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武陵山区药材贸易初探
【内容提要】具有“天然药库”之誉的武陵山区，唐宋时期的药材资源具有品种多、质量优良、资源富给、遍及全区和采集者众、产出不訾等亮点。武陵山区丰富的药材资源除少数区内消费外，便是经由农村市场再通过区域市场运销区外；而区域市场的药材贸易可得而言者主要有施州市、沅州市、辰州市和黔州市。区域药材市场的兴盛及域内外药材贸易的顺利进行，均与当时本区水陆交通网络的形成关系密切。武陵山区城乡市场的勃兴催生了一批包含药材商在内的商人，其频繁的商务，巨大的药材交易量，促使当时本区经济总量的上升，并在当时本区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唐宋时期；武陵山区；药材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1）04-0018-08
武陵山区[1]以山地为主，间有平坝、河谷、盆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由于山地海拔高度不同，形成立体气候明显，是典型的垂直气候带[2]。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为药材的生长、发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营养，故有“天然药材库”之誉。
药材是武陵山区社会经济的重要元素，药材生产基本是商品生产。学界研究历史时期市场贸易的成果不胜枚举，但专题讨论唐宋时期药材贸易的著述却寥寥无几，且多仅为涉及而已[3]，而对当时武陵山区药材贸易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4]。唐宋是武陵山区药材生产的快速发展期，武陵山区处我国中西部过渡带，以唐宋为起点考察药材贸易，不仅有助于深入具体了解本区社会经济的演变轨迹，也可为当今武陵山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历史借鉴。
一、药材资源
享有“天然药材库”美誉的武陵山区，唐宋时期药材资源亮点颇多：
首先，品种繁多、质量优良。《新唐书·地理志》载全国共328府州，其中189府州土贡药材，药材品种众多，去重复者凡130多种[5]，现以整数140种计，全国平均每州贡药材0.4种，若仅以贡药材州计，为0.7种；而同期本区13州（其中4州仅1县，实为9州），贡药材10种（犀角、光明丹砂、蜡、黄连、黄牙、麸金、药实、蜜、恒山、蜀漆）[6]，按9州计，平均每州1.1种，以13州计，平均每州0.76种。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武陵山区药材品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唐时土贡要求“皆取当土所出”[7]，说明前述贡品都是各州道地上佳药材品种，特别是辰州所产丹砂，质量上乘，因名“辰砂”，享誉四方。
唐宋本草载药材品种以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最，该书记全国各地药材凡1748种[8]，北宋351州（包括府、监），平均每州5种；同期本区凡10州，依《宋史·地理志》，即绍庆府（黔州）、咸淳府（忠州）、思、辰、沅、靖、施、峡、归、澧州[9]（其中忠、归、峡、澧州仅1县），有药材231种[10]，平均每州23.1种，约为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20余倍。如果仅以道地药材计，当时本区共58种（去重复者），其分布状况为：
黔州[11]：黄连、高良姜、甘松香、鼠尾草、白花蛇、骨碎补、葫芦巴、防己、蒟酱、白及、犀角、石蒜、预知子、海金沙
辰州：丹砂
施州：黄连、白药、金星草、崖椒、都管草、紫背金盘草、崖棕、独用藤、瓜藤、金棱藤、龙牙草、半天回、旋花、露筋草、猪苓、野兰根、小儿群、大木皮、鸡翁藤、野猪尾、石合草、马接脚、红茂草、骨碎补
澧州：石钟乳、黄连、葛根、姜黄、雄黄、兰草、蠡实、莎草根
归州：牛膝、沙参、秦椒、巴戟天、厚朴
忠州[12]：钗子股、骨碎补、山豆根
峡州：石钟乳、朴硝、侧子、金星草、杜仲、杜若、贝母、鬼臼、干漆、黄药根
由于沅州宋时从唐辰州2县及锦州等合并而来，靖州唐时未置，故《证类本草》未单计[13]，若以前述7州计，宋时本区道地药材平均每州约8.29种，即使以10州计，平均每州约5.8种，也远远高于唐代本区每州道地药材的平均数量。
又，今湖北利川县（清置。唐宋施州境，元明施南司地）有齐岳山，又名齐药山，“在城西北隅八十里，高与云齐，长数百里，上连石柱，下接巫夔，外接襟带支罗、叫路，内则都会南坪，县治昔汉蛮分界处。相传昔有道人采药，苦于难齐，至此山皆备，又名‘齐药’。”[14]
以上表明，无论从土贡资料，还是本草、方志所载，都足以佐证本区药材品种的量多质优。
