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与临淄齐国都城的相关探讨
《考工记》是我过国最早的一部手工业生产技术专著。明人茅兆海在为徐光启的《考工记解》所作的跋文中称：“以故于器用舟车水火木金之属，资于庙算事务者，率皆精究形象，以为决胜之图，缙绅先生能言之矣。然逆流寻源皆以为《考工记》为星宿海。”认为《考工记》为古代科技渊源之“星宿海”。[1]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认为《考工记》是“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的文献。”而《考工记》中有关“匠人营国”的论述，则是最早的有关城市规划建设的文献。它对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建筑布局、建筑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古都史的研究中也弥足珍贵。本文就《考工记》与齐国临淄都城的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考工记》与齐国的关系
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有周代成书说，春秋成书说，战国成书说，也有持秦汉成书说者。[2]而以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或东周时期则较为公允。
对其成书地点，也尚无定论。如一种观点认为《考工记》是周朝遗文[3]，似可理解为成书于周王朝的京畿地区。但在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观点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这一观点的形成也经历有很长一段历史。
就所见文献看，最早提出《考工记》为齐人所作者是南宋学者林希逸，他在《鬳斋考工记》（卷上）中很肯定地说：“《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盖言语似《榖梁》，必先秦古书也。”清代大儒江永又较详细地论证道：“《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汶，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 [4]江永根据《考工记》提到的地名及方言认定《考工记》为齐人所作，并明确提出是“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也就是说是齐国精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为。段玉裁在《周礼汉读考》中也说“盖齐人所记，故汶、济皆齐水，戚、终古，皆齐语。”这实际上是肯定了林希逸和江永的观点。
郭沫若先生也很关注《考工记》一书，他在1944年所作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肯定了《考工记》为齐人所作的观点,并进一步明确提出“《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的官书。”到了1947年他又在《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一文中修订为“《考工记》实系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他的理由是：第一，《考工记》中所提到的国名中没有齐，却载有齐鲁间的水名；第二，文中多用齐国方言；第三，《考工记》中的衡量是齐制。[5]郭沫若的观点言之有据，在学术界产生有重要影响。
以上对《考工记》为齐人所作的观点的论证都紧紧围绕在《考工记》经文本身，这些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结合齐国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考量，就不难看出《考工记》产生在齐国绝非偶然。因为齐国是最早以工商立国的国家。自姜太公封于齐，即以临淄为国都，他制定了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政策，“劝其女功，极技巧。” 这实际上是利用官府的力量，扶持纺织业，鼓励提高纺织技艺,使纺织品的质量精益求精，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这样做的效果确实十分显著，“故齐冠带衣履天下。” [6]史载齐国的纺织品有冰纨，绮绣（即薄绢）、缯绸、絺、阿锡、绨等近20个品种。其中最有名的丝织品当属“齐纨”和“阿锡”；齐纨是临淄出产的细绢；阿锡是齐地东阿出产的细缯；西周时期即为名贵产品，不仅贡与宫廷，还成为赠赐、贸易的重要商品。史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7] 齐国从一个“”地瀉卤，人民寡”的弱小国家，一跃而成为“海岱之间敛袂而朝焉” [8]的大国，是和姜太公确立的以工商立国的基本国策分不开的。
齐桓公时，以管仲为相，延续了工商立国的国策，并有所发展。管仲制定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方针，主张工、商都应各聚其地，世代各司其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 对工匠：“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9]管仲主张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匠人，应当世代守业，父子相传。这样做不但可使其安分守己，而且更利于技术的传授及传承，技艺的精湛和提高。“处工，就官府”，就是由国家来统一管理手工业。齐国专门设立有管理工业生产的机构和官员。投奔齐国的陈厉公少子陈完，就曾被齐桓公任用为齐国的“工正”，掌管“百工”事务，陈完就是后来“田氏代齐”之田氏始祖。这正和《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10]的记载相吻合。正是由于齐国工业兴盛，商业繁荣，使得国力大增，终成霸业，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11]。
