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一章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支学科、历史学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一个交叉学科，环境史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正式兴起。此后便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对传统史学以及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形成强烈的冲击和渗透。一般来说，美国环境史研究可以l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或大体上以199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章尝试探讨美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对1990年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和趋势进行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第一节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环境史的诞生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客观要求和许多学科知识不断积累相结合的产物。
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欧洲人登上北美大陆到1920年代。欧洲人以“世界是为人创造”的理性精神和“我为上帝，万物为我”的价值观为指导，对北美进行疯狂征服。与此同时，深受欧洲浪漫主义和美国超验论影响的H．梭罗主张人要尊重其他生命体。1890年，边疆的终结预示着国家权力指导的征服完全击败了梭罗倡导的人与自然同一和谐的田园梦想。以G．平托为代表的一批官僚知识分子提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聪明利用和科学管理”的功利主义环境保护思想（Conservation）。这一主张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受并发起了资源保护运动。然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J．缪尔把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结合起来的超功利的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第二阶段从经济大萧条和尘暴开始。尘暴和旱灾迫使美国人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反思主流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并开始改变传统的价值观。生态学是德国科学家E．海克尔在1866年提出的，但在它的美国化过程中，F．克莱门茨1916年出版的《植物演替：对植被发展的探讨》是一个里程碑。他认为地球上每个区域的植被都经历了从幼小不稳定状态发展到复杂平衡的“顶极”、形成“顶极群落”的生态演替过程，生态学正是研究这个过程，因而生态学家也是自然史学家。大平原的顶极群落是原始草原，但在19世纪末完全被外来群落破坏，那是因为美国人输入了由随意开发自然的价值观指导的、大草原不能适应的农业系统。因此生态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A．利奥波德揭露了纯粹由政府包办或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环保体制的片面性，从生态学出发构建了内部结构是生物区系金字塔的土地共同体，强调其中每个成员都有继续生存的权利、人类只是其中一员、必须尊重其他成员和共同体，倡导用审美道德观念指导人们的行动，以保护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稳定和美丽。1962年，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在我们时代人类面I临的主要问题是环境污染。DDT不仅能杀死害虫，还危害那些食用了经过食物链染上DDT的食品的人类。核试验和核战争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存，还会渗透到遗传细胞中，造成发育的变异。卡逊的著作激起了全民环境意识觉醒和声势浩大的环境主义运动。生态学的普及客观上要求研究环境史，环保运动的发展也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
许多学科的发展为环境史的出现储备了知识基础，提供了必要条件。考古学不再只对挖掘文化遗存感兴趣，还开始使用环境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探讨古人怎么生活、如何利用技术进步适应环境。环境考古学的形成给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记载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地理学从环境决定论向可能论的转变和19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1]R．布朗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地理》中不但强调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还着重探讨了
由于人的活动引起的某一地区在历史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2]人类学发展出了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生态人类学。它着重探讨人及其文化通过资源分布、生产方式、繁殖方式和消费方式与环境发生的关系。生态人类学给环境史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它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3]新社会史的“自下而上”和注重普通人生活的方法突破了历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精英人物的传统，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 roots 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历史学研究一改过去只注重“明显的历史”（Manifest history）[4]的风格，出现了强调环境因素的新现象。美国边疆史学派在1950和60年代虽然已过F．特纳学说的鼎盛期，但仍然吸引着年轻的历史学家抛弃环境决定论，改用现代生态学、环境学对边疆问题和美国文明的成长进行新的解释。这是环境史之所以在美国诞生的内在基因。K．魏特夫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世人皆知，但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理论对环境史研究有重要启发，这一点也不能忽略。他认为，环境与人都在不断变化，环境通过人的活动与社会互动，促使社会结构重建，进而导致专制主义。历史学的这些变化为环境史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环境史的诞生本身就是多种学科研究发展和深化的结果。环境史的发展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团体和杂志的变化；二是研究范围的扩大。环境史诞生后，发展势头迅猛，成果纷纷涌现。1970年春季学期，纳什教授首次在加州大学开设了“美国环境史”课程，选课学生达450名。环境史终于挤进大学的课程目录，进而成为必修课程。1973年，当时供职于新泽西技术学院的J．欧皮开始策划筹组专业学会。1974年，一批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利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开会之机，坚定地离开美国历史学会，组成“美国环境史学会”，不久还公开出版了自己的专业杂志《环境评论》和内部交流刊物《环境史通讯》[5]。时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P．柯廷虽然对此不满[6]，但亦无可奈何。这实际上是美国历史学开始从整体的“和谐”史观向“碎化”和多元化转变的客观反映。
《环境评论》的首任主编是J．欧皮。他苦心经营，设计规范和方向，在该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983年，丹佛大学教授D．休斯接任主编，给杂志注入新活力，并把它改成季刊。在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史受政治影响较大，着重研究环境保护运动史、荒野的概念，目的是通过评估人类社会对环境的破坏来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1986年，W．罗宾斯担任第三任主编。1988年，J．欧皮再任主编，于1990年把杂志更名为《环境历史评论》，1996年与“森林史学会”主办的《森林和资源保护史》合并为《环境史》，由H．罗斯曼任主编。在这一时期，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接纳了城市史、伦理史等领域的某些新成果；在理论上采用混沌理论、盖娅学说、种族、阶级、性别等方法；还对本领域进行严肃的自我反省，致力于理论整合。这反映了美国历史学1980年代后转向“综合”和国际化的新变化。另外，在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中，几本杂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太平洋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杂志》分别在1972年8月和1990年3月设环境史专辑。美国环境史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展。从论题上看已涉及各方面，讨论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化。[7]
第二节 1990年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
随着环境保护运动在美国的蓬勃发展，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在1990年前，美国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8]
