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民主社会欠下沉重生态债务
3月15日运动已经表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欠下了深重的债务。同时现代民主面对一项对政治生态隐蔽的债务，它扩大在空间（跨国的相关性）、时间（跨世代的相关性）和整个自然界（中心生物和物种间的相关性）为扩大个人的自主权和集体的团结斗争中的隐蔽债务。特别是这种民主不习惯于在它的进程中把某些方面结合起来，除了扩大我们团结的范围，为了向人类的一种文明生存的过渡，这是中心的问题：自我局限的问题，没有发言权的代表性，全球的管理以及应对生态紧急情况的能力。
本文不想过细地展开此事，也不想发现完美的解决办法。我只限于对毎一项挑战做出预测和提出建议，希望这对所有那些感到不安和急寻选择的机构和个人有用。
自我局限的民主
西方民主社会挥霍的特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自我局限。以另一种更有组织的方式来说，需求的全球管理是首要的，不仅是在人们更多地接受的问题上，如水或能源，而且也在大众消费的所有的方面：肉和鱼的消费，二氧化碳的排放，自然资源（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的利用，可支配的土地的空间，丰富的可接受的材料……当然，根据环境公正的原则，特别是以有序的所有人都接受的方式确定我们的消费的界线和分配属于我们的自然的部分，这将对社会（“公共的牛”）提出一项规模巨大的挑战。
为了不致落入专制的诱惑，或更糟糕的生态法西斯的诱惑，出现一种分散和参与的模式是达到目标最有效的形式，在生态主义的和变革运动中普遍看到的，以民主的方式决定需要（基本的、社会的、工具的等）根据生态的限制和社会的公正进行调整。但是，很少见到的是找到如何组合这种“需要的民主”的具体建议。问题是不少的：一种集体的民主由谁确定和是什么样子？要辩论什么样的需要？如何将这种辩论与个人的自由相结合，因为个人的满足可能与集体的愿望发生冲突？因此确定有助于实现里奇曼所说对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集体自我管理进程或民主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实现这个集体重建我们的需要，没有强加于人，首先要经历一个重新民主地占有财富的进程，在这里我们公开提出因为什么，为了什么，到达哪里，我们如何生产，如何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比维雷特2002年在由法国多元的左翼政府要求而提出的报告中鼓励在国家、地区或地方的范围内组织关于“财富的性质、财富的估算和流通”参与性的辩论。事实上，新经济基金会在建议每周工作21小时的时候，就在推动一种劳动准则的激进变革，它捍卫一个类似的思想：“一种关于我们如何使用、评估和分配劳动与时间进行全国的辩论”。尽管它没有仔细说明如何实施这项建议，我们能够在实践中找到某些以参与的方式实施的措施：欧洲理事会的“斯皮拉尔倡议”，魁北克“街头议会”产生“内部温和的产品”的社会运动，或是在南方巴西最贫穷的州之一的阿克雷州“可持续的生活”的口号。
“过渡的倡议”本身也是一个以天真的方式想协调增长的局限与民主的新形式的运动。作为出发点，我们的社会必须同时超越气候的变化与石油的顶端，寻求建立在沟通和讨论（在城市、居民区、学校等范围内）的进程的基础上共同分担的解决办法。喜爱令人兴奋的方法，《世界咖啡》或《开放空间》主张将包容作为中心的价值，以便能够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将很多人士、集体、协会、企业和机构都包容进来。同时也通过“经济民主”的工具作为选择的货币，消费的团体或时代的银行践行自我限制—不是不得不提及它—从生态的重新安排、团结到经济的回弹。
没有发言权的人的民主
“没有发言权（无声）”这个概念我指的是两类主要的人，今天他们在我们建立的民主制度中没有代表：人–生活在遥远的土地上比如在南方的国家的，或是还没有出生的未来的几代人—活着的和没有活着的人的剩余。事实上我赞同布鲁诺•拉托尔的惊讶，他自问为什么“我们想到政治曾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务？因为人和非人总是相互作用，政治总同时是宇宙的定义”（2010年）。因此，我也赞同豪•里奇曼“克服我们傲慢的人类中心说，学会以未来几代人和其他活着的物种以及所有那些不能参加我们的委员会或大会的人，但是可以看互他们受到我们的决定的影响的名义说话……”的建议（2005年）。
此外，围绕着彻底改变我们的现代世界性的“苏马克•考萨”和《自然的权利》从南方向我们提出了建议。正如2008年的厄瓜多尔共和国的宪法说的，“帕查母亲……有权要求全部尊重它的存在，保持和重新创造它的生命周期”，这意味着自然和它的不同的成分会变成政治的主题以某种方式不得不加入我们人类的民主进程。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回答巴巴拉•瓦德早在1972年就提出的问题：谁来保护地球？
面对当前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和非人道的默不作声的机器，我们首先遇到两条建议，它们共同之点是一种两院制的结合，以便扩大争执和辩论的空间。一方面，布格和怀特西德2009年在他们的“生态民主”的建议中提出一部使“未来的参议院”运行的 “生物宪法”。这个参议院特别专门处理长期的利益，由选举的成员组成，其基础同样是长期的计划。作者们在这个建议中还引入非政府生态组织的存在，作为公共权力进行讨论的机构。事实上，其存在与工会的社会对话一样，设想通过这种渠道与新保护环境的代理人、未来几代人或南方的居民进行“生态对话”，并非是不理智的。