齐国手工业的发达也得到了考古学的明证。《考工记》以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了车的制造技术。1990年在临淄齐故城隔淄河相望的齐陵镇后李官庄村发现春秋早期的2座车马坑。１号坑全长31米，宽4米，殉车10辆，马32匹。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坑长8米，宽3米，殉车3辆，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后李官庄村春秋车马坑其规模之大、时代之早、配套之齐全、马饰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在国内尚属少见，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2]在同一年，考古工作者还在临淄齐故城东南约7.5公里处的淄河店战国墓群的二号墓内出土有20余辆独辕马车, 可分为战车、安车、栈车等类型，随葬的铜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13]齐国号称“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不但使古文献的记载得到验证，也正为《考工记》对车连篇累牍的记载找到了证据。此外，在临淄齐故城及齐国境内发现的丰富的冶铜、铸币、铸镜、纺织、治陶、治漆等遗迹和遗物，都说明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所在，也是《考工记》这部手工业技术专著得以产生的重要来源。因此，齐国确属《考工记》的故乡。
二、临淄齐国都城的结构布局与《考工记》营国制度的的关系
《考工记》中的《匠人》篇，是我国最早记录都城营造布局及建筑技术等的文献。《考工记》既然是齐国著作，作为齐国国都的临淄城当与之有密切的关系。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发现的齐国故城遗址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临淄故城兴建于齐献王元年（公元前859），历经齐桓公的崛起、田氏代齐的转折、齐威王和宣王时的繁盛直至齐王建的亡国，作为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曾描述宣王时临淄城的繁盛景象道：“临葘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葘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葘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葘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14]。苏秦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作为东方大都市临淄当年的富裕繁华景象。
经考古发掘，可知临淄故城由大、小两座城垣构成。大城大部分修筑于春秋时期，小城主要是战国时期的宫城。
大城的平面布局：城垣呈不规则的竖长方形，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3.5公里，总周长达21余公里，面积约16平方公里。东城墙长5205米，西城墙长2821米，北城墙长3316米，南北墙外有护城壕，东西两侧以淄河、系水为天然城壕。东城垣依淄河修筑，曲折不齐，多达9处拐弯，北城垣也有3处拐弯，西、南城垣呈直线。
大城的城门和道路：已发现7座城门，东门2座，西门1座，北门2座，南门2座，各门道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宽者达21米。
大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东北部、中部、偏西部。
小城的平面布局：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部，平面为纵长方形，周长为7公里，南北城垣长2.5公里，东西宽约1.7公里。东城墙长2195米，西城墙长2274米，南城墙长1402米，北城墙长1404米。东城墙沿淄河西岸梯形而筑，西有系水。南北有护城河，西城垣有2处拐弯。
小城的城门和道路：已发现5座城门，东门1座，西门1座，北门1座，南门2座，北门、东门通向大城的道路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宽者达21米。
小城的宫殿区：位于北部的桓公台和东北隅的金銮店一带。
小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宫城的东部、西部和南部。[15]
《考工记》对国都的营建作了规定，主要包括国都的形制、城门设置、王宫位置、道路状况以及手工业、集市和居民区的分布等。《考工记》之“匠人营国”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6] 按照《考工记》的规制，王城的结构布局如下：
城垣平面形制： 轮廓为规则四方形，周长9公里。
城门设置：每边城墙设3座城门，四边城墙共设12座城门。
宫城位置：位于整个王城的正中心，呈正方形，其南北中轴线为整个王城的主轴线。
外朝和后市位置：外朝位于紧邻宫城的正前面，后市位于远离宫城的正后方。
宗庙和社稷坛位置：宗庙在宫城前面左方，社稷坛在宫城前面右方。
城中道路布局：南北经道3条，每条三涂，合为9涂；东西纬道3条，每条三涂，也为9涂。经纬干道与城门贯通。
让我们拿《考工记》的国都规制与临淄故都相比较，看看他们之间的异同：
第一，就王城的平面布局来看：春秋大城的平面布局呈不规则的竖长方形，周长21公里，与《考工记》的城垣平面轮廓为规则的四方形、周长9公里的规制显然不符。战国小城的平面布局呈纵长方形，周长为7公里，与《考工记》的规定也不吻合。
第二，就城门和道路的建制来看：大城发现城门7座，其中东门2座，西门1座，北门2座，南门2座，各门道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与《考工记》每边城墙设3座城门，四边城墙共设12座城门；城中道路经道3条9涂，纬道3条9涂，有很大不同。小城的城门5座，其中东门1座，西门1座，北门1座，南门2座，北门、东门的道路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这也与《考工记》的记载有很大区别。
第三，就宫城位置来看：由于缺乏考古材料，大城王宫的方位还不好确定。据专家推测，宫城位于王城略偏南的方向，略呈夸张的7字形，其南北中轴线与整个王城的主轴线不相合。[17]小城的宫殿区位于城北部和东北部一带。这都和《考工记》宫城位置应位于整个王城的正中心、呈正方形、其南北中轴线为整个王城的主轴线的规定相脱节。
第四，就后市位置来看：大城和小城都未发现确定的集市区，但可根据手工业作坊的位置来推测，因为手工业作坊应与集市区相去不远。大城的手工业作坊区零散地分布在城内的东北部、中部及偏西部。小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宫城的东部、西部和南部。这都非《考工记》所规定的后市应位于远离宫城的正后方。
