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一些设想
（“史学研究的新趋势”笔谈）
2011年初，在考古学提升为一级学科的前夕，为了制订考古学的十年科研战略规划，全国十一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考古专家云集吉林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后来又经多次会议的征求意见和多方咨询，形成了一个规划草案。这次《社会科学战线》要我参加笔谈，我想在这个集思广益的规划草案的基础上谈些看法。
回顾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史，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发现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然而，从我国考古事业的总体进展来看，旧石器时代考古显然尚需大力加强。
从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来说，旧石器时代在时间上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长度。但我国目前旧石器地点的发现，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发现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这方面的主观原因是文物部门的各级领导对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重视不够，客观原因是我国考古队伍中有旧石器时代考古专业知识的工作者太少。除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有旧石器考古的专门队伍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没有搞旧石器考古的人员的。各省自治区的考古研究所只有一两个从事旧石器考古的人或根本没有专门人员。各大学的考古专业虽都设有旧石器考古的课程，但大都只讲书本知识而没有田野实践。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薄弱环节。这样，在多次全国普查中，有的地区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没有发现，就在最近一次文物普查后的某地区，一个有经验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教授领几个学生，走了一遭，便在以为根本不会有遗址的地点发现了大批遗址。这是值得严重关注的。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在东亚地区探索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问题有助于研究最初人类的来源和现代人群的形成。核心的问题是东亚的直立人是起源于本土还是200万年前从东非迁来的。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东亚直立人化石的高精度观测和形态复原，并与同时期的非洲一欧洲直立人化石的比较研究；对东亚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类型、技术和功能分析，并与西方同期文化的比较研究；从古环境角度探讨东亚直立人的生存环境；通过科学方法测年确立东亚古人类演化的时序框架等。其二，中国独特的旧石器文化体系形成的过程和机制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旧石器为何阶段性变化不明显，缺失西方某些制作技术和成熟的器类?需要通过实验考古学、古环境重建等方法，揭示古代工具类型和形态差异表象下的古代人类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从古人类对特定环境适应生存方式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深层原因。其三，研究狩猎一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过程的知识积累和技能储备。农业起源是当前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古人如何在狩猎一采集经济中获得农业革命的知识和技能，应该延伸到旧石器时代进行探索。可以通过距今3—1万年间复合工具使用痕迹和先民食谱等方面的研究，得到新的认识。其四，东北亚史前人类的适应、迁徙与互动。东北亚是史前环境变化的敏感地区，是研究古人类对波动的气候条件的适应方式和人群迁徙、民族融合的理想地区。可以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有怎样的影响?该地区广布的石叶一细石叶技术如何起源，古人如何用以获取食物资源?人们在开发和利用黑曜石方面表现出怎样的社会组织和关系?该地区各族群的互动及其与现代人群的关系，何种人群何时何地因何远徙美洲大陆?这些研究都有高度的国际敏感度和学术关注度，有望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要深入开展上述研究，一方面要集中专业人员，调动各相关学科互相协作；另一方面必须在田野工作中获取新的研究资料。因此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正是有志者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亟待不畏艰险的开拓者大显身手。
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各时期的考古，发展也不够平衡。我在20世纪末于北京大学召开的“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与南京大学的蒋赞初教授联名发表《应当加强历史考古学的人才培养与研究王作》，提出过改进的一些措施。这些年来，历史时代考古有了可喜的发展势头，人才培养和研究课题也有起色。但从总体上看，历史时代考古往往分为多支专题的研究，或是单独的一种遗物或一处遗址、一座墓葬的较为深入的研究，而缺乏宏观的综合的基础研究。
要使历史时代考古较快地发展，目前一个任务是应该有一批研究者广泛收集已有的资料，潜心构建中国考古常见的各类遗存的时空框架，进行与新石器时代和先秦考古类似的区系类型研究，使这种时空框架不断臻于完善。这种系统化的资料梳理和深入全面的综合研究，需要多个研究者共同来做。例如城市考古研究已经做丁不少工作，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不仅应对城墙、城门、街道、设施和总体布局等传统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还应吸纳城市规划、景观考古、里坊制度、交通网络、社会控制化程度等方面的理论方法，构建中国历史时期城市开发与发展的基本脉络。
历史时期的墓葬资料已经积累了很多，但首先必须进行分区、分期、等级划分、文化因素等分析，才能把这些资料有根据地置于适当的社会背景下考察其所反映的历史实际。
中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考古发现，是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具体体现。分门别类研究各类遗迹、遗物的历史发展序列，可以弄清许多文献记载缺失或语焉不详的各个领域的真实历史。中国古代先后有佛教、道教、祆教、景教等多种宗教流行，留下丰富的寺庙、造像、壁画等遗存，这些遗存也是构建历史时期考古遗存时空框架的重要方面。
总之，以上这些分门别类的资料梳理和综合研究做好了，以后在用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研究历史问题时才有科学的基础。而且，通过系统的梳理，也可以明确已有考古工作中的缺失或薄弱环节，指引进一步考古工作的方向。
以上谈的是考古研究在时段上应该加强之处，下面再谈谈在地域上应该加强之处。
过去中国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开展，中原地区的考古研究也开始最早，研究得最深入。然而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经过长期以来的民族融合和疆域治理最终才形成今天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客观实际要求考古及时在边疆地区开展起来。对边疆地区开展考古工作，以研究边疆地区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对于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具有重大意义，也直接关系到我国的领土完整、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政治安全。从考古本身来说，由于边疆地区一般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比中原要晚，且晚很多，因此在边疆地区从事考古，比在文献记载出现早得多的中原地区，有更重要的作用。而且边疆地区不少兄弟民族生活和风俗中所保留的远古遗风，是民族考古学的宝贵原料。