环境史的定义。经过多次讨论，来自不同领域的美国环境史学家基本上认同环境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指出它不同于以往的人类历史，不能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都纳入研究范围；它的主要学科意义在于扩展历史研究的范围，重构历史；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跨学科研究。
美国环境保护史。主要研究美国人在进步时期如何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政府通过建立环保机构、颁布行政法令、议会通过立法来恢复已受破坏的环境，保护濒危的自然。说明保护环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当代环境主义的发展提供历史基础。[9]但也有激进派学者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基本威胁是社会失序，环境问题只是借口，历史学家应抓住根本问题。还有学者把美国环境保护史分为生物中心型、经济型和生态型三种类型。
美国的自然观及其思想家。探讨美国思想家对自然和环境保护的认识，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崇拜自然，白人移民到来后开始把人与环境进行二元对立。1960年代环境运动兴起之后，美国人重新找回生态学家和进步时期思想家的智慧，如F．克莱门茨、H．梭罗、J．缪尔、A．利奥波德、G．平肖等，廓清了环保思想史中的美学派（非功利性自然保护）和效率派（聪明利用的功利性资源保护）和公平派（在对属于全体公民的资源开发中实现公平和民主）。其中前者与后两者存在着内在矛盾，时常发生冲突。公平是效率派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只是达到公平的手段。[10]
美国人对环境的破坏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白人移民从一踏上北美大陆就开始改变原有的景观，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造成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依次展开的严重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对1930年代大草原上的尘暴的研究证实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造成环境灾难的主要原因的结论。[11]
与同时期美国史学的发展和1990年后环境史本身的发展相比，本时期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第一，本时期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更多地集中于农村自然环境，注重对农业生态史的探讨。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就是要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农业发展比工业革命更早地改变了生物圈，因而环境史主要研究农业生态史，以此来发现自然的内聚力、模式和整体性。[12]这个观点是总结了20年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后得出的，因而也得到了许多环境史学家的支持和响应，如提出“生物旅行箱理论”的A．克罗斯比。[13]农业生态史模式试图以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线，甚至想从中找出美国精神的内核及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显然，这和环境史的诞生深受边疆史学派的影响大有关系。它重视对西部和农村的荒野和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史的研究，忽略甚至排除了城市环境在环境史中的地位。因此，本时期的环境史是不全面的、有空白的。
第二，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偏重于政治环境史和文化环境史的研究。政治环境史主要研究白人男性精英在环境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议会的辩论、形成的压力集团以及如何执行保护政策。文化环境史主要研究关于环境的思想和知识之演进。由此可见，本时期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与传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进行交叉，与差不多同时兴起、蓬勃发展的新社会史、技术史并未进行有效的借鉴和融合。
第三，本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突出表现了“碎化”分散、地区化研究的特点。1960年代，美国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各种亚文化和非主流群体颇受历史学家的关注。史学家片面强调所研究的主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中各派别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种形势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关注一个一个的小问题。美国历史学界似乎也形成了对越来越小的问题或个案进行越来越多的分析、似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更有学术价值的风气。在环境问题研究中，各地区的小生境千差万别，当代环境主义中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势头强劲。这也促使环境史研究更重视区域特点。这种过度专业化、多元化和区域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概念和新知识，但过度的碎化必然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严重忽视综合，对环境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全球环境史等一系列全局性重大问题缺乏创建性研究；二是对于一些综合性著作嗤之以鼻，认为它无法促进研究的发展。本时期唯一可见的一本由J．M．皮图拉著的《美国环境史》，也被认为是综合了别人的个案研究成果的教科书。[14]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这种现状，显然难以适应学科深化以及1990年代美国社会和环境运动发展的要求。1980年代，新社会史研究达到高潮，其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也扩及环境，逐渐打破学科界限，向环境史渗透。环境史的发展也不能无视新社会史的新成果、新理论和新方法，更不能拒绝与新社会史的交叉。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时期，为了满足资本家和下层劳工的利益要求[15]，强行降低有关环境标准，甚至废除一些环保法规，出现了官方环境主义的倒退（Green Backlash）。但这却激起了民间、非主流环保运动的大发展，过去曾被忽视的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群体积极投身环保。这在客观上要求环境史研究降落民间，采用自下而上、注重普通群众的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一些新的研究热点。美国史学界也展开了呼唤综合的大讨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B．贝林在1981年度的主席致辞中明确指出，美国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深化以往的专门化研究，而是在消化吸收已取得的各项研究成果基础上，加以提炼、深化进而写出综合性著作。这一争论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国际责任增大，美国的环境运动也转向更多地关注全球性环境问题。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区域环境只是全球环境这个统一整体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还是“地球人”，大家共同生活在不可替代的“地球号宇宙飞船”上。当然，美国人意识的这种变化含有很大的霸权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环境史提出了综合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新要求。
第三节 1990年后的美国环境史研究
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为满足自身发展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迅速调整了研究课题和方法，形成了新的、深度交叉的次分支学科，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从城市环境史、环境种族主义史、环境女性主义史、环境技术史和综合研究五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城市环境史研究
城市史在美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部边疆开发完毕、美国城市化宣告完成之时。但它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大约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1953年成立了美国城市史学会，次年出版了学术刊物，城市史课程也进入大学课堂。这时正是美国城市开始郊区化的时候，城市史就是在城市衰落时研究它的成长、衰败和未来的；认为城市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环境变迁等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城市史重在探讨从乡村到城市、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城市的集体主义和频繁的流动性正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史是在边疆史衰落后对美国精神的新探索和补充。与重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环境史不同，城市史主要研究城市和人工环境（built environment or human-made environment）。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选址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那些当地环境适宜运输、便于供水和废物处理、易提供粮食、原料等的沿河、湖、海地带。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目标改造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引入新的动植物物种，建成新的人工环境和小生境。这是城市史和环境史结合的客观基础，但要真正实现交叉，尚需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各自深化和边界模糊化或打破学科界限。