我们由上不难看出，无论是春秋时的临淄故都大城，还是战国时的临淄故都小城，都与《考工记》中营国制度的规定相差很远。按照一般的推论，作为《考工记》产生故乡的齐国，其都城建制应直接受到《考工记》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事实竟出乎人们的预料呢？
三、《考工记》与齐国临淄城的相关思考
《考工记》的营国制度与临淄故都的差异可作如下分析：
（一）《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是齐国文人学士立都建国的理想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激荡，百家争鸣，经过长期的社会动荡，诸子百家都在寻求一统天下的方略，其中也包括统一王朝都城的规模和形制。《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有可能是齐国“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所提出的未来一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蓝图。如孔子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18]老子的理想王国是“小国寡民”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9]
孔子的理想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他也有自知之明，只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0]老子的理想国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价值和影响。《考工记》的营国制度也是如此，由于缺乏实现它的相关条件，这张蓝图非但不为东周王国所采纳，即使在齐国，也被束之高阁。[21]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称它为独具匠心的伟大创造的评价。
（二）管子不拘一格的营国主张
管子可称之为齐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对营建国都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不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22]这种顺应自然、不拘一格、讲求实际的营国主张，对齐国临淄城的兴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临淄城东临淄河中游，西依系水源头，南距泰沂山脉中段鲁山约10公里，建于山前冲积平原之上。[23]依山伴水，无干旱水涝之患，充分体现了管仲的营国思想。这是和《考工记》风格迥异的营国理念。齐国临淄城的建设选择了管子而非《考工记》的建国蓝图，是十分睿智和实际的抉择。
（三）一统天下与《考工记》营国主张得以实现
《考工记》营国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没能得以实施，但到了汉唐国家高度发达的封建盛世终于得以实施，这是高度统一的国家体制为其提供了条件，而辽阔无垠的版图，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兴建更是严格遵循了《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明清北京城以皇宫紫禁城为全城的中心，前为朝，后为市，左为宗庙，右为社稷；宫城内前为治朝，后为寝宫；以五门三朝为主轴线，祖社、里坊、郊坛沿主轴线对称排开；采用棋盘式的道路网，环绕宫城对称布置。[24]这正和《考工记》营国制度相吻合。恰好表明《考工记》营国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生命力。
（四）临淄故城的“跃位”并不影响《考工记》为齐国著作的历史地位
临淄故城的建筑布局的形成是齐人因地制宜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考工记》营国制度则是齐人对未来都城描绘的宏伟蓝图，二者并无矛盾。因此，这并不影响《考工记》为齐人所作的推测和结论。
参考文献：
[1]《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
[2]李秋芳：20世纪《考工记》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5期。
[3]刘洪涛《考工记》不是齐国官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4]《周礼疑义举要》卷六。
[5]郭沫若：《天地玄黄》，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605页。
[6]《史记·货殖列传》。
[7]《史记·齐太公世家》。
[8]《史记·货殖列传》。
[9]《史记·货殖列传》。
[10]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1]《史记·管晏列传》。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421页。
[1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考古》2000年第10期。
[14]《史记·苏秦列传》卷六十九。
[1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403页；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00页。
[16]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17]曲英杰：《齐国都城临淄》，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8]《礼记·礼运》。
[19]《老子·八十章》。
[20]《论语·宪问》。
[21]《管子·乘马》
[22]孙丽娟、李书谦：《考工记》营国制度与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的演变，《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
[2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24]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