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国内粟特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粟特人的研究，特别是粟特人进入中国的研究在不断进步。从1999年开始，以虞弘墓的发现为肇始，随之而来的是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这一系列重大发现推动了栗特研究的深入。这些墓葬的发现也吸引了全世界从事粟特研究工作的学者，但由于条件限制，笔者不能穷尽近十年来国外学者的论著，只能就国内的研究成果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在笔者之前，有关粟特研究部分成果的综述有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程越《国内粟特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9期）、陈海涛《敦煌粟特问题国内外研究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纵观以上几篇综述最新的也是在2000年，虽然陈海涛在2006年出版的《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一书的序言部分对粟特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但还是不够全面。近十年来国内粟特研究成果论著颇丰，现将其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专题：

　　一、粟特本土历史研究

　　粟特本土历史的通史性著作主要有：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法·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耿舁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l5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前两部著作相对后两部著作来说对中亚的历史叙述较为系统，虽然不是专门针对粟特地区的，但是对粟特整体历史及其与波斯、希腊、突厥及阿拉伯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定的介绍，有助于对粟特历史的整体了解。后两部著作比较集中地讨论人华粟特人，在书的第一部分也对粟特本土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

　　粟特民族族源问题。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五章第一节关于“粟特”的辨析，对粟特、康居、康国、俄粟特四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梳理，并就四者相互混淆的原因作出分析。许序雅《粟特、粟特人与九姓胡考辨》（《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认为不应把“昭武九姓”与“粟特人”等同，当代学者所论魏晋至唐来华“粟特人”，多认为粟特人由中亚月氏人和粟特人两种人所构成。陈海涛《昭武九姓族源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和《康居与康国关系考——兼论昭武诸国的起源》（《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粟特民族是一支具有悠久历史的独立民族，与黄文弼、王素、陈国灿、熊义民等学者认为粟特民族同中文史籍所记载的大月氏有一定渊源关系的观点相左。王慧慧《昭武九姓族源与居延汉简中姓氏的关系》（《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也认为粟特人与昭武九姓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并且认可传统史书中关于昭武九姓与月氏有族源上的联系之说。

　　“泛粟特”问题。尹勇《唐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族属再研究——兼论“泛粟特”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认为该族是回鹘药罗葛氏后裔。关于中唐时代河朔地区“胡势”强盛时这一族冒改粟特姓氏，寇克红《建康史氏考略》（《社科纵横》2008年第l0期）认为建康史氏中有粟特史姓迁居的。

　　二、栗特文文献及出土墓志研究

　　对于近年来国内出土的一些粟特文的资料，学者们根据国外学者的翻译成果分别作了研究，柳洪亮《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了吉田丰的《粟特文考释》以及吉田丰对柏孜克里克摩尼教粟特文书信的格式所做的研究，吉田丰认为其书信格式一方面与《古代书简》（4世纪初）和穆格山文书（8世纪初）相似，另一方面与同时代的回鹘文书信又有相同之处。[美]安妮特·L·朱莉安娜著、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Ⅱ号）》（《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期）两篇文章均提供了粟特文古信札的汉译版。马小鹤《摩尼教“五种大”新考》（《史林》2009年第3期）据粟特文文书Ml78对摩尼教教义作了研究。《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版）收录的马小鹤《粟特文tinpi”（肉身）考》据1981年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65号窟废墟中发现的三件粟特文文书对摩尼教的身体观进行研究。

　　石刻史料尤其是墓志铭是研究粟特人历史的重要依据，特别是近年来发现粟特人墓并出土了大量的关于粟特人的墓志，陕西省考古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报告了墓葬结构，墓内壁画，墓壁石刻和随葬品。此外尚有郭桂豪《（唐车营十将安士和墓志铭）考释》（《留学生论文选刊》2009年第4期），程林泉、张翔宇、山下将司《北周康业墓志考略》（《文物》2008年第6期），毛阳光《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2期）、《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呼啸《新征集唐（罗州价墓志）志主的胡人身份浅析》（《文博》2010年第3期）、《石刻上的粟特人》（《文明》2004年第8期），麦超美《从（隋虞弘墓志）看府兵制度的发展》（《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l期）。