其次，资源富给、遍及全区。前已述及唐328府州，有189府州贡药材，约占总数的57.6％；而本区13州，州州皆贡，为百分之百。自然资源作为客观存在，只要不遭大规模破坏和毁灭性的天灾摧残，则总体态势永远不会改变。历史时期的武陵山区经济开发尚待起步，人为破坏无从谈起，也不见有毁灭性天灾的记载。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细辛、莎草香附子、黄精、萎蕤、术、夏枯草、红蓝花、藁耳、狶莶、淫羊藿、甘松香、高良薹、葛、百部、箄薢、菖蒲、香蒲、莕菜、骨碎补、石韦、瓦松、大麻等等多种药材，常言“湖湘皆有”，或“湖南湖北皆有”，或“夔州路州郡皆有”，或“处处皆有”。武陵山区处湖湘和夔州路域内，李时珍对上述药材产地的解说，正诠释了本区药材资源遍及全区，持续富给。及至近代，武陵山区境内不少区县物产仍以药材著称，如今重庆黔江、彭水、酉阳的乌桕、五倍子、生漆；湖北五峰、长阳“产药材”，恩施、巴东、鹤峰“并产多种药材”，以及宣恩的黄连、党参、当归、天麻等；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白蜡、生漆、五倍子、汞和张家界市桑植县的天麻、木瓜黄连；贵州务川的生漆、天麻，思南的生漆，德江的天门冬、天麻、生漆，江口的生漆、五倍子[15]；即至今日，重庆渝东南（唐宋属黔州）的黔江区和秀山、酉阳县仍是重要的汞矿产区[16]，湖北恩施州咸丰县汞矿是A级储量，湘西州汞矿储量居湖南第一、全国第四[17]等等，都足证本区药材资源的持续稳定。
第三，采集者众、产出不訾。武陵山区自古以来都是多民族聚集区，很早即有中原华夏族人进入，封建王朝设置郡县征收赋税进行管理，至唐时，虽已由西汉的1郡（武陵郡辖13县）14县（巴郡涪陵县）增至13州38县，然广大少数族人聚居之地乃化外之域，社会生产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即至宋代，农业刀耕火种，原始粗放，采集渔猎仍有相当地位。如盘瓠种的后裔，“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到。今长沙、黔中五溪蛮皆是也。”“其民皆射生而食用，输布与朱砂水银。”[18]“皆射生而食用”，自是以渔猎为生，以“布与朱砂水银”纳税，又可见采掘朱砂的普遍。
采集渔猎生产除果腹外，能用于交换者主要是药材，为换取其他生活资料，全民采药当是常态。《山海经·大荒西经》记灵山有巫咸等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璞注“群巫上下此山，采药往来也。”[19]灵山具体位置今不可考，然大致范围或在武陵山区及其附近，这里所记“群巫”，应是当时的十个部落或氏族的全体成员。宋人记南丹州（今广西南丹县一带）“方春时，猩女数千，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20]可见当社会经济处于原始的采集、渔猎阶段，社会成员集体采药的盛事历代皆然。宋南丹州属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县），处武陵山区南缘，地域相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同，其俗不异，也是自然。武陵山区天生富有药材资源，全民采摘，也是情理中事；而全民采药，产出之巨，虽不可具体量化，但总量不可计数，则是必然。
植物药材生于地表，摘集较易，男女老少皆可为之；而狩猎动物药材有危险，虽不能全民参与，但也需集体行动，特别矿物药材深藏地下，难于挖掘，更需众人合力，而价格亦贵重，载籍或有记之，如丹砂，其产量略可考见。唐时仅溪州1州，年产丹砂10000斤左右[21]，其时本区凡6州（黔、锦、溪、辰、费、澧州）贡丹砂，则年产量当达5.6万斤。史载五代时楚王马希范在今长沙建天策府，“涂壁用丹砂数十万斤”[22]。胡三省注：“丹砂出辰、溪、溆、锦等州及诸溪峒，皆楚之境也”。
二、药材贸易及水陆交通
武陵山区丰富的药材资源，巨额的产出，除少量区内消费外，便是经由农村市场再通过区域市场运销区外。
农村市场主要是草市和传统的集市。草市指州县城外自发的非官方设置的不定期、随时均可进行交易的场所；而传统集市则大多定期定时，即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3]唐时内地，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草市相继涌现成为常态；在时代潮流带动下，武陵山区也出现了草市。郑谷诗“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24]草市一般在陆地，也有的在水上。王维诗“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25]史载“黔、巫（叙）、溪、峡，大抵以水银、朱砂、缯帛、巾帽相市。”[26]这里仅提及黔、巫（叙）、溪、峡4州，其实岂是仅此而已。唐人贾耽《贞元十道录》云：“黔、涪、夷、费、忠、播、溱、琛（当为“珍”）、南九州，……东与施、溪、锦、奖四州隔一高岭，其南、溱、珍三州又与剑南泸州接境，风俗颇同。”[27]这里所谓“风俗颇同”，包括了武陵山区的黔、费、忠、施、溪、锦、奖（业）等7州，表明用药材水银、朱砂作媒介进行交换在本区是十分的普遍。而这些交易自然主要是在农村市场进行，即“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鱼或鸡。琐细丛杂，皆因所便。”[28]
