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介绍

著译者言：真正的西方史学通史该如何书写？

张广智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14日10 版）

    西方史学，内容宏富，源远流长，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只有具备深厚传统与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可与之媲美。的确，中西史学各具特色，但又共同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史学遗产。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西方史学通史》，也许可以对西方史学的源远流长与内容宏富，对它宝贵的史学遗产说个大概。

    说起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编纂之缘起，一下让我回想到8年前的情景：2003年，冬末春初，原本是万象更新的季节，但“非典”肆虐神州大地，不仅给整个大自然平添阴霾，更在人们的心头留下了阴影。那时逼仄的环境，令人郁闷，但这并不能束缚人们思想自由的空间，更不能桎梏有志者的心灵。当系领导邀我共商学科发展大计时，双方想法竟出奇地一致： 发扬我系在史学史方面的传统优势，把西方史学史做大，力争在这一学科领域取得新的建树。于是，编纂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之动议，从提出、论证、实施，正一步一步从构想化为现实。

    实际上，编纂《西方史学通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61年耿淡如师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中所表述的理念。师言“世界史学通史”之愿望，虽相隔半个世纪，但仿佛离我们并不遥远，如今正由他的学生和再传弟子们合力来实现。

    何谓“通史”，贤者论述夥矣，个人于此并无洞见，兹不赘论。但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既称“通史”，因此还得结合西方史学，在此略说一二。事实上，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从司马迁所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经郑樵所明言的“会通之义”，迄至章学诚所阐释的“通史家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为我们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史学遗产。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通史”旨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通史体例”和“通史精神”。

    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时贯古今，从西方邈远的“荷马时代”迄至现当代，倘若从历史发展的层面上而言，我们力图于纵向上揭示在历史演变进程中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于横向上阐明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与史学发展变化之联系；倘若从史学史的结构层面上而言，即把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探索（即“纵通”与“横通”）有机联系起来，也就是对中外（西）史学进行交流与比较。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我们今后要努力实施与弥补的一项工作。“往来不穷谓之通”，唯有把历时性的考察与共时性的探索结合起来，才能写出真正的西方史学通史。

    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的“通古今之变”，值得我们再三品味。个人以为，把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用之于西方史学，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说一部漫长的西方史学史，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新与旧、保守与革新、传统与现代，也在不断地交错杂陈，其总的发展趋势是顺时代潮流者兴，逆时代潮流者衰，新陈代谢，万古长青。自古迄今西方史学所经历的五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可为显证。“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此言甚是，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立意在“通古今之变”，亦即被贤者称之为“通史精神”的这一点上，将尽量做得好一些。

    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执笔各位作者都施尽其才，作出了各自的奉献。为贯彻通史之旨趣，各卷的写作大纲都经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充分显示了集体的力量。但在写作时，从立论、选材、结构、表述等，均充分发挥各卷作者个人的智慧，显示其“个性特色”。六卷组合，首卷为全书之“导论”；余五卷，以时间序列书写，构成了一部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长篇。各卷自可独立成篇，自成一统；但各卷之间，又力求上下衔接，相互贯通。

    与《西方史学通史》各卷内容相关联，这里就要说到西方史学通史所涵盖的时空概念。先说时间范畴，它是指从古希腊迄至当下，而各卷也有较为宽泛的时段列出。其实，史学发展的进程也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一样，我们通常分成的古代史学、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上、下）和现当代史学四大阶段，在各段之间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整齐划一的，因而不能忽视它们相互之间的“牵连”，其“段”与“段”之间的过渡性与模糊性的特点，也就不言而喻了。

    再说空间范畴，这就涉及对“西方”一词含义的界定了。何谓“西方”，这真是一个不易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西方”一词因时而易。论者云，在古代，所说“西方”指的是印度文化大区和伊斯兰文化大区；明清以来，主要指的是基督教文化大区，它包括欧美的大部分地区（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就西方史学通史而言，它涉及的地理范围，也大体上包括欧美地区；就本书而言，欧洲多指西欧，美洲主要说的是美国了；由于文化的因缘，若干从地理范围而言的非欧美地区，也会在书中有所体现；此外，从“西方”一词的阶级含义而言，比如在现当代，地理位置即使处在欧美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如两德合并前的民主德国等），也不宜包括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内。简言之，我们的《西方史学通史》与学界流行的《西方史学史》（包括我主著的《西方史学史》），在时空概念上的界定，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此，我想到了我国古代文史学家曾巩的名言：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我觉得，治史而达到这样的要求与境界，庶几可矣。倘借用这里的“明”、“道”、“智”、“文”来治通史写作，亦可望在立意、求真、阐释和表述等方面达到更高的水平，如此，当称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历史学家了。这样的治史旨趣与学术境界，应是我们写作团队的每个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50年前，耿淡如师受命主编《外国史学史》，因种种原因而未果，成了他终生的遗憾。2000年他的学生推出了《西方史学史》，实现了他的遗愿。如今，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由他的学生与再传弟子合力完成了。倘若说，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编纂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著作之先河，那么在这块园地上，我们没有辜负耿师之遗愿，实实在在地做了一项垦荒者的工作，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史册上留下了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