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导论
从陶希圣先生在1934年创办《食货》半月刊至今，已经历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亦从理论争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开始，至今发展为一个极其多元化、内容充实的学术热点。
当年，何茲全教授在30年代在北大读书，是陶希圣先生的学生。何氏在〈从「中国社会史论战」说到《食货》杂志〉[1]一文归纳陶希圣先生的观点。他首先引述〈创刊号〉编者的话：「当时的风气，是把方法当结论。」而《食货》的精神是「不把方法当结论，也不是没有一点什么疑问，没有一点什么假设，单纯排起材料来的……在切实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只要有相当的材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来，或足够说明一个项目，便可登载。对于成熟的系统的论文，固然万分的喜悦，便是一断片、一段落，都可以收罗。」何氏总结陶希圣先生的看法是：「一、认为理论、方法和材料是互相推进的。理论、方法，指导找材料；丰富的史料，证实理论、方法的正确，也推动理论方法改变和进步。二、反对把理论、方法当作结论。三、但他并不反对心里先有疑问和假设。有了疑问和假设，才会去找证据，才能够找着别人没有说出的证据来。而他所谓的疑问和假设，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论指引下的疑问和假设。」[2]《食货》面世后曾刊载大量经济史研究的文章或资料选辑，标志着中国经济史的第一阶段的发展。
先师全汉升教授当年是何兹全教授的同班同学。据全先生晚年回忆，为了帮补生计，在北大的时候，已不断在《食货》投稿。到了1935年毕业后，因获陈受赜先生之推荐，得以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入所后，受傅斯年所长嘱咐，「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期盼我能拓垦这尚未有人耕耘的园地。」[3]反映当时参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人数屈指可数。
到了4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国际接轨。两位青年经济史家──梁方仲先生与全汉升先生──获得难能可贵的机会，分别受社会所陶孟和与史语所傅斯年的推荐，出访英、美著名大学，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工作。[4]以全汉升师为例，他获美国哈佛大学之聘，大量涉猎西方经济史学专着。他表示「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特别对J.U.Nef的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书中详细分析英国煤矿业的兴起与当地交通运输、资本、技术等因素的关系，亦论及煤矿业及其相连的钢铁业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5]经历了三年左右的研究，全先生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全面掌握了到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工业化、铁路与工业发展和明清海上丝路等研究领域奠下稳固的基础。梁方仲先生则在哈佛大学担任研究人员两年，再前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并全面开展其对社会经济史的收集，以明清白银贸易和赋役制度为发展重点。其代表作《一条鞭法》、《释一条鞭法》后来经王毓铨教授等翻译成英文，列为《哈佛东亚丛刊》第一种（《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No.：1）以出版，引起西方经济史学界的高度关注。[6]
50至90年代，全先生奔走于台、港之间，受聘于史语所、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全力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先后出版了《唐宋帝国与运河》、《汉冶平公司史略》、《中国经济史研究》（三册）、《中国经济史论丛》（两册）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培养大量经济史专家，如赵岡、王业键、宋叙五、陈慈玉、何汉威、林燊禄、黎志刚、郑永常、郑润培等，推动台、港两地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贡献良多。而梁方仲先生回国后亦勤于著述，留下大量优异作品，如《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明代粮长制度》、《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近年，梁氏弟子并将其一生著作汇集，编成《梁方仲文集》（八册，中华书局），对梁氏的著作暨讲稿加以全面整理，对经济史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梁氏培养的学生多服务于广州中山大学和广东社会科学院，如叶显恩、黄启臣、李龙潜、汤明檖、鲍彦邦等均能继承梁氏的研究工作，成为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翘楚。