如果说唐代武陵山区虽出现了草市，但为数尚不多的话，哪么到了宋代则情势大变，这从以下事实可以概见。草市之兴，原因多种，不少方家已专题论及，兹不赘言，现结合本区历史实际，就其与军事据点相关者略申一二。
唐末五代战乱，南方少数族人乘机脱离中原王朝控制；赵宋建国，唐时一些正州沦为羁縻州，或者根本就直接由少数族人所领，如唐黔州，辖彭水、黔江、洪杠、洋水、信宁、都濡6县，至宋仅领彭水、黔江2县，其余4县全为田氏占领。为制止少数族人的扰乱，宋政府在民族杂居之域或少数族人所据边境，置兵戍守，如绍庆府（黔州）彭水有洪杜等4砦，黔江有白石等砦；辰州有会溪城、池蓬、镇溪、黔安3砦，其所属4县亦各有砦；而沅州的卢阳、麻阳、黔阳、渠阳则有铺。以上城、砦是军事据点，铺是邮递驿站，都有为数不等的士兵驻守，执行各自的军事、民事任务。这些士兵是完全脱产的军人，军官还有家属老小，他们远离内地，处荒山野岭、深谷丛林中，日常生活食用，不可能全由内地供给，必得取之当地，吸引附近农民携农副产品以及小贩担日用品前往销售，久而成市，军事据点同时成为商品交换之所，宋时武陵山区草市多数因此而起。
草市作商品交易场所，自然有职业工商业者和其他各类居民人住，市肆、邸店随之而兴，出现了承包官府征收商税的商贩[29]，店铺昼夜营业，顾客通霄畅饮，乃有“草市人朝醉，畲田夜火明”[30]的喧嚣热闹。
区域市场指区内所设之诸州县市。《唐六典》卷30《州县官吏》记上、中、下州及上县均设市令并有属员丞、佐等，中、下县“无市则阙”[31]。这表明朝廷规定诸州及上县必设市，中、下县则可设可不设。唐时武陵山区有13州5上县（黔州彭水，辰州沅陵、溆浦，叙州龙标，溪州大乡），则至少有18州县市。宋时政区略有调整，然市场格局总体变化不大。特别是为加强与少数族人的经济联系与管理，宋政府更在缘边州县设置专门的交易场所。熙宁六年（1073），“湖北路及沅、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场”。淳熙二年（1175）臣僚言：“溪峒缘边州县皆置博易场，官主之。”[32]这更促进了武陵山区区域市场的构建。
区域市场是城乡经济的连接点，也是域内外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幅射力。域内水银、丹砂等药材通过它集中运销出口，域外的缯帛、巾帽以及必需生产资料也经由它流向农村市场而转到农民手中。武陵山区区域市场的药材贸易可得而言者，以下诸市为最：
施州市。武陵山区唐时设13州，各州皆贡药材，然以施州所贡品种最多，凡5种（麸金、犀角、黄连、蜡、药实）[33]，居全区之冠。所贡如此，所产更多。前述利川县（唐施州清江县境）有齐药山，即因其诸药皆备而得名。有人作诗记施州种药、贩药、采药盛况云：“山人不解艺禾黍，剪尽荆榛开药圃。……刀耕火耨笑人忙，抛却农书翻药谱。”这是种药。“药贩居然列市廛，药租且免输官府。”这是贩药。“男携背篓女肩锄，同向蓝桥求玉杵。蛮烟瘴雾积未消，采向深山燕松煮。药气浑如草气熏，药名懒比花名古。”这是采药[34]。此诗作者系清人，然所述种药宋时施州即有人工栽培黄连者[35]，至于所述药贩列市廛、所采药名比花名还古，也显然不仅是清时，前朝早已如此。苏轼《送乔施州》诗“鸡号黑暗通蛮货”，自注云：胡人谓犀为黑暗[36]。这清楚表明宋时施州通宵都有药材交易，而“黑暗”（犀）只不过是以个别表一般的艺术手法而已。讨价还价一整夜，这样的交易绝不会在露天，只能是室内，这也可证《种药吟》所云“药贩居然列市廛”，宋时或已有之。又，清人述施南府（唐、宋施州）“风俗”云：“商贾多江西、湖南之人，其土产苎麻、药材，以及诸山货负载闽粤各路，市花布绸缎以归。”[37]所谓“风俗”，都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必有历史积淀。清人述施南府“风俗”，和唐人元稹所言“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帛、巾帽相市”[38]正可印证。
沅州市。宋沅州，领卢阳（州治，今湖南芷江）、麻阳（今贵州铜仁东，湖南麻阳西南）、黔阳（今湖南黔阳西南）、渠阳（今湖南靖州）4县[39]，依《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25—26图，其州域在东经109°—110°，北纬27°—28°之间，大体相当唐锦、叙（巫）、业（奖）州之地，故将宋沅州与唐锦、叙、业3州看作同一区域。《新唐书·地理志》记锦、叙、业3州贡光明丹砂、犀角、麸金、蜡[40]；《宋史·地理志》记沅州贡朱砂、水银[41]，均见丹砂在沅州的重要地位。唐宋时的五溪蛮，“按其地长沙西南黔中五溪之地，皆为其有”，正在沅州、辰州域内，“土俗：其民射生而食用，输布与朱砂、银（似应为水银）。”[42]纳税用朱砂，朱砂在少数族人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亦可概见。朱砂是名贵药材，有利可图，吸引域内外商贩麇集也很自然。史载卢阳“尤多药物，江南、江右商贾咸集焉。卢人藉以充足，有以也。”[43]清人王协和《芷江道中》诗“土禁丹砂穴，风吹白芷香。……估舲通汉口，驿路接黔中。”清人王养宸《立富顺新市志喜》云：“商贾皆藏市，荆榛辟道中。地名随地锡，山径傍山道。一厂余新绿，修平扫落红。令人思往事，鼓舞乐从公。”[44]既言“思往事”，则反映诗中所述商贾藏市，商贩麇集，其来久矣。比如宋、元、明、清黔阳县东南均有洪江寨，当沅江上游今清水江与巫水汇合处，乾隆时“列肆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蜡……乘流东下达洞庭，接长江而济吴越。”[45]这些都是历史积淀使然，一个寨堡草市尚且如此，更何况州县区域市场。