早在1969年，研究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历史学家P．J．施密特就出版了《重回大自然：城市美国的阿卡狄亚神话》一书，探讨了设计师F．L．奥姆斯代德的城市建设思想，即最好的城市是在连接人造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既能满足人的生物要求，又能满足人的社会要求。这本书从思想史的角度首次研究了城市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此后城市史相继从城市规划、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技术和城市的新陈代谢、城市中的社会、性别和政策问题等角度对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展开深人研究。但直到l994年，城市史学家C．M．罗森和J．A．塔尔合编了《城市史杂志》的“环境与城市”专辑，才打破了城市史固有的理论藩篱和学科界限，使城市史从理论上接纳了自然环境，也提出了城市即人造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16]环境史学家也在积极努力探索。1980年，M．V．麦乐西编辑出版了《1870—l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一书，从综合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角度切入，把城市纳入了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中。1993年，他在《环境史评论》上发表了“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一文，从理论上扫清了城市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之障碍，对D．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进行反动和修正。认为把城市仅看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的观点是不对的，在农业社会就已有城市存在，它对生物圈的影响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一样重要。另外，城市本身就是环境空间，人工环境虽然与自然环境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环境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纯粹原始的环境状态在许多地方早在数百万年前就已不存在了。[17]环境史学家S．P．海斯也认为，环境史研究有两个大问题，一是人类对环境施加的压力，二是这些压力的后果。城市是考察这些压力的一个理想的概念载体。因为，城市人口拥挤，给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同时也产生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新思想、新价值和新机构，因而要想从更广范围理解这些问题，就必须把关注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社会及其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张力。[18]城市史和环境史在理论上的突破以及史学家的研究实践宣告，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城市环境史在1990年代初诞生了。
代表城市环境史研究水平的主要有以下四本著作：W．克罗农在1991年出版的《自然的大都会》探讨了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城市和乡村的共生关系，从城市利用和剥削外部自然资源即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环境主义。这种城市环境史的模式应看成是一种过渡形态，因为它还未把大规模工业化造成的大量环境问题作为城市环境问题的中心来研究。J．塔尔1996年出版的《探索最终污染地》以在城市污染中历史最悠久、影响范围最大的水污染为重点，把城市环境污染作为城市环境史叙述的主线。R．B．斯蒂芬森在1997年出版的《伊甸园的幻象》中，从环境大背景探讨了城市设计的历史发展，展现了社会由于盲目追逐建立在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扩张和个人利润基础上的伊甸园梦想而破坏该地区美丽的景观和复杂的环境系统的历史。但作者没有反映出城市各阶层、各集团在讨论设计方案时所依据的不同城市环境观。A．胡莱的《环境不平等》从城市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研究城市环境史，发现不同种族、阶级由于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而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引起对环境的不同感知，形成对环境主义的不同态度和参与程度，呼吁实行环境民主。城市环境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被有机地融合进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可以说，这四本书初步体现了城市环境史的基本内容和理论建构。[19]
城市环境史研究作为一个次分支学科，虽然历史不长，但已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前景。美国城市环境史学家仍在不断进取，积极开拓一些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这些课题包括，环境认识在城市政治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家庭生活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以及对被破坏环境的恢复等。其中比较城市环境史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除了对美国各种类型的城市环境史进行比较外，还要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进行比较，使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国际化。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之外，还要结合口述史、影视史学的方法，从听觉和视觉上丰富城市环境史研究，使之更有可读性和吸引力，进而为城市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最终实现J．A．塔尔关于历史学家指导政策制定者的梦想。[20]
（二）环境种族主义史研究
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 or eco-racism）一词是由美国“争取种族正义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执行主任B．F．小查维斯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从有色人种绝大部分居住于环境恶化的区域这个事实中概括出来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白人种族主义在环境规划和决策中发挥了作用，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上被强化。以白人为中坚的主流环境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种族歧视，并未触及这一严重问题，只有有色人通过环境正义运动解决了环境种族主义，美国的环境问题才能得到根除。[21]
环境种族主义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1982年在北卡州的沃伦县，非裔美国人封锁了运往该县有毒废弃物倾倒地和填埋点的垃圾运输通道，激起了全国性的有色人种反对环境种族主义的斗争。随后在各有色人种社区形成了各种各样争取环境正义的草根团体，领导民间的环境正义运动。该运动认为，主流环保组织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团体，不但“以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公害为名，全然不顾有色人的需要和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削减或阻碍那些雇佣有色人的工业和经济活动”，而且“一直在继续支持保护那些远离工人阶级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环境的政策”。[22]由此可见，环境正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权运动在环境运动中的继续。1991年10月，六百多个有色人种环境团体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袖峰会”，通过的“环境正义原则”和一些著名领袖的发言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环境问题是与五百多年的殖民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平等交织在一起的，因而环境正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导致其社区、土地被毒化、种族被灭绝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重新自由化。达致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是重新解释生态和环境问题，因为有色人种认为环境就是自己生活、工作和玩耍的地方，因而他们并不关心濒危物种，而是关心保证健康的生存条件，因为有色人种才是濒危物种。他们的斗争范围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转变为“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这当然也包括墨西哥等欠发达国家。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向环境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前所述，环境史研究的重心从农村自然环境转向城市人工环境后也不得不严肃面对城市中的有色人种和阶级差别这一困扰美国多年的大问题了。