　　三、粟特人入华聚落研究

　　粟特人人华后，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聚落，在唐代更为明显，也成为粟特研究的焦点之一，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一部分由《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四篇论文构成。前两篇论证粟特人人华及其分布地区，后两篇论述入华粟特人的生存方式——分散与聚居。《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版）收录了他关于粟特聚落研究的最新论文。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集中分析了唐代入华粟特人类别（民族迁徙导致的移民，粟特商人、技艺人、胡姬等，粟特使节和贵族），入华阶段（隋唐之际以部落形式、初盛唐时期伴随着突厥的兴亡、中唐时期依靠回纥势力）和入华原因（商业利益的驱使，唐代社会的繁荣和开放环境，突厥、唐朝和阿拉伯对粟特本土的统治，唐朝与突厥、回纥的关系密切）。在其书第三章中还将唐代人华粟特人聚落以其性质作了分类，即皈化型、部落型和商业型。李树辉《唐代粟特人移民聚落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从宗教因素分析了粟特人人华原因，认为九姓胡的频繁入贡和当时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即阿拉伯帝国的东向扩张密切相关，席卷粟特人城邦的“圣战”浪潮，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和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东传的原因。

　　长安。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根据西安等地出土的墓志碑铭及文献史料列举了100多位旅居隋唐长安的中亚诸国人及其后裔，但其聚居地却集中于长安西北隅，作者认为这与他们聚族而居的习俗有很大的关系。通过分析他们在姓氏、婚姻、丧葬、宗教、习文儒等方面的汉化表现，揭示出其汉化的特征及其原因。此外还有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及《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温翠芳《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王安萍《浅析唐代长安的昭武九姓的婚姻类型》（《消费导刊}2010年第5期），毕波《隋唐长安坊市胡人考析》（《丝绸之路}2010年第24期）。这几篇文章主要将长安的粟特人社会生活作了论述。另外，蔡鸿生《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葛承雍《曹野那姬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三篇文章均对唐代史书上一带而过的“曹野那姬”进行了考证，前两篇主要从其母系血统胡貌考察，而葛承雍则从生日忌讳这一角度来分析其名字来源背景，并指出其可能为中亚西域曹国进献的胡玄女。

　　六胡州。穆渭生《唐代设置六胡州的地理考察》（《唐都学刊}2007年第3期）、艾冲《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的探索》（《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其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几篇文章从设置原因、六胡州粟特人行政建制的沿革、六胡州的性质几方面对唐代六胡州地区的粟特人聚落加以探讨。李丹捷《唐代六胡州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对近些年来的唐代“六胡州”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陈伟《中古胡系民族之流动——对公元5—10世纪宁夏区域粟特人的历史考察》（《亚洲研究}2010年第5期）通过对单个粟特人聚落的历史叙述，探讨原州、灵州、鲁州三地粟特人之间的互动。