辰州市。宋辰州领沅陵（州治）、溆浦、辰溪、卢溪4县（今均属湖南），大约相当唐辰、溪2州之域。唐时土贡药材，其品种仅次于施州，其丹砂最富盛名，所谓“辰、锦砂最良”[46]，因名辰砂。唐宋时即有域外商人携“缯帛、巾帽”进入本区交换“水银、朱砂”[47]，相沿成习，至于后世，更加旺盛。乾隆《辰州府志》卷9《赋役考》：“旧志所载药味、榔桑木诸贡尽改充军饷，四邑中旧有殊砂之解，今则非需用不取也。”此所谓旧志载辰州4邑（即4县）旧有朱砂之解，正是唐宋时期。又同书卷16{物产考下》：“药之属：薏苡仁、茯苓、黄精、何首乌、牛膝、土牛膝、益母、天丁（一名老鼠刺）、地丁、续断、谷精草、香薷、紫草、丹凤、木通（即通草）、茵陈草、西枯草、木贼、独活、天麻、狶莶草、车前、龙胆草、香附、寄奴、白芨、钩藤、金银花、天南星、半夏、石菖蒲、升麻、王不留行、赤芍药、海金沙、苦参、桃仁、细辛、茨菰、桔梗、前胡、威灵仙、黄连、黄岑、金樱刺、白藓皮、山豆根、旋覆花、骨碎补、艾、臭牡丹、甘菊、乾葛、密蒙花、白芷、蓖麻子、荆芥、薄荷、紫苏、青蒿、大戟、栝蒌、仙茅、苍耳、青葙子、狼毒、大小蓟、蒲公英、草乌、藁本、商陆、常山、马蹄香、芫花、木蓉、木鳖、萹蓄草、黄药子、白药子、瞿麦、淫羊藿、枸杞子、地骨皮、萆薢、五味子、黄柏、厚朴、五加皮、杜仲、吴茱萸、灯心草、五棓子、八角莲、牛舌草、牵牛、鱼腥草、麦门冬、菟丝子、络石草、蛇床子、独角莲、地肤子、滑石、石青、石绿、黄蘖皮、地锦草、艳容草、怀香子。”以上诸药皆辰郡三厅四县（即辰州全域）所产者，其多寡不齐亦不过数十件之异耳。其中货于四方称上品者甚多。”前列数十种药材，绝大多数系非人工种植的自然资源，其生长、采集都有历史渊源，而“货于四方称上品者甚多”，自然也是前朝承传。另辰州府沅陵县（府治）五坊厢，“外省客商，贫民肩挑市贩，竭力谋生。”六都“各商辐辏，土地富饶，货财充裕。”[48]明辰溪县城郭外有黄溪口，“溪之左岸，爨集如市，旧为商贾往来之所”，以该溪附近的罗子山“产多药饵”[49]。清人记明时事称“旧”，明时之“旧”，则宋元辰州已是“客商辐辏”、“商贾往来之所”了。
黔州市。唐宋黔州，两汉属巴郡涪陵县（治今重庆彭水），是武陵山区最早的药材输出基地。巴寡妇清开采丹砂并转输秦都咸阳，受到秦始皇表彰，此后以至于唐，史书、本草述丹砂皆云出涪陵，反映汉唐之际各朝所消费的丹砂均涪陵（即唐黔州）外销。黔州唐贡犀角、光明丹砂、蜡[50]，宋贡朱砂、蜡[51]，药材仍是其主要出口商品。天圣七年（1029）两川四路经水路纲运药材，“不可胜记”[52]，其中相当数量当出自黔州。黔州所辖黔江县，属中下县，可设市也可不设市，而药材贸易竟“市麝脐以百计，市蜂蜡以千计。”[53]成交量非常可观，难怪黔江药材销售历千年不衰，至于近代。同治《黔江乡土志》载：“本境土药行销城乡，零售每岁约二、三万担，土药运出老郁山一带，每岁约万担”[54]。
区域药材市场的兴盛及域内外药材贸易得以顺利进行，均有赖交通给力。李唐王朝为保证政令快速传递及漕运转输通畅，十分重视水陆交通建设，除一再申令保护前朝各代所建国道外，并在地方诸州县亦劈山修路，《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述包括武陵山区在内的各州郡时，均有四至八到，详记各州至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及相邻诸州里程；而《通典》、《太平寰宇记》乃有记州至县的里程者，如卢阳郡（锦州）东至卢溪郡（辰州）670里，南至龙溪郡（奖州，后改名业州）渭溪县界150里，西至渭阳县150里，北至当郡招喻县界50里，东南到潭阳郡（叙州，后改名巫州）300里，西到当郡渭阳水路150里，西北到当郡常丰县水路200里，东南到卢溪郡（辰州）麻阳县水路300里等等[55]。这表明其时即使是经济开发滞后的武陵山区各州县无论是域内之间，还是通往域外都有水路陆路可以相互往来，标志区域交通网络的形成，这些本为传达政令和转输贡赋而修筑的道路，客观上成为当地药材贸易、商品流通的推手。
武陵山区的水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涪陵水（今乌江），二是沅水（今沅江）。
涪陵水源出黔中道羁縻州山地，唐宋流经费、思、黔、涪4州，至涪陵县（今重庆涪陵区）汇入长江。这条水道，“以丹盐蜜蜡等商运需要故，自秦汉已通舟运。”[56]至唐宋，这条水路更为重要，“唐武德元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群舸要路，请置务州。贞观八年改为思州，以思邛水为名。”[57]杜甫有诗云：“巫峡盘涡晓，黔阳贡物秋。丹砂同陨石，翠羽共沉舟。”[58]又“黔阳”，《元和郡县图志》云：“务川县，本汉酉阳县地，属武陵郡，自晋至陈，并为黔阳县地。隋开皇十九年置，因川为名。”[59]可见黔阳即指思州务川县。此诗虽记述的是一次沉船事故，但也反映费、思等州的贡物蜡、朱砂、水银、犀角等是经涪陵水进入长江而输出域外的。
