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四)

四、岭南市阉珠玉使、押蕃舶使、结好使

  唐朝对外交聘会盟,涉外诸使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些是常设的,但不少属临时性的,因事而设,事毕则罢。岭南的涉外使职除了市舶使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使职,如岭南市阉珠玉使[1]、押蕃舶使、结好使等。由于资料缺乏,相关研究不多,在此略加辨析。

  (一)岭南市阉珠玉使

  岭南市阉珠玉使,唐代仅一见。严识元《潭州都督杨志本碑》云:

  (杨志本)转桂州都督府法曹参军,清棘犴察,梧囚明慎,用法而不留狱。都督周道务以公冰襟同洁,石性浑坚;庇恶木而深耻,饮贪泉而不易,奏充岭南市阉□珠玉使。侁侁五峤,皇皇百越。路穷南服,境淑西屠。握水衡之钱,权御府之产。历剖蚌泣鮫之巨涨,窥结绿珊瑚之怪穴。自异时魁杰之士以事而临其地,罕有声背于黩节全其贞。将军北旋,犹见猜于薏苡;大夫南使,亦受遗于金装。而公散国财,市蛮宝,混之不浊,涅而不缁,易生人之所难,凛然有伯夷之风矣。以外尤去职,……[2]

  岭南市阉珠玉使显然属于临时差遣使职,“握水衡之钱,权御府之产”,有“散国财,市蛮宝”之任务,类似后来的市舶使。另外,该使被赋予特殊职能和任务,所选之官,特别强调清正廉洁。

  周道务、杨志本两《唐书》皆无传,然两《唐书·突厥传》、《旧唐书·诸帝公主传》、《旧唐书·裴行俭传》、《新唐书·唐景休传》等皆涉及周道务。据郁贤皓先生考证,周道务上元二年至调露元年为营州都督[3]。唐前期营州为上都督府,桂州为中都督府。在正常情况下,周道务必先任桂州都督,而后升营州都督。

  周道务为桂州都督可以肯定在上元二年之前,杨志本由桂管佐僚充任或兼任岭南市阉珠玉使亦于此时。

  (二)押蕃舶使

  对于邦交贸易,唐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专职的或相关职能机构。唐代中枢三省六部,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皆参预外交决策,中书省通事舍人、尚书省礼部郎中、员外郎,兵部职方司,太常寺,光禄寺,少府监、内侍省内府局等机构,皆兼有涉外职能。鸿胪寺和尚书省主客司为专职机构,鸿胪寺下属机构有礼宾院、崇玄署、左右威远营。

  唐代地方系统的节镇(道)、边州和互市监负有“式遏四夷”、藩属朝贡、迎送使节、馆驿交通、蕃商互市、了解夷情等职能。开元二十二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处置使,又于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其中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河东节度使“犄角朔方,以捍北狄”;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4]。

  边疆节镇多兼带本道或数道押蕃落使、安抚诸蕃等使。开元四年,玄宗授郯王嗣直为安北大都护,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部落大使;陕王嗣昇为安西大都护,充河西四镇诸蕃部落大使。开元八年二月,许钦瓒为平卢军节度使,兼管内诸军诸蕃使。二十四年,牛仙客为朔方节度使,兼押诸蕃部落使。二十八年,平卢军节度使加押两蕃(奚、契丹)使,并成定制[5]。天宝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外交形势的变化,节镇权力扩张,节度使兼任管内经略、支度、营田、转运、采访、处置等使,道(藩镇)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一级建制。然而,这种变化没有改变道原有的涉外职能,边镇节度使仍兼押蕃等使。乾元元年,置振武军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兼押蕃落使。贞元十一年九月,韦皋为剑南节度使,加统摄边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20世纪40年代末,向达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发现唐末归义军节度使索勋题名两处,其一结衔“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营田诸使”[6]。另外,大中六年韦博为平卢节度使,奏京兆府鄠县尉孙某充押蕃巡官[7];咸通五年,幽州卢龙藩帅奏升判官张建章为押奚、契丹两蕃副使[8]。可见其时平卢、卢龙两镇帅臣皆兼押蕃等使。

  岭南为南边大镇,亦置押蕃舶使,由岭南节度使兼领。元和间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云:

  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番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职贡。合一使之重,以治于广州,故宾军之事宜,无与较大[9]。

