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内容摘要】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关键词】先秦；水灾；赈济
【作者简介】程天宝，男，河南信阳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教授。
水是生命之源，滋润着万物的生长。但洪水泛滥成灾，给人类的生存和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威胁和灾难。故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云：“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尤其是在先秦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人们的防灾、抗灾能力和自我救助的能力相当脆弱，水灾危害更是严重，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严重损失。这就需要在水灾发生后向受灾群众提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赈济，以安定百姓，保存民力，稳定社会秩序。
一、先秦时期水灾的时空分布及特点
关于水灾，《左传·桓公元年》曰：“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公羊传·桓公元年》曰：“何以书，记灾也。”即在文献中之所以记载，是因为水量过大构成灾患，故书之。我国人民认识自然灾害，首先是从认识水灾开始的。
关于先秦时期水灾发生的状况，我们可将之分为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水灾又各具特色。
关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水灾发生情况，我们从一些神话传说中可略见一斑，如：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1]（《冥览训》）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2]（《尧典》）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3]（《滕文公上》）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4]（《夏本纪》）
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远古时期水灾发生的一个侧面。第一段说的是传说中“女娲补天”的故事，吕振羽先生认为：“这也能反映出因气候转为炎热，致冰河融解，火山爆发的一些往古情形来。”[5]其他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末期帝尧时洪水发生的情况，这在多个先秦文献中都有记载，恐怕当时确有其事，不能完全视为无稽之谈。
直到大禹之时，洪水仍然持续不断，这在文献当中也多有记载。如：
禹之时，天下大水，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1]（《齐俗训》）
禹有九年之水。[6]（《食货志》）
夏、商二代的水灾由于缺乏确切的文献记载，其发生状况尚无法考证。西周时期黄河流域处于相对干旱的状态，水灾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见于文献的只有《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一次：“（孝王）七年冬，大雨电，江、汉水。”
春秋战国时期的水灾，金双秋先生在其《中国民政史》中的统计为15次，这可能不包括因雨成灾，如果将大雨成灾包括进去，则应为18次。这在《左传》、《国语》、《古本竹书纪年》、《晏子春秋》、《史记》等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其中《左传》中记载的有12次，分别发生在隐公九年，桓公元年、十三年，庄公六年、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僖公三年，宣公十年，成公五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十九年。《国语·周语下》记载1次：“（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有三次：“晋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击。”“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魏襄王十年，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郛。”《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1次：“（齐）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史记·秦始皇本纪》1次：“（秦王嬴政八年），河鱼大上。”索隐曰：“谓河水溢，鱼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
从水灾发生的时间来说，我们可从《左传》的记载作一简单分析。《左传》中所记载的这12次水灾，除鲁隐公九年这次发生在三月，鲁昭公十九年的“郑大水”没有说明具体的季节外，其他10次，8次发生在秋季。周代是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故秋季其实是农历的夏季中后期或秋初，说明夏季中后期和秋初为洪水的多发季节，这和我们今天水灾发生的时间和季节是一致的。
二、着眼灾前预防，减少灾害的发生及危害
邓云特先生认为：“历代救荒议论中，具有积极性质的，约有两种：一为改良社会条件的理论，一为改良自然条件的理论。”[7]改良社会条件的措施主要有重农和仓储两个方面，改良自然条件的措施主要有兴修水利和林垦等方面。
（一）重农思想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储备，是解决包括水灾在内的灾荒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和根本措施。
重视农业生产，以加强对水旱等灾害的防治，是先秦时期政治家的一致主张，“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8]。篇曰：“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水旱不至哉！然无冻饥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其生财密也。”在上古圣王时期，也发生过水旱灾害，但百姓能免于饥寒，主要原因就是圣王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从而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以应对灾荒。《管子·治国》篇曰：“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对农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是“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只有首先消除包括水害在内的“五害”，民众才可以得到较好的治理，“故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9]。通过加强农业生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可以较好地抵御水灾等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害，“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10]。
（二）储粮备荒
农业生产因受时间、气候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再加上频繁的战争等人为祸患，丰歉很难预料。同时，还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极差，一旦遇到灾荒歉收，就会饥馑荐臻，缺衣少食。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储粮备荒的思想和主张便应运而生。
《礼记·王制》提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在正常的年份，国家每年要储存三分之一的粮食，三年就可存一年之粮，九年就可存三年之粮，事先有所积蓄，就能较好地应付各种变故，即使出现大的水旱灾害，人民也不至于受饥馑之苦，社会经济得以正常的运行。
先秦时期的其他思想家和文献也都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曰：“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墨子·兼爱下》引用古《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管子·山权数》提出“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这样即使发生“凶旱水涝”，“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这些材料虽出处不同，但基本思想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储粮备荒的思想。
（三）兴修水利
加强水利建设，趋利避害，对人类的生息和繁衍、对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改良自然条件、有效抵御水灾的积极预防手段。
西周时期，我国已出现了系统的水利灌溉组织。《诗经·小雅·白华》中说：“池北流，浸彼稻田。”“池”就是一个引水灌溉稻田的水利设施。《礼记·月令》提出，每年三月，在春耕农忙之前，国君要派人“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及时做好水利设施的整修工作。每年七月，正值雨水多发季节，要“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防止秋涝对农田构成危害。