种族史的研究也逐渐拓宽了范围，开始研究不同种族的生存环境演变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种族史研究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1960年代以前，它的理论先后经历了从种族主义排斥论到熔炉论、归同论和多元论的转变。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不但改变了黑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也改变了种族史研究的理念。少数族裔史不再强调本民族对美国文化的贡献，要求得到保护和特殊优待，而是挖掘本民族的独特性，形成新民族主义，进而提出“多元一体”的新理论，引起了关于通过保护这种本身隐含着歧视思想、同时又造成了“逆向歧视”后果的手段来达到各种族平等的“平权法案”的存废的激烈争论。在这个争论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共识，即少数民族首先必须享有一般的、基本的人权，族体属性是第二位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构成了基本人权，因而种族史研究开始介入环境领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新社会史把黑人重新推到美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后，黑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备受重视。
美国种族史和环境史学家对环境种族主义史早有涉及。例如，W．克罗农1983年出版的《土地上的变化：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分析了殖民者如何通过殖民掠夺和统治用资本主义的景观取代土著的生态系统的历史。A．W．克罗斯比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从更广阔的范围论述了欧洲殖民者如何从生态上征服世界上广大的温带地区。虽然这些研究都很深入，但对环境种族主义史进行理论界定和开拓的是M．麦乐西在1995年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拉斯维加斯年会上所做的主席演讲“平等、生态种族主义和环境史”[23]。这一点也可从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分组讨论中关于种族议题的增加得到印证。1989年的奥林匹亚年会只有一个小组涉及种族问题；1991年的休斯敦年会有两个；1993年的匹兹堡年会没有；1995年的拉斯维加斯年会全部四个小组都论及环境史中的种族和民族问题，这是环境史学史上的第一次。此后环境种族主义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环境种族主义史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成果：第一，环境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种族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白人统治者总是想用自己的环境话语取代其他种族的环境话语。B．D．林奇考察了拉丁裔美国人环境话语与盎格鲁美国人环境观的不同，发现拉丁裔美国人的自然景观中包括人，而且是可以再生产的；盎格鲁美国人认为人与环境是分离的，人可以支配自然。以盎格鲁美国人的思维来考察环境灾难对拉丁裔的影响，不但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还会人为地淹没拉丁裔关于环境的声音，影响美国环境话语发生根本变化。第二，各种族在环境上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问题上，环境史学家大量利用社会史和计量史学的方法，深入调查分析了这种状况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原因，辨析了种族和阶级的复杂关系。R．D．布拉德编著的《正视环境种族主义》是对《在南方倾倒废弃物》一书的补充和扩大。它把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考察范围从美国南方扩大到全国，甚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涉及从印第安人保留地到城市贫民窟的有毒废弃物、废弃物处理设施选址、城市工业污染、儿童铅中毒、杀虫剂对农业工人的危害、废弃物出口等环境问题，把环境种族主义的形成追溯到了殖民过程中的种族征服和帝国主义环境思想。当然在环境种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工业界达成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使有色人社区处于受环境恶化危害最大的境地。但并非所有的有色人都完全生活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也并非所有白人都适当避开了污染的环境。这里的关键变量是贫穷，因而环境种族主义是种族与阶级交织的产物。第三，揭示了主流环境运动的白人中产阶级特征，分析了有色人种环境正义运动的动力和性质。D．E．卡马乔编著的《环境不公正与政治斗争》一书，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指出环境正义运动是社会和政治不公正在环境领域激起的反应。环境种族主义不仅是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环境正义运动的目标不仅要改善有色人种的生活环境，更要变革以财富和权力为基础的美国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精英模式。促使环境正义运动发展的动力来自工业化和种族不平等，是经济的不平等和种族偏见把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有色人种推向加入环境正义运动。第四，环境主义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争。与种族与阶级问题相联系，贫苦的有色人种信奉和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而主流环境组织更多地是提倡生态中心主义，这也是传统的环境权与人权之间的矛盾。B．R．约翰斯顿在《谁付代价?》中指出，环境正义运动从政治上强调人权，但实践人权可能加重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人口过多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主流环保组织重视环境的内在价值，其保护环境的努力造成了部分穷人生活难以为继，人权遭到损害，因而这两种思想都有片面性。历史告诉环境主义者，以其中任何一种为指导推动环境运动都只能使环境不平等加重。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思维。[24]
环境种族主义史研究是在环境正义运动的推动下不断深化和迅速发展的，但要想继续顺利发展，尚需认真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要建立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明确主要分析工具，种族和阶级在环境问题上的一般理论是什么?与此相应的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二是环境种族主义史是从有色人种的角度考察美国环境史，这是它的新颖之处，但把环境正义运动与主流环境运动、把有色人种的环境观与白人的环境观截然分开就产生了环境问题上的民族分离主义之嫌，也就割裂了有色人种这个部分与美国人这个整体的关系。三是要深入研究有色人种的环境整体论是否能够有助于改变目前“帝国式”环境观造成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改善有色人种恶劣的生活环境。
（三）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
美国史学界在19世纪末就开始零星关注妇女问题，但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妇女史是随1960年代的妇女运动兴起的。一般来说，妇女史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妇女撰写的历史（the study of history by women）；二是关于妇女的历史（women’S history）；三是用女性主义观点撰写的历史（feminististory）。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妇女史是指以女性主义为指导撰写的关于妇女的历史。“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是通过重新发现和肯定妇女价值、提高女性地位、争取两性平等的理论和社会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从强调生理性别（sex）到强调社会性别（gender）的转变。妇女史的研究从重在探讨生育、性、家庭关系以及女性中心主义的“她史”（HerStory）转向反对男女对立、把妇女与阶级、种族联系起来研究的新妇女史。
