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虫大战”百年之反思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发表《谁来养活中国?》文章, 引起了全球巨大反响，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做出了反应。布朗提出上述命题的假设是，中国在1990-2030年期间将进行持续而快速的工业化。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历来看，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因人均占有耕地很少，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发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40年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得出了“未来中国将面临粮食危机”的结论。

对布朗的这一言论笔者是非常熟悉的。当时中国科学院接到任务，要求科学家提出应对方案。记得笔者供职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生态室还专门召开科研人员会议，为解答布朗之问寻找生态学的答案。然而，人们很快就被粮食不断增产的信息，包括中国粮仓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好消息所鼓舞，布朗的预言再也没有人提起了。过后不久，我们听到的是这样自豪的声音：“中国人用7%土地养活了20%的世界人口”，仿佛中国科学家给了布朗怪论一个有力的回击。

中国提高粮食产量的代价，是消耗了越来越多的石化物质，是动用了全球约35%的氮肥。由于地力下降，我国粮食单产最近8年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这一生产效率正在以每年1公斤的速度下降。

中国每年使用农药130万吨，为世界之最。人们使用了这么的农药有没有控制住害虫呢?答案是否定的。人类自己导演的“人虫大战”，已经历了100多年，甚至到今天为止，科学家依然不思改悔，动用了转基因高科技技术继续与害虫对抗，他们成功了吗?他们能够成功吗?

1874年，一个名叫席德勒的德国学生像往常一样走进实验室。不知什么原因，内心烦躁的他竟合成了一种油脂性淡乳白色的粉粒，还有一丝芳香气味。他哪里知道，就是这些小粉粒60多年后被重新发现，并由此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害虫防治史。1939年，瑞士某化学公司的缪勒(Paul Muller)博士，偶然发现席德勒合成的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杀虫性能。他在马铃薯甲虫上试验，取得前所未有的防治效果——杀虫率达100%!这种“神药”全称叫2,2-双(对氯苯基)-1,1,1-三氯乙烷，简称DDT，是拉丁文“二二三”各第一个数字的缩写。

DDT在害虫防治方面功不可没，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帮助5亿人从疟疾中死里逃生。其发现者缪勒博士，也因此荣获1945年诺贝尔化学奖。

二战结束后，DDT作为杀虫剂在世界各地广泛推广，人们看到了有机合成杀虫药剂的巨大潜力。继DDT之后，又相继开发了 “六六六”、“毒杀芬”、“灭蚁灵”等高效有机氯杀虫剂;“敌敌畏”、“辛硫磷”、“乐果”等速效有机磷杀虫剂;“西维因”、“巴丹”、“杀虫脒”等有机氮杀虫剂;“代森锌”、“敌克松”、“灭菌丹”等有机硫灭菌剂;“田安”、“退菌特”等有机砷灭菌剂;“灭多威”等所谓高效低毒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还有众多的杀螨剂、杀线虫剂、杀鼠剂、除草剂、杀菌剂等等，化学农药几乎覆盖了病虫草害防治的所有领域。

在化学农药问世之初，毫无准备的害虫被杀的“溃不成军”。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害虫对农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产生了强烈的抗药性。1980年，全球报导的抗性昆虫有432种，1989年这一数据更新为589种，其中392种为农业害虫。农药大量使用，益虫、益鸟、蛙类、蛇类跟着遭殃。生活在农田附近的雉鸡、野鸽、鹌鹑、草原云雀、家雀等大量消失，秃鹫、红尾鹰等大型鸟类也因捕食中毒鸟后，引起二次中毒。目前，全世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鸟类繁殖力下降。成蛙因吞食有毒昆虫而中毒身亡，就是小小的蝌蚪也难逃厄运。

农田益虫对农药的反应，往往比害虫更敏感，受到的伤害也更大。同样命运的还有稻田里的蜘蛛，当多次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稻飞虱后，先消灭的不是飞虱而是飞虱的天敌蜘蛛，因而造成后期稻飞虱暴发。草丛中的野兔、树上的松鼠、水里的鱼虾、土壤中的蚯蚓、花朵旁的蜜蜂、养殖房内的家蚕也都无一逃脱农药的毒手，甚至连远在南极，足不出洲的企鹅也没能躲过DDT的侵害。

农田里大量使用化工原料，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技术严重打乱了农田生态平衡。化肥使用量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今天升高了一百多倍。施肥长期强调氮磷钾等矿质元素，而不重视有机质还田，碳氮比严重失衡，造成土壤板结和土壤酸化，地力下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于虫害，过分依赖农药灭杀，连天敌一起杀掉了;害虫不断产生抗药性与人类竞争，人们被迫使用更毒的农药。应用除草剂灭杀杂草，虽可暂时控制草害，但来年杂草又卷土重来，令除草剂用量也高居不下。农膜到处都是，农田充满了“白色恐怖”。昔日空气、水、食物新鲜的乡村，如今到处充满了杀机。其后果是：害虫杂草越来越多;农民因长期接触农药，患各种疾病尤其癌症的越来越多;食品中农药、除草剂与生长激素残留量越来越高，进而影响了城市人群健康。这些严重的教训，都是人类狂妄自大，打乱生态平衡酿成的苦果。

更另人担忧的是，人们不从生态失衡的源头找原因，而在害虫杂草大量出现后继续采取对抗的做法。将杀虫的Bt基因转移到作物中，使作物细胞成为“农药制药厂”，再配合专门的农药，内外夹击害虫;对于杂草，则采取更致命的草甘膦除草剂，仅保护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对其它绿色生命统统杀死。进入到生态环境、粮食甚至人体中的草甘膦，其危害根本不对公众说明。

孰不知，转基因是在农田生态平衡打乱后，采取的更加雪上加霜的做法。转基因作物种植十年后，美国农田里出现了难以对付的“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在转基因作物种植最多的美国，农业区域已发现水系、空气受到转基因成分的规模污染。由于转基因功能失效，农药用量和种地成本剧增，美国农民饱受其害。最近，美国30万农民上诉联邦法庭，抗议转基因巨头侵占了他们种植传统作物的权利，危害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

有鉴于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公告：让农业回归自然。联合国专家预测，生态循环农业可以使粮食供应十年翻番、完全可以满足人口增加的食品需要。转基因食品在欧洲被终结;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强化天然有机生态循环农业及贸易;美国第一夫人在白宫带头种植有机蔬菜。遗憾的是，被发达国家视为垃圾技术的转基因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大规模转移。

人类要在地球上可持续生存下去，必须搞好与大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同时也是第一破坏力。没有了生态系统的呵护，人类社会也必将崩溃无疑。我们要接受玛雅文明消失的教训，接受最近几十年来“重发展、轻保护”造成各种生态失衡的教训，重新回到生态平衡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有没有粮食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中国农田严重生态失衡的严酷现实，不能正视农民纷纷弃耕进城去打工的残酷现实，不能正视大量依靠进口转基因粮食来满足“八连增”虚荣心的冷酷现实，那么中国人今后肯定要在吃饭问题上栽跟头。

当我们咀嚼着残留了农药、化肥、除草剂、转基因成分的食物时，是否回过头看看走过的追赶英美的农业之路，是不是可持续的。我也希望那些有良心的农业科学家尤其是转基因科学家，能够放下高傲的头颅，读一读书中的文字，在找到更好的回答布朗之问和“蒋氏之忧”之前，再来嘲笑我的“无知”。

蒋高明博客,大学网转载201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