除广州中山大学外，国内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重镇也不少，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二：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设在北京月坛北小街二号，主要学者有严中平、孙毓棠、吴承明、李文治、彭泽益、张国辉、聂宝璋、汪敬虞、宓汝成、刘克祥等教授，较多以近代经济史研究为对象。该所人材济济，承担许多基础性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成绩斐然。二是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傅衣凌教授领导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从事明清江南经济、商业资本、乡村经济（土地文书）等社会经济史领域，成绩为同行所称羡。傅氏的及门弟子人暨再传弟子人数颇众，如杨国祯、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王日根均属其中表表者。值得特别注意的，两者均分别发行专门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并出版特刊、译丛或丛书，让不同的研究者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作学术上的交流。此外，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均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推陈出新，佳作不断，真是一片兴旺的气象。再加上国外学者如马若孟（Myers）、费维凯（Feuerwerker）等优秀学者的研究，成绩更见突出。
回顾多年来专门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人数甚众，仅以中国近代工业化这个领域为例，相关的著作已难尽数列出，如最早从事中国近代工业化史的研究者，应属晚清时期在华的外国学人，其中德籍地理学者李希霍芬（Richthofen） 最为著名。他早在1870年代已在中国内地进行煤铁等矿的考察，并以通讯形式在上海各报刊陆续发表。此外，由总税务司编辑的历年《关册》和《海关十年报告》等，都蕴含大量工矿业的相关材料[7]，而《英国国会文书》亦保存了大量相关晚清以来中国新式工矿业的原始材料。踏入二十世纪，西方学者积极研究、调查中国工矿业的发展，同时日本学者亦加入其中，与此同时，国人也不甘示弱，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如顾琅（1916）《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到了二、三十年代，矿业史研究有丁文江、翁文灏（1921）《中国矿业纪要（第一次）》、谢家荣（1926）《中国矿业纪要（第二次》、谢家荣，朱敏章（1931）《中国矿业中的外国利益》、王竹泉（1929）《山西煤矿志》、候德封（1929）《中国矿业纪要（第三次）》、《中国矿业纪要（第四次）》（1932）、《中国矿业纪要（第面次）》（1935）和胡荣铨（1935）《中国煤矿》成绩较为突出。至于工业方面，刘大钧的研究与调查最为瞩目，主要包括《中国工业与金融》（1927）、《上海的发展与工业化》（1936）和《中国工业调查报告》（1937）等三部著作。其余作品如吴承洛（1933）《今世中国实业通志》、托尼（Tawney, 1932）《中国的土地与劳工》（陶振誉（1937）之中译本为《中国之农业与工业》）、雷默（Remer, 1933）《外人在华投资》和龚骏（1933）《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均属涵盖较广泛的专著，堪称此时期的代表作。1940年代，因战争的影响，故作品不多。其中较具参考价值的有徐梗生（1947）《中外合办煤铁业史话》。徐氏曾在经济部任职，故此书利用大量官方档案数据，内容较为充实。至此，中国工矿研究大多是以现实经济利益的角度进行调查，具史学意义的研究尚未确立。
1950-60年代是工矿研究迈进史学研究的标志时期，有关资料汇编、学术专著大量涌现。与本课题最具关系的有孙毓棠（195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汪敬虞（195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陈真、姚洛、逄先知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4辑（1957-61）和彭泽益（1962）《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最为重要。其次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八册《洋务运动》（1961）和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1959）。台湾方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海防档》（1957）和《矿务档》（1960），均属珍贵的原始资料汇编，对此项课题极具参考价值。至于专著方面，最重要的有严中平（1955）《中国棉纺织史稿》和吴承明（1955）《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个别行业资料汇编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中国民族火柴工业》（1963）、《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1966）、《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68）、《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等，均属内容丰富详尽的作品。70年代以后，无论是资料汇编或专题研究均有可观的进步。港、台方面，香港新亚研究所全汉升师的《汉冶萍公司史略》（1972）、《中国经济史论丛》（1972）和《中国经济史研究》（1976）是划时代的代表作。其时，盛宣怀的大量档案尚深藏于上海档案馆中，全先生穷三十年的精力将散见于港、台、日本的相关史料一网打尽，为近代最重要的工矿等企业撰写专史，实属创举。至于《论丛》、《研究》二书，收录了大量有关中国工业化、铁路建设和煤矿工业等多方面的论文，对近代工矿史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后来，全先生又编成《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1996），继续收编有关的研究成果。在全氏的指导下，其门弟子在港、台及海外相继发表专著，成绩裴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出版品包括何汉威（1978）《京汉铁路初期史》、《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1980）、陈慈玉（1989）《近代中国的机器缫丝工业，1860–1945》、《台湾矿业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颜家硏究》（1999）、《日本在华的煤业投资四十年》（2004） 、黎志刚（2003）《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杨永汉（1998）《论晚明辽饷收支》、张伟保（2001）《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郑润培（2002）《中国现代化历程：汉阳铁厂》、夏诚华（2003）《菲化政策对华侨经济之影响》、林援森（2003）《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汉冶萍公司个案分析》等。
