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
一、五代官吏之私营商业
《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说：
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镇颇恣部下贩鬻。宋初，功臣犹习旧事。太宗初即位，诏群臣乘传出入，不得赍货邀利，及令诸处图回，与民争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说得更详细：
五代藩镇多遣亲吏往诸道回图贩易，所过皆免其算。既多财，则务为奢僭，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亦千余人。国初，大功臣数十人犹袭旧风。太祖患之，未能止绝。（太宗）于是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
由此可知宋初官吏（尤其军人方面）的私营商业，是承袭五代藩镇遣私人往各地贸易的遗风而来的。所以在论述宋代官吏私营商业之前，我们要把五代官吏私营商业的情况先行考察一下。
五代官吏的私营商业，在《旧五代史》里有许多记载。例如卷一二三说自朱梁到后周都作将官的宋彦筠：
性好货殖，能图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国。（本传）
若以时代来分，在后唐，李嗣昭的妻：
杨氏治家善积聚。设法贩鬻，致家财百万。（卷五二本传）
在石晋，卷八九《桑维翰传》说：
杨光远……上疏论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高祖方姑息外将，事不获已，因授维翰检校司空，兼侍中，出为相州节度使。时天福四年七月也。
卷九○记载得更多。如《赵在礼传》说：
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巨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
关于“邸店”的意义，见第八节。又《李承福传》说：
高祖登极……迁齐州防御使，检校太保。承福性鄙狭，……工商之业……皆善知之。
又《张篯传》说：
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检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几复居环卫。时湖南马希范与筏有旧，奏朝廷请命筏为使。允之。筏密赍蜀之奇货往售，又获十余万缗以归。
在后汉，刘铢大做其私盐的买卖。卷一○七《刘铢传》云：
刘铢，陕州人也。……国初……移镇青州，加同平章事。隐帝即位，加检校太师，兼侍中。……离镇之日，有私盐数屋，杂以粪秽，填塞诸井，以土平之。（符）彦卿发其事以闻。
以上都是《旧五代史》的记载。其中听说的私营商业的官吏，完全是军人，如桑维翰等，石敬瑭也无可奈何。由此可见五代军人的跋扈。
除《旧五代史》外，在宋人笔记中，亦有关于五代官吏私营商业的记载。如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说：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西郭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许令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
这种巨楼既是用来存储大量货物，当即是现今的“堆栈”或“货栈”。其所以“踞汴流中要”为的是便于由淮、浙来的货物的起卸或搬运。关于此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九（稗海本作卷十）亦说：
周显德中，许京城民居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以手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景威子莹，国初为枢密使。
按《宋史》卷二六八《周莹传》说莹之父名景。而这里说“景威子莹”。所以这里说的“周景威”实即是《玉壶清话》中的“周景”。此外，前蜀方面。张唐英《蜀祷杌》卷上云：
（王衍）退而令太子洗马林罕者著《十臣文》以进曰：……酷毒害民，市利聚货，叨为郡守，实负天恩。疮痍已遍于阳安，蒙蔽由凭于内密，有田鲁俦在。
南唐方面，《五国故事》（撰人佚）卷上云：
伪侍中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及世宗将谋渡淮，乃使军中人蒙一羊皮，人执一马，伪为商旅，以渡浮桥而守。继以兵甲，遂入临淮。
又《玉壶清话》卷十云：
李彦真为楚、海州刺史，吏事精敏，声誉日益。后移寿春，惟务聚敛，不知纪极，列肆百业，尽收其利。
二、官吏私营商业之原因
宋代许多官吏都私营商业，绝不是偶然，而是有他的原因的。其中较主要的，约有下列五种：
