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三、德国历史学派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构

　　在对德国历史学派进行认知的过程中，民国经济学界并非只是单纯地接受或批判，而是利用这一思想资源积极建构本土经济学。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历史学派既成为民国经济学者的榜样，又成为被扬弃的对象。这两种角色都影响到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演化的可能性路径。

　　1．作为榜样的德国历史学派

　　民国时期，德国历史学派一直是很多经济学者的榜样，其正面形象在较早的阶段尤为显著。究其原因，仍不外乎近代中国与l9世纪前期的德国一样，面临着先进国家的较大压力，激起防卫性民族主义。在一些学者看来，德国历史学派学者甚至具有人格上的感召力，其中尤以李斯特为甚。为李斯特作传的刘秉麟称：“李士特之在当日德国，其所处之境遇，正好比静悄悄白茫茫之沙漠中，任其如何狂喊，仿佛四顾无人回应者……百年后，世界中，其犹有感同等之痛苦者乎，此吾所以述李士特之学说毕，而并及其身世。”【37】李斯特的学说在其生前并不为同胞所接受，致郁郁而自杀，以学者生涯而论是颇为悲壮的。刘秉麟一面敬仰李斯特的远见与勇气，一面“感同等之痛苦”，其对于德国历史学派之态度已不仅仅只是学术上的认可，而兼有情感上的认同了。张毓珊认为李斯特的经济思想“颇多可以非议之处”，但在其著作中以“超越本书应有之篇幅”叙述了李斯特一生之事业，其原因则在于李斯特“坚苦卓绝之毅力，为国牺牲之精神，固在在足为吾人之表率”。【38】除了李斯特外，德国历史学派的其他学者亦有被民国经济学者引为表率的。唐庆增即称赞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学者“经济思想之严密精到，研究方法之一丝不苟，为泰西经济思想界生色实多”【39】。德国历史学派为国家利益而战斗的勇气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民国经济学者创建本土经济学树立了榜样。

　　此外，德国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世界观也为民国经济学者所效法，其对于构建本土经济学的贡献是鼓励中国学者不盲从西方经济学说，而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问题。刘秉麟在为李嘉图写传记时称，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经济学家，尤其不能相信西方经济学家“所设定之永久不变的公例”，要“用历史的方法，去打破以前抽象的方法”【40】。朱伯康以李斯特为例说明“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经济学是有国界有祖国的”，要“用历史的眼光以读经济学，从时间上的‘长远’观念以纠正眼前‘近视’的错觉，而不要忘了自己所处之时代和自己所生存之民族”【41】。这种对国情的重视虽然使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建设较为薄弱，但也切合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需要。  

　　2．对德国历史学派之扬弃

　　尽管德国历史学派对自主性的追求构成了民国经济学界创建本土经济学的榜样，但中国学者对该学派亦非只有效仿，而是在批判中寻求自己的道路。在接近1949年时，中国经济学界已开始有强烈的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觉性，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借鉴也只是效其精神原则而弃其具体内容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胜利，德国经济学传统因与纳粹的联系而受到广泛质疑。夏炎德即批评马寅初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援用“诚欠斟酌”【42】。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终于取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霸权。1948年，周宪文称：“在经济学上，虽然是有各种的派别；但在今天，应该只有两种主流：一为正统学派与奥国学派合流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二为与这资本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43】这表明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在当时，尽管部分中国学者仍然给予德国历史学派较高的评价，但该学派日益只具备经济思想史的价值，难以构成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周宪文即认为“历史学派实在是由正统学派发展到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座桥梁”【44】，故该学派在周氏所构建的比较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周宪文战后去了台湾，对台湾经济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对于历史学派的态度可视为民国后期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思想倾向的缩影。

　　除了亲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者以外，在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呼声亦颇为高涨，其中鼓吹最力者则为王亚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主流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吸取了不少养分，但在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眼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一样同属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45】，中国学者朱谦之亦持有相同的看法【46】。不过，马克思本人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更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德国历史学派颇持攻击态度。这种攻击性亦被民国时期的不少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继承。例如，奉《资本论》为“经济学圣典”的沈志远认为德国历史学派“根本取消了经济学的理论”，其著述“不过是一部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历史资料集而已”【47】。王亚南则称经济学在历史学派的眼中“应是不存在的”【48】。