  可以看出,岭南押蕃舶使职能侧重于邦交贸易,与西北、西南边镇押蕃落等使职能侧重于“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控制边境蕃人部落略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岭南押蕃舶使与市舶使在职能上诸多雷同,以致于后人皆将两者等同视之。明人黄佐、顾炎武谓:“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兼领之”[10]。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云:“押蕃舶使的使的名称,在他书上尚未看到,仅在唐李肇《国史补》所列举诸使中有押舶使之名与此略似,疑此书于蕃字下脱落一舶字,亦未可知。总之,市舶使即押蕃舶使,当时是宦官所任之职”[11]。桑原骘藏称:“市舶使之称,唐人记录已有之,当时又称押蕃舶使(《柳河东集》卷十)或监[市]舶使”[12]。

  笔者以往也深信不疑,不过仔细推敲,两者似乎不宜混同,主要是因为押蕃舶使与押蕃使一样,同属边镇系统;而市舶使则属于朝廷差遣。前者例由藩镇兼领,后者情形比较特殊。另外,岭南押蕃舶使仅见于元和间柳宗元的《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某墓志》两篇文章。如此重要的职官,不见于唐代其他文献,究竟是元和间临时差遣,后来废止?还是因为类似使职(如市舶使)替代,不复设置?均未可知,俟考。陈国灿、刘建民先生对押蕃舶使与市舶使的关系持论颇谨慎,谓:“(二使)同在广州之地,同为职守番舶,一名市舶使,一名押蕃舶使。二者孰是,不详”[13]。

  柳宗元《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某墓志》云:

  元和九年月日,扶风马某卒,……君凡受署,往来桂州、岭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军卫、录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户曹录府事、监察御史,皆为显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经略副使,皆所谓右职。凡所严事,御史中丞良、司徒祐(杜佑)、嗣曹王皋(李皋)、尚书胄(戴胄)、尚书伯仪(张伯仪)、尚书昌(赵昌),皆贤有劳诸侯[14]。

  可见马某曾任押番舶使。此人长期为藩镇佐僚,元和九年卒于岭南经略副使任上,任押番舶使当在此前。有学者认为,马某以岭南经略副使充任市舶使。[15]但墓志看不出有这个意思。

  马总是确信以岭南节度使兼任押蕃舶使的唯一一位岭南藩帅。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谓:“今御史大夫扶风公廉广州,且专二使,增德以来远人,申威以修戎政”[16]。扶风公即马总,二使即岭南节度使和押蕃舶使。《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称元和八年十二月丙戌以桂管观察使马总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刘禹锡《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谓:“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实广州牧马总以疏闻,由是可其奏”[17],则元和十一年马总尚在岭南。然据严耕望先生考证,是年马总入为刑部侍郎[18]。这样,马总兼领岭南二使当在元和八至十一年。

  (三)结好使

  结好使一职,见于福建观察使裴次元《奏广州结好使事由奉诏书谢恩状》。状云:

  右臣伏奉某月日手诏,令臣速具前件官本末事由闻奏,臣以某月日谨具某官归本道事以闻,某月日奏官至;伏奉某月日手诏,所奏某官寻赴广州事宜,具详本末,想宜知悉者[19]。

  此状作于元和八年,任广州结好使者由唐宪宗钦命,福建观察使奏闻,当为福建管内官吏,结好使当属临时性外交使臣。明人黄佐、顾炎武等皆谓结好使即市舶使,但史书记载不详,不宜遽下结论。

注释:

[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七收录严识元《潭州都督杨志本碑》,其中“岭南市阉□珠玉使”“阉”下缺一字。有学者认为是“儿”字。唐代岭南多宦官,如大宦官杨思勗、高力士、仇士良,皆岭南人,唐初委派专使购买阉儿以供内宫之用,或有可能。

[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七。

[3]郁贤皓:《唐刺史考》(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3—1434页。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5]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第1686页;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五,玄宗《授郯王嗣直等都护制》,第137页。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423—424页。

[7]孙徽:《唐故宣德郎前守孟州司马乐安孙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44页。

[8]张珪:《大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中和007,第2511页。

[9]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六。

[10]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番夷》,嘉靖三十六年刊本,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百二十《海外诸蕃》,光绪己卯年(1879)桐华书屋刻本。

[11]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2页。

[12]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第6页注1。

[13]陈国灿、刘建民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3—314页。

[14]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

[15]王杰:《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四期。

[16]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六。

[17]刘禹锡:《刘禹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40页。

[18]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1027页。

[1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一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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