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虽然作为分支学科的环境史研究是中国史学领域的新来者，但是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并不局限于这一时段，其部分研究成果出现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以前，虽然那时这些成果并不被称为环境史研究。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不但包括中国学者对本国环境史的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环境史的研究；不但有理论的探讨，更多的则是实证研究。
在环境史的理论研究方面，梅雪芹、王利华、李根蟠、高国荣和笔者都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但由于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学者本人的知识积累和结构以及环境体验的不同，对环境史中的许多基本问题都产生了不同认识。如在环境史的性质上，有人强调环境史要重视研究以环境为媒介的人与人的关系，有人强调环境史的政治史特性；在环境史的功能上，有人从广义上强调它是一种历史新思维，有人从狭义上强调它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补充作用；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上，有人强调它的本土性，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化时就催生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有人强调它的国际性和本土性的结合。其实，在环境史学科基础仍显薄弱的时候，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专攻的学者，对环境史的理解各有侧重，这并不奇怪。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学科的发展，相信会形成大多数学者可以认同的环境史定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深入研究外国环境史学史，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的探索和把握来让自己的研究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澄清国际环境史学界的一些争论和焦点问题，进而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迅速走向学术前沿，与国际环境史学界接轨，也有利于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又好又快发展，甚至占领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某些制高点。
在外国环境史研究方面，与整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风气相一致，就是重视对强国或大国的环境史和大国主导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研究。侯文蕙主要研究美国环境主义史。她不但翻译了多部美国环境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在1995年出版了《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一书，深入分析了美国环境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徐再荣和高国荣以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付成双也都致力于美国西部环境史或美国环境保护政策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梅雪芹主要研究英国环境史，尤其是工业化以来污染治理的历史。[12]中日环保研究中心的专家研究了日本环境政策的演变，分析了支撑它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13]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大椿教授还与日本相关学者组成联合课题组，共同探讨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恶化和有效治理，研究中日环境合作的发展过程。[14]相对来说，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及其环境史学史的研究实属凤毛麟角。[15]对外国环境史的研究开阔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视野，为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我们固然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环境史的经验教训，但无论是从世界环境史是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环境史是其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学术现状，还是从在当今国际环境斗争中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支持的现实需要来看，外国环境史研究中的这种失衡情况都必须迅速改变。
中国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为了叙述方便，将按专题进行归纳。
中国环境思想文化
在这一领域，讨论的重点是儒家、道家、佛教思想中的生态和环境因素，特别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出现、形成和发展。中国学者喜欢把中国传统环境思想与基督教环境伦理进行比较，意在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的一面，从而提升自鸦片战争以来处于弱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为解决当代全球环境问题提供理论和思想的启示。[16]近年来，环境史学界在继续研究主流环境思想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对少数民族环境文化的研究，出版了几部相关的著作。廖国强等分析了生产、制度和宗教领域中的生态文化，总结出少数民族朴素而深邃的生态伦理观，其中包括作为自然之子的对自然的亲情和伙伴意识，有恩必报的对自然的知恩图报意识，天人之约的对自然的义务观，以及推己及物的对自然的善恶观。当然，作者也并未一味赞美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而是能够正视传统类型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面临危机与崩解的现实，提出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必须进行新的创造性转换和发展的思路。[17]尹绍亭与秋道智弥组织了“云南热带季风区生态环境史研究”课题组，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选择了滇西南十多个民族的许多村寨，调查研究了近50年这一地区的水文化和水资源变迁、植物和农作物的文化及其变迁、传统农业和土地变迁等问题，企图构建“云南西南部热带季风区生态环境史”。[18]何群在研究鄂伦春环境文化的基础上，指出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产物，是一种与外界很少接触的简单文化，当其周围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时，简单文化一方面因缺乏迅速调整和适应的能力而陷入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因社会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而难以主动改变自己来适应新环境。鄂伦春人走出危机的希望在于在社会充分尊重的前提下自身通过学习达致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进而成为促进和校正现代化的力量。[19]从这三本书的研究来看，环境史研究在中国还有另外的视角，即人类学，包括文化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它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主要研究较短时期、较小区域的、文字资料并不发达的民族的环境史。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国家的环境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农业环境史