1970年代兴起的环境史似乎与妇女史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不同领域，但70年代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 orEcofeminism）却把两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是法国女性主义者F．奥波尼在1974年首次提出。它是环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促使两者融合的接榫点是对父权等级制的反对。它认为统治自然和统治女性都是男性中心或霸权（Androcentrism）的结果，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从历史、语言、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父权制以及与此相关的理性、二元论、进步发展观等进行全方位的颠覆，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共生。妇女史开始研究妇女在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少数族裔妇女对草根的环境正义运动的参与和领导作用。环境史则追根溯源，研究历史上的妇女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科学革命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分离等。但真正把二者从理论上整合在一起的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C．麦茜特发表的“性别与环境史”一文。[25]她认为，D．沃斯特提出的生态、生产和认知分析框架，缺少一个性别的维度。只有融人性别分析，才可从男女两性的角度对上述三个概念做出新的解释。当然，这个分析框架还需要加入一个再生产的概念，它不但指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生物性再生产，还指人的社会性再生产。再生产与前三者是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这样，在环境史这一幕全球生态戏剧（Ecodrama）中才能出现不可缺少的女主角，只有男女主角都具备的环境史，才是一出完整的生态戏剧。[26]
生态女性主义史一经诞生，便迅速发展，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人文和社会科学形成强烈震撼，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妇女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K．J．沃伦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出十种联系：历史关系，认为历史上金属工具的发明使女性退出生产的核心位置，同时增加了男人对环境的破坏能力，进而建立起对妇女和自然的父权制。概念关系，认为逻辑结构上的二元和等级关系（理性／情感，思想／身体，文化／自然，人类／自然和男人／妇女）形成了统治关系，出现了压迫性的父权制概念框架。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对妇女的身体和劳动的剥削与对自然的剥削具有相同的性质，因为两者都是不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的非生产性工作，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忽视自然的“更新”和妇女为满足基本营养而进行的工作的“恶性发展”（maldevelopment）。语言关系，认为语言因其能反射出背后的权力而在概念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文化习惯于把妇女等同于动物，而动物低于人，因而动物化的妇女劣于人类，女性化的自然低于从属于男性的文化，语言是维持对女性和自然统治的关键。象征和文学关系，从古希腊神话到现在的大众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妇女和自然之间的隐喻关系，把自然比作阴性的、会生育的母亲，把未开垦的荒地比作处女等。经验性的关系，从一系列妇女被强暴、环境被破坏、吃肉、狩猎、动物试验与妇女处于社会底层、任人宰割等等经验事实中发现妇女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活生生的、可感受到的经验性联系。精神和宗教关系，认为在犹太一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着统治和地位身份的等级金字塔。在关于创世记的叙述中，女性和自然就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认识论关系，它挑战西方传统的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客观、独立、理性的观察者进行客观认识的被动客体进而形成客观知识的观点，认为观察者在等级结构中的社会地位才是理解和评估认识的关键，因而要像先前想象的那样客观认识对自然的统治和对妇女统治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相反，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自然和妇女）都是积极主动的，认识的知识内部存在多种未定的可能性。其中有一种是从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角度来认识妇女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知识。政治关系，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一系列有关妇女和环境健康、反核反战、争取动物权利等行为刺激下产生的草根政治运动，其目标就是解构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重建更可行的正确处理性别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伦理关系，认为生态伦理可以消解把人与自然、男人与妇女、情感与理性、思想与身体对立的二元论，形成使二者联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统治体系的转型。[27]
第二，妇女与自然关系的转型。在古代，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这种关系在某个时候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父权制的对自然和妇女的统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C．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认为，在16、17世纪以前，人们把自身看成是身处其中的有限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自然视为神圣的东西，因而盛行万物有灵论和生殖崇拜。地球的形象是养育者母亲，在希腊传统中是盖娅（Gaia），在基督教中是夏娃（Eve），在尼罗河畔是伊西斯（Isis），但科学革命以后，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大发展，自然有机论（Organicism）逐渐让位于二元论、机械论和征服与统治自然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般都采用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形式。这种世界观不仅在理性主义的故乡欧洲得以确立，还扩展到了全世界，促使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理想向帝国式的征服行为转化。[28]R．艾斯勒在《酒杯和刀刃》中提出另外一种勰释。认为在畜牧业的父权制侵入之前是和平的农业文明。酒杯象征农业社会以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温情关系为特征的合作、和平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刀刃象征具有侵略、暴力倾向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男人统治的社会。刀刃被神话，能取得统治地位者被认为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否则被认为太软弱、有女人气，因而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形成了男性统治女性和自然的父权制。[29]
第三，妇女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殖民者到达北美大陆之前，印第安妇女通过种植玉米与大地相互作用生产了大约85％的食品，殖民地白人妇女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从事田野劳动的机会减少，工资劳动和家内劳动增多。妇女和乡村田园变成了远离工厂和城市污染的理想避难所，同时中产阶级妇女也有足够的时间从事自然的教学研究和荒野漫游，进而积极参与19世纪末开始的自然和资源保护运动。全国有100多万妇女联合行动拯救国家的森林、荒野和野生动物，游说建立国家公园。在进步时期，美国妇女也以教育群众、鼓起公众舆论和确保良好生活条件为目标积极参与改善大众健康和卫生的运动，成立了诸如“纽约妇女市政联盟”、“匹兹堡烟尘消除委员会”等组织，反对把烟尘污染当成是进步和经济成功的象征。[30]另外，美国黑人妇女也在20世纪初相继成立了“萨利斯伯里有色人种妇女市民联盟”和“亚特兰大邻居联合会”等组织，积极要求改善城市黑人的生活条件，为本地的环境卫生、照明、下水道、水源和休闲娱乐场所的改善而请愿。
第四，妇女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分析了各族妇女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不同理念和作用，通过解析女性在1970年代以来的涉及环境的立法中的投票记录，发现妇女因为是母亲而更关注家庭，男性因为是经济生产者而更关注竞争和理性，因此女性比男性对关注环境更有兴趣，尤其是可能影响自己家庭的本地环境质量。[31]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种族的妇女因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所处的地理或城市位置的不同而对环境的看法有所差异。在反对有害废弃物的抗议斗争中，白人妇女开始时强烈信奉用民主解决环境问题，但不久就对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大失所望。黑人妇女对政治制度持怀疑态度，往往把反废弃物的斗争与民权联系起来。土著妇女与黑人妇女一样，对政府缺乏信心，但比其他妇女更多的囿于自己的宗教和社会之内。由此可见，妇女争取环境正义最终会与反对更广泛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的斗争合流。[32]另外，生态女性主义史学家还非常重视妇女领袖在环境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例如L．利尔的《蕾切尔·卡逊：自然的见证人》就从环境主义运动兴起的大背景探讨了卡逊的著述和行动，研究了她见证自然的动力、她在男性世界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她的思想对美国甚至全世界环境运动的影响。[33]