（1）宋代官俸太少，不足以养廉，故官吏多贪污。私营商业就是贪污的一种表现。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中说官俸太少与官吏私营商业的关系云：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按宋代官俸之少，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在宋人笔记中，常有官俸太少的记载。如王棣《燕翼诒谋录》卷二云：
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薄。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
又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三（彭乘《墨客挥犀》卷一亦有同样的记载。兹注明其异文。）云：
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墨客挥犀》卷一作“门”）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
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一（《墨客挥犀》卷一无“一”字）诗答之曰：“五贯九百五十俸，省（《墨客挥犀》卷一作“虚”）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这都是北宋的情形。至于南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中云：
绍兴中，以财用窘匮，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众，俸给米麦，虽宗室亦减半支给。其后半复中损，至于再三。遂至正任观察使才请两石六斗。
在宋代官俸的一般低下中，边远州郡官吏的薪俸更是少得可怜。《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溥传》云：
时女弟适许王，以居第质于宋倔。太宗诘之曰：“尔父守边二十余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质之？”
做了二十余年的边任，所遗留下的不外是一所房子，其贫苦可知。到了南宋，边吏的薪俸仍是有少无多。《宋会要·职官》五七云：
（建炎四年）三月，广南东路转运司赵亿等言：“大宗正司近移广州。广东地瘠民贫，仓库空竭，无以支遣。欲自遥郡刺史以上，每月请俸权支一半，俟财用丰足日给还。其使臣人从，乞各限人数，自外更不勘给。”诏依，其人从减半。
（隆兴七年）六月一日，臣僚言：“沿边诸州，访闻除守倅外，郡县官请俸至累月不支，何以养廉？欲望……”
所以在宋代各种官吏中，边吏的私营商业尤为利害。
（2）边将拥有重兵，权力很大，就是明显的私营商业，中央政府也无可奈何。因为政府一方面要拉拢他们，一方面又鉴于边将富了，利用士卒较便，对于国家也有利，所以只好采取放任主义了。曾巩《元丰类稿》卷四九《任将》云：
太祖之置将也……富之以财……李汉超守关南，属州钱七八万，悉以给与，又加赐赉。汉超犹私贩榷场，规免商算。有以事闻者，上即诏汉超私物所在，悉免关征。故边将皆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以居则安，以动则胜。此可谓富之以财矣。
又《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载李继和的话云：
臣为儿童时，尝闻齐州防御使李汉超守关南齐州，属州城钱七八万贯，悉以给与，非次赏赉，动及千万，汉超犹私贩榷场，规免商算。当时有以此事达于太祖者，即诏汉超私物所在，悉免关征。故汉超居则营生，战则誓死。赀产厚则心有所系，必死战则动有成绩。故毕太祖之世，一方为之安静。
不特李汉超是这样，北宋的许多边将都是这样。《续通鉴长编》卷十七云：
太祖垂意将帅，分命汉超及（郭）进等控御西北。其家属在京城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筅榷之利，悉与之。资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锡赉殊异，遣还。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又《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说：
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璃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山西，武守琪戍晋阳，李谦溥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筅榷之利，悉免之军中。听其贸易，而免其征税。边臣富于财，得以为间谍，羌夷情状，无不预知。二十年间，无外顾之忧。
关于此事，范镇《东斋记事》卷一亦有相似的记载，兹从略。此外庆历年间张亢因时常燕犒士卒，用费甚多，遂私营商业，结果亦得政府的谅解。《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云：