沅江源出贵州贵定县东部的云雾山，上游为清水江，其支流有辰水、无水、酉水等汇人沅江。史载辰州“东至朗州水路沿流四百六十里。南至叙州水路五百三直八里。……西南至锦州水路七百里。正西微北水路至溪州三百六十八里。”[60]叙州（巫州）“西泝流至奖州八百里。”[61]以辰州为中心，将沅水流域的业（奖）、叙（巫）、溪、锦、辰等州纳入水路网络之中，各州客商经沅水而至朗州，朗州城下“拥楫舟为市，连甍竹覆轩。”[62]宋人王琰称“湖湘唯鄂渚最为要地，盖南则潭、衡、永、邵，西则鼎、澧、江陵、安、复、襄阳数路，客旅兴贩，无不辐凑鄂渚。”[63]这数路客旅就包括沅江流域诸州商人经朗州而群集至鄂渚，这也正好与前述辰州药材“货于四方”、“各商辐辏”相印证。
除前述本区与域外以及诸州之间、诸州县之间均有陆路可通外，更有一条官道当着重一叙，这就是“由黔州东行二百里至黔江县（今县东南二十里），又东北约三百里至施州治所清江县（今恩施），又东北一百三十里至建始县（今县），又约九十里至大石岭驿，王周有诗，又北踰现陵山，下百八盘过江至巫山县。此为长江以南黔州通夔州巫山县之陆道也，路极险峻。”这条路上，有大石岭驿、小猿叫驿、浮塘驿、驴瘦铺、歌罗驿、四十九渡等，“岭渡驿铺之名，盖有承唐之旧者。”[64]天圣七年（1029）夔州路收买药子，附载于疋帛纲内转运赴京[65]，便是在施州购得经由此路转运至夔州，因宋时夔州路所属各州，唯施州贡药子。
三、药材贸易的影响
城乡市场的蓬勃兴起，为商人的活动及商品交易提供了用武空间，催生一批新兴商人，药材贸易量亦随之猛增。李白诗“瞿塘饶商贾”[66]；杜甫诗“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轲，贫穷取给行牒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67]；李益诗“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68]；杨巨源诗：“细雨蒙蒙湿芰荷，巴东商侣挂帆多”[69]。以上均反映长江三峡一带从事水上贩运的商人众多，商务繁忙，无暇顾及家事，致使娇妻埋怨“误妾期”。前述沅江流域客商至朗州城下“舟楫为市”，又辐辏鄂渚，这些商人当然不全是药商，但就武陵山区而言，药材是主要输出商品，故商人贩运以药材为主也是必然。
商人众多，商务频繁，药材交易量亦巨大。现以朱砂为例，前述武陵山区一年产量可达5.6万斤，当主要转销域外；而五代楚王马希范建天策府，涂壁用丹砂数十万斤，除部分来自赋税，其余也当购自武陵山区各州市场。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沅州生界狍狑副官吴自由子三人，货丹砂麻阳县，巡检唐人杰诬为盗，执之送狱，自由率峒官杨友禄等谋为乱。帅司调动神劲军三百人及沅州民兵屯境上，声言进讨。”[70]吴自由职任峒副官，自是狑狳族人的头面人物，他让自己儿子率人贩丹砂麻阳县城出售，被砦堡官员栽赃扣押，所以贩丹砂数量必定巨万，以致引发规模不小的武装对抗；如果是几斤几两，巡检冒此风险不值，而吴自由、杨友禄也未必会如此大动干戈。不只是丹砂，前已述及，天圣七年夔州路于施州收购药子于疋帛纲附载赴京，以历年所购过多，积压药库，特令“自今于年买数十分中量减二分”[71]。而“市麝脐以百计，市蜂蜡以千计”[72]，麝脐以百计，当是百颗，每头麝平均年产麝香10克左右[73]，百颗则是4000克，麝香是名贵药材，一次交易达4公斤，这数量已不小，而黔江在唐宋时均属中下县，其交易量竟能如此，而其他各州市则更可想见。
商人众多，药材交易量大，武陵山区经济总量随之上升，社会财富相应增加。前已述及，唐宋武陵山区采集、渔猎还占相当比重，农业、手工业滞后，创造财富的手段不多。宋人洪咨夔《劝农文》称：龙阳县（治今湖南汉寿）“地势峭隘，非刀莫耕，非火莫种，细民终岁勤动，不得一饱。”[74]龙阳在洞庭湖边，农民生活尚且如此不堪，武陵山区腹地的农民生活，则只能比这更差。至于手工业，亦几无可称者，故药材不仅成为本区出口的主要商品，而且作为交换媒介，充当货币职能。药材在本区社会经济、政治生中的作用，笔者曾在他文专门论及，兹不赘述。这里仅就溪州个案略申一、二。
唐天宝间，溪州15282口，一年生产粮食84937石，年产值约为135889200文。溪州一年产丹砂10000斤，即160000两，每两上值150文（溪州丹砂属辰砂系列，自是上品）[75]，则产值24000000文，为粮食产值的1/5强。这仅是丹砂一项，若加上其他如犀角、水银等，药材产值在地区经济中的比重则会更大。溪州如此，他州亦然，故说唐宋药材贸易关系武陵山区经济发展极为紧要，当不过分。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武陵山区位于渝鄂湘黔交界，包括今重庆所辖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5县（区）；湖北恩施州所属恩施、利川、建始、巴东、宣恩、来凤、鹤峰、咸丰8县（市）.