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

　　美国于1783年独立革命成功，翌年（1784，即清乾隆四十九年）即派船“中国皇后号”自纽约经非洲好望角来广州贸易。可是，中国与美洲间的经济关系并不始于此时，约在16世纪中叶前后，随着1492年哥伦布的发现美洲新大陆，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在明朝（1368—1644）末叶，或16、17世纪间，中国与美洲之间还没有直接通航，但由于葡萄牙及其他欧洲国家商船的东航，再加上西班牙人于占领美洲后，继续向西占领菲律宾，位于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在经济上便自然而然地要因美洲发现而大受影响。例如美洲发现后，随着西属美洲银矿之大规模的开采，有大量白银经太平洋运往菲律宾，再运人中国，或先运往欧洲，再辗转流到中国来。因此，原来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中国，能够改用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同时，由于银的大量增加，到了18世纪，中国物价曾经发生激剧的变动。[1]因为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已经另外为文发表，现不拟重述；本文对于美洲发现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讨论，将以在农业方面所受的影响为限。

　　如果把农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一下，我们可以知道，自新大陆发现后，由于美洲农作物品种的传播，中国的土地利用曾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的粮食生产曾作大量的增加。原来在欧亚旧大陆没有出产的农作物，如番薯、玉蜀黍、花生、烟草等，都源出于美洲，自后者被发现后，才渐渐传播到旧大陆去。位于旧大陆的中国，到了16世纪中叶左右，随着对外交通的发达，也或先或后的辗转输入这些农作物的品种。其中尤其是可当作粮食来消费的番薯与玉蜀黍，因为能够在过去其他谷物不易生长的土地上普遍种植起来，更有助于粮食供应量的增加，从而养活了较前增多的人口。

　　美洲出产的薯类共有两种：一种是马铃薯，又名洋芋，或荷兰薯；一种是甘薯，又称为番薯（或作藷），或地瓜。前者于新大陆发现后传至爱尔兰，在那里硗瘠的土地上普遍种植，帮助了爱尔兰人缓和那严重的粮食恐慌的危机。它虽然也传人中国，但却远不如番薯来得那么重要。番薯自美洲发现后，由于美洲与菲律宾间关系的密切，最先移植于菲律宾。大约在16世纪中叶前后，福建长乐县商人陈振龙，到菲律宾的吕宋去做买卖，于归途中把番薯的品种带回本县种植。其后到了1594年，当福建发生饥荒的时候，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把收成的番薯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并说明栽种番薯的益处。金氏便劝勉人民广为种植，以济饥荒，因此它被称为“金薯”。约在同一时间，或较早些，在云南方面也有番薯栽种的记录，这可能是经由印度、缅甸而传播到那里去的。[2]

　　以上是友人何炳棣先生研究的结果。此外，关于番薯传人中国的经过，我们还可以根据明末清初人士的记载来加以研讨。清初周亮工（1612—1672）《闽小纪》（《丛书集成》本）下卷页33至34说：“番薯，万历年（1573—1620）中得之外国。瘠土沙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度闽海而南，有吕宋国……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不待种植。……润泽可食，或煮，或磨为粉……夷人虽蔓生不訾省，然恡而不与中国人。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盒中以来，于是人闽十余年矣。其蔓虽萎，剪插种之，下地数日即荣，故可挟而来。其初人闽时，借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下至鸡犬皆食之。”[3]文中说番薯自吕宋传人后，最初种于福建南部的漳州，其后才向北移植至泉州、莆田、长乐及福清等地，与上述最初种于长乐之说不同，这可能是因为当日福建有许多人到菲律宾经商，自那里把番薯的品种带回来种植，并不限于陈振龙一个人的原故。根据周亮工所说的话，我们可以注意，这些富有营养价值，可代替米粮来疗饥的番薯，因为在瘠卤沙冈都可以生长，并不与五谷争地，故过去被人荒弃的不毛之地，都可因番薯品种的传人而开发利用来耕种。这样一来，粮食的供应自可较前增多。何况这种农作物又富有抗旱能力，就是遇到旱灾也能够生长呢!因此，在传人福建不久以后，广东农民也种植番薯，以免饥荒。徐光启（1562—1633）说：“番薯……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若于高仰沙土，深耕厚壅，大旱则汲水灌之，无患不熟。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4]

