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结构的戏剧性呈现——评《全球视野下的西方文明史》
【作者简介】詹丹，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一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邮编：200234）
历史叙述的戏剧性，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转折和突变，也表现在空间、结构上的对照与渗透。这种结构的、空间的戏剧意味，在美国史学家谢尔曼和索尔兹伯里合著的《西方文明史》(第二版)中，有相当的自觉。[1]
在前言中，作者直接亮出了撰写这部历史教科书的五大目标以及达成方式。这其中，所设定的历史叙述的戏剧性和趣味性目标，虽被作者视为对历史文明的从古到今的演变，是艺术想象与科学事实的有机融合，但这样一种历时性呈现，就像一部传统情节剧的发生与展开、高潮与落幕那样理所当然，不觉新鲜。倒是作者举出的其他叙述目标，比如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复杂关系、社会学的综合视野、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聚焦、个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女性生活)以及真切感受在历史全景中的意义，这一切，都以历史叙述的名义，被植人到一个空间性的结构框架中。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戏剧性不仅仅是指历史事件的扣人心弦，同时也必然是基于叙述立场的戏剧性意识，在全书的材料选择、结构编排乃至叙述方式中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张力。[2]
中译本把原“西方文明史”这一标题用“全球视野下的”加以修饰，也是从被开拓的空间维度。来确认该书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一全球空间意识的开拓，主要不在于确立一个均质化的统一世界，而是在充分揭示空间差异化的同时，把基于差异而产生的联系与对峙、分裂与协调，——呈现出来。
一、空间、差异与戏剧张力
首先，就历史叙述的文本来说，空间结构的戏剧关系，体现于材料的组合及其呈现方式。该著作英文辅题原有一个“中等幅度叙事”的提示(A Mid—Length Narrative History)。所谓“中等”，不是对宏大与细节的舍弃，而恰恰是把宏大与细节整合于同一空间的戏剧性呈现，以求“允执其中”的平衡效果。就像该著作的历史年表，包括了“大事件”和“细节呈现”的两方面平衡。而每章插入的“全球联系”与“传记”两篇短文，也显示了对一个非均质化历史世界不同取向的充分展示。此外，该书体例介绍在“结构性和覆盖面”标题下，所提及的“政治和社会史”、“艺术和文化”以及“科学和医学”的一种整合叙述方式，其实也是从社会结构的横断面，显示“执中”的平衡感。但这种平衡，当然也以差异为基本前提。
平衡各种差异所获得的戏剧性不仅仅是材料的组合，还有对材料的呈现方式。当历史学家的综合叙述成为全书主体叙述语调时，结合历史文献片断，使不同语调的差异获得了戏剧性，而当历史文献互有照应时，又把那种复调式叙事的戏剧性大大强化了。
第15章“争夺权力和财富：旧制度，1715—1789年”，正如标题所提示的，呈现的是旧制度给变迁的社会阶层带来的制约性。而这种流动和制约造成的戏剧性张力，既是题材意义上的，比如中产阶级的上升、贵族与奴隶的对峙、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变迁以及精英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的分野与互动等；也是叙述方式上的，如作为史学家的综合叙述与各种历史当事人话语的有机结合。引言从18世纪法国一个观察家的话开始：“一个理性的人只要得到与他的条件(社会等级)相适应的必需之物，就会永远生活在快乐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他得到法律的保护，就能和父辈一样生活。”这里，恰恰是放在括号里的“社会等级”一词，把有关这一章的社会等级的主旨问题提示了出来。在正文中，当其叙述的主体部分涉及叶卡捷琳娜统治下的俄国时，所提及的农奴问题，与“文献”部分附录的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片断相呼应。但拉吉舍夫毕竟是作为旁观者对农奴悲惨生活加以揭露的，所以在第19章“文献”部分，附录“一个农奴对俄罗斯《废除农奴声明》的反应”，出自农奴心理对解放的喜悦，这一话语角度的转换，把关于农奴遭遇的历史叙述层层深入，引向一个更幽深的心理戏剧的空间。这种展示心理空间的历史意义，恰如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所说的“我们所说的‘想象’，绝不仅仅是一些包藏着真实目标的语言形象，想象本身就证明它有强大的主观动机，它在历史的能动性方面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就如我们在清教历史上一再看到的那样。它表明人们如何爱、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语言结构中保存了某些价值观念”。[3]