迁引进使。徙并、代副都总管。御史梁坚劾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夺引进使，为本路钤辖。……复引进使……降知磁州。御史宋禧继言亢尝以库银市易。复夺引进使，为右领卫大将军，知寿州。后陕西转运使言：“亢所易库银，非自入者。”改将作监，知和州。……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至遣人贸易助其费，犹不足。以此人乐为之用。
这么一来，在政府放任主义之下，边将私营商业便成为当时一种很流行的风气了。
（3）对于商人的观念，在唐、宋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马永卿《嫩真子录》卷二说：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为冠，公绰唱之，仲郢和之，其余名士，亦各修整。旧传柳氏出一婢，婢至宿卫韩金吾家。未成券，闻主翁于厅事上买绫，自以手取视之，且与驵侩议价。婢于窗隙偶见，因作中风状仆地。其家怪，问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问曰：“汝有此疾几何时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岂忍伏事卖绢牙郎也！”其标韵如此。想是柳家家法清高，不为尘垢卑贱，故婢化之乃至如此。虽今士大夫妻，有此见识者少矣！哀哉！
按宋代以前政府多采重农抑商的政策。在西汉时，政府“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到了唐代，连婢女也不“忍伏事卖绢牙郎”。在宋代以前，商人地位的低下可知。此种情形，一到宋代可就不同了。在这时，商业的利润是很大的。例如洪迈《夷坚甲志》卷十六云：
郑畯字敏叔，福州人。宝文阁待制闳中之子也。……建炎初，自提举湖南茶盐罢官，买巨杉数十枚如维扬。时方营行在官府，木价踊贵，获息十倍。
商人贃钱容易，所以生活非常优越。李觏《安民策》第四（《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十八）说：
自周纲解结，礼乐崩坏，商贾大者，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又秦观《淮海集》卷十五《财用》上云：
本朝至和、嘉祐之间，承平百余年矣。天子以慈俭为宝。贡赋经常之外，殆无一毫取诸民。田畴邸第，莫为限量。衣服器皿，靡有约束。俯仰如意，豪气浸生。货贿充盈，侈心自动。于是大农富贾，或从僮骑弓剑，以武断于乡曲；毕弋渔猎声伎之奉，拟于侯王。而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矣。
营商的结果是这么好，谁不愿意干！而且官吏的私营商业，因有政治势力为其后盾，在各方面都比普通商人来得便利，所以结果所得的利润也特别大（见第九节）。这样，做买卖的既然一方面不如以前那样被人看轻，一方面又可获厚利，过其富裕的生活，本来不耻与商人为伍的士大夫（官吏）们，自己反而作起商人来了。无怪马永卿叹说：
虽今士大夫妻，有此见识者少矣！哀哉！
（4）在西汉时，“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到了宋代，情势大变，商人及商人的子孙都可以作官。他们人仕的途径有二：（一）是用钱来买。《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说范纯粹：
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免试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切为朝廷惜之。疏上不听。
又《宋会要·职官》五五云：
（大观）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臣僚言：“……近年以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由是假将仕郎其直止千余缗。非特富商巨贾皆有入仕之门，但人有数百千轻货以转易三路，则千缗之入为有余，人人可以滥纡命服以齿仕路。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是皆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惟利是谋，而一毫必竞。……”
此外，出使外国的使臣及随员，富商因为金多亦可充任。《宋会要·职官》五一云：
（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四日，进士单镒言：“比年以来，奉使官属不问贤否，惟金多者备员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不可不革。欲望自今凡遣使人必加谨简，其所辟到三节人从，先具姓名申取旨三省枢密院次第审量，仍劄下国信所更切觉察，庶革前弊。”从之。
关于此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亦说：
丙子，诏曰：“自今奉使所辟三节人，先具名申三省枢密院次第审量．仍令国信听觉察。”先是淮阳军流寓进士单镒言：“古之遣使，揆度人才，能称其任。比年以来，为奉使者，不问贤否，惟金多者备员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果能不辱君命乎？”奏下后省沈虚中，时权给事中，看详以闻。至是行下。
