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事件始末
【内容提要】马寅初是一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新中国之初担任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除了积极完成党和政府给自己安排的诸多行政职务工作外，还写了许多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马寅初身为旧知识分子和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委员的双重身份使其能够以北京大学为平台把毛泽东的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顺利地推向全国，为实现党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作出了贡献。马寅初是在党和毛泽东改变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和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之后，才有了人口问题的发言和“新人口论”的。1958年和1959年先后由《光明日报》、《新建设》杂志掀起的两次对马寅初的批判，都是在北京大学“双反”运动和学术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背景下进行的。马寅初的代表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始终都是被批判的重点。马寅初并非因人口论罹祸，那些批判人口问题的文章也主要是从中寻找其所体现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与批判活动没有关系。相反，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和理论期刊基本上都没有参与批判活动的事实说明，党对马寅初是有政治担当的。据此，马寅初敢于向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叫板，要与其领导杨明轩、陈此生战斗到底，决不投降。马寅初是在北京大学校办秘书的揭发后血压陡升而退出战场的。马寅初作为旧知识分子被批判的命运可说是在劫难逃。但是，因为党和政府的保护，马寅初仅只受到群众的批判，其待遇却没有受影响。
【关 键 词】马寅初 知识分子改造 《光明日报》 《新建设》 批判
【作者简介】梁中堂（1948-），男，山西永济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马寅初乃百岁老人。该以成人之躯，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难免一些传奇故事。但是，在马寅初生命的最后几年，社会戏剧性地把其演绎成“中国共产党难得的真挚的诤友”，早于党和政府提出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主张，先有毛泽东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后又有陈伯达、康生等“策划鼓动下”对其进行的批判，而马寅初又宛如“超人”，不仅高瞻远瞩，认识超过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不畏强暴，“敢于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孤军作战”，等等。①但是，历史却不是这样的。
一、马寅初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了解马寅初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地位和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曾起到的历史作用，是理解马寅初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的枢纽。
马寅初是1949年2月由地下党安排经香港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之一。②1949年3月，马寅初刚到达北平，即被中共中央安排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③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现在的政协性质有很大的不同，它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并通过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等重大事项。马寅初以政协筹备会成员的身份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常务委员。④9月2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的关于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⑤9月30日，马寅初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⑥特别重要的是，马寅初是由第一届全国政协选举产生的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⑦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马寅初就站在毛泽东的右侧稍后一点的位置上。⑧1953年2月，马寅初与林伯渠、邓小平等被第一届全国政协增选为常务委员。⑨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⑩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算许多社会兼职，马寅初还担任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2）以饶漱石为主任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3）浙江大学校长。（14）那时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既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行政机关，也是最高立法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就是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在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的中央政府委员中，有许多因身兼地方党政领导职务等原因，有许多人事实上无法参加中央政府会议。但是，马寅初是经常参加由毛泽东或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会议的政府委员。仅现在可以查到的，马寅初曾经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首次会议、第3、7、8、10、11、12、14、15、16、17、18、19、24、29次会议。（15）这些会议的时间分布于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到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说明马寅初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中央政府委员职权的。此外，马寅初还经常参加毛泽东召开的其他一些小型的会议。譬如，1952年元旦，毛泽东举行新年团拜会之前有10多位民主人士被请在中南海颐年堂聚会，马寅初即属被邀之列。（16）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为中央人民政府。但是，毛泽东以国家主席身份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国务活动。马寅初期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仍然经常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现在可以查到的，仅1957年2月到1958年1月，曾分别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第10、11、12和14次最高国务会议。（17）另外，马寅初还经常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和其他方式的座谈会。1956年9月15—27日，马寅初受到特别邀请，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8）国家本来就是以层级架构组成的，那时的马寅初就被放置在最顶层。同时，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已被神话，能经常被毛泽东邀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无形中马寅初也被光环笼罩。
事实上，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马寅初，对其生活待遇也倍加关怀。1949年下半年，马寅初同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杭州和上海两地办公，两地都配备有住所。12月8日，周恩来指示陈云代其给华东军政委员会起草电文，“马寅初现仅拿浙江大学校长薪水，不够生活开支。请研究可否酌量发给一部分津贴或办公费。”（19）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实行供给制，马寅初即配有秘书、警卫、厨师，独家住院和与毛泽东、宋庆龄等领导人相同的吉姆车。1955年国家实行工资制度，国家主席、副主席为一级，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一级至三级，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列为四级至五级，全国人大委员会常务委员列为五级，省、市长列为七级至九级。此时，马寅初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仍被定为行政三级，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同一级别上。（20）如果了解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这次套改中也只定为二级，就可以想象到马寅初的行政三级在那个时代的具体地位了。
马寅初既是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位传统的文化人。早在地下党通知他经香港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能无功受禄啊！”（21）党和政府给了马寅初这样高的政治地位，马寅初自己也一直积极为党和政府工作。期间，除了履行所担任的许多行政职务方面的工作以外，马寅初还经常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以解释和宣传，具体内容从1949年第一次政治协商的《共同纲领》到1958年的大跃进，大到党和政府提出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小到国家发行公债、制订预算之类的政府实际工作，都会有相关文章发表。马寅初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的可以经常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上发表论著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外，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50年代初期，马寅初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学习俄语。1958年2月，马寅初密切联系现实问题出版了自己的长篇论文《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22）该书还收录了从1955年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2篇讨论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文章、“新人口论”，以及“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文章。马寅初在该书的书名中用直白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用经济理论解释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表白自己已经转变的哲学世界观和所持的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立场。马寅初很重视这本书，把其当作自己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论著方面的代表作。1958年1月，马寅初在该书付印前还特意题写了“敬以此书作为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纪念的献礼”，放在扉页后面。只是生不逢时，正好赶上1958年的“双反”运动，为群众批判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靶子。这都是后话。
论及上个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作用，有一件不太为人所知但贡献颇大的事情，那就是为党和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想法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实现形式，配合党和政府把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顺利地推向了全国。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传》和《周恩来年谱》都有记述。《毛泽东传》是这样说的：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还邀请周恩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周恩来得到邀请，向教育部建议，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以后，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首先在北京、天津两市，随后又发展到全国，先是高校，以后推广到各界知识分子。（23）
50年代初期，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没有大批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经过改造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24）
10多天之后，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把这个问题提到集中代表旧知识分子的各个民主党派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面前。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全中国的一切人们、一切党派，都要过好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25）不过，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改造则是中国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为此，毛泽东还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6）
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以后，却迟迟未能实行。从客观上来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其他许多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都需要做的工作。但是，从具体的工作条件来分析，是因为如何改造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改造，以及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都未能够落实，而解决这一系列具体问题和启动这一项工作的是马寅初。
马寅初是1951年6月1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8月，马寅初就组织了北京大学职员利用暑假进行政治学习的活动。（27）8月22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28）
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等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响应号召，发起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活动。
9月3日，马寅初利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第12次会议的机会，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京大学教授们自发学习活动，邀请周恩来作学习报告予以辅导。（29）7日，马寅初又致函表达了敦请毛泽东等党和政府领导人辅导讲课的愿望。（30）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报告马寅初邀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31）11日，毛泽东批示说：“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32）周恩来将毛的批示批转给教育部，并决定组织北京、天津两地20多所高校教师参加学习运动。
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高校3000多名教师（其中北京大学教师和干部400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报告，我想既然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这次报告会后，首先从北京大学开始的知识分子学习和改造运动迅速推广到全国各个高校、中小学、文化界和医疗卫生等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所有领域。1951年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高校和科学研究、文化机构中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又与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合并进行。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裤子割尾巴”和“洗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52年秋季运动结束的时候，全国高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都参加了学习。（33）
由于这一时期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记录不是很多，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曾这样谈到那次运动，他说：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34）
据气象学家、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述，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饶毓泰，在运动中因受刺激“神经失常”，“其眼直视无睹，不能认人”，而“校中自马寅初、汤锡予（汤用彤）起直至学生，无一寄与同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因思想改造，几次欲悬梁自尽，已出外购得一绳子”。幸亏吴太太自上海来京探视，“乃得将全盘心事讲出”，才免去一场悲剧。竺可桢在思想改造中精神濒于崩溃，以致写下这样的话：
年来我讲话常不能符合实际，因此引起人之批评。自维年衰力薄，真同走尸，虽为活人而脑筋实已僵化。既无记忆力，又不能有活泼泼的想象力。做事不能深思熟虑，无高见远瞩之能力，以致动辄得咎。坐领干薪，窃居高位，与人民、社会可称无丝毫之好处。虽辛辛苦苦，一天复一天，有何用处？（35）
马寅初在这次运动中同时兼任“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北大分会”主任、“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以及运动中临时成立的“北京大学人民法庭”审判长等职，领导运动。马寅初在运动中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正确对待思想改造的事例，曾获得毛泽东的肯定。（36）另外，有些著名教授的检讨无法得到系里群众的通过往往会上升到召开全校群众大会帮助，有时就要由马校长主持。文学院群众不满意朱光潜的检查，1952年4月9日升级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10日，继续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又有14位师生代表批判发言。马寅初在讲话中说：“朱先生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据群众意见，彻底批判自己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在北大的领导权。”据统计，北京大学参加学习的教员和干部3 387人，交代一般性问题758人，交代反动社会关系1 239人，一般性政治问题940人，重大政治问题91人，共计3 028人交待了各类问题，占总人数的89.4%。其中2 448人已作了结论，580人未作结论。（37）
二、马寅初获悉党的领导人转变态度后重提节育主张
在旧中国，有许多老知识分子都是主张节制生育的。但是，因为普遍的认识把马尔萨斯归结到主张节制生育的学说一边，而马克思又是对马尔萨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定节制生育的。新中国建立前后，共产党曾经发动了一次对美国政府所持有的马尔萨斯主义和唯心历史观的批判，（38）再加上政府沿袭限制人工流产的法规，（39）在1949年到1952年，各个报刊都是把节制生育当作帝国主义“和平的杀人”，（40）甚至有的医学教材中有关于节制生育的内容也会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41）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前那些曾经主张节制生育的专家、学者，甚至连医务人员也都不再宣传节制生育了。
但是，把避孕、节育行为当作马尔萨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有关国家制度与随着这一时期大规模工业化进城的年轻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冲突，特别是青年妇女频繁的生育与新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发生矛盾。所以，不久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群众避孕和节育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从1953年8月起，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42）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写在决议上。（43）检索《人民日报》，1949年-1952年，每年都有几篇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章。而1953年和1954年，有两年不再有节制生育这个词汇，即不再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应该是体现了期间中央的态度。1954年12月，刘少奇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44）会后，中央又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说：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45）