第五，善待地球：前现代环境观与后现代环境观的关系。在前现代的环境观中，由盖娅、夏娃和伊西斯代表的自然是活生生的和真实的，但不应该把自然看得比人类更强大，更不能把自然性别化。在现代环境观中，人类以科技来统治自然，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因而，后现代环境观虽然是对现代环境观的反动和超越，但却不是对前现代环境观的简单回归。应该看到，自然不但有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还是其他生物或无生命物质的家，而且也具有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人类永远通过依赖和利用自然而生存，但也有破坏自然和毁灭自己的能力，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伙伴关系。人类在利用自然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时不能妨碍自然继续存在的自由，男性和女性都应毫无例外地积极参与到善待地球的生态运动中来。[34]
生态女性主义史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并正在向深入发展。但如果继续单纯从女性的角度研究环境史，割裂男女两性在环境史中的关系，必然会使环境女性研究再次边缘化。生态女性主义史需要既重视女性、又能融入整体环境史，既不淹没在整体中、又能平衡两性的新发展。另外，妇女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母性主义（Maternalism），即作为母亲所从事的孕育、培养和保护孩子的工作（Mother-work），也与环境主义密切相关。这两者的关系及其演变，尤其是有关少数族裔妇女的生态母性主义，将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热点。
（四）环境技术史的研究
环境技术史（history of Envirotech）主要研究历史上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是由环境史和技术史交叉而成的。早在1950年代，美国的技术史研究就形成了一个分支学科，但只集中研究技术进步（内史），忽视了技术的广泛社会影响（外史）。新社会史兴起后，技术史研究范围扩大，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零星地包含了环境的内容。L．马克斯1964年出版的《花园里的机器：技术和美国的游牧理想》、M．费舍尔1967年出版的《荒野中的工作间：1830—1860年欧洲人对美国工业化的回应》和J．F．卡森1967年出版的《机器之文明化：1776—1900年的技术和美国共和价值》，虽然都没详细论及技术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但却给后辈学者评估技术的环境影响开辟了道路。1975年，T．P．休斯在《对美国技术的态度正在变化》中强调，美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削弱了公众对技术的关注，先前把技术看成是控制自然的进步力量的积极观点已转向对技术的蔑视，认为它并未创造一个完全有利的人工世界。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也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对技术充满偏见和批判。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和巴里·康芒纳1971年出版的《封闭的循环》都认为技术应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负责。环境史和技术史在接近，但由于都是对技术进行批判而不能真正融合，即双方在批判中接近，但又保持着张力。当美国经过战后的繁荣走向消费社会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生活质量，尤其是环境质量。技术史适应时代需要，利用自己特有的专业技术和洞察力，开始严肃地研究环境问题。环境史也逐渐削弱了“倡议史学”的实用色彩，科学地看待技术进步在环境破坏和保护中的作用。环境史学家A．麦可埃沃指出：“技术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交叉点，也是把人在自然中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区分开来的一个标准。因此，对技术的研究应该服从生态分析。”[35]D．沃斯特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表现，自然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环境史的基本主题。[36]受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委托，美国技术史学会和美国科学史学会1991年联合举行研讨会，讨论学科的开放问题，还邀请了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成员专门讨论了技术与环境的问题。此后，这两个学会相继在自己两年一次的大会上组织关于历史上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专题讨论。1992年，阿克隆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技术与环境系列丛书。1994年《环境史评论》刊出了“技术、污染和环境”专辑，内容包括化工业、饮料业和金属工业的污染以及环境卫生工程和工业健康卫生学的关系等。与此同时，《城市史杂志》也特别集中探讨了技术和环境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1997年7月《技术与文化》杂志发表五篇文章，从工业、输电对景观、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的损害方面探讨了技术与环境的关系。同年，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技术和环境史委员会”，规划了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1999年《商业史评论》邀请环境技术史家C．M．罗森和C．C．赛勒斯编辑了“商业与环境”专辑，主要内容是从生态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商业和公司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出，它与“技术和环境”问题关系密切。这一新兴分支学科不但吸引了知名历史学家的参与，更多的是激起了一些博士生的研究兴趣，纷纷以环境技术史为论文选题。年轻的历史学家也把写作计划迅速调整到这方面来。
环境技术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第一，城市建设技术对环境的恶化和改善。人类在建设城市时，使用技术修建了城市运输系统、供水系统、生产系统，把“第一自然”转化为人工的“第二自然”。人类在用技术开发自然的同时，又排出了污水、垃圾，造成水、大气等污染和环境退化。于是，一方面改善原有的技术、更换燃料；另一面积极开发治理和防止污染的技术。由于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预测，因此，市政官员的技术决策、选择“追溯性技术评估”制度和以现有技术水平为基础的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法规之形成和发展，就成了环境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37]
第二，工业生产中的技术与环境。任何地方的工业都是首先要面对环境的约束和挑战的产业之一。从钢铁业到石化业、从动力供应到初级产品深加工，都要排出工业废水、废气、废烟、甚至粉尘，污染邻近的水源、空气和土地。这些可以通过分析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工业事故和灾难来透视。当环境污染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时，工业企业或迁址，或通过技术改造来降低污染，如化工业中从增加烟囱高度来扩散废气到提高石油利用率和热、气、水的循环再利用。自然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工业技术的选择和改造。例如在大西洋两岸，同样的技术原理会因环境的不同产生出多样化的技术变种。在殖民地时期的北美，来自欧洲的技术发生了转型或渐变。这是北美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布局的结果。[38]
第三，公众健康和职业安全领域的技术与环境问题。环境技术史家认为，从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的环境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的环境关注都不能忽视技术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破坏作用。对于技术的有害影响，人类社会可以通过实施详细的技术评估使之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作为美国工业发展之动力的机器和技术创新产生了致命的矽肺病等职业病，恶化了工人的T作环境，击碎了技术改善和工业增长能自动改善生活的传统神话。即使在家务劳动中，使用表面上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如洗衣机实际上反而加重了家务劳动量。工业疾病对丁人身体的伤害与工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样都要付出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因而也都成了推动当代环境主义运动的重要动力。当然，研究工业健康和安全的工业卫生学的发展，也成了环境技术史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工业卫生学全面分析了不同工业部门对工人健康的危害，它的专业化和发展使其关注范围从工作场所的健康扩大到了环境健康。工人开始从过去那些只注重生产率、不重视新技术对工人健康产生威胁的行业（如采矿、伐木）流向较为安全的行业（如制造业和自领职业）。[39]