　　敦煌、吐鲁番及其他地区：陈海涛《从胡商到编民——吐鲁番文书所见麴氏高昌时期的粟特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2002年）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对吐鲁番地区粟特人聚落形成的原因及麴氏高昌时期的粟特人状况进行了讨论。乜小红《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对唐西州奴婢买卖“市券”的渊源进行了探索。董永强《唐代西州家庭中的胡奴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具体论述胡奴婢在唐代家庭中的角色以及作用。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l期）从敦煌粟特曹姓的来源、粟特人担任归义军要职的情况、曹氏与回鹘于阗的联姻、粟特人在曹氏政权中的地位等方面论证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a年第l期）从大量的敦煌文书、洞窟题记及传世文献、碑志石刻中检视了汉宋间敦煌地区所有曹姓人物，经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五代宋初节度使曹议金家族是粟特族人。而李并成、解梅《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果为粟特后裔吗——与荣新江、冯培红先生商榷》（《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则提出相左意见。董华锋《汉唐吐鲁番康氏述论》（《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郑炳林、徐晓丽《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粟特妇女生活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粟特妇女的生活及其社会活动进行论述，认为这对当时敦煌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赵晓星、寇甲《西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史姓》（《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对敦煌地区史姓的族源、彻底融人汉族社会的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谢建忠《试探岑参诗中的西域胡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l l期）认为岑参诗中的西域胡人属于粟特昭武九姓、葛逻禄和突骑施等。荣新江《唐代北庭都护府与丝绸之路》（《文史知识）2010年第2期）认为历史上北庭的粟特人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宗正《历史上的北庭人》（《文史知识》2010年第2期）对北庭地区的各个民族包括粟特人的生活方式作了简要概述。毛阳光《北朝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寻根）2006年第2期）对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包括粟特人的文化、社会生活等作了简要论述。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5期）对陈寅恪推测《莺莺传》中的主角崔莺莺原型是与酒家胡有关的中亚粟特种族女子这一说法补充了新证。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分析得出汉唐时代粟特人不仅已经活动在青藏高原，而且通过具有重要交通意义的“青海道”与中国西南地区可能很早就有商贸交往。王晓辉《安史之乱前入华粟特人在西域河西的农牧业生产》（《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l期）、《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与农牧业》（《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5期）对聚居在河西走廊和从西域到营州一带的粟特移民的农牧业生产活动及其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l期）论述了唐代活动在北方草原的原出粟特地区的“杂胡”在文化上所受到的突厥等内亚游牧民族的影响。

　　四、粟特人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粟特人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巴托尔德将其与腓尼基人相提并论。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的荣新江《从撒马尔罕到长安中古（3—8世纪）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是对粟特城邦国家、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聚落组织、宗教习俗的全面描述。荣新江《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版）对粟特人的商队以及贸易活动都有专门的论述，并探讨了人华粟特人的宗教与艺术。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版）通过考察粟特移民的四处迁徙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的活动，揭示了该民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林英《唐代拂蒜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版）讲述了“九姓胡与唐代中原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通过考察九姓胡对这些仿制品的使用，认为由此可以感受到粟特社会对拜占庭文明的推崇，这和拜占庭文明在欧亚大陆文明格局中的地位是相符的，所以拜占庭Solidus（索里得，拜占庭金币）才成为九姓胡财富与身份的象征物。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的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罗丰《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析》（《文物》2005年第3期），陈海涛、刘惠琴《古代中亚商业民族粟特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文献》2001年第2期），李瑞哲《试论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以及中原王朝对待胡商的态度》（《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活动特点分析》（《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殷晴《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等揭示了西州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地位。荒川正晴著，陈海涛译，杨富学校《唐帝国和粟特人的交易活动》（《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主要利用吐鲁番文书资料对粟特商人在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中所起的作用、粟特商人进入唐帝国的实际状况、粟特商人的活动范围、粟特商人在唐帝国的身份地位以及唐朝政府对外来粟特商人的政策等进行了考察。罗丰《关于西安东郊唐墓所出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的讨论》（《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3期）认为该墓出土的金币很可能是当时的中亚商团在贸易时带到中国首都长安来的。陈海涛《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意义》（《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l期）认为商业活动是中西交流的动力和基础，主要体现在：异域文化的东传；中原文化的西传；促进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促进了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东迁及汉化。

　　栗特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粟特人的“汉化”以及中古时期唐代社会表现出的“胡风”，但这二者是相互交错进行的，最明显的是体现在生活方式及艺术表现形式。巫鸿《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指出，因为国家分裂而形成文化传播的新模式，更多的是通过边地和中心区，本土与外域多元文化问的互动。这种互动极大地影响了各种艺术和视觉形式。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主要以新发掘的粟特人墓葬及出土材料为中心，着重评价了袄教艺术史研究对粟特历史文化及丝绸之路研究的贡献。荣新江、李孝聪《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的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比了自北朝至隋唐各地出土的胡商俑形制的变化，精美的图片展示了各个时期的“主要胡商种族及特征、贸易活动、生活细节等”，为研究胡商在华活动提供了更多依据。