根据中央3月份明确的批示精神，卫生部在该年5月就开始举办机关干部避孕知识讲座宣传节育知识，安排避孕药具的销售工作。（46）公开出版的《避孕常识》，当年就销售了102万册。（47）卫生部、商业部和轻工部等也改变禁止生产和销售避孕药械的做法，开始在江苏省生产外用避孕药，广州第十一橡胶厂引进了一套日本避孕套生产设备开始自动化生产，天津制药厂成功生产外用避孕药栓。（48）
也就是在党中央对于节育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转变，但规定暂不登报宣传的时候，（49）邵力子和马寅初先后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节制生育的主张。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共产党的老朋友，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50）邵力子早年就主张节制生育，为此写了许多文章。（51）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妇女节制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即担任北京市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52）1954年9月，邵力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学习宪法的名义谈论避孕问题。（53）然而，不少文章据此把邵力子当作新中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人，是不确实的。且不说周恩来在半年前的政务院的会议上已经有过节制生育的话，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的说法，节制生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54）因为邵力子和邓小平都是政务院政务委员会成员，周恩来的话应该是有依据的。如果熟悉毛泽东时代党内生活的原则，就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明确意见，这一涉及党的指导思想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的人口问题的态度转变，不仅尚未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不会有那样的观点，就连刘少奇也不敢贸然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座谈会。（55）
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寅初也在这个时期获悉了党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但是，马寅初谈论人口比邵力子晚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中央和卫生部已经有不少关于开展节育工作的文件。并且，大学是卫生部门宣传避孕和节育方法的重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应该对此有所了解或所闻。何况，马寅初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会有许多机会了解到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解放前，马寅初就主张节制生育。（56）1949年以后，马寅初也一度不再提这方面的主张了。1955年7月，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谈论人口问题，遇到不少代表的反对。（57）近年出版的宋云彬和竺可桢的日记中，分别记述了一些经过。宋云彬，中国近代著名文化人，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副组长。竺可桢在民国时期曾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按照竺可桢7月4日的记述，在第一天小组会议上，浙江省的几位代表发言谈到人口问题而引起马寅初和竺可桢的注意。（58）争议是从12日开始的，宋云彬在日记中写到：“下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强调中国人口过剩，余起而驳之。”（59）竺可桢这天的记述更详细一些：
……下午3点至全国委员会，开浙江省小组会议讨论五年计划。沙文汉、杨思一主席。邵力子提出了以限制生育减少人口，提出辩论……此点引起宋云彬、李士豪的反对。马寅初和我均赞同邵说，寅初拟在报上发表文章。一场热烈争论归结到农业生产问题上。
文中的沙文汉，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浙江省省长，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组长。杨思一，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本次人大会议浙江小组副组长。李世豪，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浙江省主委，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从宋云彬和竺可桢的日记来看，争议是由邵力子的限制生育以减少人口的发言引起宋云彬等人的反对开始的，而马寅初和竺可桢站在邵力子一边。在13日小组会议上，因马寅初、邵力子再谈人口问题，宋云彬“两次起立发言，问此种论点与马尔塞斯有何不同之处，则皆哑然无言”。14日，宋云彬主持会议，一开始就声明说，昨天两次发言，是因为邵力子、马寅初的发言不自觉陷入马尔萨斯主义泥潭，所以好心相劝。沙文汉递一纸条给宋云彬说：“你说他们重复了马尔塞斯人口论原没有说错，只是说得太早一点，容易阻碍辩论的展开。”15日，宋云彬继续主持小组会议，张琴秋等表示不同意邵力子和马寅初的观点。张琴秋，红军著名女将军，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日，小组会议继续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等又大谈人口问题，争吵甚烈”。25日，沙文汉主持小组会议，宣布不再讨论人口问题，争论方算结束。
另外，与小组会议上的有关争论同时，还发生一起制止马寅初以会议发言形式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事件。13日下午，马寅初将准备见报的发言稿清样送请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国松看。宋云彬认为，“其内容谓目前兴修水利、开荒等等皆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在限制人口，满纸荒唐言，不仅贻笑大方，且将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据为口实”。沙文汉看后，“大为惊诧”。经宋云彬、沙文汉和王国松商议，由王找竺可桢共同劝阻，马寅初同意提出具体意见后再作修改。14日上午，沙文汉、宋云彬、王国松和竺可桢一起讨论。沙文汉认为此文是“绝对的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复现，和政府五年计划要积极增加生产背道而驰”，建议马寅初改讲预算问题，而竺可桢则主张“把主题从限制人口改为促进科学技术”。竺可桢还未来得及将意见转达给马寅初，就有电话说他已经决定把稿子撤回。
根据宋云彬和竺可桢当时的记述，有几个方面与马寅初后来的叙述有所不同。第一，浙江小组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和争论是由浙江省的同志发言引起的，而不是马寅初会前写好的提案在会议上讨论而发生争议的。第二，会上几次的争论都是由邵力子先发言，马寅初和竺可桢附和或支持，而不是首先由马寅初提出来，邵力子等附和与支持的。第三，会上没有发生所谓马寅初提交提案的事情，会议第10天出现过一份准备在报上发表的马寅初发言。
分析这次事件，首先，争论主要发生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小组中那些参加过1949年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代表之间，鉴于沙文汉常常持调和态度和宋云彬处处主动出击的表现，两方面的主要当事人都是民主人士。其次，分析争论双方的人员构成，坚持节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马寅初身处高层，应该说已经获悉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而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则相对处在国家机关较低一级的层次上，双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贯彻时的一种状态。第三，也许进一步了解参加那次争论的主要当事人后来的政治命运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那个时期的批判和一些争论的性质。根据宋云彬和竺可桢日记记载的那次争论中持反方意见的宋云彬、李世豪、沙文汉、杨思一、冯雪峰等5人，两年后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几位共产党党员沙文汉、杨思一还被打成“反党集团”，杨思一死于1957年反右中，沙文汉死于60年代初。共产党员张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反方中还有一位周建人，也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民建浙江省委主委、副省长，他参加共产党的身份当时尚未公开。周在新中国未遇风险，职务一直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显然是因为鲁迅弟弟这一层原因。与反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方阵营中的邵力子、马寅初和竺可桢三人，全都得以善终。
三、马寅初的中南海发言和《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讲话”以后的产物
1956年，党和政府关于节制生育的主张已经明朗化。特别是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报告中两次讲到“提倡节制生育”，（60）第一次向社会表达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待节制生育的支持态度。与此同时，报刊也开始公开宣传。（61）国家还把生产避孕药械列入了生产计划，每年拿一千万元，用一千吨橡胶，生产避孕套，免费向群众提供。（62）在辽宁省、黑龙江省等地还成立了节育工作领导小组。（63）据统计，1956年，北京市医疗卫生部门设置的避孕药具销售点达到648处。（64）该年10月，青海省西宁市举办两次节育、避孕知识展览，参观者27 500人次，印发宣传材料5 000多册，举办讲座4次。青海省医药公司在该年出售避孕套76 233个，避孕帽2 141个，避孕拴2 252盒，避孕膏3 372支。（65）
不过，在中国，社会真正改变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提出并接受计划生育这一新概念，还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后。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是为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而特意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国家有关方面的高级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计1 800多人。在讲话中，有一段关于计划生育的话。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66）
3月1日下午，会议安排了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民主人士发言。马寅初说：
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
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浙江小组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两次视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乡村我都去了，好的、坏的、中等的都去过。每次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有多少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这么多。到处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了上海，弄堂里也到处都是小孩，洋车都进不去。这个问题怎么办？所以回来以后写了个提案，但在浙江小组里一讨论，赞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还有几位科学家，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另有科学家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不赞成的很多，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要讨论，为什么不讨论？说是苏联没有讨论，所以中国也就不讨论，彻底的教条主义，十二万分的教条主义。苏联与我们不同，苏联是地多人少，只有两亿人口，可以不谈，我们却有很大的问题，人口这样多，多于苏联三倍，不能不谈。但因为反对的人多，我自动收回。不料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如按百分之三的增长率来算，中国六亿人口，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十五年后有九亿三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那是不得了！那有好几个问题要发生了，第一教育，现在我们就有五六万人不能升大学，还要房子，老师也来不及。五十年后二十六亿人口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我想政治界人士对和平共处也要想想这个问题，要看到五十年以后怎么样？因此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要控制在六亿人口左右，尽一切力量来发展科学，倘若人口增长与科学发展同步进行，那是不行的，一定要说科学进步超过人口的增长，那么人民生活水平、物质水平、文化水平才能提高。这个问题要请科学家们努力。苏联大概有二十二万人研究科学，都是一面在校培养学生，一面从事研究工作。科学家一定要与年轻人在一起才能年轻，我不是在拉科学家，而是说教学与研究应该一致，研究出来了就告诉学生。我同意邵力子先生的避孕方法，不过我要提出一些意见，当然农村女人封建思想很多，却要多子多孙，五世其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避孕工具太贵，要一块多钱，而且套子一弄就破，为什么要这么贵，而且质量不高？我想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提高技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请毛主席出个主意要周总理去执行。（67）
马寅初说“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应该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和本次即第11次（扩大）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会议是在26日召开的，实际是为第11次（扩大）会议召开的一次预备会议。（68）马寅初等16位民主人士发言后，毛泽东又作了45分钟的“结束语”。其中，为回应马寅初的发言，毛泽东又说：
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69）
这就是马寅初“中南海谈论人口问题”的始末。包括人口学界在内，社会上长期以来传言马寅初早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以及毛泽东先采纳了马寅初的意见，后来又对其进行批判，概来源于这个发言。
主要是受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的感召和毛泽东计划生育思想的启发，社会一改生儿育女不登大雅之堂的风俗，“计划生育”在神州大地不胫而走，大行其昌。（70）检索《人民日报》，在此之前从未有计划生育之说，而3月8日到19日其间12天，仅全国政协委员拥护计划生育的文章就有5篇之多。（71）3月5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提出“节制生育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72）1957年春夏之交，有一批在旧中国就持节制生育观点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写出了许多文章，拥护和宣传计划生育。（73）
马寅初也是活跃在这一环境中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之一。继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后，3月31日，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马寅初发言谈控制人口问题。（74）4月27日，《文汇报》发表马寅初接受记者杨重野的采访，谈新中国的人口问题。同一天，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向学校师生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75）5月9日，马寅初在《大公报》发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7月5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会议上书面发言的方式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
四、马寅初1958年在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
1958年举国上下的狂热是在过去几年好形势的发展中促成的。农业合作化顺利完成，数亿农民从几千年来一盘散沙般的个体走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康庄大道；成功实现赎买政策，原计划15年到20年完成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一系列的“一五”工业项目的竣工，中国开始拥有一个初具雏形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1957年反击右派和共产党整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毛泽东参加莫斯科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明确地感受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现在看那时不少的事情都属于极“左”思想支配下的狂热行为，但是，当时的认识却是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可以创造出不曾想到的人间奇迹来。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认为做得到。（76）
当毛泽东在讲这一席话的时候，全国已经沉浸在一片浮躁和狂热之中。春节前后，上海市委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简称双反）运动，短短几天，全市工厂、机关、商店、学校贴出的大字报已超过六千万张，举行了数以千计的比先进反浪费展览会。“这一气势澎湃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多、快、好、省的革命巨浪，正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冲刷着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保守、落后和浪费现象，横扫着一切官气、暮气和邪气。”（77）3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进一步展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改进整个国家工作，促进全民大干劲。（78）《人民日报》把这个文件当作“全民大动员的号角”，（79）一个举国跃进的态势已经形成，势在必发。
早在中央部署之前，北京大学已经开展了以深入整改和全面大跃进为主题的群众运动。2月28日，陆平代表学校党委在骨干会议上动员说，为迅速赶上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的新形势，为国家又快又好又省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整风运动必须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动群众开展一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使学校来一个全面大跃进。（80）陆平是1957年10月反右斗争中，中共中央为加强高校政治领导工作从中央机关抽调1 000名高、中级干部，充实文教战线的领导，由原来铁道部副部长职位改派到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的。（81）陆平动员后，北京大学张贴出22万张大字报。中央文件下发后，3月10日，北京大学召开“双反”运动誓师大会，仅几个小时，全校新张贴出9万张“大字报”，“燕园就成了大字报的海洋”。（82）为发挥党员带头作用，20日，党委又召开党员誓师大会，号召党员带头引火烧身推进运动。会上，陆平和其他常委都宣读了自己的大字报。大字报有自我批评的，有党委之间相互批评的，还有对党委和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的。
虽然党委提出要引火烧身，但高校中广大师生毕竟与校领导接触不多，可以当靶子揭发和批判的对象也不多。新中国在50年代还未能培养起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北京大学的各个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教授，差不多都还是那些在旧中国留学归国的老教授们。这些人面对积极向上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继三反、五反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和反右斗争之后再次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冯友兰、翦伯赞、游国恩、王力、王瑶、林庚、周祖谟、傅鹰……几乎所有的教授，无一幸免。不过，认识和了解许多老教授在那次运动中的表现，对于理解马寅初受批判还是很有帮助的。运动开始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认为，“双反”运动好像一面镜子，使每个人在这面镜子里认清了自己的面貌，看到了自己资产阶级立场与六亿人民社会主义事业不相适应的矛盾。法律系龚祥瑞教授说：
过去我一直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立场、思想、作风上所存在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最初自己还大吃一惊，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资产阶级旧法学的宣扬者和执行人，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里做过官，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团结教育我，给了我荣誉和地位，在历次运动中也保护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没有自觉革命的认识。现在道路摆在眼前，不和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分家，就不能做社会主义的工作。
傅鹰在一年前说了一段对三反期间的改造深恶痛绝的话，这次运动一来，张贴他的大字报覆盖了整个化学系的大楼。系党总支还专门主持召开了“帮助傅鹰教授”的批判会。傅鹰在“再不要思想改造就是骗人骗自己”的发言中说：