与此同时，国内相关专着亦大量涌现，计有张国辉（1979）《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聂宝璋 （198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二辑）、《上海市棉布商业》、宓汝成（1980）《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4）《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2002）《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 -1949》、樊百川（1985）《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淸季的洋务新政》（2003）、杜恂诚（1986）《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1991）、林庆元（1986）《福建船政局史稿》、上海市粮食局《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1987）、严中平主编（1989）《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984》、淄博矿务局、山东大学编（1989）《淄博煤矿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90）《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徐新吾主编（1990）《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中国近代煤矿史编（1990）《中国近代煤炭史》、《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编（1990）《大生系统企业史》、祁宇华等编（1990）《中国地方志煤炭史料选辑》、杜石然，林庆元，郭金彬（1991）《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薛毅（1986）《焦作煤矿史》、（1992）《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朱荫贵（1994）《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硏究》、汪敬虞主编（2000）《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王菊（2004）《近代上海棉纺业的最后辉煌》等等。近代工矿业兴起之初，主要由一些洋务运动官员、买办，甚至外国人所推动。不少学者从人物研究方面入手，探视近代工矿业发展的情况，当中如聂宝璋（1979）《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汪敬虞（1983）《唐廷枢研究》、《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1987），夏东元（1981）《郑观应传》、《晚清洋务运动研究》（1984）、《盛宣怀传》（1988）、《盛宣怀年谱长编》（2004），易惠莉（1998） 《郑观应评传》等为佼佼者。
另外，自五十年代起海外学者有关方面的专著颇多，较具代表性的有费维凯（Feuerwerker, 1958）《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芮玛丽（Wright , 1962）《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侯继明（Hou, 1968）《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1840-1937》、康念德（Kennedy, 1978）《李鸿章与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张荣洋（Cheong, 1979）《官僚与商人：怡和洋行–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买办》、赖特（Wright ,1984）《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工业：1855-1937》、朱昌峻，刘广京等（Chu and Liu, 1993）主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庞百腾（Pong ,1994）《沈葆祯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陈锦江（Chan , 1995）《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高尔（Köll, 2003）《从棉织工厂到商业帝国：近代中国区域企业的出现》、康乃尔（Connell, 2004）《危机中的生意：怡和洋行与香港之贸易工业》等。至于日本方面，亦有不少杰出的研究，根岸佶（1948）《买办制度の研究》、高村直助（1982）《近代日本绵业と中国》、铃木智夫（1992）《洋务运动の硏究》、森时彦（2001）《中国近代绵业史の研究》是当中较重要的作品，研究近代工矿史者是绝不能忽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海内外有不少尚未出版的博士、硕士论文，填补了部份领域研究的空白，当中以美国迈阿密大学的He, Sibing（1997）《旗昌洋行（1818-1891）：十九世纪在华美商的贸易与策略》、爱荷华大学Qin,Yucheng （2002）《中国商人与晚清政府的排外的倾向》两篇较为重要。