（二）是交结当时权贵，以博取高官厚禄。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云：
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茶商。交结阍寺以进，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恃恩自恣。
又《系年要录》卷一七二说绍兴二十六年己卯：
侍御史汤鹏举论（平江土居右朝散郎曹）云平江大侩，以卖卜为业。交结士大夫，遂得一官。
俗语说：“江山易改，品性难移。”这些商人作官以后，大多数不易改变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仍旧经营商业。如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十说：
朱靦本一巨商。与其父杀人抵罪，以贿得免死。因遁迹入京师，交结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显。欲假事归，以报复雠怨。先搜奇石异卉以献。探知上意，因说曰：“东南富有此物，可访求。”受旨而出，即以御前供奉为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往来商贩于淮、浙间。凡官吏居民，旧有睚眦之怨者，无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若是之类，不可胜数。故陈朝老以谓，东南之人，欲食其肉。
又《系年要录》卷一八○说由商人充当的使臣及随员等私营商业云：
左正言何溥言：“比岁奉使所辟官属，多募人代行。市井狡狯之徒，冒法私贩，有伤事体。望重立赏告。”从之。自来年始。
（5）最后，宋代官吏的私营商业，当时政治的腐败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那时，官吏多半要供奉权贵，才有升官的希望。可是，如上述，宋代官吏的薪俸是很少的，这些用来供奉权贵的金钱，唯有取自私营商业所得的利润。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卷二《代参堂劄子》二说：
今之为将帅者，类无忧国忧士之心。自其到军，即务裒敛剥刻，经营贾贩。凡所以上奉权贵而求升擢，下饰子女而快己私者，皆于此乎取之。
三、海外贸易之私营
中国海外贸易，在唐代已很发达。（见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一章）到了宋代，更有空前的发展。所以绍兴七年闰十月三日高宗说：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宋会要·职官》四四）
海外贸易是这么有利，谁不愿意去干！可是这并不是谁都可以去干的事，政府为着财政上的关系，是要专营的：
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作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后又诏：“民间药石之具，恐或致阙。自今惟珠贝、碡瑁、犀牙、宾铁、鼍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货与民。”（同上）
海外贸易在政府专营之下，一般乎民虽然只好望洋兴叹，当代的达官贵人却仍可凭藉其政治上的势力来私营取利。
关于宋代官吏之私营海外贸易，我们可以先从中央政府的诏令中观察一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说：
政和三年，诏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药禁物。
所谓“至道之法”，不见载于《宋史·食货志》，但《宋会要·职官》四四却有详细的记述：
至道元年三月，诏广州市舶司曰：“朝廷抚绥远俗，禁止末游，比来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如官吏罔顾宪章，苟徇财货，潜通交易，阑出徼外，私市掌握之珍，公行道中，靡虞薏苡之谤，永言贪冒，深蠹彝伦。自今宜令诸道转运司指挥部内州县，专切觉察。内外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
这是北宋的诏令。至于南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说：
（乾道）七年，诏见任官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
私营海外贸易的官吏之见于记载的，在北宋有张鉴。《宋史》卷二七七《张鉴传》云：
初（知广州张）鉴在南海，李庚夷为通判，谢德权为巡检，皆与之不协。二人密言鉴以赀付海贾往来贸市，故徙小郡。
到了南宋，私营海外贸易的规模更大。《宋史》卷三八八载右司谏陈良祐对孝宗说：
陛下躬行节俭，弗殖货利。或者托肺腑之亲，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贵，牟商贾之利。占田畴，擅山泽。甚者发舶舟，招蕃贾，易宝货，糜费金钱。或假德寿，或托椒房。犯法冒禁，专利无厌。非所以维持纪纲，保全戚畹。愿严戒敕。苟能改过，富贵可保。如其不然，以义断恩。
