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视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篇章
——李庆新著《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序
2005年的夏天我为庆新弟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写序，在说明该书的学术创新之后，又苛求于他，希望他能在叙述贸易的主体一方（明代中国）之外，还能对贸易的另一方多作关照，以臻于至善，并且认为他一定能够做到，我是这样说的：“我知道庆新在进行新的追求，他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的课题研究，又为做‘华人与东南亚社会研究’去年春节前夕去越南，不是旅游观光，而是踏踏实实地学术考察，就是走中外历史同时研究的路子。这样做下去，怎能不会有长足的进展，怎能不会有新的学术建树贡献给学术界。”他按照研究计划行事，2005年以后数次到雷州半岛做田野考察，收集到民间家谱、宗祠碑刻和口述资料。与此同时前往越南河仙调查鄚氏与河仙政权史事，得到一批珍贵的历史与文物史料。正是这种国内外的学术考察，理清广东雷州人鄚玖在越南河仙建立政权的历史，写出《鄚玖、鄚天赐与河仙政权（“港口国”）》、《“海上明朝”：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的中华特色》等文。
于是令人兴奋和佩服的事情出现了：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勤奋而又方法得当的他，在创作《海上丝绸之路》（中文版、英文版，2006年）之后，又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谱写新篇章，为学术界奉献出新硕果《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因此我以高兴、渴求新知识的心情，阅读书稿，写出心得，权充弁言。
我感到庆新的新作，如同他在题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外向视野》（代自序）中所示，他的研究方法是“外向视野”和“外向思维”，正是这种开阔的思维与视野，奠定下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何谓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外向视野，庆新说：“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落脚点是区域，研究对象是经济，目的是发现历史时期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脉络、特点，总结规律，但最终目的还要走出区域，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加以比照，确定其区域特性和它在整体（例如大区域、跨区域、国家以至国际）中的地位，因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需要内部的深入研究，精雕细琢，同时需要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区域之间、区域外部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区域内部的作用与影响。在这点上说，外向视野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区域研究不能演绎成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经济研究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结合专著的具体内容，体会到外向视野、外向思维的内涵有三个方面：
其一，中外、古今、区域内外的比照研讨及综合考察，绝不能将考察对象局限在区域经济方面，局限在区域范围之内。研究特定课题的区域，自然离不开区域本身，然而要做得好，做得深入，做得比前人研究有进展、有大幅度提升，重要的是向外延伸，延伸到区域之外，延伸到国外。庆新将广东社会经济史讨论的范畴向外扩延，进入南海贸易区，于是有《17世纪下半叶北部湾的中国“海盗”》、《会安：l7—18世纪远东新兴的海洋贸易中心》、《l7—19世纪会安的华人、唐帮会馆与华风》、《“海上明朝”：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的中华特色》等专题研讨，还有广东民间的“郑和崇拜”现象的发现及其与南洋郑和遗迹的比较研究，以及《海洋考古与海洋史研究》的专题。庆新对广东海洋贸易的古今通贯考察，从汉代南越国的海上交通说起，下及唐代广州贸易、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与朝贡体系、明代屯门地区海防与贸易、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这些专题虽然不能构成广东海洋贸易通史，但却有了一个重要线索。内中关于南汉的海洋贸易史，令我对南汉史有了新认识：原先读“两五代史”，大约是因为刘铁的荒淫无道，印象不好，而今得知其为“小南强”，提高在五代史中的地位。如此贯通古今，打通广东、福建与中南半岛（印支半岛）贸易史研究领域的人为界限，有了南海贸易的全局观念，沟通贸易双方乃至三方、多方的多维观察，自然就将研讨引向深入。
其二，外向视野、思维的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双向索取与综合利用。庆新说：“外向视野在充分把握区域内各种研究资源的情况下，注重对区域外围资源的收集、借鉴和吸收。”这种吸收可以是区域外的，也可以是国外的，但庆新更强调后者，故而认为：“海外关于中国的知识与史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其价值不仅仅为学界提供不易接触到的外文史料，还在于它所蕴涵或提出的关于‘中国’的观点与意义，可供我们参考和反思。”向外国文化学术界索取，除了史料，更应留意学术观念和方法。庆新在国内，接受前辈中外关系史、海洋贸易史的研究成果，书中屡屡提到冯承钧、陈序经、向达、王赓武、曹永和、蔡鸿生、陈荆和、陈国栋等人的观点。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大量阅读，利用日本、英国、法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书中多次引述日本汉学大家桑原骘藏的见解，如与他相同，不赞成南汉主系阿拉伯裔之说。对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所提出的朝贡源于纳贡，与对国内统治原理本质相同，是一种体制的观点，庆新予以吸收，建构他的明朝朝贡体系框架。庆新论述l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借助大量的外国人文献与论著，不俱述。前已述及庆新的越南田野考察，颇有收获，从而写出有关会安的历史，这也是由于他随时随地留心所致，细致观察所致。如于2004年初在越南沿海港口进行南中国海移民与贸易史调查，在顺化至会安途中一间小饭店，发现一件瓷器，上面的羽人舞蹈纹饰，与戴尔·布朗主编的《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一书所论述的铜鼓所绘船纹图饰极为相似，因而说：“古代越南与华南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上述器物的纹饰，生动地刻录了古代越人擅长舟楫的生活场景，让人惊叹古代越人具有海洋特色的传统艺术恒久的生命力。”在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中，庆新得到预期的收获。
其三，外向视野获取整体史研讨的效果。如同庆新所说，外向视野的区域社会经济史是放置在广阔空间的，这种研讨必然会在经济之外去关注政治、文化、社会诸多历史现象，从而有可能进行整体史的探讨。从庆新书中我们获得中国历史的某种特征的认知：对外贸易、海洋贸易中，由唐代至清代，均发生所谓“礼仪之争”，开放的王朝对外洋使臣（兼商业性）的跪拜礼要求时或持通融政策，封闭王朝则是僵硬态度，对外关系以行否“国礼”为转移，是为古代中国王朝的传统政策，带有规律性；王朝主导的朝贡贸易，历来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以赏赐夸耀中华的富庶与强大，此种“不等价的朝贡贸易关系”，纳人王朝政治体系，“朝贡国”各自与中国王朝形成疏密不一的关系，显示王朝的御“外夷”之道；海洋贸易的物品，以奇珍异宝为主，供皇室与社会上层享用，故而通常由宦官执掌其事，而涉及民用的物品甚微，于民生未见有益。透过海洋贸易的这三个方面，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实质的认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是王朝也即皇帝的国家；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人们“以海为田”，向海洋讨取生活资源，庆新说“航海贸易是古代岭南最有特色的经济活动，与内地其他区域比较，社会经济带有更多的海洋气息”。广东由古代延续至今的海洋贸易，铸造出它的历史地位与特点。
庆新能够不止一次地前往越南作学术考察，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时每见一些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调研，不无羡慕之感。现在我们经济见好，有研究经费可以出国调研，因此我衷心祝愿庆新把握机会，一如既往地勤奋而又智慧地继续进行海洋贸易史研讨，期盼《濒海之地》续篇源源不断问世。
2009年4月6日草于顾真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