在先秦思想家们的思想主张当中，也多提到要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防止水旱灾害的发生。荀子提出，“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司空之事也”[10]。
关于兴修水利的思想，以《管子》一书的叙述最为详尽。它说：“五害之属，水最为大。”“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10]水灾为五害之首，消除五害，首先从治水开始。只有兴修水利，防患于未然，才是消弭灾害的治本之策和兴农富国的根本大计。因此它说：“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10]在《五辅篇》中，还把“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列为所兴“六德”之一。
（四）植树造林
森林可以调节气候，影响水旱灾害的发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人民对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就有所了解。周定王时单襄公指出：“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11]
当时开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都大力提倡种植树木，保护森林。《荀子·王制》提出：“养六畜，间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负责、督促种树是“乡师”的工作职责之一。《管子·五辅》也提出：“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地员》又提出：“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杨，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数大，条直以长。”在丘陵、山地、平原地区，根据不同的土质、地形而种植不同的树木。
为保护森林，强烈要求按时令砍伐树木，反对无节制的滥采滥伐。《逸周书·文传解》中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不到时节不能随意砍伐，以使林木生长得更加茂盛。《管子·八观》提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只有按时封禁与砍伐，自然资源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对于滥采滥伐带来的严重后果，时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管子·七臣七主》曰：“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飘屋折树，火暴焚地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蟆，山多虫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这些反常气候和灾难，完全是由于人们滥伐森林、破坏生态环境所造成的。
三、加强灾后赈济，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
由于水灾的发生，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在灾害发生后，要加强对灾民的赈济，帮助灾民渡过难关。相对于积极的防灾救灾思想来说，这些都是临时的治标之策。
（一）祈天禳灾
在先秦时期，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愚昧无知，人们对自然界中种种灾害束手无策，又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人们无法克服对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的恐惧，于是便崇拜一种超自然的异己力量———至高无上的神,叫做“帝”或“上帝”。这个“帝”或“上帝”足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的吉凶。它不仅赐给人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给人们带来了水旱等自然灾害。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理和忧患意识的存在，使人们产生了祈天禳灾的思想。
最高统治者平时就要举行一定的仪式祭祀天地和各种神灵，以求得它们的佑护。“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崇之”[12]。在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节气，都要举行祭祀仪式。《周礼·春官》设有“保障氏”一职：“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象。”如有水灾等灾荒征兆则早作准备。
（二）散粟赈民
散粟赈民是我国古代最常见的灾后赈济主张和措施之一。对于因水灾或其他原因导致缺衣少食、生活难以为继的饥民，国家或社会要无偿地赈以粮食、衣服或金钱。《管子·入国》篇提出：“岁凶庸……散仓粟以食之。”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五》记载，齐景公时，连绵的大雨下了整整十七天，“坏宝（室）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敝撤无走，四顾无告”。齐相晏婴先是拿出自己家的粮食赈济灾民，然后向齐景公力陈百姓之惨状，终于说服齐景公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奉齐国之粟米财货，委之百姓”。这次行动，共赈济“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钟，薪万三千乘；坏宝（室）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
《管子·小问》也提出：“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粜贷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
（三）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是一种让灾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的有偿赈济方式。通常的做法是由政府组织工役，招募灾民进行建设，这既帮助灾民度过灾荒，又发展了生产，调剂了国民经济，是一种公私两利、两全其美的赈济办法。
在先秦时期，以工代赈最典型和最成功的实践是《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六》的一段记载：
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粟，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吏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趋。三年台成而民振，故上说乎游，民足乎食。
这说的是在齐景公之时，齐国求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但景公不同意。晏婴就借景公修筑路台之机，将计就计，故意提高佣酬，延长道路，延缓工期，结果既建成了高台，又使百姓得到救助。因此人们称赞晏子说：“政则晏子欲发粟与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则依物而偶于政。”
在先秦文献中，《管子》也比较早地提出了以工代赈的思想。《管子·侈靡》认为：“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与其给他们粮食，不如不让他们失业。“若岁凶旱水，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筴也。”[9]（《乘马数》）在水灾等灾荒期间，国家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台榭，并非为了享乐，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灾民就业的机会，并且首先要雇佣那些连猪狗都养不起的极度贫困者，使他们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来源，得以养家糊口。
（四）平籴救荒
平籴是历代统治者最常用的备荒赈灾手段。关于“平籴”思想，以李悝的主张最具代表性，这在《汉书·食货志》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述：
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按李悝的核算，正常年份平均亩产为一石半，超过这一标准就是丰收，反之就是歉收。在丰收的年份，国家按一定的价格向农民收购余粮以为储备，不致粮价暴跌。荒年再按一定的价格出售存粮，以丰补歉，保持粮价稳定，由此做到“取有余，补不足”。在遇到水旱饥馑时也能做到“不贵而民不散”。
总之，在先秦时期，基于水灾频繁发生这一社会现实，我国已形成了一系列灾前预防和灾后赈济的思想。它使灾民得到了及时的赈济。对缓和灾情，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发展
到了一定的作用，且对后世历代中国的赈济制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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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章诗同．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1]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来源：原刊《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转自中国灾荒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