运动中看了化学系的“废品展览会”展出的许多“废品”中，有不少是我教育过的人，他们不可能不受我的影响。后来有些学生和我谈家常，他们向我提意见，说我的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这个结论得出后我两天没睡着觉，我爱人对我最了解，她也说我是政治立场问题。再一想，我前后在美国呆了十三年，脑子里98%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以前说我全心全意拥护党。但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党，而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是对立的，怎么能说我全心全意拥护党呢，只是骗人骗自己。过去我强调党管政治，我管业务的“分工论”，也不过是为自己不进行思想改造找理由。现在我认识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会给青年传授若干的资产阶级思想，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能把书教好。（83）
傅鹰不仅把给他提的意见都一一接受下来，并且写了《向真理投降》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也都作了转载。（84）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教授都选择了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愿意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和衷心拥护“双反”运动，譬如北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李赋宁在报纸上发表了《双反运动给我的教育》，（85）王力教授发表了《向工人阶级投降》，等等。（86）
还有比以上表现更进步的老教授。中文系魏建功是“老北大”，他给党总支提意见说：
党总支委同志们：你们太缩手缩脚了，对我们旧知识分子尤其年龄大一点的人实在太骄纵！我们身上要烧的毒气是太多了，平素你们大家丝毫也舍不得碰一下。我们都认识党的大公无私，我们系里绝大多数成员是党外人士，对我们认真严格要求，在宽猛相济的工作方法条件下，是可以奏效的。但是党委同志们有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想把问题摊开，弄清楚情况，求得彻底解决。对我们思想作风有问题的人来说，爱之其实害之！害个人也许事小，害工作关系实在不小！说严重些……问题的性质就是“养蛆成蛹！”（87）
植物学家曹宗巽发言中的一段话更具经典性：
末了，愿对党委的统战工作提点意见：据说去年春天社组织想对我进行批评和帮助请示党委，程贤策同志说：“曹先生是教授，也应照顾的。”我希望今后不要再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这样的照顾了，为什么要照顾？照顾的出发点是什么？照顾的内容是什么？其后果又如何？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即使对我们狠狠地批评一通，闹上几天甚至几月的情绪，但闹过情绪后应当是雨过天晴，应当是思想上和工作上大跃进！今后希望对我不要再一味姑息，使我们能够尽早地又红又专！（88）
对比了以上各位经历过许多次运动的教授们在这次运动中对待群众、对待运动的态度，再来看马寅初在“双反”运动中的表现，可以了解马寅初不谙事故，不服水土，因而遭受批判乃命中注定和在劫难逃。
3月10日，马寅初因看望下放干部而没有听取陆平在全校誓师大会上的动员。下午一回到学校，马寅初就表示，一定从自己开始，烧掉北大的骄气。（89）3月20日，马寅初列席参加了党委召开的“引火烧身”的党员誓师大会，深为会场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所感动。（90）“双反”运动的基本方法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是这次运动的显著特点。马寅初是校长，因为不在与学生和青年教师每天相处的环境中，相对于那些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和教授们，最初受到的冲击还是相对轻微的。运动开始后，经济系樊弘教授给马寅初张贴大字报，批评他1957年在北京大学的人口问题的讲演中的错误言论，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也有批评马寅初在人大的会议上发言说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拿取定息不是剥削的大字报。（91）3月21日，马寅初张贴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检查自己的官气暮气、不深入基层、行政工作效能低、校外事务过多以致影响接近群众；第二张大字报检讨人口问题报告会上说“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难而侵略其他国家”的错误。（92）
3月底，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朱正直等13位同学给马寅初张贴了一张题为《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说，去年春天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我们抱着崇拜和敬仰的心情访问了经济学老前辈马寅初校长，希望马老指导我们如何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问题，但是，马老教导了我们三大主义。
第一是大北大主义。马老对我们说：“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北大集中了全国有名的教授。”接着马老又兴高采烈地举起大拇指说：“北大经济系也是全国第一。”大大助长了我们瞧不起兄弟院校的骄气。
第二是资本主义。马老口头上也谈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有本质上的不同，说要学好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否则就难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优越性，也无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实际是叫同学要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先学资产阶级经济学。他用大量的例子竭力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成就，他说中国经济学不行，苏联的时间短也没有什么，英国的经济最早。他叫同学要研究经济必须掌握几门外语，如英文、德文等等。中国不行，苏联不行，英国经济最早，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是叫同学学习资产阶级经济学，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三是个人主义。马老不仅羡慕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且竭力宣扬自己的才能和地位。他说他先后到过英美，并且能说会写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五国外文。并显耀自己在中央如何有地位，说研究经济别人找不到资料，他想研究财政给周总理说一声，周总理就立即叫财政部给他搞一间大房子和大批所需要的资料。马老还叫同学学习他要发表的“新人口论”论文（实际有不少马尔萨斯主义）。这一切使不少同学更加崇拜马老，认为马老真了不起，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既有才能又有地位，我们应向马老看齐。马老的谈话在我们班的影响确实不小，立即就有同学大干特干地学外文，有的双管齐下，既学俄文又学英文；有的还想放弃俄文学英文，不少人要求系里多开资产阶级经济学等等。总之这次访问使不少同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轻视社会主义经济学，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朱正直等同学的大字报最后说，马老身为校长，有这样严重的资本主义教育观，怎样不对同学起坏的影响？红与专的问题，两条道路的问题也是马老必须彻底解决的，否则将把我们引入歧途。（93）
4月1日，马寅初针对学生们的大字报，也写了题为《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的大字报。马寅初说：
去年学生到我家里访问，我接见了他们。他们先讲了来意，对经济系似乎不甚满意，问我此后如何学习才能学得些东西。我就坦白地告诉他们，北大经济系在国内还是数一数二的，教师的阵容也相当的好，看不起的心理要快快改过来。但这不等于经济系十全十美不需要任何改进，虽然我不能以校长身份说经济系如何如何不好，同时我也说钻研学问大部分要靠自己，只有苦干，此外并无捷径。但在谈话中发现他们连一国的外文都还没有掌握，我听了吃了一惊。他们终日忙于写笔记、抄笔记、对笔记，外文的参考书和杂志一本也不能看，我就想到这倒是他们的莫大的缺点，所以我劝他们快快学外文，至少一国的外文，要继续的学，绝对不可间断。我自己在耶鲁大学学过拉丁文（强制的），在哥伦比亚研究院学过德文、法文（都是研究生必修的）。但回国后因看英文书快得多，看德、法文很吃力，久而久之，把德、法两文放弃了，现在只掌握了英、俄两文，绝不任其放弃，事实上也不会放弃，因为看资本主义国家的书报要用英文，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书报就得用俄文。但我开始学习俄文时已71岁了，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学会。我的目的，就是要勉励他们，学习要埋头苦干，否则不会成功的。我的话是出于至诚，对我的学生讲心里的话。想不到他们自另一角度看问题，说这是要表达我的天才，我要在他们面前表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是崇拜资本主义的人，他们从谈话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义，这些话真是令人痛心。我认为北大的任务是培养做研究的人才和教学人才，要做研究工作，非学一种或二、三种外文不可，否则决不能与懂外文的人比赛，他们的研究能力就大大地受了限制。至于担任教学不懂外文的教师，绝不会受学生的尊崇，在同事间懂得外文的同事也会瞧不起不懂外文的同事。我自己亲身吃过这种痛苦，所以把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及早想到他们的前途，绝对料不到他们这样看问题。至于请我上课，不仅我抽不出时间，即使抽出时间也怕他们受毒，那罪状更严重了。（94）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学生又张贴了《马老应正视错误》的长篇大字报，指出马寅初的大字报是对学生的“反批评”。大字报分“我们为什么要写‘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再谈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和从马老的反批评中看到了什么？”等3个问题。同学们的其他观点似乎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显得重要，因为按照马寅初的说法，学生是误解、歪曲了他，而学生坚持认为马寅初是引导他们走向“三大主义”，特别是学生所讲的另外两个问题，致使马寅初再也无力还击。同学们说：
既然现在是大辩论，当然是应该畅所欲言，开展辩论。我们欢迎马老提出反批评。但从马老的反批评中感到马老对待批评不是抱着闻过则喜的态度，而表现了不满和反感情绪，这实在和身为一校之长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应该以身作则和起带头作用是不相称的。明明在谈话中宣扬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学；宣扬个人奋斗……但不虚心检查自己，反而用个人的动机善良来为自己辩解，说什么“我的话是出于至诚对学生谈心里话，想不到他们自用另一角度看问题……他们从谈话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义，这些话真是令人痛心”。又如“至于请我上课，不仅我抽不出时间，即使能抽出时间，亦怕使他们受毒，那罪状就更严重了”，这更明显的表现对批评的不满情绪。如果没有三大主义，可以和我们辩论，有三大主义则应深刻检查批判，而不应用什么讲课受毒罪状更严重等话来发泄不满情绪。
如果说学生以上大字报的内容是针对马寅初的态度和情绪予以批评的，那么，下面的话却直指马寅初的软肋。
问题还不仅是对待批评的态度，而更重要的是马老究竟以什么态度对待双反运动，对待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是自觉革命呢？还是抱住资产阶级思想不放呢？马老受过多年的资产阶级教育，留学西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多年，存在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教育观点和个人主义思想（当然解放后马老政治上是有很大进步的，但和社会主义要求来说还是不够），这是合乎客观情况的，丝毫不值得奇怪的，要是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才是怪事。问题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身为一校之长的马老应该率先上阵，以身作则自觉革命，否则革命列车轰隆隆的前进，而自己则有落伍和掉队的危险。
我们希望并完全相信马老一定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努力自觉革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和我们比比干劲，携手共进，老当益壮，一马当先，走在运动的前面。
末了，学生模拟马寅初的话，把球又踢过来，既是对马寅初的一个幽默和讥讽，又是一个挑战。
以上意见，出于至诚，进一步和马老商榷，不知马老意见如何？（95）
与学生的大字报比较，樊弘才真正是马寅初的“灾星”。樊弘，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中被誉为民主教授，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继上次张贴大字报批评马寅初人口演讲中的错误言论之后，3月26日，樊弘又针对马寅初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张贴了题为《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寅初校长的立场是什么？》的大字报。樊弘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的”。在大字报里，樊弘具体罗列批评了马寅初三个问题。第一，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以来一般都赚了钱，而马寅初“说他们都没有赚钱”。第二，在公私合营中的公、私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中，本来是私方应该负极大责任的，但马寅初“认为公方与私方负相同的责任”。第三，马寅初代表资本家的利益，批评政府限制上海针织业盲目发展的政策。鉴于以上所论，樊弘上纲上线，说马寅初有意离开无产阶级立场替资本家说话。（96）
4月1日，马寅初针对樊弘的诘难张贴了《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的长篇大字报。马寅初说：“我对樊弘教授所做的批判工作有两点意见：（一）研究太马虎；（二）教条主义气味太重。”（97）马寅初在文中还引出一段故事。1955年4月，马寅初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写成以后，交给4月15日刚刚决定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98）但是，马寅初的文章被学报编辑部压了2年。1957年5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冯友兰、郑昕等北京大学几位老教授批评学报编辑部扣押马寅初稿件、替马寅初鸣不平的话，（99）文章才得以发表。
虽然一年前迫于压力发表了马寅初的文章，但是，作为编辑该文的学报编辑委员樊弘对此仍耿耿于怀。所以，“双反”运动一来，樊弘将其意见公开化。阅读樊弘对马寅初的批判和马寅初对樊弘批判的辩解与反批评，樊弘认为马寅初是在替资本家说话，而马寅初说这些话其实都是国家工商管理局局长许涤新的原话。问题发生在马寅初可以参加政府许多内部会议得到主管部门的许多文件和原始资料，他在写作文章时往往会引用政府主管部门的文献，包括主管部门的领导客观分析公私合营和工商业改造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私方利益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话。马寅初作为具有政府职务背景的经济学家具有了解中央政策实质和政府主管部门思想意图的优越条件，他的文章无疑是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和主管部门的意见的。但是，马寅初引述政府官员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有的又不便于披露出来，樊弘却把这些当作马寅初站在资方立场替资方作辩护。马寅初作为一个和所有其他教授一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师生们当然是按照周恩来所说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和封建主义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的，而马寅初自己因为早年就跟党合作反对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刚建立就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从而不认为自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问题。特别是因为以往的运动中马寅初都是领导和动力，没有应对群众运动的经验，总是要和提意见的群众争辩出是非，导致批评和批判不断地升级。
4月19日，《光明日报》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选登了两张批判马寅初的哲学和人口论的大字报。从这时开始，校内运动对待马寅初又往往受到社会上的影响，校内校外相得益彰，而马寅初则陷入被内外夹攻境地，即使当年善于争斗，现在也能左冲右突，但毕竟盛势已过，要以老朽之躯与风车搏斗，胜算难矣。
不少的文章都有1958年陈伯达或康生在北京大学的大会上当面点名批判马寅初之说。我这里用“陈伯达或康生”，是因为相同的事情在不同人的文章里有关人名、时间和发生地点，都互相窜连，表达不一。在北京大学历史上，像中央领导到校视察或参加其他活动，当时都有记载。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隆重举行纪念建校60周年报告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及其他学术界人士等应邀参加了大会。校长马寅初致开幕词后，陈伯达接受邀请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为题作了演说。陈伯达说：
解放以后，经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特别是经过去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北大已经基本上改变了面貌，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新风格。但是，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还是很不够的。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比较，同工人、农民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比较，全国学术界的批判的革命的风气还是落后的，在我看来，北大也同样还是落后的。这表现在：学术上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判得还很不够。不可设想，对于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人不进行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就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旧知识分子要最后抛弃资产阶级的意识，而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过程。（100）
隔3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刊上，上述“在我看来，北大也同样还是落后的。这表现在”之后是这样一段话：
学术上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评作的很不够。例如：冯友兰先生对自己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作过自我批判，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还不够。贺麟先生也作过自我批判，这也是很必要的，但也还很不够。（101）
陈伯达的演讲“经过本人整理，略有补充”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其中举例冯友兰、贺麟的话句改为：
那些在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一些教授，例如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人，不经过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能设想，他们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102）
分析新华社当天的报道、隔3天校刊上的通讯，以及经过陈伯达审阅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讲话，首先，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北大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仍然是周恩来在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经典叙述，经过七八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老教授必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时都已经没有多大的压力了。但是，陈伯达在这里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3份稿件中除了新华社没点名外，其他两份稿件一致点名是冯友兰、贺麟。还有，3份稿件还都一致显示陈伯达是以哲学领域为例，而且是经过选择的两个典型，一个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另一个是研究康德哲学的贺麟。所以，这个地方不该有经济学家马寅初出现。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陈伯达讲演中没有点过马寅初的名。
有说康生在北大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7周年纪念会上批判马寅初。查1958年7月1日北京大学校刊，有“昨晚，陈伯达同志向师生员工作‘在毛泽东旗帜下’报告”。（103）陈伯达的报告发表在当年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半月刊第4期上，该文并不涉及点名批判的内容。康生在1958年7月16日到过北京大学，参观了物理系半导体工厂、数力系电子计算机工厂和化学系化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104）
所以，1958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受到群众大字报的批评和批判，与陈伯达、康生没有关系。
五、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