　　除番薯外，玉蜀黍也于美洲发现后传到中国来。它最先产于美洲，原为当地土人——印第安人，或“红印度人”——所种植，故称为“Indian corn”。到了我国，在文献上又称为玉黍、包谷、陆谷、玉高粱、御米、玉米、西番麦、御麦、玉麦或畲粟。[5]在16世纪中叶前后，云南西部山地、河南西部的巩县、福建泉州，及浙江杭州，都有关于玉蜀黍种植的纪录。可见它也和番薯一样，一方面经由印度、缅甸的陆路而传人中国西南部，他方面由海道传至东南沿海地区。[6]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包世臣说：“玉黍一名包谷，一名陆谷，一名玉高粱，一名御米。……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宜勤锄，不须厚粪，旱甚亦宜溉。……收成至盛。工本轻，为旱种之最。”[7]可见玉蜀黍也和番薯同样的具有耐旱的性能，从而可在生地（未开垦的荒地）或瓦砾山场来种植。不特如此，玉蜀黍多半生长在向阳的山地，番薯则大部分种于山间阴处。[8]故这两种新传人的农作物，一方面不与五谷争地，他方面也不互相争夺地盘。

　　自美洲发现后，番薯、玉蜀黍等美洲农作物的传人中国，到了明朝末叶已经有数十年或甚至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可是，就土地面积特别广大的中国来说，农业生产的变化与政治革命不同，并不能一朝一夕完成，而是一种长久的、缓慢的过程。到了明末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曾对中国人民粮食的生产与消费加以估计，他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什三。”[9]在宋氏的估计中，稻米在当日中国人民消费的粮食中要占到百分之七十。番薯与玉蜀黍并没有提及。在较早的期间，李时珍也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10]可见就当日全国粮食的生产与消费来说，番薯与玉蜀黍所占的地位并不怎样重要。

　　明亡以后，便是清朝（1644—1911）。自清朝初期至中叶，即约自17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随着全国人口的激增，粮食需要的增大，番薯与玉蜀黍的种植便越来越普遍，从而成为全国多数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粮食。

　　上文说过，在明朝末叶，番薯已经在福建、广东种植，以济饥荒。到了清中叶左右，施鸿保说：“至如地瓜一种，济通省（福建）民食之半，尤利之甚溥者。”[11]又雍正六年（1728）七月十六日，福建巡抚朱纲奏：“泉州府属多种地瓜，名曰番薯，以此为穷民糊口之计，种稻者少。……福清县地方，田少园多，亦种番薯，以为粮食。”[12]在广东方面，雍正年间（1723—1735）广东潮州总兵官尚潆奏：“又有番薯一种，粤东以此作饭，亦皆发生，将来民食自可无虞。”[13]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除闽、粤以外，番薯又以福建为中心，向北移植于浙江、山东、河南、直隶、陕西诸省，兹分述如下：

　　[一]浙江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14]卷二，页8，嘉庆六年（1801）项下说：“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苞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由此可见，18世纪浙江山地之所以能够吸引各省流民前来开垦居住，番薯的种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山东袁荣叟等修《胶澳志》（民国十七年）卷五，页3说：“番薯……俗名地瓜，胶（州）初无此产。乾隆初年（1736），闽商自吕宋携至，适合土宜。今蕃衍与五谷等，南鄙尤多。”按胶州位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与福建海道交通比较便利，故早在乾隆初年番薯即已自福建移植到那里去。其后，到了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775—1777），山东按察使“陆懼于山东臬司任内，曾刻有《甘薯录》一篇，颇为明切易晓”。及乾隆五十年（1785），山东巡抚明兴，对于这本有关番薯种植知识的《甘薯录》，更“饬多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钞，使皆知种薯之利，乡为栽植”。[15]由于地方行政长官的提倡，番薯的种植便普及于山东各地。故在这一年，雅德“路过山东沂州府，亦见该处种有番薯”。[16]

　　[三]河南乾隆五十年，河南天旱为灾，农产歉收。为着解决粮食问题，政府采用三种办法来推广番薯的种植：（1）自福建输入番薯的品种。例如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页11，载乾隆五十年七月辛酉的上谕说：“据（河南巡抚）毕沅奏，‘……番薯藏种在霜降以前，下种在清明之后。计闽省乘时采择，邮寄此间，尚不为晚。但闻其种易烂易干，须用木桶装藤，拥土其中，方易携带。兼闻藤本须带根者，力厚易活’等语。前（闽浙总督）雅德来热河召见，曾谕以将番薯藤种采寄河南。……闽省……必须觅带根藤本，用木桶装盛，拥土其中，如法送豫，方能栽种易活。着传谕雅德即行照式妥办，由驿速寄。将此各传谕知之。”（2）把上述陆懼所著《甘薯录》，“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17]。（3）由河南巡抚毕沅聘请“闽省监生陈世元，赴豫教种番薯”。其后“陈世元因熟悉树艺之法，情愿赴豫教种”。[18]