按南宋“以公侯之尊”来私营海外贸易的人，当以张俊及郑清之为最显著。关于张俊，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云：
张俊岁收租六十四万斛。偶游后圃，见一老兵昼卧。询之其能贸易，即以百万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获而归。
此事在宋人笔记中亦可考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云：
（张循）王尝春曰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予五十万，恣其所为。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数十倍。时诸将皆缺马，惟循王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招其贵近，珍羞毕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犀、珠、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厚。问：“能再往乎？”将曰：“此戏幻也。再往则败矣。愿仍为退卒，老园中。”
关于郑清之，《宋史》卷四○七《杜范传》云：
拜殿中侍御史。……复言（承相郑）清之横启边衅，几危宗社；及其子招权纳贿，贪冒无厌，盗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且有实状。
关于此事，黄震《古今纪要逸编》亦说：
复除公（杜范）殿中丞侍御史。时襄、蜀俱坏，江陵孤危，两淮震恐。遂极论（承相郑）清之挑横强敌，几危宗社；及论其子弟招权纳贿，贪冒无厌，盗用朝廷钱帛，易货外国，具有实状。
除此以外，私营海外贸易的官吏以广东沿海各地的官吏为最多。如《宋会要·职官》七二说淳熙二年：
闰九月四日，知吉阳军（那时属广南西路）林宝慈特除名勒停。以广西经略司言其违法生事，擅与蕃国交易，故特重其罪。
又同书《职官》七四说嘉定五年：
九月十二日，知雷州（那时属广南西路）郑公明放罢。以广西提刑崔与之言其三次般运铜钱下海，博易蕃货。
下述二事，与此相类：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诏前（知？）广州郑人杰特降三官。以人杰任内透漏铜钱银宝过界，故有是命。（《职官》四四）
（嘉定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太府寺丞张镐放罢。以右谏议大夫郑昭先言其试郡潮阳，专事苛敛，运铜下海，为人所持。（《职官》七三）
又广州及泉州都是宋代海外贸易最主要的港口。当时在此二地作官的人，大都贪污不法。（广州官吏之贪，见《宋史》卷二八二《向敏中传》，二八七《李昌龄传》，二九八《马亮传》，二九九《郎简传》，三○七《凌策传》及《杨覃传》，三二九《陈绎传》，三三三《张田传》，三四三《蒋之奇传》；泉州官吏之贪，见《宋史》卷三三○《杜纯传》）。而私营商业是当时贪污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一批贪官实都有私营海外贸易的嫌疑。
四、边境贸易之私营
所谓边境贸易，两宋间因为国境之不同，不免有葚大差异。北宋时，以在北边与契丹贸易，及在西北边与西夏贸易为主。到了南宋，以在淮水一带（当时的北边）与金国贸易，及在西南边与西南蛮夷贸易为主。在这些边境贸易中，官吏私营的风气甚盛。这一方面由于边吏薪俸太少，不得不私营商业（见第二节）；另一方面又由于边境距离当时政治中心的首都较远，官吏虽然私营商业，亦较易于逍遥法外。
关于北宋官吏之私营边境贸易，《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云：
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为转运使王嗣宗所发，罢为左卫上将军。
又本文第二节曾说齐州防御使李“汉超犹私贩榷场，规免商算。”此外《宋会要·职官》六五载熙宁三年正月：
十七日，前知莫州庄宅使柴贻范特追两官，寿州编管。……贻范坐知莫州日任内贷富人钱，及市卖物有剩利……故也。
按太原、齐州、莫州都在当时国境的北边，地近契丹。在这些地方贸易，当然是以契丹为对手的。至于北宋官吏在西北边与西夏私相贸易，《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云：
及元昊反……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
又《宋会要·职官》六六（《续通鉴长编》卷二九八有相同的记载）云：
同日（元丰二年五月二日），秦凤路副总管夏元幾罢任。坐前知镇戎军买水银令指使贩易，及毁公使文记也。
按镇戎军在当时是与西夏贸易的榷场之所在地。《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云：
久之，元昊请臣，数遣使求复互市。庆历六年，复为置（榷）场于保安、镇戎二军。