其次，空间差异带来的戏剧性，不仅仅因为文字，更有图像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在前言中曾明示：“在本书中，物质文化和艺术的实例起到了远远超过美化外观的作用。”几乎每一幅艺术图像及地图，其题旨都深入到文本主体文字的内在肌理。不少图像是通过空间性的两两对照，让读者对题旨有直观的把握。例如第19章，美国南北战争前期南北社会的两种状况，是通过关于北方工厂与南方种植园的两幅图画来对照的。甚至在色调上，黑白版画反映的北方工厂之冷峻与彩色画表现的南方种植园之温暖，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种历史文明进程具有反讽基调的戏剧性。[4]
当然，图像之间的搭配作为一种空间差异的关系毕竟是外在的，只有在图像内部，只有当图像的空间关系层次分明、戏剧张力得以充分呈现时，其对题旨才有更本质的切人。对此，作者常常借助于正文或者图注所作的说明，予以要言不烦地揭示。
例如第17章，作者选人的一幅关于工业城市曼彻斯特1851年的状况，是把城市林立的烟囱置于远景，而前景则是树木葱茏和湖泊环绕的乡村。作者认为，这种环境的对比，也暗含着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的生活状况的对比。再如第20章，英国画家摩尔根以《人民的一员》，画了政治家格莱斯顿与大众同坐一辆廉价的公共马车。不过，作者说，虽然马车上男女“都穿着得体，但不属于英国富有的精英阶层(精英们仍然乘坐从后窗可看见的那种小马车)”，其对图画内部空间关系如此敏锐，在第21章的图注中再次表现出来。针对工业革命时期弗里斯《幸福回报》所画的生日聚会一幕，作者寥寥数笔点出其反映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家庭特征时，又笔锋一转道：“然而这幅情景也反映出不同的性别区域。女人和孩子舒服地聚在一起，但是父亲和读报纸的祖父坐在靠近窗户的地方，也是靠近外界、现代城市的公共世界的地方。”解读者对人与人的空间关系本质的这种敏锐，是和作者对人的空间关系体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结构本质的敏感息息相通。
图画作为对特定历史瞬间的一种透视，历史学作者取来分析，当然有助于强化叙述的直观和生动。不过，当这种图画和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人的自然环境或者日常生活方式时，其价值就超越了事件的短暂性，将解读的触角探及了历史更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历史学触角如此延伸，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布罗代尔对历史学的长时段的理解，[5]同时，从理解介入的深度上说，也从一个侧面，反驳了通常认为读图是肤浅消费的一种文化观。[6]
二、女性立场的曲折展开
在上文引述作者解读《幸福回报》一画的人与人空间关系时，给人强烈感受的是作者心头流连不去的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常人都习惯于引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过，其所谓的当代，固然意味着历史对当下生活的统一性，同时也暗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立足于当代的那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以及思想关注点。[7]
女性意识的觉醒虽说是现代社会的趋势，但在《西方文明史》中贯穿得如此彻底，还是令人惊讶的。全书开头既有从第三人称角度，对女性作者之一索尔兹伯里的介绍(比如编撰《古代妇女百科全书》)，也有其自述曾经的小女孩角色(其拉美侨民的身份，也相仿于女性的边缘化社会地位)，在这里，客观的学者身份介绍与充满感性的自述方式互为照应，展开为一条重要的女性意识的历史线索，在全书清晰可见。
全书25章共附有25位人物传记，有合传，也有独传。其中8篇独传的对象是女性，4篇合传也都有女性作为主人公之一，女性作为主要人物进入传记总计12篇，几乎接近全部传记的一半篇幅。作为体例说明的传记举证，也是以第10篇的女性“伊莎贝拉”为例的。而在有些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传记中，女性的立场或者说关注点，也在其中有所体现。例如第11篇的“马丁。盖尔”，写的是一个农民士兵传奇，却以“不顾家的男人”概括题旨。而在第18篇“密尔和泰勒”，争取女性自由与解放的意识，为不同性别的男女主人公所共有。不过，女性在历史传记画廊中的地位确立，其真正的意义还不仅是女性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作用被重估，意识觉醒的历史被梳理，而是作者点出了，当女性以其独特的视角来反思现实时，有可能把这种反思，从男性意识的统一世界中分离出来，进而为历史学与心理学结合的历史哲学提供一种土壤。[8]第22篇“珂勒惠支”的传记，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战争的目击者”来展开叙述的。但隐含的女性立场和意识，在其创作的《哀伤的父亲》和《哀伤的母亲》中得以聚焦，并把对战争后果的思考，纳入到人类普世价值层面来总结。至于其作为艺术杰作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其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叙述的一种高度概括，也被一种女性特有的直觉力所笼罩。