中国历来是以农立国的大国，农业与环境的关系应该是环境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农业发展离不开气候，靠天吃饭是中国古代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气候变化成为农业环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竺可桢1972年在《考古学报》第一期上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树立了中国气候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是一篇经典论文。在此基础上，学者们陆续研究了中国环境史上气候的变异现象及其文化内涵、气候变化与生物分布及农业收成的关系等。气候史研究不但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其它环境因素的变迁史，而且对理解经济发展史、政治变迁和冲突等都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对理解北方少数民族周期性南下与中原王朝的更替之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20]但是，在中国农业发达地区，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南地区，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利事业的发展。魏特夫曾经把中国传统社会命名为“治水社会”，可见水利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黄河因为决溢次数最多（达1775次）而成为研究重点。学者们经过艰苦研究，基本弄清了黄河河道的变迁，发现了黄河决溢改道频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21]对长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常发生泛滥的中下游平原地区。对洞庭湖、鄱阳湖面积变化与当地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围湖造田缩小了湖泊面积，使其调节江水的功能降低。这是长江水灾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22]近年来开工建设的三峡工程举世瞩目，对长江上游植被变化与长江水患的关系之研究成为热点。上游的过度开发造成水土流失，使河水泥沙量增大，河床不断升高，影响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23]对珠江、辽河、海河、松花江、钱塘江、塔里木河、罗布泊、白洋淀、太湖、西湖、鉴湖、居延海的环境变迁也有很多研究，由于篇幅限制，恕不一一介绍。[24]在中国集约种植制度定型之后，要解决迅速增加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最关键的是引进外来物种，改变原有的物种结构和种植结构。中国物种丰富，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经济价值的物种或扩大了生长范围，如水稻、小麦，或被捕猎几近灭种，如珍稀动物。海陆大道通畅之后，不断有外来物种被引入中国，如玉米、番薯，进而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和衣着风尚。[25]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世界物种变迁和交流史中中国案例不足的缺陷，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哥伦布和麦哲伦远航在旧大陆东部造成的环境影响。中国的农史研究在近年来也非常注重环境的内容，中国农史学会先后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开辟了农业环境史研究的新方向。《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收录了17篇论文，集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农林牧业中蕴涵的天人关系的思想及其实践。其关键是“三才”理论（简单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统一）。“三才”理论是古代劳动人民农业实践的结晶，反过来又是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即人与自然关系史）进行研究似乎也是理解中国传统的有机农业经济的一把钥匙。[26]《生物史与农史新探》收录了在2003年于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暨农学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44篇论文。主要研究了历史时期的农业开发、生态变迁与环境保护，和近代生物学、农学在华的传播等问题，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27]从这两本论文集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农史学者在采用环境史的视野不断推进中国传统农学和农业史的研究的同时，开始关注现代西方生物学和农学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中国农学和农业的现代转换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投入更多人力和物力来研究的新学术方向。
中国古代城市环境史
城市环境史研究既包括对城市本身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城市与周边腹地的环境关系的研究。《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运用生态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突破了前人仅仅从气候、水文、地形地貌与土壤、生物资源探讨古代生态环境变迁的框架，加入了城市建设和规划、城市的公共环境（包括木材与燃料供应、火灾及其防护、供排水系统、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重大疾疫及其防治等）等被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因素。作者认为，唐宋开封的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但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政策变化的影响，开封的环境在12世纪以后不可逆转地严重退化了。[28]对古代城市环境及其周边平原环境的关系之研究主要集中于几大古都，如西安、北京、杭州等。学者们探讨了关中平原、华北平原和杭嘉湖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给古都的经济发展、物资流通和城市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对当地环境或起到积极保护作用、或起到破坏的消极作用。周边生态环境的毁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重心的转移。