所以夏元幾之私与西夏贸易，可无疑义。除此以外，北宋官吏在西北边私营的商业，输入以马为主，输出以茶为主。不过贸易的对手不尽是西夏，且包有吐蕃、回纥……等族。《宋史》卷一九八《兵志》说：
（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诏蕃部鬻马官取良而弃驽，又禁其私市。康定初……出内库珠偿民马直。又禁边臣私市。
按北宋买马的地方，及卖马的种族，有如下述：
宋初，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诏马唯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诸蕃至。雍熙、端拱间，河东则麟、府、丰、岚州、岢岚、火山军、唐龙镇、濁轮砦；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关、浩臺府；河西则灵、绥、银、夏州；川峡则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其后置场，则又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而已。
由此可知北宋输入的马，除西夏外，多来自吐蕃、回纥……等地，其交易地点以在西北边境为主。北宋官吏私营马的人口贸易，当然就在这些地方。至于他们私营茶的出口贸易，《宋会要·职官》四三云：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三日，户部状茶事司奏：“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累年以来，买马大段稀少。盖因官司及客旅收买名山茶叶与蕃商，以杂货贸易，规取厚利；其茶入蕃，既已充足，缘此遂不将马入汉中卖，有言（害？）马政。今乞将名山茶，立为永法，专用博马。如诸官司客旅等辄敢支卖与兴贩，其买卖之人官吏等，并乞以不应为从重科罪。如有计嘱情弊，自依本法，本部看详。所乞专用博易马，已有今年（因徽宗即位未改元，故称元符三年曰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旨外，有官司客旅兴贩，并依本司奏乞事理施行。”从之。
南宋官吏私与金人贸易，见于《宋会要·职官》七二：
（淳熙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知随州汤鸳降修武郎放罢。坐纵亲弟带领凶恶人私贩香货入榷场故也。
按南宋与金贸易，在好几个地方都置有榷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十云：
自绍兴通和后，始置榷场。升盱眙县为军，以军器监主簿沈该直秘阁知军事，使之措置。……又置场于光州、枣阳、安丰军、花黡镇。
其中枣阳军，据《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属随州。所以知随州汤鸳纵亲弟私贩的榷场当然是指在枣阳军的那一个。又《宋会要·职官》七二载淳熙九年四月：
二十四日……知信阳军汪德输……放罢。以臣僚言……德输贪鄙缪懦，容庇过淮盗马人，用贱价买所盗马，又以内地耕牛货于境外，故有是命。
据《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信阳军属京西北路，是南宋与金交界之地。所以这里说的“以内地耕牛货于境外”，是指以南宋的耕牛卖与金国。
其次，关于南宋官吏在西南边境私与蛮夷贸易的记载，《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云：
（淳熙）七年，塞外诸戎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黩货启衅非便，止合听商贾百姓收买。诏从之。
又《宋会要·职官》七二云：
同日（淳熙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诏知金州秦嵩落遥郡，令解官朝服。以四川制置使赵汝愚言嵩昨在黎州日……今任金州，遣人于黎州贩卖金、珠，未尝以边事为意，贪污狼籍，故有是命。
在这些私营贸易的商品中，除金、珠、玉等外，马也是其中主要的一种。《宋史》卷三十《高宗本纪》载绍兴十八年十一月：
戊申，禁四川买马官吏私市蛮马。
又《宋会要·职官》四三载绍兴十八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兼提举四川等路买马监牧公事）韩球又言：“买马州军官员诸色人违法与蕃蛮衷私博马，本司已立赏出榜禁止。访闻尚有穷乏之人，不顾条法，却贩茶绵等前去买马附近沿边州军，诱引蕃蛮将马前来与诸色人博易，不唯寝（寝？）久有坏马政，兼恐引惹踏（踏？）开生路，于边防不便。欲望将本司见管巡捉私茶使臣，并买马州军管下巡尉，许令巡捉诸色人私与蕃蛮博马。内有透漏去处，以匹数比附透漏私茶条法，断罪施行。”从之。
以上是官吏在四川边境私营商业的情况。此外官吏在广西边境也私与诸蛮博易。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云：
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市。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入官场者什才一二耳。