认识《光明日报》的性质及其和马寅初之间的关系，是了解《光明日报》当年批判马寅初事件的枢纽和钥匙。马寅初有句话说“《光明日报》不光明”，既反映了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怨，又道出马寅初要求《光明日报》独自应有的担当。“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光明日报》，并不是同一张报纸。现在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样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而那时的《光明日报》，按照1955年1月中共中央的说法，“是各民主党派主办而由我党领导的国营的报纸”。（105）1957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106）5月底6月初，章伯钧和储安平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先后有了“政治设计院”和“党天下”的发言，被当作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后，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等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决定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107）杨明轩，20世纪20年代即加入共产党，但一直以民主爱国人士从事活动，曾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时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年后，又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60年代初中期，先后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此生，近代史上著名文化人。二人也都是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了解马寅初参加《光明日报》这次改组会议很重要，因为知道这个细节，就可以知道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怨不仅仅是一般社会上理解的《光明日报》和一位被批判的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在马寅初那里还有具体负责这张报纸的杨明轩、陈此生——与他地位不差上下的、属于他所活动的同一个圈子里的两位民主人士。
按照中国共产党给《光明日报》确定的编辑方针，该报“以报道和讨论文教工作为重点”。1955年，党中央更进一步确定，《光明日报》是面向全国的、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学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化界和其他各界（包括民主党派）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要发行对象的报纸。（108）1958年民主党派整风和高校“双反”运动，是《光明日报》应该着重报道的新闻事件。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以及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北京大学在地下党领导下对国民党的斗争，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是党和政府最倚重的高等学校，所以，跟踪报道北京大学的运动动态是《光明日报》的一个亮点。早在转载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以前，《光明日报》就把北京大学当作重点已经编发过运动中的许多份稿件。4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短讯《综合平衡理论的讨论》。文章说：
最近出版的一期“计划经济”杂志（1958年第4期），发表了马纪孔、锺契夫的“就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寅初先生商榷”一文。文中对马寅初的两篇关于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文章（载1956年12月28、29日和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中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这些问题是：关于对计划经济的理解问题，对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所依据的客观经济规律的阐述问题，对于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以及马寅初在这两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团团转”的研究方法等。“计划经济”编者在马纪孔、锺契夫的这篇文章的前面加按语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供大家研究和讨论的。（109）
我们只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未能证实《光明日报》是否是受到这一条书讯的启示。19日，《光明日报》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两张大字报。韩佳辰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在此之前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110）从这篇文章开始到1960年年初，韩佳辰连续发表多篇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和人口论的文章。1960年2月，韩佳辰将其中8篇汇集成册出版。（111）也许由于马寅初新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内容更为厚重一些，所以，光明日报“读书”栏目选择了张贴马寅初大字报的这些文章。韩佳辰在文章一开头就说：
最近看到马寅初校长著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在这本书里，马老说明自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实际问题，这很好。不过，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论述，我觉得还存在些问题。为了同马老共同研究唯物辩证法，愿意把问题提出来和马老讨论。（112）
在今天看来，韩佳辰和周家本等人的大字报的内容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就此拉开了《光明日报》围剿和批判马寅初的序幕。4月26日，该报在“读书”第4期上继续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在《再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标题下又刊登了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等几位青年教师的两张大字报。
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马寅初很快就写出了回应和反驳韩佳辰的文章。可能因为半年前曾以领导者身份参加了《光明日报》的改组会议，也可能因为《光明日报》发表了批判自己的文章，所以，马寅初把申辩和反批评的文章也送《光明日报》要求发表。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马寅初在文章开首说：
我阅读四月十九日《光明日报》所载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韩佳辰先生对拙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所说的“团团转”理论有所批评，觉得很高兴。第一，因为批评与辩论，可以打开学术界的沉闷空气，而真理愈辩愈明。第二，因为目前高等学校新老教师之间，还不免有若干隔阂，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双反”之后，教师们在思想斗争中都有很大的收获。我们理应在这个思想大丰收的基础上来开展一个新老教师彼此帮助、互相支持的风气。我校年轻教师直接在教研室里面展开科学研究工作，间接提高教学质量，使青年学子都得益。现在展开学术空气的条件已成熟了，韩先生的文章恰好适应这个已成熟的条件，令年老教师如我抓住这个机会来利用这个条件。第三，我还想进一步提倡集体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我们的人民正在作出惊天动地、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社会事物更加错综复杂，要做社会科学范围内的研究工作，决非“单干户”所能胜任的，即能胜任，亦不免犯片面性的错误。我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觉得研究愈深入，发现的问题愈多。若把它们放在一边，置之不理，则论文不够全面，容易受别人的指摘和批评；反过来，若把它们都吸收进来，又觉得时间与精神两不足，待副题研究得像个样子，主题又落在时局的后面了，大有顾此失彼之感。所以我认为在大学教研室里大有开展集体工作的必要；从集体工作中又可产生集体主义的思想，未有工作不集体而思想可以集体的。我自己不久就要下乡，写我预定的农书，自明年下半年起，即与财政部富有实际经验的工作同志们一起工作，同写一本财政教科书，不仅我个人可以得到许多好处，而理论也可以更接近实际。第四，我的“团团转”的理论虽是无可动摇的，然于拙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说得不够明白，致引起韩先生的误会，现在看来，似有详加说明的必要。我现在写出下列几段说明，来解除韩先生的误会。（113）
马寅初似乎是从活跃学术空气、提高高校科学研究能力的愿望出发，接受韩佳辰的批评和质疑的，同时也抱着释疑的态度向批判者解释自己的观点。《光明日报》在马寅初文章前加了一个“编者按”。
本报“读书”专刊第3期（4月19日）和第4期（4月26日），选载了北京大学的4篇大字报：韩佳辰的《“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周家本、强重华等《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韩佳辰的文章，着重批评了马寅初的“团团转”的理论。马寅初的这一篇文章对他的“团团转”的理论作了说明。我们认为：这个讨论涉及到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根本问题，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问题，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欢迎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发表意见。（114）
由于该报的号召和鼓动，后续的文章接踵而来。5月14日，发表署名石武的文章《评马寅初先生的“团团转”理论》、韩佳辰的《道德决定论不是唯物主义——再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以及署名北京西便门内杨道庙紫云诊所刘丽生的短文《评马寅初的道德决定论》。20日，再发表韩佳辰《再谈“团团转”理论不是唯物辩证法》和一篇读者来信《马先生现在研究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齐锡年不同意批评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再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读后琐谈》。编者在齐锡年文前所加的按语说：
本报“读书”专刊第4期刊载了姚曼华、魏式琪、曾庆珍的“再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齐锡年的这一篇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认为，关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他的“团团转”理论、“平衡论”一样，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欢迎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发表意见。（115）
如果说《光明日报》在以前刊登批评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时，无论批判文章的观点如何，该报还未曾对马寅初致以可否的话，那么，从5月31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座谈马寅初的学术思想，一致认为马寅初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等文章就开始以否定态度对待马寅初了。在“本报讯”的文章中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对马寅初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讨论，着重批评了马寅初的“综合平衡理论”和“新人口论”，“一致认为马寅初在这一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116）
6月1日，《光明日报》以“学术动态”综述的方式发表《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介绍《经济研究》、《教学与研究》、《计划经济》刊登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将批判的调门进一步升高。
马寅初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是由五篇论文构成的。一篇就是作为书名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另外是作为附录的：“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篇论文。在作为书名的那篇文章的第一节，并以“此书各篇论文内在联系的说明”为题，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团团转的联系”。因而，马寅初的学术思想的基本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团团转”的理论，“综合平衡”理论，“新人口论”和对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认识。再因马寅初在正文的第10节到第12节，涉及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从而有关凯恩斯理论部分，也是马寅初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全书近十七万字。其中很大一部分比重是用引号或者不用引号的摘录，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述，我国党政负责人的文章或者发言，关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关文件以及一些调查报告。另外一部分就是马寅初自己的论证。
这部著作自从1958年1月出版后，学术界即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正在继续中。除了在本报已刊出的讨论文章和马寅初的“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外，“经济研究”5月号，“教学与研究”5月号和“计划经济”4月号，先后刊出了批评马寅初著作的文章。
《光明日报》以介绍学术动态的名义把批判提高到被介绍的几篇文章都没有达到的高度。
现在，这场辩论正在继续中。在今天，在汹涌澎湃的兴无灭资向又红又专的方向飞跃的浪潮中，就某些学术思想问题辩论一下，到底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辩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17）
在此期间，有必要穿插介绍6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论述人口和就业问题的署名文章，该文直接点名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观点。文章相关的段落说：
右派分子站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说出这些话，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立场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值得奇怪的倒是像马寅初先生这样的人，也说出这种附和右派分子的话。他在“新人口论”一文中说，“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长得太快，而资金积累似乎太慢”。“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多万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又说：“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我国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
根据以上这些说法，可以归纳为两点：一、中国人口多，积累少，不能工业化，不能发展农业，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二、中国人口多，城市安排不了，安排到农村很危险。马寅初和某些右派分子以此两点企图说明中国人口太多，既很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118）
《人民日报》点名批判马寅初，这对北京大学和社会上揪住马寅初不放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此后，《光明日报》一度加快了刊登批判马寅初文章的频率，从6月6日到7月8日一个月多点的时间里，又用8天的报纸刊登了16篇（其中有一篇不同意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评论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19）7月24、29、30、31日，《光明日报》分别4天每次用几乎半个版面编发马寅初综合回答此前的批判文章《再论平衡论和团团转》。《光明日报》在马寅初文章前的“编者按”中说：
自从本报“读书”专刊第3期（4月19日）和第4期（4月26日）选载了北京大学的四篇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大字报，5月9日刊出了马寅初的答辩文章后，学术界及其各界人士即进一步展开辩论。截止7月23日，本报先后收到批判马寅初的文章73篇；限于篇幅，陆续选载了27篇，其中11篇系以“来稿综述”形式发表。
这些文章，对马寅初的学术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对马寅初的“团团转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指出其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
现在刊出的这一篇文章，是马寅初的再度答辩。答辩的范围，除作一般的答辩外，并对本报和若干期刊所发表的批判文章，进行各别的答辩。我们认为，关于马寅初的学术思想有更进一步展开批判的必要，欢迎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继续发表意见。（120）
自后约半个月，《光明日报》又编发了6篇批判马寅初的稿件。（121）时隔80天之后，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通栏标题下，用两个半版面发表“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的3篇批判文章。《光明日报》在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中说：
学术思想的不同见解和对立意见，应该用辩论的方法解决，谁是谁非，大辩几个回合，分晓自见。辩一辩，好处甚多。从来正确的科学理论都是在斗争中成长的。同时，辩了一辩之后，对于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理论，也就不仅知之其错，而知其所以错了。
从今年4月19日开始，本报刊登批判马寅初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陆续已有三十一篇，还刊登了马寅初先生的两篇进行反驳的长文。这场辩论进行得很好，有来有往，打了三个回合。战场也就由本报一家而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这也证明了学术辩论和批判，是大有可为的。热热闹闹的学术大辩论，也是我国学术昌盛、理论水平提高的必然景象。
马寅初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北京大学又是批判马寅初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重要战场。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其中的主力。经济系以二年级学生为主，组成了“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奋战两个月，写出了有相当质量的13篇论文（我们这次刊登的三篇，就是从其中选出的。）这又证明，学术辩论和批判，有助于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
经过三个回合，马寅初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同时，也使不少人深入一步地理解到不同学术观点大争、大辩的必要性。这都是学术批判所产生的好影响。也证明了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122）
此后，该报在批判马寅初问题上就算偃旗息鼓了。但是，《光明日报》编辑部文章中的统计不准确。截至这一天除了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来稿31篇以外，还有以本报名义刊登的综合报道（不计“编者按”）3篇，实际上也都是批判文章（加上当日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的3篇长篇文章，至少有19天的报纸刊登37篇批判文章）。此外，发表维护马寅初观点的文章2篇，马寅初反批判的文章2篇（其中第2篇文章分4天4次刊登），这4篇虽然不属于批判文章，但是在被批判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都起到使批判活动升级的作用。文中所说“战场也就由本报一家而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可能是指截至这篇“本报编辑部”文章编发时参与批判马寅初活动的报纸除了《光明日报》以外还有2家，学报或学术期刊10家。不过，这其中的关系不好说都是由《光明日报》“一家而逐渐延伸”的，因为《计划经济》4月号上发表的与马寅初商榷的文章早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就刊发了信息，实际早于《光明日报》。《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都是5月份出版的（《经济研究》注明5月17日出版），考虑到学术期刊出版周期比较长的特点，文章撰写和期刊编发都应该早于《光明日报》。此外，北京大学行政上隶属于北京市管辖，《北京日报》刊登过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和批评马寅初的新闻报道和选自本校师生的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也不好说是由《光明日报》“延伸”而至。暂且不讨论《光明日报》和批判马寅初的各个报刊的关系，截至1958年11月份，全国各报刊公开发表3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与《光明日报》合计67篇。
六、1959年《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