以及湖北宜昌市所属长阳和五峰2县：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管吉首、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8县（市），以及张家界市及其所辖永定、武陵源2区和慈利、桑植2县，怀化市所管鹤城、中方、洪江、沅陵、辰溪、溆浦、会同、麻阳、新晃、芷江、靖州、通道12县（市、区），以及湖南常德所属石门县；贵州铜仁地区下辖之铜仁、万山、玉屏、松桃、印江、沿河、思南、江口、石阡、德江10县（市、区），以及贵州遵义所辖务川县，共52个县（市、区）级政区单位。在唐代，这一区域主要为江南道所属之施州（2县）、黔州（6县）、思州（3县）、锦州（5县）、溪州（2县）、辰州（5县）、叙州（3县、巫州）、奖州（3县、业州）、峡州（1县）、费州（4县）等9州，以及山南道归州所属之巴东县，澧州所辖之慈利县、石门县，忠州所管之南宾县，凡13州38县（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四》、卷41《地理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在宋代，该区主要是夔州路下辖之绍庆府（黔州、2县）及其所统部分羁縻州，施州（2县），咸淳府（忠州）所属南宾县，思州（3县）；荆湖北路之辰州（4县）、沅州（4县）、峡州（1县）、靖州（3县）以及澧州之慈利县、石门县，归州巴东县，凡10府州23县（脱脱等：《宋史》卷89《地理五》、卷88《地理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另，贸易与交易都属于交换的范畴，前者指商业活动，是总体的抽象概念，后者指买卖商品，是个体的具体概念（张春霞：《林产品贸易学》，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由此可见，贸易和交易仅是总体与个体、抽象与具体之别，其实质则基本相同，因此，本文所谓的贸易与交易可视为同义词。
[2]垂直气候带大致相当于我国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温带5个气候带。
[3]涉及唐宋时期药材贸易的论著主要有：卢华语等：《唐代西南经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温翠芳：《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严小青等：（-h-代岭南地区土沉香的生产及其社会影响》（《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刘玉峰：《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朱圣钟：《鄂湘渝黔土家族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4]涉及唐宋时期武陵山区药材贸易的成果仅有曾超：《乌江丹砂开发史考》（《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7期）、卢华语、胡安徽：《唐宋时期渝鄂湘黔界邻地区药材生产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等。
[5]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第88、499～502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四》、卷41《地理五》，第1028—1029、1073—1076页。
[7]杜佑：《通典》卷6《食货六》，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第34页。
[8]1748种药材，不仅有道地药材，而县也包括“处处皆有之”的一般药材。见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100页。
[9]脱脱等：《宋史》卷89（地理五》、卷88（地理四》，第2226—2229、2195—2197页。
[10]231种药材据唐慎微撰、尚志钧等点校：《证类本草》（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统计，包括该书所记“处处有之”或“近道皆有之”或“蜀道、荆襄间有之”的药材。
[11]唐代黔州及宋代绍庆府，《证类本草》仍将绍庆府记为黔州。
[12]唐代忠州及宋代咸淳府，《证类本草》仍将咸淳府记为忠州。
[13]唐慎微撰、尚志钧等点校：《证类本草》均用唐代行政区划名，故宋代新置州之药材均未单列。
[14]（同治）《利川县志》卷1《疆域志》。利川虽为个案，但在本区很有代表性。