[29]《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是在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支持下、由中日合作研究的“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变迁”课题的成果之一。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召开的有关学术研讨会的题目更多地表现出历史地理学的特征，而在日本召开的有关学术研讨会的题目更多地表现出环境史的特征，如“中国黄土地带的环境史”，“黄土高原的城市与生态环境史”，“中国黄土地带的城市与生态环境的历史”等。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汉唐都城，水利开发，和环境变迁。[30]其中只有极少量文章论及长安与关中平原环境变迁的关系，这说明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在绝大部分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眼里还是内向的，并没有与所在区域的环境有机联系起来。其中反映的深层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之间的差异，即现代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关注点的不同。从中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状况来看，尽管它仍然非常薄弱，但由于受到日本环境史学家的影响（程遂营的研究重点参考了日本环境史学家佐藤武敏、梅原郁、妹尾达彦、和鹤问和幸的著述[31]），其理论认识已经超越了单纯研究城市空间分布的阶段，已经开始把城市看成是一个与周围腹地紧密联系的生态代谢体。[32]理论上的突破为城市环境史在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这些成果对古城改造、城市景观设计等都有现实指导意义。
自然景观变迁史
自然景观的变迁主要指人类活动造成的地貌从自然状态向人为状态的变化。黄土高原景观变迁史的研究主要是由史念海先生带领众弟子完成的。他们通过研究发现，黄土高原在古代森林茂密、植被丰富，但是随着黄河文明的不断发展，过度垦殖、过度放牧造成植被锐减、水土流失、沟谷纵横。治理黄土高原的方法是变粗放农业为精耕细作、植树种草、同土蓄水。[33]这一历史教训的总结为中国政府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提出“再造秀美山川”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这一研究还在不断深入，特别是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了自然环境变迁与农业技术选择的问题。[34]实际上就是把生产力与环境直接联系起来，这无疑使传统的历史叙述具有了初步的理论探讨的色彩。沙漠景观的形成史是由北京大学地理学系的侯仁之教授开创的研究领域。他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内蒙古部分沙漠原来曾经是草原，有河流经过。之所以变成了沙漠，除了气候干化等自然因素作用之外，主要原因是过度放牧造成植被减少、土壤裸露、沙化加剧。[35]沙漠中有绿洲，对绿洲形成和利用的历史研究也是沙漠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黄盛璋认为，绿洲是人类开发特殊自然环境的产物，形成它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日照强而长、降雨少、蒸发量大、温差大、风大；但人为因素也相当重要，主要是在绿洲进行干旱地区的灌溉农业。[36]这一研究对当前治理愈演愈烈的沙尘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与前述内陆景观不同，海岸与沿海地区成陆史涉及海洋与陆地环境的交错和相互作用。对中国东部面向太平洋一边的成陆过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东部沿海的环境变迁，对东部沿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大有裨益。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虽然更多地融人了地质学的知识，但环境史学家强调了人类活动对成陆过程的巨大影响和海岸环境对城市形成和聚落分布的制约，尤其是对上海沿海地区和渤海湾西岸的海陆变迁的研究，为上海和天津等沿海城市产业布局、城市规划提供了历史资料和理论依据。[37]
在从不同的分支景观领域进行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也从自然环境整体的视角研究了环境变迁。1973年，由谭其骧、史念海和陈桥驿负责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项目启动。经过多次调研、反复集中讨论和多次实地考察，终于在1982年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38]该书集中了当时国内在本领域的顶尖学者，反映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成就。该书分为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历史时期的植被变迁、历史时期的水系变迁、历史时期的海岸变迁、历史时期的沙漠变迁等五个专题，详细分析了环境在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动力机制，指出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推动了环境变迁，但是人类活动愈来愈广泛地改变了自然面貌，并逐渐成为环境变迁的主导力量。人类活动造成的这种变迁，其速度和规模，较之自然界的地质循环大得不可比拟。另外，环境各组成部分的变迁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发展的。环境变迁的过程也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反复交替、错综复杂的曲折过程。当然，过度向环境索取也会引起环境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的这种胜利，第一步确实达到预期的结果，但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常常正好把那第一个结果的意义又取消了。”[39]这一理论架构已经冲破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极左思想的束缚。斯大林批判“环境决定论”，认为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40]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41]这种理论上的突破为环境史研究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开辟了新的前景。
疫病史
疫病史的研究因SARS的流行带来的社会恐慌而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赖文和李永宸在《岭南瘟疫史》中，收集了大量来自中医学和民间的疫情资料，重建了1911年以前瘟疫在岭南实际发生和流行的情况（即“疫情”），探讨了岭南瘟疫的时空分布以及相关的自然、社会背景情况，特别对晚清时期霍乱、鼠疫传人岭南并多次爆发和持续流行以及各界应对新瘟疫袭击的举措进行了重点研究。[42]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分析了瘟疫产生的生态社会环境、时人对瘟疫的认识、瘟疫的成因，着重说明了瘟疫与社会的互动。[43]换句话说，是从瘟疫来观察清代的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清代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问题，指出在疫情面前社会与国家的合作是江南不同于欧洲的重大区别。曹树基和李玉尚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中，认为鼠疫史就是生态史。由于中国各地环境复杂多样，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鼠疫的传播也因和平与战争年代的不同交往而形成两种模式：在和平时代，不同地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交流以及不同运输工具的出现都会扩展鼠疫的流行范围；在战争年代，随着人口的大规模非正常流动形成大战之后必有大疫的局面。鼠疫的流行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应，尤其是国家权力介入鼠疫防治，形成环境与政治的互动。由此可见，社会变迁的本质即是环境变迁，而环境变迁的本质也是社会变迁。换言之，环境变迁与社会变迁是密不可分的，说不清究竟谁影响谁。[44]这些研究在中国大陆都具有开创性，提出了新见解。