1959年，从中央这个层面来看，对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与前些年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暂且不说年底触碰霉头的话，这还是马寅初颇为风光的一年。1月1日，马寅初外出视察5个月归来，16日，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的身份应邀参加了有周恩来总理出席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开的招待会。（123）2月13日，又参加了首都庆祝中苏同盟九周年庆祝活动。（124）3月12日，马寅初继续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25）隔了3天，马寅初因参加全国政协招待日本访华团的酒会，又出现在高规格的聚会上。（126）4月12日，马寅初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27）4月27日，马寅初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28）4月28日，马寅初等21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发言，呼吁印度人民回击扩张主义分子，堵住威胁中印友谊的逆流。（129）5月2日，马寅初以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的名义参加了中苏友协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新一届的理事。（130）5月3日，马寅初参加首都纪念“五四”4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并在主席台前就座。（131）9月13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谴责尼赫鲁破坏中印关系的行为。（132）9月1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133）9月28日，马寅初在我国建国10周年庆祝大会上与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就座。（134）
按照新中国党和政府人事安排运作的惯例，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各党派人员比例构成、常委中社会各界的比例构成和常委以上的具体人选的安排，都要经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马寅初能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及频繁地在国务活动中露面，特别是毛泽东主持的小范围的会议都照常受到邀请，说明毛泽东对马寅初的看法没有什么变化，其政治地位也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那不能算作是一个正常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人需要接受批判和否定的时代。实际上，这股批判浪潮从新生政权刚诞生时起，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斗争，逐渐扩展到在中央担任要职的马寅初这个层面上。20世纪60年代后，批判浪潮又深入到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由“四清”运动整治和批判基层干部再到“文化大革命”明确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党的中高级干部，直至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已达到社会结构金字塔顶端位置上的人。社会还没有从批判史的角度来研究和反省这一时期的历史。实际上，那是一个全民批判和被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批判的轨迹是从这一社会的以新生政权为核心标示的社会构造的最外层开始逐渐深入到以政权为中心的最里层。或者，也可以检视它是从社会结构的金字塔最低端开始逐渐向上直至处于顶端的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上的那些人。批判包含了否定，彻底的否定，从肉体、思想一直到对其生命的剥夺和否定。被别人批判或接受别人的批判，可能会因生命的短暂而有人幸免，但任何人无权获得例外。可以反问一下，即使“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打倒的那些高级干部，包括朱德这样德高望重的元勋在内，有谁没有批判过别人或者自己可以不受别人的批判？这段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一座丰厚的矿床和宝藏。因为现在距离那个时代还不算久远，人们还未能来得及换一个视角来清理、挖掘和认识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回到本文所探讨的主题，要认识当年马寅初事件的本来面目，就需要把它放置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1958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的那个“本报编辑部”文章虽然说了“批判必须深入进行”，但也说了马寅初的“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暗含有批判活动到此告一段落的意思。事实上，《光明日报》至此以后已经不再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了。我们把视角转到社会上，1959年只有《新建设》、《经济研究》和《厦门大学学报》各刊发过1期各1篇的批判文章。（135）可以说，批判马寅初的活动已基本结束。但是，马寅初却不肯结束。早在1959年3月，马寅初要求《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全文转载自己分4天刊登在《光明日报》的《再论平衡论和团团转》，其实就是告诉北京大学的师生，马寅初并没有被批倒，正确的观点在马寅初这一边。在申述要求转载的理由中，马寅初还预告说：
我下一篇文章是根据我五个月的视察所得的资料和感想写成的，尚未最后脱稿，与这篇两万字的文章有承上启下的关系，更有请求转载的必要。（136）
马寅初将“最后脱稿”的文章冠以《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同时在《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上发表。
《新建设》是1949年8月由民盟中央费青等人在北平筹办的杂志。（137）1954年1月，《新建设》杂志划归《光明日报》社领导。（138）1958年《光明日报》集中力量批判马寅初的时候，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新建设》并没有积极参与，直到9月份，才刊登了经济学家戴园晨的一篇文章。1958年费青去世后，《新建设》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这时，马寅初已与《光明日报》闹翻。一方面可能感觉《新建设》相对正派一些，另一方面也许认为自己是学部委员，是该杂志的领导，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新建设》刊登自己与《光明日报》叫板对阵的文章。
马寅初曾对《新建设》发表的这篇长达5万字的论文用一句话予以概括，“全文（附带声明除外）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的解释。”（139）就是说，马寅初要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来科学地解释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除此之外，这篇文章的最后还有一个自那篇文章产生以来一直超过了文章本身影响的一个“附带声明”。“附带声明”由2个问题组成，第一篇即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
据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马寅初当然不会读不出《光明日报》1958年11月29日“本报编辑部”文章中所具有的休战的内容，退一步来讲，即使他没有悟出文字中包含的准备停战的意思，已经将近一年不再刊登批判文章这一事实就表明了该报已经停战。所以，应该是马寅初不愿意就此结束。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马寅初不仅始终是把《光明日报》当作民主党派的报纸，而且具体在那里操作的杨明轩、陈此生都还是比自己资历浅、地位低的民主人士。事实上，那次《光明日报》改组的会议，由杨明轩、陈此生分别取代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会议本身就具有送他们走马上任的含义，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有比他们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地位低微的杨明轩、陈此生组织批判了别人一阵子，然后写了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就此结束。但是，被批判的马寅初岂甘罢休？另一方面，将近一年的事实表明，那个批判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待遇，说明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马寅初的迹象。所以，马寅初要借《光明日报》一年前“本报编辑部”的短文为由头，向《光明日报》宣战：“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你们）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可能是《新建设》将马寅初的具有挑战性的文章及时通报给了《光明日报》，在停止了整整一年后，1959年11月30日，刊载马寅初文章的《新建设》刚一出版，《光明日报》就发表了庄次彭的批判文章。该文一开始就点明这次批判的由来：
最近一期“新建设”（1959年第11期）发表了马寅初先生的新作：“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据作者说，它的内容是要“就大跃进的情形，做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其实，马寅初的解释并不科学，他用很多材料所拼凑成的这篇文章充满了混乱、矛盾和严重的错误。这是需要彻底批判的。（140）
12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张恩慈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开宗明义地说这次批判源自于马寅初《新建设》杂志的文章：
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发表之后，被公认为是贩卖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寅初在最近的论文（“新建设”1959年11期）中不承认他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相同，并进一步提出所谓“人口质量论”，来证明他的人口论不仅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是“永远可用”的“新学说”。本文打算研究一下马寅初的“新学说”同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及同马寅初自己解放前的人口学说有怎样的差别。（141）
14日，《光明日报》再发表宗正的《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质量》批判文章。与此同时，《新建设》12月号又发表了2篇批判文章。（142）马寅初阅读新近问世的5篇文章后，向《新建设》杂志修书“重申我的请求”。他说：
我在拙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载《新建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号）有一个附带声明，就是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但是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十四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十二月号所发表的评论，仍属于“破”的性质……我要一再重申我的请求，过去的二百多篇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现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总希望诸位先生多费些时间，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写出一篇“立”的文章出来。（143）
这样，马寅初把《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当作一体（在批判马寅初问题上，二者事实上也是一致的）来挑战：你们不该只批判我是资产阶级，还应该拿出你们“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
除此之外，因为从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樊弘的大字报开始，批判和揭露马寅初的政治立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事实上，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问题从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初期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寅初把自己的代表性著作起名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就表明作者十分看重并急于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在“重申我的请求”的文后，马寅初又说：
有人还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来作为我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证据。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这笔账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费心。不错，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一九三九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挑拨离间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政治背景下，按照马寅初的经历，连北京大学的学生都知道他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马寅初却是基于上面所述历史，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当作包袱来背。在马寅初看来，自己与共产党的合作早在抗战的初期阶段，而后来的那些民主党派大都是内战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跑过来的。所以，马寅初敢于表达对包括《新建设》杂志在内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视，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投递战书。不曾想，这一举动却又进一步促成了批判运动的升级。《新建设》杂志收到马寅初的稿件后，又联手北京大学党委，把战火又引向了北京大学，致使北京大学校办秘书给马寅初施加了致命的一击。马寅初退出战斗后，《新建设》和《光明日报》等期刊的批判活动虽然零零星星地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绝大多数文章都已失去了实质性的内容，笔者也就不再向读者作详细追踪。
盘点从1959年《新建设》11月号发表马寅初的“附带声明”开始到1960年6月这场批判活动基本结束，其间《新建设》发表了6期10篇文章，《光明日报》用15天的报纸发表了22篇，《文汇报》1次发表了2篇（含1篇新闻稿），《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批判文章33篇，第二轮公开发表批判文章67篇。另外，在1958、1959年两次批判空隙中有《厦门大学学报》等3份期刊发表的4篇文章，在两次批判活动中，共有4份报纸、18份学术期刊参与，计138篇批判文章，114位作者（含个人笔名，不计集体作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属于学术动态和综述性的批判文章15篇，点明从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的整体性或者引申出某些问题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经济理论的16篇，批判政治态度和立场方面的文章17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文章43篇。另外，期间有两个出版社还公开出版4本批判马寅初的出版物。（144）两次批判活动的参加者也各有不同，其中《光明日报》是始终参与并起主导或重要作用的，共用34天（前19天、后15天）的报纸发表了59篇批判文章。《新建设》在第一轮用2期杂志发表过2篇文章，两轮的间隙有2期2篇。该杂志在1959年开始的第二轮批判中起主导作用，前后两次共用6期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除此之外，《文汇报》也算前后两次都参与了活动，各有一天的报纸共发表了3篇文章。《经济研究》（8期11篇）、《学术月刊》（3期3篇）、《理论战线》（4期5篇）、《教学与研究》（5期5篇）和《北京大学学报》（3期9篇），算是两次都参与了批判。《人民日报》有1篇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北京日报》有一天3篇批判或报道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最早发表与马寅初商榷文章的刊物，在1958年用3期发表了3篇商榷或批判文章之后就早早退出了。除此之外，《财政》（3期3篇）、《经济问题》（2期2篇）、《学习》（1期1篇）和《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期1篇）也仅只参与了1958年的批判。《经济战线》（1期1篇）、《理论与实践》（2期2篇）、《复旦大学学报》（1期1篇）、《武汉大学学报》（2期9篇）都是1960年后才参与了批判活动。也许《厦门大学学报》算是仅有的一个特殊和例外，该刊在两次批判活动的间隙期间，1959年6月出版的第1期仅发表了王亚南的1篇批判文章。
在以上参与批判的报刊中，除了《光明日报》已作介绍外，《北京日报》属于北京市委机关报，《文汇报》属于教育部领导的“面向中小学教师发行的”报纸。其余各种期刊属于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由政府业务部门领导的具有业务性的期刊，譬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的《计划经济》和财政部的《财政》。第二类是新闻出版单位领导的政治类或研究单位所属的学术类期刊，有前一年由《光明日报》领导后改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的《新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办的内部刊物《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三联书店所办的《学习》、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战线》，以及一些地方譬如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刊物《学术月刊》、江苏的《江海学刊》、广东的《理论与实践》、湖北的《理论战线》。第三类为大学的学报或学报类期刊，如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南财经学院《经济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
我们再来看有哪些报刊没有参加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我国人口问题和就业》的文章将马寅初和右派分子费孝通并列起来予以批评和批判。我在这里说“批评和批判”，是因为该文的语气还是明显地将马寅初和费孝通区分开来了。有的情况下，批评和批判不是很容易区分，但常常还是可以区分的。比如同期《人民日报》刊登的《揭穿资产阶级哲学的伪科学——冯友兰先生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歪曲与修正》，（145）譬如以介绍学术动态的名义《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中，“哲学界批判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陈寅恪的唯心史观”、“语言学界批判王力等的错误观点”的小标题，（146）那就是批判而不能说是批评。还有，同期《光明日报》上的大多数文章就是对马寅初的批判，而不好说是批评。所以，《人民日报》的这篇点名文章，也不好说就是《人民日报》参与了对马寅初的批判。由于不能确切地说这篇文章就是批评或者批判，所以在介绍《光明日报》带头批判马寅初的内容里我们把这篇文章当作批判文章予以了介绍。但是，那是不完全的，还需要在这里予以介绍。还有，那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半月刊已经在1958年5月份创刊，毛泽东点名由陈伯达主编，其间两年的时间里至少有48期《红旗》出版，却没有刊登过一篇批判马寅初的稿件。同样，作为北京市委机关报的《北京日报》也曾有一次（天）3篇批评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按照当时的体制，北京大学是属于北京市委市政府管理的学校，《北京日报》应该、也必须反映北京大学的运动情况。所以，这张刊登批评和批判马寅初文章的报纸既可以说是受《光明日报》的影响参与了批判，也可以说是正常反映所属的北京大学“双反”运动的动态。由于仅此一例，有如《人民日报》的文章一样，需要在此处再予特别说明。除此之外，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创办理论刊物，中共中央4月2日正式下发了通知。（147）这样，地方党委除了原来都有的机关报以外，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他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在1958年的7月、8月都整齐划一地创办了机关刊物，如北京市委《前线》、上海市委《解放》、河北省委《东风》、广东《上游》、江苏《群众》、安徽《虚与实》、湖北《七一》等等，省市一级的党委机关报和机关刊物，也都没有发表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然后再联系国家机关中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的《计划经济》和财政部所属的《财政》也都在1958年以后不再参与对马寅初的批判，使得第二次批判整齐划一地都是由党和政府以外的研究单位和高校参与和推动，说明党和政府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有着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政治担当，也说明当时的共产党有极强的政治原则和严明的组织纪律。
有必要在这里澄清康生、陈伯达组织《新建设》和学术界批判、围攻马寅初的传说。2003年，当事人吉伟青发表《我所了解的〈新建设〉》一文，可说对此有所交代。吉伟青原属中宣部干部，在1958年10月，《新建设》由《光明日报》划归学部管理前由中宣部决定调任该杂志总编辑，后兼任中宣部办公室（厅）副主任，是文革期间被打成“阎王殿”（中宣部）的判官之一。关于1959年《新建设》批判马寅初的经过，吉伟青说：