　　粟特人“汉化”巫鸿《华化与复古房形椁的启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认为房形椁这种葬具在北朝时期的复兴可以看成当时外来移民“华化”的结果。沙武田《敦煌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通过对敦煌石窟中粟特供养像的考察，探讨了敦煌中古时期，作为外来移民群体的九姓胡人对敦煌石窟营建的贡献。王素清《从粟特古币看中国古文化》（《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4期）论述了唐代文化对粟特古币铸造的影响。陈海涛、刘惠琴《从通婚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陈海涛《从葬俗的变化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文博}2001年第3期），荣新江《四海为家——粟特首领墓葬所见粟特人的多元文化》（《上海文博论丛》2004年第4期），陈海涛、刘惠琴《唐代人仕粟特人的汉化进程》（《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林悟殊《西安北周安伽墓葬式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l期），侯世新《西域粟特胡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尚》（《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等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出土文献史料以及典型文物图案等，探讨了粟特人在西域的社会活动、文化风尚、宗教信仰等问题，论证了粟特胡人这一特殊群体在西域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唐代社会体现的“胡风”：葛承雍《“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及《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狮形象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对于出土文物中的胡人形象及胡风形制作出分析。张志忠《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文物世界}2005年第6期），任江《初论西安唐墓出土的粟特人胡俑》（《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认为西安出土的尖帽胡俑、剪发束带胡俑的原型是粟特人。尹夏清《北周史君墓石墓门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指出石墓门是北周来华萨保所采用的，在这一点上来华的粟特人都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在纹样装饰中则各有不同。赵玉平《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粟特文化因素解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4期），邵明杰、赵玉平《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新探——兼论唐宋之际祆教文化形态的蜕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认为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表现了《妙法莲花经》“序品”中的“雩雨”场景。用图像学的方法分析其中胡服、胡舞、胡乐、胡塔及“衔绶鸟”图案所蕴含的粟特（祆教）文化信息。路志峻《“筋斗”一词考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认为“筋斗”源于“金斗”，典故出自《战国策·燕策》。从语言的视角，“筋斗”一词源自于伊朗语汇，透视出粟特文化的遗踪。此外还有郭萍《从克孜尔石窟壁画看龟兹地区粟特艺术的传播》（《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阿朝东《从青海出土文物浅析隋唐时期联珠纹饰的盛行及衰微》（《文博}2010年第3期），朱利民、白月梅《大唐：一个文化上开放勃发的朝代——唐代乐舞壁画的文化诠释》（《人文杂志》2001年第2期），高启安《敦煌人的饮食胡风》（《寻根》2000年第4期），胡国强《河南三门峡地区胡人灯俑》（《中原文物}2008年第4期）。

　　五、民族关系

　　粟特与回鹘。邵明杰《论入华粟特人流向的完整线索及最终归宿——基于粟特人“回鹘化”所作的考察》（《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l期）认为，安史之乱后，由于丝绸之路为吐蕃所阻，众多人华粟特人转而以摩尼教徒的身份进入回鹘汗国，并藉草原丝路开展东西方贸易，开始了“回鹘化”的进程。9世纪中叶及11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及甘州回鹘的“汉化”过程中，也裹杂了众多“回鹘化”的粟特人。而对于最终融于维吾尔族的粟特人而言，“回鹘化”也是其重要阶段。魏斌《新疆发现“汉一回纥双体文开元通宝”钱》（《帕米尔}2005年第l期）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回纥民族地方政权与唐王朝之间的依附关系。

　　粟特与吐蕃。杨铭《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对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进入西域以后与粟特的关系及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作了梳理。杨清凡《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上、下，《西藏研究》2001年第3、4期）集中对吐蕃服饰中一种较典型的风格——萨珊风格织物和圆领直襟或三角形翻领对襟（或斜襟左衽）束腰长袍的探讨，论述了其问体现的文化交流因素以及此服饰风格在藏区流行的时间段。  