开展边疆地区考古还有另外一重意义，那就是中国考古走出国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只有外国人来中国考古，中国人极少有机会到外国考古。因此，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只限于国内。但是，古代的族群和文化是没有国界限制的，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不可能不联系到东西方国外的文化，人群是流动的，中国和外国的人群也是互动的。因此，研究中国考古问题，尤其是研究边疆地区的考古问题，不可能不涉及外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考古学者不仅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也产生了走出国门到外国实地考古的愿望。而开展边疆考古，有利于在对邻境国家进行考古前先熟悉发掘对象，顺利开展工作。近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已经开始走出国门，到外国考古了，例如，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师生到俄国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郊区发掘秣輜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工作者到蒙古国发掘了回鹘墓葬，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师带队到东非肯尼亚进行水下考古和陆上发掘。
实际上，我们在对邻国开展考古发掘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了。比如蒙古，除了早就在那里进行田野工作的俄国之外，德国、美国、法国、土耳其、日本、韩国都在那里进行了发掘，有的相当重要。因此，我们在走出国门考古方面，应该充分利用已有条件，创造条件，奋起直追。
目前我国发展前景最明朗的国外考古，是以东北历史时期考古为基点的对俄国滨海地区的田野工作，以内蒙古历史时期考古为基点的对蒙古国的田野工作，以新疆的古代丝绸之路为基点的对中亚邻国的田野工作。
最后谈一下考古学科科学研究的取向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面临一个大转折的形势。一方面，由于苏秉琦先生大力倡导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已经风靡全国，国内大部分地区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存的时空框架基本确立了，为利用考古资料进而研究各方面的历史问题提供了较可靠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之风，西方考古学研究的各种新的范式先后传人中国，而国内的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发展的战略需求，使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各种历史问题的要求更加凸显出来。因此，按苏秉琦先生的“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战略设想，在继续用区系类型方法不断完善考古遗存的时空框架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大力开展各方面的历史研究，便自然成为新形势下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任务。
在考古盛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时，不仅是一般人民群众，就是史学专家，也往往抱怨考古报告和考古论文“看不懂”。但那是要夯实考古研究基础的必需的步骤，无可厚非。现实的形势则是一面要求考古研究继续夯实基础，一面又要求考古研究努力解答现实要求回答的问题。例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加强民族团结是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的重要任务，考古学就有回答中华民族这个多元统一体是如何形成的任务。具体地说，历史上是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和历史上是定居农业民族的汉族，是如何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的?它们在历史上是如何始终互相依存又不断反复冲突，在不同时期多次发生交融，最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兄弟关系。这就是各个时代的考古，主要是历史时期考古要回答的一个大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可以由文献上来研究，但很多方面只能由考古上研究。比如文化上的互相影响，经济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献上未必都记载。人种上的交融现象。文献上根本说不清楚。因此考古大有可为，可以大显身手。而且可以用考古实物，进行形象化的教育，消除民族偏见和隔膜。
考古学要想能做到回答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需要本身在方法和技术上的革新，才能从物质文化遗存中提取更多的历史信息。这些方法和技术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像上面说的人种上的问题，原来只能根据人的颅骨提供可见的种族特征，有了提取古DNA的技术，通过不同个体的DNA和已建数据库的比对，可以提供更多的遗传学上的信息。
中国考古学要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转向复原古代社会的技术经济、社会生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与历史环境的关系等研究，已经衍生出社会考古、认知考古、性别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类体质考古、环境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冶金考古、农业考古、工业考古等多种专题考古。课题的多样化导致对获得不同类型的资料和信息的多种技术方法的需求。因此，现代考古学必须借用和引进大量的自然科学技术以及几乎所有的前沿高端设备手段，如加速器、电子扫描电镜、激光、DNA、卫星定位和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等。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现在看来是没有尽头的，考古学的技术体系也就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新技术的引进与开发，尤其是如何针对考古学人文目的组成有效方法体系，成为考古学正在面临着的和应该认真探讨的重大问题。
应该注意的是，将现代科技引进考古学，需要针对考古资料的特点对技术进行调整改造。而且．从事这些现代技术的学者与考古学者之间需要理解和磨合，科技工作者要了解考古学的人文理念，考古学者要懂得技术的原理和适用范围，反复切磋，方能最终将这些技术“考古学化”。就像把生物进化论考古学化为类型学中的“器物排队”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开展一些以现代科技为主要支撑的、由技术工作者和考古学者共同参加的专题研究，一方面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一方面在课题平台里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融会交叉。
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历史研究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的整体转变，时间上晚于国外考古学，新方法的探讨也较后者开展得迟滞了一些。所以现在在大学讲堂上，考古学方法论能讲出一些道道的仍然是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等等。现在有不少青年学者在努力引进国外的新的考古研究范式，并用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具体课题，给中国考古学带来清新之风。但是这些方法在对国内资料和中国考古学问题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问题上，尚需大力加强研究探讨。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其前途取决于现在正在从事考古和正在学习考古的人们。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多想想考古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可以研究哪些问题，大家一起出谋献策来建立考古研究的新方法，中国考古学才能焕发新的青春。
（作者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