灾荒史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和地形多样，经常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其中有些是自然环境变迁引起的，有些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些灾害通常都会引起人口和其他物种的大量迁徙与死亡，引发社会动荡。为了维持江山社稷的安定和体恤子民，统治者发展出一套官方的救荒制度，辅之以民间士绅的慷慨捐助，企图以此渡过难关。[45]在邓拓之后，对灾荒史进行系统研究的重镇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他们不但整理了近代灾荒史的资料，还对它进行了编年，进而探索了灾荒与当地环境、政治清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46]夏明方更进一步，把灾荒置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进行考察。他认为，中国在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灾害群发期”，其特点是频次大增、成灾面积扩大、水、旱、震、蝗等灾迭发。产生的原因从长时段来看与包括天文系统在内的自然变异有关，但是清末的自然变异程度较弱，自然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灾害发生的动力机制。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清代人口的持续增长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矛盾，过度种植和无限扩大种植范围恶化了生态环境，不能丰衣足食弱化了老百姓抵御灾害的能力。资源占有不合理及建立在此基础上并维护这种关系的政治制度也强化了灾害的影响。反过来灾荒减少了政府的岁入，抑制了民间和官方对近代企业的投资；灾荒制造出的流民在灾荒过后大多重新返回故里土地，即使在工矿企业做工的百姓也是季节性的流动劳工，灾荒并未为工业化制造出大量与土地完全分离的自由劳工；灾荒时期购买力下降，市场整体需求不振，但部分洋货由于价格低廉抢占了大量市场份额，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市场拉动力明显不足。灾荒迟滞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环境中，洋务派虽然革新了传统的“天象示警”的灾异观，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结合形成了实用主义的“灾祥祸福论”，试图为工业化开道，但顽固派同样利用其中的风水观念掣肘新政。同样，传教士参与救荒给中国带来了近代赈灾机制和新型救荒意识，但是以救荒为契机，接踵而来的是福音传播和全面西化理论的大发展。[47]由此可见，灾荒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近年来，灾害史研究继续保持着上升的势头，在灾害与社会、荒政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48]《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是一本论文集，从微观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灾害的过程与规律、灾害与人口的关系、灾害中官僚系统与地域社会的作用、灾害与社会风俗等问题，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关系。[49]海洋灾害史是灾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史的整体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于运全从海洋史学的视角做出了有益尝试。作者通过对历史时期海洋灾害资料的系统整理，重现了海洋灾害发生的历史场景，探寻灾害爆发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而探讨灾害与海洋和沿海经济社会之问的关系。[50]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对占代和近代的灾荒史研究比较多，成果层出不穷，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灾害史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是这方面的开拓性成果。康沛竹在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自然灾害的基础上，分析了自然灾害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阐述了中国的减灾救灾机制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防灾减灾救灾思想，最后初步总结了新中国减灾救灾的经验教训。[51]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灾荒史研究在中国正在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向前发展，一些青年学者在许多前人没有开掘的领域进行了非常可喜的探索。
西部环境史
西部环境史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而成为近年来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出版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西部环境史可以分为西北和西南两个部分。与西北和华北地区不同，西南地区主要是处于亚热带的高原和盆地地形，居住着多个少数民族。西南师范大学的蓝勇教授系统研究了这一地区不同生境中植物、动物、气候、水文等环境因素的变迁，论述了不同民族的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试图揭示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的关系。[52]西北地处温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农牧业对环境影响甚巨。在《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中，肖瑞玲等在概述了明清以前内蒙古西部地区农牧文化交错变化与生态基质环境在时空上的共振关系后，重点研究了明清政府的开边屯戍或移民实边的边疆政策以及粗放无序的滥垦经营对本地区土地沙化的诱发和加重作用。[53]最后还从历史研究中为当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开发总结出了经验教训，即要全面深刻认识该地的自然环境，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扩大耕地面积来实现西部的可持续发展。在《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中，王建革主要利用了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辅之以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的材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以畜群为纽带详细分析了草原和游牧生态及其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进而分析了汉人农耕文明北来之后对蒙古社会产生的影响。