台湾方面，国立成功大学苏舜卿的硕士论文（2001）《从买办商人到实业家─徐润（1838–1911）研究》一文，同样是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8]这些成果，与七十多年前相比较，真不能同年而语。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的历史研究正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将加速中国与世界日益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中国经济史研究亦必将向更纵深、更长时段、更宏观的发展作出考察，逐步走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本书三位作者均属新亚研究所培养为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人员。以笔者而言，本人对中国史研究的兴趣早在七十年代的中学阶段形成，于1984年以投考树仁学院（按：现已升格为树仁大学）文史系，随文学院长汤定宇教授研习文史[9]，时获汤师指导。汤师与新亚研究所全汉升教授伉俪十分友好，故常常提及新亚研究所的优良学术传统。因此，在1988年夏，本人立志投考新亚研究所。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共考五张试卷；在通过笔试后，再安排口试。当年，口试委员共五名，包括全汉升师、严耕望师、刘凤翰教授、苏庆彬教授、王尔敏教授。口试历时约三十分钟，主要查考考生历史知识、语文能力、研究兴趣，与及初步对论文范围的设想等。终于顺利通过考试，有幸忝列于新亚门墙之下，从事中国史的研究。研究所要求修读24学分，另加逻辑、英文和日文。在所期间，曾修读全师、严师等的课，也修读了林燊禄教授、何汉威教授的课。至于研究范围，入学时曾考虑以徐干《中论》为研究题目。后来，特遵全汉升师之命，以明代经济史为起点。当日梁方仲教授的著作正陆续出版，故全师命细读所有作品，并试想想研究范围。笔者深感梁氏作品极具价值，可作为明代经济史的指南。在细读有关赋役方面的专著后，深感其对江西役法的研究仍可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最后，经全师的允许，遂以明代江西役法的变化为重点。筆者於是查阅全部明代江西省方志（约50种）、《明实录》关于江西有关的全部材料[10]和《（万历）江西赋役全书》（八册） 等极其珍贵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基本框架。由于时间紧迫，初稿校订较为粗疏，劳烦年届八十高龄的全老师逐字修改，使笔者深感愧咎。最后，论文获得通过，当日考试委员包括全师、严师、罗球庆教授、苏庆彬教授和金发根教授。
由于硕士论文基本获得老师们的肯定，遂决意将江西役法研究扩展为东南五省，以求较为全面地研究明代中后期役法改革，也可利用已收集的相关资料。然而，当笔者将有关意见向全师报告时，全师以研究范围宜顺延至清代，并提议改为研究近代工业化问题，而以铁路建设与交通运输作为重点。在有点忐忑不安的心理状况下，笔者遵从了全师的指示，立即进行初步的資料收集工作，并以《华北铁路建设与煤炭开发关系之史研究》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经何汉威教授的指导，细读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和资料，便开始了中国近代工矿交通方面的研究。为了收集资料，全老师安排笔者前往南港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和近史所图书馆（档案馆），复印了河北四省煤矿史数据和第历次《中国矿业纪要》中的煤矿资料。回港后，笔者开始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四省新式煤矿的产、运、销。其后，再经何汉威教授转介，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荫贵兄。经荫贵兄的鼎力帮助，利用了大量收藏于经济所图书馆的煤炭工业史中、日文书刊和杂志等数据。我俩的友谊亦从此开始。笔者顺利搜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遂开展了相关的工作，终于在三年内完成了題為《华北煤矿的生产、运输与销售，1870-1937》的博士论文。[11]
在通过博士论文口试后，笔者留所当博士后，先后完成了〈抗战前国民政府与煤炭工业〉和〈孙中山《实业计划》研究〉两文。[12]在全师的安排下，于1995年9月起担任专任副研究员，除负责每学期讲授两门课[13]外，还需继续撰写论文。两年后，获钟期荣校长聘任为母校中文系兼任副教授，开始了在大专院校授任课的生涯，直到现在为澳门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主任。其间，笔者曾于1997-1998年兼任新亚研究所图书馆主任[14]；1999-2004年兼任新亚研究所总干事，并担任《新亚学报》、《新亚论丛》的编辑工作。2004年中，获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为文献学专家郭英德教授，研究题目为《诗三百的形成与经典化》。[15]由于曾在大专讲授《左传》、《史记》和《目录学》等学科，对先秦史和文献目录学颇感兴趣，故选题上有此安排。目前，正为「先秦时期教材资料」和「《尚书》的形成与经典化」作准备工作。2008年中，笔者获选为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组第五届（2008-2012）理事。
除了個人的研究經驗，我在研究所和澳门大学服务十多年，完成指导一名博士研究生和六名硕士研究生。筆者对于指导研究生的方法，有以下三个重點：
一、论文范围由学生自订，我仅属把关者。这是因为兼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各有不同，故对研究范围不宜有太多规限；
二、我认为学位论文要达到基本要求便可，不一定在从事研究的初期已必须有超卓表现。所谓基本要求，是指題目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要能充分利用原始资料，也掌握相关领域的代表专著和论文，而在论述时符合学术规范；