　　六、宗教信仰

　　粟特民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的特点，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信仰在不同时期的粟特民族中都有一定的体现。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收录的毕波的《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化》根据文物考古、碑刻、文献资料论述了旅居中国的粟特并非仅信仰从故土带来的祆教，还信仰在粟特本土即有的摩尼教、景教和佛教，甚至中国的禅宗。

　　袄教。学术界有关于“萨宝”的争论，在其为祆教首领，还是商队首领，或是行政首领的问题上，芮传明《萨宝的新认识》（《史林》2000年第3期）与之前的文章相比是从总体趋势上逐渐由过去所认为的“教职”向“俗职”转变。苏航《北朝末期的萨宝品味》（《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将石刻史料中萨保任官的资料与北朝末年的官品制度及其他部族首领的任官情况加以对比，分别对北周、北齐的萨保品位进行了考察，提出这一时期的萨保品位大致相当于县级长官。赵玉平《敦煌壁画“雨中耕作图”与唐五代赛祆祈雨活动》（《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认为“赛祆祈雨”已经由宗教活动蜕变成了文化形态。林梅村《高昌火祆教遗迹考》（《文物}2006年第7期）认为胜金口出土火祆教泥塑像的塔形建筑可能是火祆教神庙内放置神火的祭坛。滕磊《关于在华祆祠的几点认识》（《敦煌研究》2006年第5期）指出，中国境内的祆祠位置大多在城、街区的东部和西部；不管是建筑形制、布局，还是用材等均沿袭了当地的传统风格，部分建筑装饰具有异域风格。祠内奉祀圣火、袄神（神龛、素书形象等），供养犬神。祆祠由萨宝、萨宝府领导，祆正、袄主等进行日常管理。解梅《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赛祆仪式考》（《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唐五代敦煌的祆教文化》（《社科纵横}2007年第l2期），李进新《祆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地域特点》（《西域研究}2007年第l期）指出新疆直到现在还保存有一些祆教色彩的遗俗如“诺鲁孜节”。黎国韬《二郎神之祆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主要论证了二郎神出自四川，其形成与流行于四川与祆教神有关。

　　摩尼教。阿依先《从古迹看新疆摩尼教》（《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4期）、周耀明《从信仰摩尼教看漠北回纥与粟特人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张美华《漠北回鹘的摩尼教信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三篇文章均指出，回纥人信仰摩尼教是受粟特人直接影响的。

　　佛教。菅谷文则《鉴真弟子安如宝与唐招提寺药师佛像的埋钱》（《扬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认为在药师如来立像的手掌中发现三枚铜钱的现象，证明了在佛像手掌中埋纳铜钱的这一做法与粟特人的习俗密切相关。崔峰《粟特文化对北齐佛教艺术的影响》（《甘肃高师学报》2008年第6期）认为北齐造像新样式与西域粟特画风的传人是密切相关的。

　　景教。罗熠《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认为，《经幢记》中记录的移居洛阳的一个安国景教家族，证实8—9世纪景教已经在中亚地区具有相当的基础，移居唐朝的粟特人中不仅确有信仰景教者，而且东都洛阳的景教领袖全部是粟特人。

　　回顾近十年来关于粟特研究的成果，首先，学者们充分利用了新出土的文献、石刻史料等，一方面补充了国内学者对粟特本土历史变迁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着重对入华粟特人的各个聚落的生活方式及其与周围汉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作出深入分析；其次，在粟特人与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诸如贸易往来、艺术传播、文化传承等方面成果卓著；第三，粟特人的宗教信仰问题上，以“萨保”为切入点，学者们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人华粟特人的祆教信仰以及其在中国的流变。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一，在入华粟特人社会生活方面，婚姻形式的演变，粟特人聚落内外婚姻的比较等方面有待深入；第二，没有专门的论著研究入华粟特女性的社会生活；第三，对于粟特人在人居城市的居住形态的研究；第四，粟特商队的贸易网络运作流程；第五，以区域社会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入华粟特人的社会变迁等，都有待学者们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00）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