[15]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地、市、县据《辞海·地理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6]据黔江、酉阳、秀山政府信息网提供，其中，秀山汞矿储量在万吨以上，酉阳汞矿有17处，被誉为全国“五朵金花”之一。参见http：//www.qianjian9.gov.err/、http：//www.ccqyy.gov.cn/、http：//xs.cq.gov.cn/www/index/。
[17]恩施州发改委网（http：//www.esfg.gov.cn/html/）、湘西州政府网（http：//www.xxz.gov.en/）。
[18]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8（四夷七·南蛮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95—3396页。
[19]郭璞注、毕沅校：《山海经》卷16（大荒西经》，《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3页。
[20]周密：《齐东野语》卷20《山獭汉箭毒》，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3页。
[21]卢华语、胡安徽：《唐宋时期渝鄂湘黔界邻地区药材生产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第90页。
[2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3“后晋高祖天福七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41页。
[23]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易·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第86页。
[24]彭定求等：《全唐诗》卷674郑谷《峡中寓止二首》，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712页。
[25]彭定求等：《全唐诗》卷127王维《晓行巴峡》，第1292页。’
[26]董诰等：《全唐文》卷651元稹《钱货议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21页。
[27]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0（江南西道十八·涪州》引唐·贾耽《贞元十道录》，第2390页。
[28]董诰等：《全唐文》卷715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第7346页。按：本条引文，原作“兴元巡管，不用见钱。山谷贫人，随土交易。……”特指兴元，是因兴元、洋州均在距上都800里之内，若依张平叔粜盐法，则必须送纳现钱，扰民至甚，特举兴元驳之。而“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其实是当时山地居民的普遍现象。
[29]宋濂等：《元史》卷94（食货2》：“在湖广者，沅州五寨萧雷发等每年包纳朱砂一千五百两，罗管赛包纳水银二千二百四十两。”（中华书局1976年版）按：此事虽见于《元史》，然当是援宋时旧例。
[30]祝穆：《舆地纪胜》卷75《荆湖北路·辰州》，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4页。
[31]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30《州县官吏》，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50—753页。
[32]脱脱等：《宋史》卷186（食货下》，第4565页。
[3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地理五》，第1073页。
[34]詹应甲：《种药吟》，引自（同治）《施南府志》卷11 《艺文志》。
[35]刘孝瑜：《土家族》，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36]苏轼：《苏东坡全集》卷8，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21页。
[37]（同治）《施南府志》卷10（物产志·风俗》。
[38]董诰等：《全唐文》卷651元稹《钱货议状》，第6621 页。
[39]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96—2197页。
[4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地理五》，1073—1074页。
[41]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96页。
[42]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8（南蛮三·盘瓠》，第3396页。