在我们开展学术讨论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学术观点的讨论和批评。1959年11月号的《新建设》发表了马寅初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此文的大意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研究经济各部类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从农业出发最后又回到农业，他用这种观点解释“八字宪法”，即他的“团团转”理论）。编者按说：我们根据作者的要求，发表这篇文章，供大家讨论。作者在内容提要中写道：本文（除附带声明外）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科学的解释。一、序言；二、根据辩证法核心对立的统一的普遍规律，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我的三个理论的正确性（团团转、螺旋式上升和理在事中）；三、这样的处理问题的几个好处：1.把“八字宪法”和辩证法的核心熔为一体。2.从“八字宪法”得出来的小型“团团转”理论反映了“八字宪法”济世救人的伟大力量。3.从辩证法核心得出来的大型“团团转”理论反映了推动大跃进的巨大力量（附带说明不低头认错的理由并请求批判者们另立一个学说来替代）。4.为什么在本文中同时讨论新人口论，为什么强调人口的质量。5.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建设》于1959年12月，《光明日报》于1960年1月先后发表了批马寅初的文章。马先生看后，又送来题为《重申我的请求》一文，《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予以发表，并加有编者按说，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否认阶级斗争，这就把他从马克思主义一贯地根本分歧告诉了大家。他的这篇文章和其它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批判（这个按语是在极“左”的思潮影响下写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马寅初这篇文章曾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我们即时收到北大张俊秀、石世奇、柯木火三人合写的马寅初在《请求什么》一文，遂与马寅初的文章一并发表。马寅初在《重申我的请求》中写道：“我在拙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一个附带声明，是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的一个战场的挑战书，我说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人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
从这一事例看出：1.对争论双方采取平等的态度，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没有压制一方或另一方的弊病。2.在编者按中和有的批评文章中，还显露出批判的倾向，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所致。
关于《新建设》与康生、陈伯达的关系，吉伟青是在学术界批判杨献珍、孙冶方的问题中交代的。他说：
在这里还应该提及两大学术冤案：一是对杨献珍的批判，一是对孙冶方的批判。这两起全国性的和震动学术界的批判大案，是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极“左”思想的大暴露。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艾恒武、林青山关于杨献珍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接着又发表了项晴《“合二为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引起全国学术理论界的强烈反应。这是康生、陈伯达密谋策划的一场全国性大批判的开端。随后《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批判文章，9月31日《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当时对杨献珍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并对赞同杨的观点的人一并批判，最后，将杨献珍从高级党校校长调到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这场大批判才告一段落。事后证明，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论点是辩证法的富有创意的演绎。在这个明显地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大批判中，《新建设》始终坚持不发表任何批判性质的文章。
1964年9月，康生、陈伯达等人在举行双周座谈会的名义下，对孙台方关于生产价格、利润等问题的观点进行批判，并指令全国报刊公开点名批判孙冶方。并组成了一个7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经济研究所，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试点，实质是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观点。当时全国许多经济刊物、学术刊物都发表文章批判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修正主义的，是中国的利别尔曼（苏联的一位经济学家）。这场批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休止。“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证明孙冶方在经济学方面一系列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新建设》当时没有跟着批判浪潮随波逐流。（148）
请读者注意，作者在叙述由康生、陈伯达直接插手的批判杨献珍、孙冶方这两个事件中，作为总编辑的吉伟青十分得意于“在这个明显地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大批判中，《新建设》始终坚持不发表任何批判性质的文章”、“《新建设》当时没有跟着批判浪潮随波逐流”，实际上是在间接地回答社会上关于康生、陈伯达指挥《新建设》带头批判马寅初的传说。
七、北京大学校办秘书对马寅初的致命一击
马寅初自恃有深厚的经济学造诣和熟悉政府经济工作的背景，只要是争论学术问题，既不惧怕《光明日报》和《新建设》那样的批判，也不恐惧与北京大学学会组织的师生辩论会。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北京大学的批判会，特别是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用学术以外的事例对他施以致命的一击。
接到马寅初的来稿以后，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编辑部给北京大学党委发来了一封公函。出示公函和开具介绍信，是那个时代党组织和行政单位横向之间发生关系时介绍基本情况的一种交往形式。因为《新建设》已经移交学部管理，等于由原来民主党派主办的杂志改为学部党组主管的学术性期刊，所以，该编辑部可以直接给北京大学党委发函。
北京大学党委会：
本刊应贵校校长马寅初先生的要求，在十一月号上发表了他写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供大家讨论。接着本刊十二月号和最近《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批判马先生的文章。马先生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又交来题为“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在明年一月号上发表。我们已准备发表。惟文中马先生提到他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还作过文章批评马克思。他又说，在那年他以实际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阶级。文中还提到自那年起，直到现在，他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这一段历史情况我们不清楚，这样发表出来是否恰当？现将马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清样送上，请提意见。据马先生称：他拟于一月份外出视察，望尽快见告。（149）
没有发现北京大学党委给《新建设》杂志的回复，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北京大学就马寅初的问题向其直接领导北京市委和教育部做过请示，更没有北京市委和教育部关于批判马寅初的具体指示。但是，北京大学从12月25日前后开始，掀起了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并未出面的群众围剿和批判马寅初的活动。从一些情况的迹象来分析，陆平进入北京大学以后，我国高校一直存在的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体制问题在比较强势的陆平和民主人士的马寅初之间更突出了。（150）从师生揭发和一些迹象判断，不排除马寅初与陆平之间已经存有龌龊和芥蒂。1958年3月10日召开全校师生誓师大会，由陆平做“双反”运动动员，这该是学校里最大的事情，马寅初却外出看望下乡干部。“双反”运动中，结合运动整改有重要的教学改革、教学跃进计划，改组校务委员会，马寅初都借故视察而不参加。根据揭发，马寅初是在党委几经劝阻后毅然离开学校的。（151）在那个把运动看重到可以停课、暑期也都不放假的情况下，马寅初竟然可以有5个月在校外视察，足见校长职权已经式微到何种程度。更有甚者，1959年，马寅初在校的情况下，校务委员会召开教学工作会议，从计划准备到会议结束，前后历经2个多月，其中会议18天，不仅没有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马寅初的任何角色，而且现在从资料上都看不到马寅初在其中有什么活动。相反，从做会议计划和安排，到会议的总结，都是陆平在起作用。（152）再往宏观一些说，自从陆平进校后，北京大学的历史就已经很少有马寅初的影子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党委不失时机地又把马寅初抛给了群众。12月25日，北京大学校刊刊登了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和《新建设》编辑部给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公函。校刊在刊登两文前所加的“编者按”说：
我校校长马寅初先生继“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及其他许多同类的文章以后，在今年“新建设”第十一期又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最近“新建设”和“光明日报”陆续发表了批判文章，许多作者均指出：马寅初是在坚持他的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假学术讨论之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上的进攻。现在马寅初先生又写出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现将马寅初先生“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全文登载，并附《新建设》编辑部给党委会的一封信。希望全校师生讨论。（153）
12月28日，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会上由经济系秘书胡代光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全校师生都参加听讲”。（154）1960年1月6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哲学系赵光武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的报告。（155）期间，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也举行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报告会。（156）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研究会、毛泽东著作学习会等群众团体分别是在1958年6月底到7月初成立的，学校党委书记、副书记都分别是这些学习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57）
马寅初对这种大规模的报告会、批判会提出了异议。“马寅初先生要求本校有关学会举行小型会，认为这样便于讨论，本人亦将出席。”（158）1960年1月6日，3个学会的负责人一起访问了马寅初，表示愿意接受他的要求，并希望他畅所欲言，以便充分交换意见，展开辩论。最后商定，讨论会于1月11日召开，规模定为200人。
11日下午3点，3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除了3个学会的会员以外，还有历史系、中文系和法律系的部分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汪其来在发言中揭露了马寅初否认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是企图转移人民视线，麻痹人民的警惕性，以便资产阶级自由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经济系赵靖发言批判和揭露马寅初“控制人口”谬论的反动实质，指出它与我们所主张的适当地节制生育是根本对立的，是采取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种恶毒手法。陈岱荪发言指出，马寅初解放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其实质都是要向党争夺领导权。经济系学生王翔书发言中列举证据证明马寅初根本不是学者，他的文章是采取抄袭、剽窃等手法七拼八凑地写成的。哲学系王庆淑还就马寅初对待运动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长篇的发言批判。
但是，最具杀伤力的还是校办秘书韩苹卿的揭发。韩苹卿揭发说，马寅初在商务印书馆有股票68 000元，在上海闸北火力发电与自来水公司有股票约20 000余元，每月还收取房租160余元。根据韩的揭发，马寅初在土改中对政府没收他的土地表示不满。马寅初说：“我们家的土地是我写书得来的钱买来的，为什么要没收我的土地？”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马寅初说：“中国可能要出现匈牙利事件，要发生第二次革命。”马寅初还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公然说：“罗隆基和章伯钧是民主党派中的优秀人才，应该团结他们。”“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韩苹卿的揭发中所提到的史良、章伯钧、罗隆基均为民盟中央领导人，其中史良时任司法部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部长，罗隆基任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为民建中央领导人，时任粮食部部长。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3人在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点名批评“章（伯钧）罗（隆基）同盟”后，史良代表民盟中央委员会在民盟内有一个长篇批判发言。
韩苹卿所说的股票股份金额在当时属于极高的款项。高到什么程度？作家孙犁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27 000元稿费，他的女儿说这钱足以买下4所北京后海的四合院。按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只有那些资本家按照股份和股票拿定息。马寅初拥有巨额股票和股份，显然与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极不相称。马寅初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但并不就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对韩苹卿的揭发也未置可否。马寅初已经不再敢恋战。他只是在会上继续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大肆宣扬他的团团转理论，有意把政治问题说成学术问题，继续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政治上的进攻”。“他的发言引起到会者极大的愤慨，大家纷纷向主席台递条子揭露和批判他的阴谋。”（159）
第二天，即1月12日，马寅初血压升高到190，住院治疗。（160）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继续刊载了3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和陈岱荪等在会上的批判发言。从此以后，北京大学就再未有关于马寅初的消息了。
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61）
这里有必要交代几本马寅初传记上记述所谓康生指示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资料来源问题。（162）关于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可以追朔到1979年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中央已经否定了康生、陈伯达。但是，把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具体演变为康生指示当时的北京大学领导批判马寅初，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几本马寅初传记材料。而传记作者标示所论则来源于“北京大学历史档案”和“北京大学档案室校史档案”。在所有作这些标示的地方，都未注明具体的档案名目和卷宗编号。为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在读博士生刘玉博按照笔者的要求以自己撰写博士论文需要查找资料为由，带着出版的几本马寅初传于2009年12月14日和2010年1月14日两次到北京大学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刘博士首先与接待员核实“传记”所说的历史档案和档案室是否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档案馆”，在工作人员做了肯定的回答后，再进一步要求确定“传记”中所叙述的材料是否是存放在这个档案馆里，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提出要查找“传记”所引用的档案资料。两次接待人员分别回答“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和“真的找不到”。（163）请读者注意，是“没有”和“真的找不到”，而不是不允许查找。马寅初逝世后，经过中央审查通过的新闻稿中已经说“在康生、陈伯达的策划鼓动下，开展了对马寅初同志的‘批判’”。（164）那么，如果历史上确曾有康生布置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档案，应该不是保密文献了。
八、从北大离职到平反前的马寅初
马寅初离开北京大学以后，则继续履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和职责。有不少的文章都说马寅初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这是不确的。因为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罢免都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告，查1960年-1964年期间第二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都未有罢免马寅初的公告。另外，根据马寅初女婿提供的马寅初生平，从没有人大常委被免之说。相反，提及1962年1月，还有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视察。也就是在这次视察中，马寅初因“患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腿行动不便”。1965年，一条腿瘫痪。1972年，患直肠癌。（165）
期间，马寅初的其他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的两会期间，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马寅初频频出现在大会执行主席的名单上，以83岁高龄由上届政协委员改任常务委员。（166）虽然不再做人大常委了，但在党和政府的人事制度上，同一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都属于同等职务的人事安排。1965年8月7日，周恩来主持茶话会欢迎李宗仁，马寅初应邀出席。（167）党和政府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马寅初被列为以刘少奇为筹委会主任的筹委会委员，和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有关活动。（168）根据徐汤莘的材料，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1972年还有周恩来对马寅初治疗方案的批示，以及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到医院向遗体告别，都说明马寅初还享有正常的待遇。（169）1977年5月1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社会各界第一次盛大活动，马寅初参加了有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170）1978年年初，邓小平第3次复出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马寅初96岁仍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常委，并出现在全国政协大会的执行主席名单上。（171）
九、结束语
（一）马寅初在新中国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当时中国最高权力机关，马寅初是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府工作会议和参与制定法律、决定国家大事的政府官员。除此之外，马寅初还担任其他不少行政职务，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了大量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文章。《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是马寅初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论述的代表作。
改造知识分子是党和毛泽东必定要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马寅初所领导的北京大学教授的政治学习不仅使得党和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形式实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而且通过马寅初及其执掌的北京大学把这一运动传递到了全国。马寅初的旧知识分子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双重身份以及所执掌的北京大学等许多主客观因素，都天成地就地促成了马寅初顺利充当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二传手”角色。但是，随着新中国政治过程的进展，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渐远离国家权力的核心，作为旧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批判改造就是一种必然了。