　　[四]直隶上述乾隆五十年七月庚辰的上谕又说：“朕阅陆燿所著《甘薯录》，颇为详晰，着即钞录寄交（直隶总督）刘峩……令其照明兴所办，多为刊布传钞……广为栽种……”[19]

　　[五]陕西乾隆九年至十一年（1744—l746），陈宏谋任陕西巡抚时，曾撰有《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其中说：“陕省高地多而水田少，民食多资杂粮，每虞岁歉。惟甘薯一种，易种易生，水旱冰雹，均不能伤，以充民食，与米麦同功，非寻常果品可比。陕西高地沙土，最属相宜，而向来未见此种。本都院敬采钦定授时通考所载，并访种薯诸法，刊刻分布，广行劝种。……苟能觅得此种，如法栽植，一经发生，转相传习，到处延蔓，人人争种，以佐民食，讵不美欤!特用刷印二千张，饬发该司，可酌量分发通省府厅州县，并佐杂等官，及士民人等。其中必有留心利济，觅种试栽，以为民倡者。是亦尽地利以广资生之端也。”[20]

　　上述东部沿海区域及黄河流域的高地沙土，过去五谷不生，到了清朝中叶左右，其生产力却由于番薯的推广种植而大大提高。换句话说，这些瘠土沙砾之地的农业生产，随着番薯这种新农作物的移植，其报酬有由递减转变为递增的趋势。因此，在山东沿海地区，以青岛附近的李村区为例，到了民国初期，“耕作以甘藷为主，占李村区农产总价之过半数，小麦、粟、大豆、落花生及梨次之”。[21]在1931—1937年，中国（东北除外）每年平均生产番薯一八、五○○、○○。公吨，为世界上番薯产额最大的国家。[22]

　　在清朝中叶前后，当沿海及华北各省的番薯栽种面积激剧增加的时候，玉蜀黍的种植又普及于长江流域及中国西部各山地。我国在宋代流行着一句俗语说：“苏、常熟，天下足。”[23]可见长江沿岸地区，尤其是下游三角洲一带，是全国的谷仓。至于长江流域的山地，以及各支流的上游，在过去长时期大部分都是原始森林，或是未开垦的生地，可是到了清朝中叶，却由于玉蜀黍的移植而开辟成为耕地。关于这种情况，现在分区叙述如下：

　　[一]安徽上文说在明朝末叶，玉蜀黍已经自海道传人福建。到了清乾隆四年（1739），安徽巡抚陈大受“以高阜斜陂，不宜种稻、麦，福建安溪有旱稻名畲粟（即玉蜀黍），不须灌溉，前总督郝玉麟得其种，教民试艺有获，因令有司多购，分给各州县，俾民因地种植”。[24]

　　[二]湖北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湖北宜昌府属之鹤峰州，水田甚少，常平仓向贮包谷（玉蜀黍）、粟谷二千三百九十余石”。[25]

　　[三]湖南嘉庆十九年（1814），陶澍说：“湖南一省，半山半水。……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26]又道光十七、八年（1837—1838）间，林则徐说：“（湖南）邵阳、新化、溆浦、辰豁等县，所辖悬崖深涧之间……该处山岗多种包谷，今岁收成上稔，闾阎葚属安恬。”[27]

　　[四]汉水上游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属汉水上游。这一地区，如以汉水为界，在汉水以北称为“南山老林”，以南称为“巴山老林”。这两个原始森林，到了清朝中叶左右，由于玉蜀黍等农作物的种植而大事开发。嘉庆二十五年（1821）十二月，给事中卓秉恬奏陈川、陕、楚老林情形说，“由陕之略阳、风县，东经宝鸡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东经四川之南江等县，陕西之紫阳等县，至湖北之竹山等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地方辽阔，宜种包谷、荞豆、燕麦，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串，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垦荒种地，架屋数椽，即可栖身，谓之棚民……”[28]。又道光十七、八年间，林则徐说：“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包谷。”[29]

　　[五]云南上述明季云南西部山地已经种有玉蜀黍。到了清道光年间（1821–1850），这种情形更为普遍。例如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任云贵总督时报告说：“保山所辖距城二百余里之官乃山……自半山中腰，下至临江间，有平旷地土，堪以垦种。因而外来无业客民，单身赴彼，或种包谷杂粮……先搭棚寮栖止，渐盖土屋草房。”[30]