三、由于研究所的学生多为兼读生，一般都不缺乏兴趣，但多没有写作论文经验，研习时间也不太充裕。针对这种情况，导师对学生必须多加鼓励，但不能採取放任的进度，尤须注意的是研究范围不能太宽广，问题要具针对性，避免空泛的论题。
事实上，要了解某一课题的学术情况，也不是太容易。以中国经济史而论，一般可先参看陈高华、陈智超等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和山根幸夫《中国史硏究入门》（全二册，田人隆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然后再细看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在决定研究范围时，宜考虑是否能够掌握相关原始资料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涉猎和考察，应可逐步确定研究题目。此外，还需要细心阅读相近题目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以便了解论文的形式和表述技巧。最后，论文需要拟订章节和撰写文献回顾，再开始逐章逐节撰写，在完成初稿后才作修订。撰写过程和进度均宜按计划进行，并需预留修改补订的时间。当然，这只是理想的说法，在实际过程中可能要出现偏差，需要随时加以调整。基本上，顺利完成的学位论文大致均能按此方式进行。而本书四分之三以上的章节均可视采用此种方式呈现的结果，或可供初入门者作参考之用。
除导论外，本书共有十四篇，主要揭示传统中国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常有密切关系，故本书题为「经济与政治之间」，以反映本书的一贯研究重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订，包括中央与政方财政、货币、赋役、公共工程、专利、农业、工矿业等，影响于国计民生至为深远。自唐宋以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多方面的变化，为现代中国奠下基础。本书以实证分析为基本方法，命题立论坚守「论从史出」的学术传承，以专题研究为对象，充分利用各种正史、政书、实录、方志、档案、期刊、报纸、文集和中外专著为材料，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尝试为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寻求适当的解释。以上论文虽在不同阶段撰写，时段亦从唐代建立（618年）至抗战爆发（1937年），跨度达一千三百年以上，但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题，均有相当的一致性，且论点多从原始史料提炼出来，期望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为铭感对先师的关爱与指导，笔者遂以昔日庆祝全汉升师八十五岁诞辰时的一篇习作：《唐宋帝国与运河》节略作为本书的首篇。[16]第2篇为剖析宋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为主体，并以财政方面为重点。其中，对名相赵普在宋初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有较深入的探讨。第3-5篇为明代经济的专题研究，包括货币和赋役两个重点。前者认为传统史家一般把明代纸币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政府滥发钞票所致，这似乎把问题过于简单化，而忽略货币制度的设计与推行的问题，故对这传统的成说作检讨。经过对明代的纸币制度作系统性的疏理后，发现「大明宝钞」失败的原因除了因为发钞过多外，其致命伤更在于制度上的设计，特别是明政府在未建立公众信心以前，未有效法宋、元为纸币设立准备金制度，以稳固「大明宝钞」的币值。后者以江西役法的变革为主题，试图补充梁方仲先生的关于江西役法研究。[17]笔者认为梁先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以《跋〈洞阳子集──兼论明万隆间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和＜明代江西一条鞭法进行之经过＞两篇以江西区域研究为对象作品。然梁氏并未以具体数字作长时段的考察，以说明一条鞭法的实际效果，故编者分别对江西役法初期和后期改革作较全面的考察，并特别以江西临江府为例，将嘉靖初年、隆庆年间和万历末年合共一百年间赋役负担的具体变化为依据，说明一条鞭法的实际贡献。經長時段的具體數字考察四五百年前的中國經濟史，應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
第6-9篇是清代经济的个案分析，其中包括物价、工资、采煤业、官督商办、专利等课题。〈从物价、工资看17-18世纪的国民生活水平〉指出传统观点都认为十八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盛世，理应物阜民丰，国家繁荣鼎盛，而社会上却呈现日益贫穷的现象。这种予盾状态，应如何理解？笔者认为事实上，清代人口激增，再加上美洲白银流入，使到17、18世纪各类物价出现持续上涨的趋势。而当时工资则欠缺弹性，百多年来, 竟未见显著升幅, 结果造成生活水平急降的陷穽。〈传统煤炭工业的生产及其局限〉以传统煤业为例，指出传统技术的根本缺点，使旧式采煤业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需求，从而导致新式矿业的出现。〈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僚化现象〉与〈郑观应「专利经营」建议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实践〉均以探讨李鸿章支持下在上海建立的现代化纺织厂的经营困难和清季「官督商办」模式的症结。前文认为李鸿章对企业的干预较为节制，由商人主导企业运作，官方只派员协助管理，但随着创办人彭汝琮的失败，企业官僚化的情况开始出现，到郑观应接管后，又面对与官僚派的派系冲突，郑氏遭排斥因而离开，此后官僚派系大权掌握，企业发展也受到阻碍。承接上题，后文继续以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时，由郑观应提出十年的专利经营权，打算以此保护织布局的利益，以抗衡外国棉纺织品的输入。「专利问题」深具时代性，在洋务运动期间屡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本文以专利权的合理性，以及对本土棉纺织业的影响为主题，对此问题作更具体的探索。作者试图透过两篇文章, 刻划出清季工业化的特征及局限性, 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史, 添一脚注。