拉托尔则建议完善现有的国会，将其称为“价值的厅堂”，是一种“事情的议会”。在那里聚集着在一个特殊的领域有竞争力的知名人物，以及代表“事物”（红金枪鱼、蜜蜂、森林等）的人物，与今天代表公民的传统的众议员一样。拉托尔认为，这个议会“将代表的特权、民主的讨论和权利扩大到事物上”，初步看来在南方自然的权利取得进展。在提出这些建议的同时，我这里收集了三项表明同样意义的措施，我想这是普遍性的：
未来的批评意见收集者：他是未来几代人的卫士，这在匈牙利已经存在。除了保卫现代人的寻求健康环境的宪法的权利，他作为未来几代人的卫士而行动，在国家的和地方所有法律中主张可持续性，推动公民社会对这些事务的干预;
动物的卫士：在瑞士的苏黎士乡已经存在这一司法形象，但是在一次联邦的公民投票以后，没有能够扩大到全国;
在北方的大会上南方的代表：“气候联盟”的城市网的副主席为热带森林地区的印第安居民的代表提供了结构上的形式。
全球的和当地的民主
生态运动从它们成立的时候起就明确：必须“从全球思考，在地方行动”，接近讨论的进程和公民的决定，以便更好地管理和分配我们的自然资源。同时尽管这种结合被采纳耽误了，1992年的地球峰会决定以新的世界的共识作为基础：我们只能以有效的方式应对全球的挑战，比如全球的升温，失去生物的多样性，砍伐森林等，对此做出全球的回答。以这种方式在从下和从上两个互相补充的力量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舞蹈”。全球的和地方的民主加强地方和全球参与的两个空间，使两种规模正确地结合，既来自机构也来自社会运动的参与。
与此同时，我们把扩大分权作为工具，是为了建设社区和有回弹能力的社会（全球经济和能源联系的减少），世界社会－环境的形势需要超越生态市政的全球的联盟（增加全球民主的联系）。同时根据“大的改造倡议”小组的说法，“世界的改造需要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觉醒：一个世界广泛的公民运动，它表现为一种超国家的认同，为了一个全球的时代建设新的机构”。从2001年起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对环境问题有起伏），在2009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峰会上的社会动员，2010年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举行的关于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的权利世界人民会议，2011年10月15日全球的抗议活动，这些都表明了公民社会的能力，它们是超越地方范围的网络有组织的变化的代理人，有助于地方的和全球的活动之间的交流。
另一方面，在哥本哈根峰会失败以后，也需要重新思考世界的机构的结构走向一个“全球商讨的框架”。比如，我们重新提出旧有生态的要求，一些国家的政府维护这种要求：世界环境组织将推动社会参与生态冲突与世界共同财富的关系（比如通过国际的和地方的非政府组织或是全球共识的会议）。此外，我们将这个想法与2010年科恰班巴（玻利维亚）会议建议的《国际气候司法法庭》相结合。同时通过建立一个“世界的议会”我们为走向全球的民主又迈出一步，它超越联合国大会现在的缺陷，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分量与它的席位之间建立一种比例的方式，但愿能够组织一次世界性的统计。从短期和中期来说，将首先达到选择欧洲更大的一体化，超越不大适用于对跨边界的问题或是克服主权债务危机做出回答的国家的范围，主权债务与现实的经济危机（原料和能源流动的危机）有深刻的关系。我希望这种欧洲联邦主义能够来自一个真正的欧洲制宪的进程，不是一种新的超国家的罗曼蒂克，而是一种（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之内）规模适应于推动另外一种生产和消费模式（走向经济的生态重新安排）的地区的现实。
生态紧急的民主
至此，我们不能忘记某些生态作家提出的一个问题：生态危机的紧急情况与自我限制的民主、没有发言权的人的民主、全球的和地方的民主的时代共存吗？这种民主在能够进行讨论、培训公民和在地方的、地区的和世界的不同范围内将有多重利益的网络和代理人结合的时代，确实意味着复杂的和延长的程序。同时，按照塞马尔和维亚尔瓦的说法，存在民主地商讨的进程在将紧急情况与时间观念的结合内在的无能。更有甚者，存在一种生态的最后通牒（因气候问题和能源问题的交叉而得到加强），因此对做出重要决定是“从前的事情”。任何民主的理想都粗暴地消失了。
不否认这种异议，这些思考的基础一方面在“停滞”型的场面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倾向于支持通过杰出的生态精英做出回答。虽然我赞成急需实现结构的变革，但几乎没有错误的余地，面对社会和文明的的毁坏现在的制度的承受能力似乎指出还可能存在一个“可持续的窗口”来实现重要的改革，它与民主地过渡到一种地方的和全球的巩固的可持续性是相容的。这里说的并非是对人的某种信念下赌注。很简单，我们必须承认未来的情况不能被预测，因为我们对于制度的现状缺乏完整的信息，我们不能预见混乱的复杂的制度的演变，也不能面对这种演变提前做出人类未来的决定。
总之，在21世纪不确定和未决定为标志的21世纪的生态民主的范围内，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将所有的资源用于建设有回弹能力和团结的社会，准备应对剧烈的变化以及可能的突破点和思考。我的赌注是明确的：从生态学角度进行剧烈改革的民主开始，这不仅是令人向往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魏文/编译 来源：《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9期，摘译自2012年3月4日西班牙《起义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