又《宋会要·职官》七二载淳熙四年九月：
十五日，新知宾州石良弼，新知雷州胡万顷，各别与差遣。以知静江府张拭言良弼……万顷昨为邕州通判，溪洞多产生金，万顷托官典贱价以买，将往右江贩卖，又将平人为劫贼，故有是命。
按“溪洞”，《岭外代答》均作“溪峒”，是西南诸蛮居住的地方。《宋史》有《西南溪峒诸蛮传》。
五、外交官吏之私营商业
宋代外交官吏由于职务上的原故，时常与外国人接触，于是乘机与外国人私相贸易。在北宋时，此种风气已很流行。《宋会要·职官》三六云：
（庆历）三年三月，勾管国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事者，以军法论。……”从之。
按同书载有国信所的官吏，其中有云：
译语：殿侍二十人，通事十二人。
可见殿侍及通事，都是翻译官。他们因为时常有机会与契丹人交接，遂与之私相贸易。又《宋会要·职官》五一云：
（熙宁）七年四月八日，石得一奏：“接伴虏使下亲从官随行觑步，欲乞令过位觉察。”诏许之。其入位与北人私相交易及传达事情者察之，余勿举。
到了南宋，外交官吏私营商业的风气，更为利害。《宋会要·职官》五一载绍兴二十八年：
十月十九日诏：接送伴官属等，已有约束，不许私贩。其奉使三节人从，可令有司参照立法禁止。
由此可见南宋的接送外使及奉使出国的官员，都有私营商业的行为。而奉使出国的官员中，无论是使臣本人，或是他的随员，又全都私营商业。同书载绍兴三十二年：
四月七日诏：奉使金国使副下三节人私行博易，即仰觉察以闻，重宾典宪。如使副博易，回日令台谏弹劾。
关于此事，《系年要录》卷一九九亦说：
殿中侍御史吴芾言：“向来岁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财，博易无用之物。大率先行货赂，厚结北使，方得与北商为市。潜形遁迹，常虞彰露。间遭捃摭，复以贿免。不惟有累陛下清俭之德，亦所以启敌人轻侮之心。历年于此，习以为常。臣下虽知，莫敢轻议。今再通和好，尚虑将命之臣，或仍前例，有伤国体，为害非轻。”诏使副严切觉察。如使副博易，回日令台谏弹劾。
其中关于使臣本人出使金国时之私营商业，《宋会要·职官》五一载绍兴十四年：
八月八日诏：右承议郎监潭州南岳庙万俟允中奉使金国礼物官日，私以违禁之物附载入国博易，厚利游货。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不刺面配贵州本城收管。
其次，关于赴金使臣的随员之私营商业，见于《宋会要》的更多。在高宗时，《职官》五一载绍兴十八年：
闰八月三十日诏：今后奉使生辰正旦下三节人过界，并不许与北人博易。如违，从徒二年科罪。使副不觉察，同罪。
关于此事，《系年要录》卷一五八亦有记载，不过“徒二年”写作“徒三年”：
乙酉诏：自今奉使下三节人过界与北人博易者徒三年。使副不觉察，与同罪。
在孝宗时，《职官》三六载淳熙六年：
四月一日，知常州李结言：“国信使副回程，河道水浅。乞将礼物权寄留镇江府，使副等人出陆先归，候水通日行船。”上曰：“使副回程，只有国书一封，并无礼物。闻三节人多有私货，岂可劳扰人夫？可依所乞。”
由此可见孝宗时，赴金使臣的随员之私营商业，是一种公开的秘密，而政府所采的态度也是相当的放任。又在孝宗时，《职官》三六说：
同日（嘉定五年四月十五曰），臣僚言：“每岁遣使，下节所差之人，例转一资。照得军兵资赏，止可转至五次，过是则为寄资。俸既不增，何苦冒涉万里？缘是往回频数，与北界承应合干人稔熟，多有贸易他货，交通言语，漏泄国事。……”
（六年）闰九月十日，给事中曾应龙言：“……臣窃谓国信之有司行，非省部寺监胥徒之比也。游手之徒，本无顾籍。一遇遣使，则宛转请嘱，求以厕名。兜揽商货，以避关征；私带禁物，以博虏货。管俸给则恣行刻剥；过州郡则并缘骚扰。皆利之以为奸尔。今许之出疆，岂不益滋其为奸邪？……”
这些人究竟与金人博易什么货物，不大清楚。现可考见的，他们秘密运往金国博易的货物之一是铜钱。《职官》五一载庆元元年：
六月二十九日，臣僚言：“铜钱透漏，法禁不行。今朝廷见议两淮铁钱，未有成说。虽铁钱不得过江，而铜钱过淮常自若也。每岁使人出疆，一行随从颇众，谁不将带铜钱而往？不知几年于此矣。此而不禁，法令何繇可行？欲乞自今遣使，重立罪赏，互相观察。委自副使纠举，不得容情隐疵（庇？）。如有犯者，不问是何名色人，必行无赦。若所遣三节人从过界，并无铜钱与彼交易，亦使知本朝法制加严，不同曩日。诚立国之所先。乞赐处分。”诏令户部、刑部检查坐见行条法指挥，申严行下。今后使副到盱眙军，临期责令排军，将三节官属人从随行衣笼，逐一搜检有无将带铜钱，具申使副。其排军衣笼，却令都辖检察。如有违戾，依法施行。
按中国的铜，在宋代大半产于南方，产于北方的甚少。《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说：
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
在这时，金国据有中国北方。她既然缺乏铜的出产，因为求过于供，价格自然很贵。所以南宋出使金国的官员顺便携带铜钱前往博易，一定得到很大的利润。
除上述外，南宋接送金国使臣所差的官兵，也是一样的私营商业。《宋会要·职官》三六载《绍兴》三十年：
十二月二日，臣僚言：“每岁接送伴使副所差将校军兵三十余人，每名起发借请，及沿路批券再借用缗钱无虑百余；又皆乌合，无甚顾藉，影带商货，避免官征。”诏使副各差将校一十三人，军兵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