[54]在《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中，赵珍从清政府的移民和拓殖政策人手，在注意自然因素的破坏作用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制度的实施对西北不同区域的森林和水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而发现人与生态关系变化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点[55]。在《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中，韩茂莉研究了辽金两朝发生在生态脆弱的、农牧交错的西辽河流域的人地关系，揭示了契丹人在保持畜牧业的前提下把农耕民族带入草原并逐渐发展出插花式农业以及田园不断扩大的空间轨迹。[56]发生这样的环境变迁与10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气候变化肯定有关系，但人类自身农牧业活动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对西部环境史的深入研究既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又能为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环境史进而写出全国环境史奠定一定基础。
森林和环境保护史
环境保护史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最易被一般读者接受的部分。中国学者不但在森林保护等领域进行了细致研究，还尝试写出了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史。国门大开之后，帝国主义国家为获得商业价值通过各种方式掠夺中国的森林和生物资源。他们大肆猎取中国的园艺动植物，输出珍禽羽毛和各类兽皮，盗走大量动植物标本，砍伐原始森林，造成中国生物和森林资源的急剧减少和大量损失，恶化了林区生态环境。这种情况引起了二些有良知的在华西方人士和接受了近代西方生物科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思考。他们抨击列强竭泽而渔的做法，要求国家制定保护法规、提高国民环境意识，以求生物和森林资源的持久利用。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森林法》、《狩猎法》、《渔业法》以及《森林法施行细则》和《造林奖励条例》等法规，要求除科学研究之外不得随意狩猎对人类有益的鸟兽，提倡植树造林、涵养水源和土壤，进而淳厚风俗、增强国力和政治。国家明令禁止盗猎大熊猫出境，成立了“中国水杉保持委员会”。为了引种、保存和繁殖珍奇植物，组建了一些近代植物园，如占地3600亩、培育国内外植物2500余种的中山陵植物园。在植树造林方面，政府把每年的清明节定为植树节，后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节。各级政府和民间齐动员，开展广泛的植树活动。军队与地方联合兴办国防林场，大专院校种植教学林；为保护江河水源设立水源林，在黄泛区种植治黄林，在西北风沙区植造风沙林。政府造林一般是通过“以工代赈”来完成，有些地方的百姓为生活自救或改善生活自发组织种树护林，既保护了环境，又获得了经济效益。但是由于当时列强入侵、国运动荡，保护和治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57]中国占代环境保护史一般以朝代更替为经、以环境各要素为纬来编织中国古代环境史的框架，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中国自“人猿揖别”到清末漫长历史中环境的变迁、环保意识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实行，企图揭示中国古代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演变规律，为当代中国人更好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历史借鉴。这种环境史编纂法明显打上了中国传统编史方法的烙印。[58]
中国环境史的资料整理
中国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中国环境史的资料也不例外。[59]中国历史学家历来重视资料的编辑整理，中国环境史学家也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最近陆续出版的环境史大型资料集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商务印书馆，2005年）和李文海、夏明方主编的《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国荒政全书》系统收集了先秦至清末写作和流传下来的有关灾荒和抗灾救灾的论著，主要包括未出标点本的单行本和丛书及一些散在论文。这些著作，有的全面论述政府荒政，有的记述某次重大灾荒，有的专论如何备荒防灾的，有的针对某种特定灾害等。这本资料集的出版对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政府和人民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制度、政策和措施以及进行灾荒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现在进行防灾、抗灾和救灾提供了生动的历史借鉴。清朝的档案相对来说保存完好，但缺乏系统整理。《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的编者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内的雨雪粮价、屯垦耕作、黄河水文灾情、全国水利、自然灾害、自然现象、天文地理等类档案及上谕档、户科题本农业类等各档共21万余件，从中摘取了反映各地官吏关于屯田、垦荒、耕作、农作物品种、种植、禾苗生长、自然灾害的灾情和防治，以及植树造林、桑蚕经营等情况的奏报（其中也包括一些清廷对于这类问题的旨意）共3142件。这些资料按年月编排成册，比较系统全面，对于研究清代农业、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及气候与环境变化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时期环境史的研究却相当贫乏，不过本时期的资料非常丰富。主要包括：（1）国家环保部（以前是环保局）编辑的《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等。（2）国家环保部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编辑的《中国缔结和签署的国际环境条约》。（3）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演讲集，如《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万里论环境保护》等。（4）国家环保部编辑的环境法规集，如《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5）环保类的报纸和杂志，如《中国环境科学》、《环境保护》、《中国环境报》等。（6）网上资料，主要是国家环保部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环境保护网”（http：//www.zhb.gov.cn）。（7）全国各地环保局编辑的资料汇编。尽管这些资料并不全面，但为将来进行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比较可信的基础。如要继续补充和完善资料，尚需进行详细的实地调查、对相关当事人进行采访，以收集更为详细和丰富的资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料汇编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它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进行理论综合提炼、进而为研究本时期的世界环境史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