（二）在新中国最初的几年里，党和政府主流的意识形态都是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予以批判的。与此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严格限制避孕和节育活动。这些传统观念和国家制度势必与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青年的生活发生冲突。所以，党和国家的上层领导对避孕和节制生育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954年前后，党和政府已经形成赞成节制生育但暂不登报宣传的方针政策。邵力子和马寅初都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够及时获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制生育问题的具体认识，也比较早地在一些场合表达了他们的一贯主张。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议上有关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问题的争论，虽然主要发生在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民主人士之间，但实际反映了党和政府在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认识和中央既定政策但尚未公开宣传状态期间的一些情况。1955年以后，党和政府已经在各大城市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的政策。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党中央通过周恩来的报告公开向社会表明了这一方针。特别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计划生育这一概念以后，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很快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不仅报刊媒体广为宣传，而且社会名流和知识界也多有著述。马寅初1957年3月1日所谓在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和7月5日公开发表的“新人口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说马寅初的发言和“新人口论”比党和毛泽东对有关问题的认识还要早，是对党和毛泽东的“直谏”或“谏言”，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马寅初最早受到的冲击和批判是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双反”运动中发生的。“双反”运动的基本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领导干部“引火烧身”和“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都是这次运动的特点。马寅初作为校长和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在运动中被师生贴大字报和给别人贴大字报，都是正常的。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马寅初针对群众的批判张贴了不少辩护性的和反批评的大字报。
《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是从其“读书”栏目刊登“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开始的。在《光明日报》以前，《计划经济》已经发表了就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论、价值规律以及“团团转”等问题与马寅初商榷的学术性文章。事实上，《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启动批评和批判马寅初的时间也要早于《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刊登批判和批评马寅初的文章期间，也曾发表了马寅初两篇长篇答辩文章。因为批判和被批判的内容都必然地局限于直接的现实问题，所以，批判活动是无法持续的。1958年12月之后，《光明日报》再也没有刊登批判马寅初的稿件。
但是，马寅初却不愿意就这样结束。从1959年11月开始，马寅初利用《新建设》发表新作《我的经济理论和哲学思想》先期挑战《光明日报》，继而要求刊登“重申我的请求”又反对《新建设》，不仅重新挑起新一轮的批判活动，更引出《新建设》联手北京大学党委把批判之火烧回到北京大学，导致了马寅初的终结。
北京大学党委接到《新建设》的公函后，不失时机地把马寅初抛了出去，煽动学校师生揭发批判马寅初，特别是校办秘书的揭发对马寅初的打击最为严重。他认为1956年工商业改造以后，只有一些资本家才拥有股票和股份，靠定息过着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马寅初至今还持有巨额股票和股份，还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不仅与其领取高工资、享受领导人待遇的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身份极不符合，而且由此证明了马寅初为什么要说“定息不是剥削”和顽固地站在资本家立场为资本家辩护。再加上马寅初对土改中地方政府没收他的土地不满和对右派分子表示同情等问题，这就不再简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站在资本家立场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问题，而是剥掉了马寅初“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的伪装，暴露出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面目。马寅初血压陡升而住进了医院。此后，马寅初不再与论敌交手，事实上也就退出了战场。一场表面由学术问题引起的批判，终因非学术问题而结束。
审视事件始末不难发现，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由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师生的大字报产生的，即使后来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的批判活动，也都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所谓自发性，是指与运动中由党组织决定的有组织和有领导的批判活动相区别的。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分析批判活动中的几次关键性环节，都是因为马寅初和《光明日报》、《新建设》以及北京大学3个学会较真、叫板和互动的结果。1958年北京大学师生给马寅初张贴大字报随同其外出视察就基本停止，《光明日报》在马寅初不再做回应后也已经偃旗息鼓。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的批判活动中，无论《光明日报》、《新建设》，还是北京大学的几个学会，都是随着马寅初住院退出战斗而不了了之的。事实上，如果马寅初能够像傅鹰总结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那样表现，“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也早就“鼓掌通过”了。
（四）马寅初是一位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知识诠释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马寅初自以为的本分和得心应手的事情。马寅初写作并出版《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不仅是要用自己的经济知识解释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成就，而且要表明自己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和解决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立场问题。但是，用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旧知识分子的公式来套，马寅初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马寅初这时出版的代表作正好给人们的批判活动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靶子。该书提出来的综合平衡论的经济学观点、团团转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问题，始终是被批判的核心问题。马寅初把“新人口论”当作附录收入该书，说明人口论并不是他理论观点的主要内容。那些有关人口问题的批判文章，也不是争论该不该控制人口和要不要实行节制生育，而是批判马寅初人口论所体现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
（五）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表现了共产党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则。
马寅初不仅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政治担当，而且也完全清楚地知道是《光明日报》对其发难以及该报在整个批判活动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为此，他才有“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的悲壮“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的示威和宣战既是针对民主党派主办的这张报纸，更是针对它的负责人杨明轩、陈此生。再追溯1955年在全国人大浙江小组会议上受到宋云彬、李世豪等人的批驳和批判，北京大学内樊弘对他纠缠不休，马寅初在一些关节点上受到的非难，都是来自于和他一起参加过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一批民主人士。马寅初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一些微妙关系及其恩恩怨怨。
（六）作为旧知识分子，本应和其他人一样是历次运动的对象。马寅初因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地位和执掌北京大学而能够在最初的那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充当领导和动力。但是，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架构的变化，马寅初等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被批判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在这个问题上，马寅初是否思想深邃、学术造诣非凡、著述丰厚，以及有没有《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新人口论”，都不重要。历史并不是因为马寅初有本“新人口论”才受到批判，如同其他旧知识分子并没有“新人口论”也照样改变不了被批判的命运一样。批判马寅初事件只不过是新中国历史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需要反复接受批判改造的总体事件中的一个具体个案。
（七）马寅初并非因“新人口论”罹祸，人口问题也不是批判他的重点。但是，20年之后，事情却变成了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遭到不公批判，特别是中央愿意抹杀当年对其曾有过的政治担当而承担不曾组织批判的责任，反复督促北京大学党委为其“平反”。相反，那些当年被党和政府直接组织批判的众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那些被康生、陈伯达点名的老教授如冯友兰、贺麟反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担当。历史何至于此，倒是需要后人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新华社：《人大常委委员、我党真挚诤友、著名经济学家 马寅初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 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马寅初同志遗体告别》，人民日报，1982年5月23日，第2版。
②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③玉：《出席巴黎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已正式组成 郭沫若任团长日内出国》，人民日报，1949年3月27日，第3版。
④新华社：《新政协筹备会小组名单》，人民日报，1949年6月21日，第1版。
⑤高建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367、376、378、316、323页。
⑥新华社：《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第1版。
⑦新华社：《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副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五十六人亦已选出》，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第1版。
⑧根据江西音像出版社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毛泽东与中国》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开国大典纪实”；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第1版。
⑨新华社：《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增选常务委员名单》，人民日报，1953年2月8日，第1版。绝大多数有关马寅初的文章都疏忽了这一点，以为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仅仅担任一般委员职务。
⑩新华社：《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6日，第1版。
（11）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28日，第1版。
（12）新华社：《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0日，第1版。
（13）新华社：《统一领导鲁苏皖浙闽台六省人民政府 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 饶漱石陈毅等在成立大会上号召华东军民努力完成解放台湾建设新华东的光荣任务》，人民日报，1950年2月3日，第1版。
（14）马本寅：《马寅初传略》，马寅初纪念馆：《走近马寅初》，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438页。
（15）新华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 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 任命政府各项负责人员 并任命广东省及广州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员 周恩来总理就外交情况作简单报告》，《批准财政和粮食状况报告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 听取周总理报告目前国际形势 通过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及国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支持世界和大建议通过明年度财政总概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 通过惩治反革命条例 并听取各大行政区的工作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 听取周恩来陈云有关外交及财政的报告 通过人民法院等暂行条例及任免案多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十四、十五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十七、十八次会议 通过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 并通过调整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等项决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第十九次会议 通过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等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及文化合作的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四次会议 彭德怀报告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 批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和建设公债条例》，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20日、1950年4月15日、6月29日、12月27日、1951年2月21日、9月4日、1952年4月22日、8月11日、11月17日、1953年9月13日、12月10日。
（1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新华社：《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元旦团拜 毛泽东主席致祝词号召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人民日报，1952年1月3日，第1版。
（17）《毛泽东传》，第620、670页；《竺可桢全集》第15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21页。
（18）马寅初：《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光明日报，1958年7月24日，第3版。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20）诸天寅：《陈云与马寅初》，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38页。该书把行政三级作为部长最高一级级别是不正确的。关于1955年国家行政级别的划定原则，见《陈云年谱》（中册），第232-233页。
（21）吴觉农：《马寅初先生的硬骨头精神》，《走近马寅初》，第20页。
（22）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财政出版社，1958年2月。
（23）《毛泽东传》，第105-106页。
（24）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25）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81页。
（26）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4页。
（27）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第3版。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29）《周恩来年谱》，第178页。
（30）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8页。
（31）《周恩来年谱》，第178-179页。
（32）毛泽东：《在马寅初关于北京大学教员学习问题给周恩来的信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48页。
（33）《毛泽东传》，第106页。
（34）转引自龚育之：《中宣部里看傅鹰》，《龚育之回忆录：“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2页。
（35）《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73、574、596、616页。
（36）毛泽东：《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2页。
（37）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6、539-540页。
（38）1949年9月16日新华社播发的毛泽东撰写的《六评白皮书》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正好是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前夕，被党和毛泽东邀请而来参加政治协商的各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此时云集北平，不仅集中学习了这一组文章，而且纷纷发表声明，响应和拥护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批判。
（39）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办法》，“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之生命，禁止非法打胎”，“凡未经批准施行打胎者，对其本人及执行打胎者，应分别予以处分。”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同海关，“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15日，卫生部批复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并抄送全国卫生机关及中国医药公司，重申对节育用具的制造销售应予登记，严加管理。彭姵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889、1、1405页。
（40）孙敬之：《人民地理教师怎样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9日，第5版。
（41）《〈实用儿科学〉不应提倡节制生育》，人民日报，1951年6月25日，第6版。
（42）《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2页。
（43）《周恩来年谱》，第354-355页。
（44）刘少奇：《提倡节育》，《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页。
（45）《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页。
（46）《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259页。
（47）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第90页。
（48）中国计划生育年鉴编委会：《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第112、250、257页。
（49）《刘少奇选集》（下），第171页。
（50）新华社：《政务院昨宣告成立周恩来总理报告各部门组织问题所属四委员会主任报告召开成立会经过》，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2日，第1版。
（51）邵力子：《生育节制释疑》，《国民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39集，1922年5月3日。
（52）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36页。
（53）邵力子说：“在我国，堕胎问题可以撇开不谈，至于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等等措施，确是应当传播的，并且，还应当从实际上指导并供应有关避孕的方法和物品。”新华社：《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关于宪法草案和报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4年9月18日，第2版。
（54）周恩来：《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问题》，《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
（55）梁中堂：《毛泽东人口思想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7页。
（56）马寅初在民国时期的许多著述中都谈论到人口问题，而且总体上是赞同马尔萨斯的观点的。可参见其《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8、647-648页）、《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1-122、156-157、276-277、281页）等。
（57）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马寅初全集》第1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页。
（58）《竺可桢全集》第1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本卷为竺可桢日记，本文叙述这次小组会议活动凡取自竺可桢日记材料并标注有具体日期者，就不再标示文字出处。