[43]张翰：《松窗梦语》卷2《东游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页。
[44]（同治）《沅州府志》卷39（艺文下》。
[45]潘清：（乾隆）《洪江育婴小识》卷1，转引自傅依凌《傅依凌著作集·明清社会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0页。
[46]朱辅：《溪蛮丛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47]董诰等：《全唐文》卷651元稹《钱货议状》，第6621 页。
[48]（同治）《沅陵县志》卷8《里社》。
[49]米肇颐：《游罗子山记》，（乾隆）《辰州府志》卷41.《艺文纂》。
[5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地理五》，第1073页。
[51]脱脱等：《宋史》卷89（地理五》，第2226页。
[5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十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4册、第5609页。
[53]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16（黔州黔江县题名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2页。
[54]转引自《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志》，第171页。
[55]杜佑：《通典》卷183（州郡》，第957页。
[5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57]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2，第2422页。
[58]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30杜甫《覆舟二首》，第2522页。
[59]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0（江南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1页。
[60]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0（江南道》，第747页。
[6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0（江南道》，第750页。
[62]彭定求等：《全唐诗》卷362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第4887页。
[63]王炎：《双溪类稿》卷23（又画一劄子》，《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155册，第687页。注：鄂渚，今湖北武昌。
[64]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4卷《山剑滇黔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版，第1300页。
[6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十六》，第144册、第5609页。
[66]彭定求等：《全唐诗》卷173李白《江上寄巴东故人》，第1775页。’
[67]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21杜甫《最能行》，第2335页。
[68]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83李益《江南词》，第3232页。
[69]彭定求等：《全唐诗》卷332杨巨源《大堤曲》，第3716页。
[70]脱脱等：《宋史》卷494《蛮吏二·西南溪峒诸蛮下》，第14194页。
[7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十六》，第144册、第5609页。
[72]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16（黔州黔江县题名记》，第432页。
[73]《我国麝香产量和利用概况》，《国内外香化信息》2007年第4期，第7页。
[74]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劝农文》，《四部丛刊续编·集部》，上海书店1934年版。
[75]（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4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