在第16章，该书叙述法国大革命呈现出的女性视角，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大革命的进程以及后果之于女性的关系，始终是作者关注的。即便书中提到了《人权宣言》的权利对男女都适用，但作者马上说，“只有男子才获得了充分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在下文对《拿破仑法典》的评述中，作者又尖锐地指出：“对女性来说，法典很清楚地代表着失败。它没有保证她们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反而将财产和家庭方面的权力赋予男子，让已婚妇女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更加依赖她的丈夫。法典也严格限制离婚，尤其是对妇女而言。这些措施说明，拿破仑相信，妇女从属于家庭，她们所关心的，应该以家庭生活为中心。”
作者既从一个男性世界的背景下，即从外部来考察女性的社会地位被剥夺，也从女性世界的内部来挖掘具有差异性、戏剧化的结构关系。
对于巴黎妇女向凡尔赛进军的一幅宣传画，作者分析道：“这些行进者的武器是叉、斧子、刀剑和大炮，除了左边那名衣着体面的妇女显露犹豫之情外，其他所有人的表情都是惊人的坚决和自信。”即便表情犹豫者被边缘化，但作者的进一步分析，又把妇女之间地位的内在结构差异与社会大背景整合了起来：“虽然妇女自行采取政治行动的画面，在某些人看来体现了大革命女英雄的气概，但另外一些人对此却深感不安，他们从历史角度看，认为妇女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令人恐惧的。绝大数男性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妇女改变其传统角色。”最后的点评可谓一语中的。作者在理解女性的同时，多少带着对男性狭隘的揶揄，而对女性社会角色转变的必然性，其不容置疑的态度溢于言表。
在这种女性视角的充分展开中，该章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个人传记不是丹东、不是马拉，甚至不是罗伯斯庇尔，而是罗兰夫人，就特别耐人寻味。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传记中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罗兰夫人虽然对大革命欣喜若狂，但并非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自觉“坚持着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规范角色”，既不为女权辩护，也不邀请女性参加政治性的集会。但是“她经常讨厌男人对女人的态度”，认为“即便头脑冷静，但听男人自夸如何优于女性，仍需有足够的耐心”。尽管作者认为“她比丈夫更有政治智慧和野心”，但她躲在丈夫身后，既“是丈夫背后的推力”，也“分享权力和显要地位”。作为吉伦特派的一员，她不愿意像山岳党人那样走得太远，试图从大革命中全身而退，因此被当作共和国的反对看向上绞架。在这里，罗兰夫人在个人生活上所取的中间态度与其在革命的政治立场上不愿走极端，由此带来的个人与社会角色的双重戏剧性，被作者充分渲染。这种戏剧性的张力，既是女性与社会间的张力，是革命事件与生活发展机会的张力，也是女性在家庭的地位要求与公共社会的政治诉求差异而带来的内在张力。作者在传记前列出的思考题，把读者的思想指向了这种革命与生活的微妙关系，揭开了革命事件对生活态度的一层掩盖，但女性自身更深层的革命诉求，也在其中得到了曲折反映。也许，该文明史作者想说，罗兰夫人正由于在生活中对女权的自觉放弃，才能够使她顺利成为丈夫的后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身的政治野心。这一颇具戏剧化的人生选择，多少显示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进取态度中也潜伏着无奈。而这种进取中的无奈，在中世纪流传的关于圣女贞德的传奇故事中已然存在。
在第9章，作者除概述了贞德的故事外，又在该章附录的审讯记录前，对于贞德穿男子服装，提示阅读者道：“为什么衣服在整个贞德案件中如此重要?注意：衣服代表怎样的性别角色和顺从性质?”只是当社会已经把女性符号化的服装规定为一个顺从的社会角色时，男性服装才成了贞德的一种桀骜不驯、一种反抗。从女性立场看，当贞德以男性化的符号来反抗社会时，其实也必然意味着把女性的自身特点一并放逐在世界之外。《西方文明史》的作者强调这一性别缺席，为真正确立女性意识和社会地位提供了一个历史前提。
三、历史与历史叙述