（59）《冷眼红尘》，第386页。本书为宋云彬日记，本文凡引自该书而标示日期者概来源于此，后不再标明出处。
（60）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9月19日，第1版。
（61）1956年6月15日的健康报社论说，“避孕是人民的权利”。1957年2月19日，该报又发表了题为《大力推行节育工作》社论。2月23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积极加强节育的宣传和指导》的社论。其他报纸，比如由教育部代管的、主要面对中、小学的文汇报从1957年的初春开始，也加紧了这方面的宣传。2月16日刊登邵力子《敬告年轻的父母们——一个老年人的话》，20日发表社会学家费孝通《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21日发表老一辈人口学家吴景超的《开展人口问题的研究》，都是在宣传节制生育。
（62）《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36、137页。
（63）《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第93、104页。
（64）《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259页。
（65）《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第183-184页。
（66）《毛泽东传》，第625页。
（67）《马寅初全集》第14卷，第501-502页。编者给马寅初的这一篇发言所加的题目往往就会给人以误导，以为是通常的国务会议诸位领导人或参加会议者的发言。其时，这个会议的开法就是延续至今的各级党和政府重要会议的模式，由领导作报告，参加会议的各方听取领导报告后就领导报告中的各个方面发言谈收获或落实的意见。另外，全集的编者将马寅初发言的时间注为3月2日，不准确，该次最高国务会议在毛泽东讲完“结束语”后就结束了。
（68）《毛泽东传》，第620页。
（69）《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31页。
（70）梁中堂：《新中国六十年的计划生育：两种含义和两个三十年》，《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71）李德全《节育是一件艰巨复杂的工作》，杨公庶《我的三点意见》，王历耕等19位委员联合发言《广泛宣传迟婚和计划生育》，钟惠澜《必须有计划地节育》，邓季惺《计划生育符合社会主义利益》，人民日报，1957年3月8、12、15、17、19日。
（72）人民日报社论：《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第1版。
（73）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发表在1957年3月号《新建设》杂志的长篇文章《中国人口问题新论》，是新中国最早关于人口和节制生育的学术著作。3月5日，人民日报曾以《中国人口问题的新研究》为题对吴景超的文章给予了介绍。此外，《新建设》4月号又相继发表了董杰的《建立无产阶级人口学》和费孝通的《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5月号发表著名社会学家陈达的长篇文章《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
（74）光明日报，1957年4月3日。
（75）北京日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谈我国人口问题》，北京日报，1957年4月29日。
（76）《毛泽东传》，第781页。
（77）新华社：《群众运动万马奔腾政治局面生动活泼 上海六千万张大字报一扫浪费保守官风暮气 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结出了丰硕的经济之果》，人民日报，1958年3月4日，第1版。
（78）人民日报讯：《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进一步展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 改进整个国家工作促进全民大干劲》，人民日报，1958年3月6日，第1版。
（79）人民日报社论：《全民大动员的号角响了》，人民日报，1958年3月6日，第1版。
（80）《北京大学纪事》，第633页。
（81）新华社：《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机关中抽调千名党员干部加强文教战线 康生同志就如何办好社会主义的大学等问题向已抽调的高级干部作了指示》，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3日，第1版。
（82）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3月11日，第1版。
（83）朱彬：《双反运动是伟大的救人运动 北大教授感谢党对他们的耐心帮助》，人民日报，1958年4月23日，第7版。傅鹰发言中所指的“废品展览会”，是指学校把过去几年毕业的学生中不合格或者不服从分配等有问题者，称之为“废品”。
（84）光明日报，1958年5月3日，第2版；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第8版。
（85）光明日报，1958年5月6日，第2版。
（86）光明日报，1958年5月23日，第2版。
（87）《魏建功教授批评党总支对老教授缩手缩脚不敢批评》，《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3月23日，第1版。
（88）曹宗巽：《在熊熊的双反烈火中前进》，《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3月26日，第5版。
（89）《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3月11日，第1、4版。
（90）人民日报：《党员带头引火烧身推进运动北大党委召开党员誓师大会》，人民日报，1958年3月22日，第7版。
（91）樊弘：《评马寅初先生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光明日报，1958年6月6日，第3版。
（92）《马校长的两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3月22日，第1版。
（93）朱正直等：《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7日，第2版。
（94）马寅初：《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7日，第2版。
（95）董玉昇、朱正直等：《马老应正视错误》，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18日，第2版。
（96）樊弘：《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寅初校长的立场是什么？》，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9日，第4版。本节不加注释引用樊弘的话，均取自于本文。
（97）马寅初：《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9日，第4版。
（98）《北京大学纪事》，第588页。
（99）徐颖、桑圣耀：《春夜谈心》，光明日报，1957年5月4日，第2版。
（100）新华社：《陈伯达同志在北大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 老教授必须丢掉两个包袱：一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第1版。
（101）刘关权、金梅：《彭真、陈伯达同志在我校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5月7日，第1版。
（102）陈伯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第13页。
（103）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7月1日，第1版；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第639页。
（104）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第639页。
（105）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问题和关于协助光明日报和大公报在各地的通讯工作的问题的通知》，转引自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编著：《常芝青传》，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04-205页。
（106）《光明日报六十年大事记》，http://www.gmw.cn/gmrbsheqing/2009-05/30/content_933591.htm。
（107）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改组杨明轩陈此生分任正副社长》，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第5版。
（108）《常芝青传》，第205页。
（109）《综合平衡理论的讨论》，人民日报，1958年4月17日，第7版。
（110）韩佳辰：《体力劳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作用》，光明日报，1958年1月25日，第2版。
（111）韩佳辰：《马寅初哲学的破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112）韩佳辰：《“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光明日报，1958年4月19日，第3版。
（113）马寅初：《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光明日报，1958年5月9日，第3版。
（114）光明日报，1958年5月9日，第3版。
（115）光明日报为齐锡年文章《〈再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读后琐谈》所加的“编者按”，光明日报，1958年5月20日，第3版。
（116）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座谈马寅初的学术思想，一致认为马寅初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光明日报，1958年5月31日，第3版。
（117）本报编辑部：《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光明日报，1958年6月1日，第2版。
（118）叔仲：《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第7版。
（119）光明日报，1958年6月6日，第3版，樊弘《评马寅初先生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褚葆一《评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兼评齐锡年先生的关于“新人口论”的文章》；8日，第4版，韩佳辰《和马寅初先生商榷程朱哲学》；11日，第3版，范德藻《论“新人口论”所提出的根本问题》、陈京璇诸葛殷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实质上是传播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顾利仁《我对“新人口论”的几点看法》、来稿综述《六亿人口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和“编者按”；17日，第3版，柳谷岗一禾梁文森《从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看马寅初的“团团转平衡论”》、李立中《“那团团转的比例发展规律”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师生“座谈马寅初著作”《“团团转平衡论”违反总路线精神实质》；22日，第4版，汪子嵩《略谈“见物不见人”》；24日，第3版，彭庆年《批判马寅初的“理”和“道德”是物质的说法》、孙发祥《见口不见手——评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几位大学生的来稿综述《新旧“人口论”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25日，新闻通讯《北大哲学系学生高举革命红旗，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宣战，批判了马寅初、冯友兰、贺麟、洪谦等错误观点和立场》；7月8日，第3版，林森木《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120）光明日报为马寅初《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所加的“编者按”，光明日报，1958年7月24日，第5版。
（121）光明日报，1958年7月31日，第3版，《在学术阵地上拔白旗插红旗，北大举行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座谈会》；8月4日，第5版，尹世杰《马寅初的：“团团转平衡论”是庸俗平衡论》，5日，第3版，本报讯《北京大学举行第三次座谈会继续批判马寅初的学术思想》，韩佳辰《对马寅初再度答辩的批判——三评“团团转”不是唯物辩证法》；8日，第3版，石武《再评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13日，第3版，李立中《再论“团团转的比例发展规律”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
（122）光明日报编辑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58年11月29日，第5版。
（123）新华社：《苏联宇宙火箭是保障和平的福音》，人民日报，1959年1月16日，第1版。
（124）新华社：《首都隆重庆祝中苏同盟九周年 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地热烈展开庆祝活动》，人民日报，1959年2月14日，第1版。
（12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人民日报，1959年3月12日，第2版。
（126）新华社：《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酒会招待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人民日报，1959年3月15日，第1版。
（1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人民日报，4月12日，第2版。
（128）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人民日报，4月28日，第1版。
（129）新华社：《人大代表呼吁印度人民回击扩张主义分子堵住威胁中印友好的逆流》，人民日报，4月29日，第3版。
（130）新华社：《深入宣传苏联学习苏联全力发展中苏伟大友谊 中苏友协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会 会议选出宋庆龄为总会会长并通过四年来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5月3日，第1版。
（131）新华社：《首都盛大集会纪念“五四”四十周年》，人民日报，5月4日，第1版。
（132）新华社：《要求印度政府遵守五项原则珍惜中印友谊》，人民日报，9月14日，第2版。
（133）新华社：《毛主席邀各党派团体负责人等举行会议》，人民日报，9月16日，第1版。
（134）新华社：《在我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主席台上 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国各方面的人士》，人民日报，9月29日，第2版。
（135）与此前大批判所不同的是，这是三位资深的经济学家撰写的批判文章，即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荪的《马寅初先生对凯恩斯学说批判的实质》（《新建设》1959年1月号），北京市委机关《前线》杂志社编辑、经济学家苏星的《两种思想体系的分歧——批判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经济研究》1959年2月号），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翻译者、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论马寅初的新哲学和新经济学》（《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136）马寅初：《两个请求转载的理由》，《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第88页。
（137）费青：《发刊辞》，《新建设》，1949年第1卷第1期，第1页。
（138）《光明日报大事记》，http://www.gmw.cn/gmrbsheqing/2009-05/30/content_933591.htm。
（139）《新建设》，1959年第11期，第21页。下面凡引自本篇文章的文字又未作说明，均来源于此。
（140）庄次彭：《驳马寅初的“团团转”》，光明日报，1959年11月30日，第3版。
（141）张恩慈：《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光明日报，1959年12月7日，第5版。
（142）李宗正、林森木《评马寅初的人口论》，柯木火《马寅初先生用他的团团转冒充辩证法》，均载《新建设》1959年第12月号。
（143）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北京大学校刊，1959年12月25日，第2版。本文凡是引用该文，均来源于此，不再注明。
（144）财政出版社编：《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论文集》，财政出版社，1958年6月；江山：《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新人口论”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林森木编：《现代我国人口问题——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我国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韩佳辰：《马寅初哲学的破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8月。
（145）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揭穿资产阶级哲学的伪科学——冯友兰先生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歪曲与修正》，人民日报，1958年8月30日，第7版。
（146）《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1日，第7版。
（1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5-116页。
（148）吉伟青：《我所了解的〈新建设〉》，百年潮，2003年第6期，第20-21、22页。
（149）《“新建设”编辑部给党委会的来信》，北京大学校刊，1959年12月25日，第2版。
（150）关于“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提法，在北京大学最早见于校刊第275期（1958年10月10日），第1版。
（151）北京大学校刊，1960年1月13日，第2版。
（152）《北京大学纪事》，第627、649页；北京大学校刊，1959年3月26日，第1版；3月28日，第1至4版；4月2日第1版；9日，第1版；10日，第1版；17日，第1、2版。
（153）北京大学校刊，1959年12月25日，第2版。
（154）《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北京大学校刊，1959年12月31日，第3版。
（155）《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举行报告会，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北京大学校刊，1960年1月9日，第4版。
（156）人口问题研究会的报告会的具体时间、报告人和报告题目、报告内容均不详，只是从校刊1月9日第1版的报道《本校三个学会将联合举行“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政治立场讨论会”》中可知，人口问题研究会也已经举行过报告会。
（157）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7月1日，第4版。
（158）《本校三个学会将联合举行“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政治立场讨论会”进一步批判马寅初的谬论》，北京大学校刊，1960年1月9日，第1版。
（159）《三个学会举行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政治立场讨论会继续批判马寅初的谬论》，北京大学校刊，1960年1月13日，第1、4版。
（160）《马寅初先生大事年表》，《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98页。
（161）《国务院任免名单》，人民日报，1960年4月17日，第3版。北京大学是1960年4月15日接到由教育部转来的内务部关于陆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通知。4月21日，北京大学校刊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国务院第98次全体会议通过任命陆平同志为我校校长》为题，发布了这一消息。
（162）杨勋、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210-211页；彭华：《马寅初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163）刘玉博博士2010年1月19日给笔者回复的电子邮件。
（164）新华社：《人大常委委员、我党真挚诤友、著名经济学家 马寅初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 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马寅初同志遗体告别》，人民日报，1982年5月23日，第2版。
（165）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生平活动及主要著作年表》，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6页。
（166）新华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政协四届首次会议举行全体大会》，《政协四届首次会议举行大会二十一位委员发言或作书面发言》，《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1日第1版、30日第1版、1965年1月5日第3版、第2版。
（167）新华社：《政协举行茶会欢迎李宗仁先生》，人民日报，1965年8月7日，第1版。
（168）新华社：《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刘少奇主席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5日第1版、11月1日第1版。
（169）徐汤莘、朱正直：《一代师表马寅初》，浙江大学：《马寅初先生百年寿辰》（1981年），第121-122页；徐汤莘，朱正直：《马寅初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6页；徐汤莘：《深情厚谊肝胆照人——记周恩来总理关怀马寅初先生的几件事》，政协辽宁省本溪市委员会中共本溪市委统战部：《相遇贵相知》，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1—92页。
（170）新华社：《华主席同首都群众一起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1977年5月2日，第1版。
（171）新华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人民日报，1978年2月26日第3版、3月9日第2版。
来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5期，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