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叶显恩序
中国学术界，历来注重农耕经济的研究，海洋经济研究明显地滞后。这无疑是受制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半大陆半海洋的国家。中国既有大陆性的传统，即具有注重农耕，实施官僚政治和皇权专制的特点的农耕经济；又有海洋性的传统，即重视商业，富有冒险进取精神的海洋经济。这两种经济在中国既有交叉发展，又有先后发展的过程。大陆农耕经济发展早，且处于强势地位。其经历着从北到南的传播过程；海洋经济则相反，是从南向北逐步扩展。唐中叶，由于大庾岭道的开通而出现的由广州溯北江越大庾岭沿章水进赣江入鄱阳湖，经长江转运河抵京都的南北水运大通道的开通，正是为了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水运大通道，也是海洋经济北渐的通道。它见证了海洋经济向北扩张的过程。
海洋贸易发生根本性变化，始自16世纪中叶，这是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东方航线的开通，西方商业殖民者的东来，东亚海域的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出现了世界性海洋时代的缘故。近年来，中国的史学界对海洋贸易的研究，毕竟出现了令人兴奋的热潮。其新著迭出，营造了一代新学者作新探索的鲜活局面。多年疑惑不解，或朦胧不清的问题，都做出各自不同的阐释。“众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学术是在众人的互相切磋、辩驳、争论中推进的。新一代的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正作新的拓展，新的探索，并取得了新的创获，新的成果。
本书作者李庆新，就是其中令人注目的一位。他是近三十年前我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他在校时的情景，多已朦胧近乎忘却。唯有因他是班上属年幼辈，出自谦让而寡言，且有几分腼腆，朴实沉潜的形象，犹历历如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因缘而成同事。他讷言敏思，勤奋谦恭。他低调做人，彬彬有礼。“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章学诚语）庆新属于沉潜者类型，从他的著作中，既尚考索之功，但也不乏独断之创见。
庆新早在80年代参加《广东通史》写作时，已经致力于南海贸易的研究。近年来，他先推出著作《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继之又有《海上丝绸之路》一书问世。后者是以广大读者为对象发行的。其著作，深为学术界所称许。他奋力潜研，精勤爬梳，今又推出《濒海之地》一书。《濒海之地》一书，围绕南海贸易和中西关系问题，先论南越国至六朝，再重点论述唐代的广州贸易和岭南社会，对未被忽视的南汉作了详论，继而以大篇幅论述明清。而清代则着重于南海沿岸的中南半岛。从本书的内容看，没有特定的时空限制，篇目有大有小。乍看，颇有支离散漫之嫌。但仔细考究，觉得南海贸易和中西关系涉及面广，要就如此庞大浩繁的课题，写出一部系统的专著，单凭个人的心智是难以胜任的。庆新从实际出发，将潜心研究之心得、创获，先写成单篇论文。对讨论的问题，或详或略，拾遗补阙，平心持论。然后综汇成集，不求教科书式的系统、平衡和完整，也不是着意于构建模式或框架。他做学问如同他本人一样朴实坦诚，这种平实的治学态度是可取的。！
其实，史无定法，绝难找到亘古不变的学术范式。纯粹的学术操作，是对学位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是学术圈内薪火传承以求学术自身发展功能的要求。讲求系统，注重结构，对数据的罗列考量、事件的辨析梳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过分地追求形式，往往可能使内容窒息于形式，也可能导致铺张空浮。譬如，对某些问题，本缺乏研究，为了追求系统、完整，却从网上搜罗素材加以拼凑充数，自当使其作品因注入水分而膨胀。今天，正处于网络时代，网上信息充斥，眼花缭乱的资讯，检索即得。学术界面临的把信息转化为知识，将史料升华为学问的挑战是严峻的。学术界的从业人员较之以前更容易弄虚作假，坦诚平实的态度更显得可贵。
从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庆新利用资料是比较全面、丰富的，显出功力的深厚。他既重视文献搜罗，又注重做田野调查工作，以加强对文献记载的理解和敏感性。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正史、政书、文集、笔记、档案等，外文含葡萄牙文、荷兰文、英文、日文等中文译著，日、英文原著，还有近人研究成果，以及文物考古，尤其是海洋沉船、海港遗址、海洋聚落等水下考古发掘的资料，都在涉猎之列。在利用资料方面的一个特点是能中外兼顾，尽可能完备地将不同文种的记载，考索排比，彼此参证，然后做出理性的分析，引出平允的结论。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采用实证和规范分析，展示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海洋特色。指出自秦平定岭南，经南越国、两汉和六朝的开发，岭南社会经济灿然改观，尤其在海外交通上独领风骚，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以海洋贸易为根基，通过市舶而成为“天子南库”。本书还使我们领略到“战争、商业、海盗，它们是一丘之貉”这句包含真理和诗意的欧洲格言。正是南海贸易和清代的“海盗”，有力地推动了南海沿岸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庆新指出，地处中西交往前沿的岭南，大量汲取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各地的文化，以充实自身，使岭南文化呈现出与内地不相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这不仅推进了古代海洋贸易和中西关系研究，而且对岭南经济文化的定位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庆新在书中提出的区域研究的“外向视野”，是一个值得关切和注意的问题。
区域的划分，是依据研究的主旨而定的，可大可小，可与地方行政区划重叠，也可按照主旨的要求划定，不受行政区划，乃至国界的局限。南海贸易区域就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大区域。无论大小区域，都不能就区域论区域，当应有“外向视野”，亦即当具超越区域以外的视野，将所论的区域置于与之相关联的更大范围的历史总体中考察。站在历史总体的制高点审视，方能梳理出该区域的历史发展脉络和运作机制。本书所作的研究，正是勉力以此为鹄的。
应庆新之邀，写下如上感想，权且为序。
2009年6月25日于广州洛溪海龙湾幽篁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