第四，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技术和环境问题。这包括农业、林业、采矿业、提取工业以及水资源利用等。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从土地清理、排水、修水塘、扎篱笆、耕种、灌溉、施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动植物培育、引进外来物种到单一栽培，无一不是技术与环境相互作用。在林业发展过程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于使用机器生产，森林被大面积毁坏。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技术的发展，它反而减轻了对森林的压力，促进了对森林的合理利用。在采矿业中，露天开挖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但工程师也开发了许多控制污染的新技术。在提取工业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原来没用的废弃物也变成有用的原料（如低品位矿等），进而逐步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水资源开发中，修水坝、河溪改道调水、修筑灌溉系统和水电站、港口、开采地下水、围湖造田、改良湿地等都需要技术，也都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的根本中断和改变。就连自然景观也难以幸免，为了吸引游客，用技术按人们的欣赏需求改变自然景观。这些研究大多是以某条河流、湿地、海岸、矿场或某个工程项目（如阿拉斯加输油管道）为个案来进行，也有重点讨论政府相关主管机构的，如改良局、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发现其工程师和采用的技术以及对这些技术的态度在形成保护方案时的影响和作用。[40]
第五，技术在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决策原则就是依靠科技进行理性分析和论证。通过技术分析来选择既可以防止或减少污染物、又能控制自然界、清洁已存在的废弃物的“最好、最适用的技术”。在环境技术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和美国环保局。技术评估办公室成立于1972年，在其鼎盛时期，对科学政策、科技教育、食品安全、武器制造、太空探险等都要进行技术评估，试图探索技术的、意想不到的对环境的影响，但在1995年的第104届国会上因预算缩减而被裁掉。美国环保局主要通过建立以技术为基础的环保标准和分配庞大的污染控制费用而对采用和普及多样的环保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试图把环保局升级为部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通过研究这两个机构的历史可以看出，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政府一直都是做出现实的选择，即用技术进步优先推动经济增长。[41]
环境技术史的出现是环境史、技术史相互融合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学者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获得新见解。但还有一些富矿尚需挖掘和开采，如1960年代以来环境立法的发展及其对工业的冲击，各种工业的生命周期及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军事技术和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各种环境标准的建立等。
（五）从“碎化”走向综合的尝试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史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越来越深入，并都呈现出以小见大和跨学科的特色。这给环境史研究走向综合提供了可能性。1980年代，美国史学界看到了“碎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呼吁进行综合研究，这种学术争论在社会上也引起热烈反响，环境史研究也不例外。它不再局限于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这样的狭窄专题中，而是把环境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与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42]。当然，这也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从白人精英运动向社会下层、少数民族等草根民众转化、更多的关注社会正义的必然结果。美国环境史的综合取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国际化。不仅仅研究美国环境史，还重视别的国家的环境史。例如D．R．维纳对前苏联自然保护史的研究揭示了科学家尚能在斯大林高压统治下保持一点自由，苏联的各种自然保护组织努力参与保护政府为进行科学研究和教育而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的历史真相。据此透视了苏联中央和地方、官僚和科学家、利益集团和市民社会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纠正了西方社会科学自冷战以来形成的对苏联的偏见和傲慢。[43]这种比较分析有助于美国环境史学家克服把美国环境史范式当成唯一成熟正确的范式而加以推广的误区，进而开始尝试撰写全球环境史。[44]这些著作以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发展为主线，结合区域性环境问题，并深入探讨造成环境问题的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形成了一个把环境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分析框架。J．R．麦克尼尔的《阳光下的新事物：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地圈到大气圈和水圈分析了全球环境的变化，下编探讨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人口增长、大规模的城市化、能源变化和经济技术的发展以及思想和政治的进步，从而把地球史和人类史结合起来，启发人们从全球所有环境因素的角度去理解人类历史。此书打破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线，以政治或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编史方法，形成了以环境的演变为主线、以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主题的新历史编纂法。这是从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结合了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变的尝试。在这里，人的社会性不但继续受到重视，过去常常被忽略的、人的生物性得以重新发现，历史开始走向“真实”的历史。
二是美国环境史的整体化。美国环境史研究历来重专题和个案研究，但是经过和其他分支学科、特别是新社会史的交叉融合后，环境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地区性和专题性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环境史也是非常需要的。这种综合性环境史并不是区域和专题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既保持环境史的分支学科对环境史的深刻洞察力、又探索一种能完整把握美国环境史的总体面貌的新方法，进而写出既利用新史学研究成果、又探讨重大环境史课题的综合性著作。J．欧皮1998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比起J．M．皮图拉1977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更多地反映了这种新趋势。[45]以1970年的“地球日”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践促使皮图拉写出的环境史更多的是一部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历史。1980年代对城市环境污染和各种环境立法的研究拓宽了作者的视野，人们开始用“环境问题”代替自然资源问题。该书在第二版中取消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利用”一章，增加了“城市环境问题”和“污染的政治学”两章。这反映了环境主义运动追求环境质量、从历史上反思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足以持续保持一个清洁和健康的环境的要求。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环境史研究开始从历史上探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欧皮的著作吸收了环境史研究近40年的重要成果，大大拓宽了叙述范围，以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为主线进行综合创新，既保持了环境史研究多样化的成果和特点，又提炼出了整体研究的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碎化”的缺陷。这部著作出版后被广泛用作教材，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美国环境史教学缺乏具有高度概括性又定义清楚的叙事模式的尴尬，也在一定程度上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关于历史教学和教科书标准”的争论。
第四节 1990年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1990年代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在继续多元化的同时也呈现出综合的趋势。多元化的研究成果为高水平的综合奠定了基础，综合性整体研究为分支学科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两者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研究的地理范围从农村进入城市，研究对象从强势群体（白人中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主流环境保护团体）转向弱势族群（有色人种和妇女及其主导的非主流环境组织）。随着当代环境主义从道德假设转向政治诉求，环境史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也从文化转型改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革。这既是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它与其他学科不断深度融合交叉的结果。