　　玉蜀黍的普遍种植，并不以长江流域及西部山地为限。抗战以前，在华北各省主要农作物的栽培面积中，玉蜀黍在河北占百分之一三，陕西占百分之九，山西占百分之六。[31]就全国耕地来说，玉蜀黍的栽种面积在1904—1909年占百分之一一，1914—1919年占百分之一四，1924–1929年占百分之一六，1929—1933年占百分之一七。[32]

　　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并不以番薯及玉蜀黍的移植为限；自那里传人的其他农作物，如花生、烟草等，对于中国农业也有影响。不过因为篇幅关系，我们的讨论暂时以此为限。我国人口，到了清朝中叶，或18世纪前后，曾作大量的增加。[33]当日人口增加的原因固然有种种的不同，但美洲发现后，自那里传人中国的番薯、玉蜀黍之普遍的种植，使我国原来还没有垦辟的生地、贫瘠的沙土、原始的森林，都因此而开发耕植，从而生产较前增多的粮食，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1966年4月19日，九龙。

注释：

[1]拙著《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

[2] Ping-ti Ho，“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American An- thropologist，Vol。57，N0．2（April，1955），PP．191—201．

[3]许俊人等修《福建通志》（民国十一年刊），《物产志》卷三，页14引何乔远《闽书》（1629），及清黄叔墩《台海使槎录》（《丛书集成》本）卷三，页54略同。

[4]徐光启《农政全书》（撰于1625—1628年。刊于1639年，兹据1956年上海中华书局本）卷二七，页540。明谈迁《枣林杂俎》（《笔记小说大观》，新兴书局），中集，页51，“甘薯”略同。

[5]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第一上（《安吴四种》卷二五上），《农政》；薮内清等作，苏芗雨等译，《天工开物之研究》（台北市，1956年），页72；王世懋（1536–1588）《学圃杂疏》（1587年序，《丛书集成》本），页14，《荳蔬》；Ping-ti Ho，前引文；《清史稿》（香港文学价究社），《列传》九四，页1152，《陈大受传》。

[6] Ping-ti Ho，前引文。

[7]包世臣《齐民四术》卷第一上，《农政》。

[8] 《玉山县志》（1873）卷一，页24。原书未见，兹引自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China，1368—1953，Cambridge，1959，P．146．

[9]宋应星《天工开物》（民国十六年至十九年石印本）卷一，页1。

[10]李时珍《本草纲目》（1596年，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本）卷二三，页74。

[11]施鸿保《闽杂记》卷一。

[12] 《朱批谕旨》第一二册，页104。

[13]同书第二三册，页19。

[14]原书未见，兹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1957）第一辑，页1。

[15] 《乾隆东华续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卷三九，页l3，乾隆五十年七月庚辰谕。关于陆懼任山东按察使的时间，见《清史稿》，《列传》一一一，页1189，《陆燿传》。

[16] 《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页11，乾隆五十年七月辛酉谕。

[17] 《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页13。

[18] 《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页17，乾隆五十年十月壬午谕。

[19] 《乾隆东华续录》卷三九，页13。

[20]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光绪十二年刊本）卷二八，页15。

[21]袁荣叟等修《胶澳志》（民国十七年）卷五，页5。

[22] Ping-ti Ho，前引书，页187。

[23]本书《唐宋帝国与运河》一章。

[24] 《清史稿》，页1152，《陈大受传》。

[2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四七，页26。

[26]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九《陈奏湖南山田旱歉情形摺子》（嘉庆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27]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二，页13，《校阅两湖营伍并苗寨情形折》。按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八年任湖广总督（见《清史稿》，《列传》一五六，页1268，《林则徐传》），这一奏折当作于此时。

[28] 《清宣宗实录》卷一○，页20，及《道光东华续录》卷一，页11，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壬辰条。又参考《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二，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疏》（道光元年），严如煖《规划南巴棚民论》（道光元年），及《三省山内边防论四（堡寨）》（约嘉庆、道光年间）。

[29]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二，页4，《筹防襄河堤工折》。

[30] 《林文忠公政书》丙集，《云贵奏稿》卷一○，《保山县城内回民移置官乃山相安情形折》。据《清史稿》，页1269，《林则徐传》，林氏于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任云贵总督，此折当作于此时。

[31]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原文未见，兹引自薮内清等《天工开物之研究》，页57。

[32]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l955），页359。又参考Ping-ti Ho，前引书，页189。

[33]拙著（与王业键合著）《清代人口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