第10-14篇为以清末民初工业化与政治间的关系为主体，课题包括经济与国防、政府与私人企业、国煤案和外煤倾销等领域。晚清国势积弱，外患接踵而至，〈民族主义之经济基础──以清末民初之西北为例〉是以蒙古、新疆的发展为对象，强调经济与国防的重要性。文中指出，外蒙古的独立与新疆、内蒙古仍为中国的部分，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俄国对后者的野心也是非常明显的，然终于难以如愿，实属必然的发展结果。〈由盛转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企业个案分析〉反映政经济政策对私人企业的影响。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南洋」的失利是主要是因为英美烟草的帝国主义企业的打击，以及日本的经济军事侵略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据笔者研究，除了外在因素外，内在因素更是公司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它们包括公司过度扩充、有利因素相对被消化和管理不善三个因素。「南洋」既作为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的佼佼者，而研究公司的由盛转衰之原因，实有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族企业面对的困难与局限。傳統史家事事歸咎於政治等外圍因素,忽略了企業家的質素及管理文化, 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评「十年建国」〉是对国民政府在1928至1937年间的管治与表现作出评估。一般认为，当时被称为「十年建国」或「黄金十年」的政治经济状况，实际上有着许多的局限，整体而言只能算是「外强中干」。平情而論, 對於「十年建國」的評價, 絕不宜過分矮化，或過分吹噓。在此基礎上，笔者根据种种客观证据，分析得当时的发展是有相当的前途，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各项基础建设亦有所发展，为抗日事业打下了基础。第13、14篇分别为〈长江煤荒危机，1928-1932〉和〈抚顺煤倾销下之关内煤矿业，1932-1936〉，主要涉及外煤倾销及国煤救济问题。华资煤业在1928-1936年间屡受外煤竞争和战争的影响，经营状况险象横生，其倚赖政府的救济，则常因政治动荡而落空。此种困境，也可验证「建国十年」的实际成绩。
本书导论及第1、2、4、5、7、10篇由张伟保执笔；第3、6、8、9、11、12篇及后记由赵善轩执笔；第13、14篇由罗志强执笔。全书由笔者审读一遍。本书能正式出版，曾获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周子峰学兄的鼎力协助，为此笔者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1] 本文见于http://www.hstao.com/haiyu/HY03.HTM。
[2] 同上。
[3]全汉升〈回首来时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下册，页487。
[4]全汉升〈回首来时路〉，页489-490。
[5] 全汉升〈回首来时路〉，页489-490。
[6] 关于梁方仲先生的生平，可参看汤明檖、黄启臣〈梁方仲小传〉，《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页352-373。
[7] 例如，津海关1878年报告关于开平煤矿的早期记录，十分珍贵，参看吴弘明辑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8] 以上四段文字由赵善轩执笔，由编者补订，下限为2005年，有关各书的详细出版资料，均可从香港高校图书联网（HKALL）检取。
[9] 笔者修读了汤师讲授的《古籍导读》、《史记》和《中国文化史》。汤定宇（1915-1999）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学士）及金陵大学历史系（硕士），乃钱穆先生的弟子。
[10] 全师原以笔者的时间有限，命以首先阅读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实录》。然林燊禄教授则提议从《太祖实录》开始较合适。最后，笔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涉阅了明初至万历十八年（共约110册）的《明实录》（全133册，南港：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1962-1966），并将其中与江西省及明代赋役有关的所有材料全部复印一份。
[11] 笔者正计划安排修订出版。
[12] 两文收入拙著《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天工书局，2001）。
[13] 每科2学时。笔者曾讲授《中国史专题研究》、《中国经济史专题》、《宋史》、《明清史》、《明清经济史专题》、《晚清史》和《二十世纪中国史》等课程。
[14] 这是笔者从事图书文献学的主要原因。
[15] 2005年由台北天工出版社出繁體字版。
[16]据全师的回忆，此书以「思索连结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方和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的大运河的重要性……分析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帝国盛衰的关系。」全师初以宋代经济史为主，后来受挚友严耕望先生的启示，将研究延伸至唐代；相关讨论见参看全汉升〈回首来时路〉，页488。
[17]梁方仲两篇作品收于《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1及《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按：《补编》出版较后者早5年，稍为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