　　然而，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贬斥德国历史学派的同时，并未接受绝对的普世的经济学理论，而是采取了与德国历史学派相同的历史主义态度。沈志远认为中国学者对待西方各经济学派别时，应当“用历史主义的观点”【49】。王亚南则不仅批评德国历史学派在学术上的对手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注定了错误的根源”，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中国经济学”在学理上的依据，乃经济学的一般性“是把各别特殊经济条件抽象化一般化的结果”。【50】因此，尽管王亚南并未以德国历史学派作为直接的榜样，他对于经济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民族个性之重视，却与德国历史学派如出一辙。颇堪玩味的是，王亚南是从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教学入手察觉到抽象学理对中国学生用处不大，进而意识到有必要创立“中国经济学”的【51】。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构进程与中国经济学界对历史方法的偏好是有密切关联的。而王亚南等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扬弃也为马克思主义普世经济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

注释：

【1】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载《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第104—110页；杨祖义：《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史学解析》，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69—73页。  

【2】贾根良、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89—97页。

【3】胡明：《历史学派与德国特殊发展道路》，载《德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48—53页。

【4】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l87页。

【5】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6】杰拉德·M．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乔吉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8页。  

【7】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l925年版，第l21页。

【8】罗雪尔等：《经济学历史方法论》，郑学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译后记，第l页。引文中李士特、罗齐尔、克乃士，即李斯特、罗雪尔、克尼斯（卡尔·克尼斯，Kar1Knies）。  

【9】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8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l999年版，第566—567页。

【10】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5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

【11】金天锡：《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99页。

【12】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纲》，上海：生活书店，l947年版，第265页。

【13】王云五：《提倡国货与抵制外货》，载杭州市政府社会科编：《杭州市国货运动周特刊》，杭州市政府，l929年，论著，第8页。

【14】徐汤莘、朱正直编选：《马寅初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l988年版，第79页。

【15】李士特：《国家经济学》，王开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译者原序，第2页。

【16】罗雪尔等：《经济学历史方法论》，译后记，第l页。

【17】【英】泰萨·莫里斯一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8—69页。

【18】赵迺抟：《欧美经济学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19】黄曦峰：《经济学史大纲》，上海：开明书店，l933年版，第429页。

【20】赳及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潮批判》，上海：生活书店，l939年版，第l88页。

【21】金天锡：《经济思想发展史》，第209页；赵兰坪：《近代欧洲经济学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l64页；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第67页。

【22】朱伯康：《经济学纲要》，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l946年版，第297页。

【23】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8集，第570页。

【24】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第211页。

【25】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第l78—179页。

【26】漆树棻：《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第86—87页。

【27】斯莫拉：《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l936年版，第l27—128页。

【28】唐庆增：《西洋五大经济学家》，上海：黎明书局，l930年版，第29页。

【29】黄曦峰：《经济学史大纲》，第418页。

【30】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l34页。

【31】唐庆增：《西洋五大经济学家》，第32页。

【32】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8集，第579—580页。

【33】燕客：《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科学》，载《独立评论》，第31号，l932年12月18日。

【34】刘及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潮批判》，第203页。

【35】方显廷：《民元来我国之经济研究》，载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第485页。

【36】孙大权、马大成编注：《马寅初全集补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36页。

【37】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第104页。

【38】张毓珊：《经济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l940年版，第167、162页。

【39】同上，第9页。

【40】刘秉麟：《理嘉图》，上海：商务印书馆，l926年版，自跋，第2页。

【41】朱伯康：《经济学纲要》，自序，第5页。

【42】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第l77页。

【43】周宪文：《比较经济学总论》，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9—10页。

【44】同上，第68页。

【45】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Z联书店，2003年版，第l87页。

【46】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489页。  

【47】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纲》，第271页。  

【48】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l2页。  

【49】同注【47】。自序，第1页。

【50】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上海：生活书店，l947年版，第303、293、296页。

【51】同上，序言，第l页。

文章来源：经济史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