当前环境史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和生态学修正派以及科学哲学的挑战。D．沃斯特和R．怀特都指出，环境史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关怀，对现代社会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是以克莱门特生态学的平衡、稳定、生态系统、顶级等理论为依据的。[46]沃斯特在评W．克罗农的《土地上的变化》一书时还批评他没有很好地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新英格兰的生态变化。[47]但是1980年代以后，生态学发生了范式转变，主导生态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变成了“混乱”、“混沌”、“蝴蝶效应”。这意味着对生态学不确定性的重新发现动摇了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他的道德关怀也变成了无本之木而不值得信赖。D．沃斯特对此做出了反应，认为混沌生态学无助于尊重自然和校正现代社会对它的破坏，相反还会造成环境相对主义。[48]这个回应指出了它的现实后果，但显然没有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回应它对环境史的颠覆。
自T．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科学哲学大发展。它认为科学知识不过是一个社会建构，由于它后面的权力作用使之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自然。环境史学家在批判核科学家等时如获至宝，纷纷用社会结构主义理论分析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但没想到的是生态学也不可能例外，生态学的范式转换也是社会权力作用的结果，也不能反映自然的真实。科学哲学的发展给环境史以巨大冲击，有些环境史学家呼吁建立新的“历史变迁与因果关系”的理论。[49]有些环境史学家借助于人类学家C．格尔茨的解释理论，认为人文科学是追求相对主义而非寻求通则或规律的历史主义。据此可以分出对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复杂性的深度或好（thick orgood）的解释和浅层或不好（thin or bad）的解释。[50]但他只重象征符号、忽略权力关系的理论，也难以解决环境史学家面对的判断和评价问题。
自兰克以来，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一直是客观反映历史真实，但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和知识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却直接攻击和消解这个基石。认为所谓真实不过是对事物的主观体验并通过主观解释而总结出的概念规定性，因而真实除了词语什么都不是，即文本就是一切。而要反映真实更是不可能的，所谓内在感觉和观念与外在事物相符、观察者中立、观察过程可靠都不过是一个预设。实际上事物是不可反映的，任何反映都是反映者出于利益而对事物做出的意在控制的相似判断。这样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是事物失去了内容和价值，冈而研究历史不过是非中立的作者对文本进行不客观的分析，得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所谓历史求真不过是虚妄的幻想，得出的所谓“真理”不过是人们愿意接受语言迷惑的产物。进而言之，“真理”的作用在于证明强者的权力，使弱者感觉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后现代主义对环境史所赖以存在的“认识唯实论”（epistemologicalrealism）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大多数环境史学家的回应是我行我素，表面上不屑一顾，实际上无力同答。对后现代主义挑战做出最详细回应的是W．克罗农。他通过对关于尘暴的不同文本之分析发现，在环境史的叙述中，人类话语比自然更处于核心地位。叙述结构是以开始、中程和结束三段来安排的，在排列历史事件时排除了与自己要写的历史无关的实践和细节，环境史学家因而对所表现的历史事件施加了权力影响。也就是说，环境史研究确实存在着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但他认为，承认历史的多元及其意义的不确定，就会导致环境史学家无法理性选择历史的相对主义。为了调和历史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矛盾，他提出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三个强制性原则，一是环境史不能违反已知的历史事实；二是环境史必须有生态意义；三是环境史必须反映环境史学家所在的集团或群体的意识。他还进而认为，好的环境史不仅是一系列地方的历史、讲述自然的历史，还应该像讲述人的历史的历史那样叙述自然的历史的历史。[51]然而这个调和既未能捍卫传统史学反映外部实在的客观真理的基础，也未能充分反映叙述结构和权力对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尤其是未能正视历史和自然都是我们建构的这一点。总之，后现代主义认为，环境史既不能用生态学整体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破坏，也不能用科学的客观性来反映自然和社会行动。环境史学也不能标榜自己的客观性，不能评判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的不同文本。因此，环境史必须超越基原主义（foundationalism），承认生态学的社会建构属性以及表现过程中权力的作用，不要从真理或谬误的角度，而要从是否可产生我们希望的和我们身后留下的世界的角度去评判不同的叙述。[52]W．克罗农同意后现代主义的大部分观点，但他认为，并非所有的自然都是人的创造，至少还有一部分自然是客观实在、存在于叙述文本之外，因而人和地球、其他造物和过程永远处于对话中。后现代主义理论最终也不能完整描述整个世界，环境史的知识永远是部分的和启发性的，最好的检验就是实证的结果。[53]
环境史认识论方面遇到的挑战无疑是非常严峻的，激烈的争论还在继续。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到底如何尚待继续观察，但对环境史这样一门与当代环境主义运动紧密相关的学科来说，能否应对好挑战，不仅关系到环境史的发展前景，更关系到环境主义运动的方向、甚至我们共有的这个星球的命运。
注释：
[1]关于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区别与联系，可参看M. Williams, “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1 （ 1994 ）, pp.3—21.
[2]参看R．H．布朗著，秦士勉译，《美国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73年。
[3]参看R．内亭，《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田中二郎，《生态人类学》，《民族译丛》，1987年第3期。
[4] B．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收入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9页。
[5] C．Miller ＆ H．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Pittsburg UniversityPress,1997,PP．xiv．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环境史学会”成立于1976年。A Crosby,”The Past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October 1995,P．1188．
[6]柯廷说，“战后几十年，历史学有很大发展，但历史学家数量并未扩大，从历史学家协会分裂出去成立更专业的学会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行动。”P．柯廷，《深度、广度和相关性》，收入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0页。
[7]参看D．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一书的参考书目。
[8]参看R.White,”Historiographical Essay,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aNew Historical Field”,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4,1985,PP 297—335.
[9] L.Rakestraw,”Conservation Historiography:An Assessment”,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41（3）,1972.
[10]C. R. Koppes, “Efficiency, Equity, Esthetics: Shifting Themes in American Conservation”,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1988. PP.23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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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无视环境破坏，极力扩大生产；下层劳工为了确保就业机会，反对在自己从事的产业中实行严格的环保政策。表面上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在反对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上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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