编撰历史所要达成的戏剧性目标需要引起读者的悬念。悬念往往由问题所引发，而问题则与发展的不平衡紧相伴随。这种不平衡的加剧，从现代社会的空间结构关系来说，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大分工的方式有关，与民族国家的纷纷兴起有关，也与个人意识所开拓的私人生活空间有相当关联。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关系以及在不同群体形成的差异性，把一种历时的经验转换成历史学的共时的多层次感悟，正是《西方文明史》撰写的重要意图。
汤普森转引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中的话说，“法国革命在法国人民之间所造成的分裂还不如工业革命在英国人民之间造成的分裂。”[9]阿伦特指出了现代社会私人生活空间与个人主体世界强化的互相联系。[10]与所谓工业革命造成的分裂趋势相伴随，上升的中产阶级有了拥有私密空间的可能，文化也出现种种嬗变。作者认同瓦特的观点(附录的阅读文献中就列有瓦特的名著《小说的兴起》)，认为近代小说的兴起，既是这种私密空间的情感安慰和心灵寄托，也是对这种空间的充分想象。当然，这里的关键不是当私密空间得到强化时，欧洲古代社会那种公共领域就随之衰退，而是与之相伴的主体意识的强化，对传统空间予以了重新审视，把被遮蔽的阴暗的或者边缘化的私密空间照亮，并形成了一种共时对照的戏剧性效果。
正如马克思“弄清了劳动分工以‘空间连续性’替代‘时间连续性’的问题”，从而把“掩盖了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利润的社会阶级本质”揭示出来。[11]把历史的时间问题转化为历史学的空间问题，也常常是对社会本质的一种揭示。既然发展必然导致不平衡，那么，把不同群体的生活状况置于同一个空间内，其形成的冲突和戏剧性效果，就无可避免。
有时候，同一空间内不同阶层对照的戏剧化效果令人心惊。在第15章“全球联系”和“传记”两篇短文，前者是关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非、巴西和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是世界范围内最底层人的苦难遭遇；后者是关于音乐天才莫扎特的经历，是社会上流高雅文化的一次巡礼。作者要读者思考的是：“贵族仍在文化中占支配地位，但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对文化产生兴趣。”工业革命以及其他原因造成越来越明显的人与人的生活状况普遍分裂，是历史叙述中最具戏剧冲突，也最引入关切。一如来自边缘位置的女性在社会中的每一次迈进，不论是行动还是意识，都有可能构成一种外部或内部的冲突。把类似的种种冲突予以聚焦和凸显，让读者对这种差异和对立保持警觉，构成了《西方文明史》戏剧化叙述的持久魅力。
注释：
[1] Dennis Sherman and Joyce Salisbury，7hc Fc“Jn cAc Wodd，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6。中译本由陈恒、洪庆明等翻译，书名为《全球视野下的西方文明史》，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关于该书的引文，如非特别说明，皆出于此中译本，下不——注明。
[2]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从布莱希特等戏剧切人，探讨了现代社会情节剧让位于结构剧的本质特征。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7—l27页。
[3]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4]遗憾的是，中译本因为印刷成本原因，采用黑白印刷不但失去了色彩对比效果，且排版也没有放在相邻的位置。参见英文版第662页，中文版第854页。
[5]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6]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4页。
[7]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8]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页。
[9]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14页。
[10]阿伦特：“完全成熟的私人生活的那种私密性(这在摩登时代兴起以及与此同时在公共领域的衰退之前是不为人所知的)将永远使整个主观情绪和个人感受得以极大的强化和丰富，而这种强化总是在世界及人类的存在的自信受损害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参见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1]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9—140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