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宋以后宗族史研究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学习中国史的大学生，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我关心中国近世为何落后的问题，试图从社会文化的历史传统中探讨原因。研究生阶段学习清史，进一步接触宗族问题，发现清朝推行以孝治天下，通过乡约宣传“上谕十六条”与《圣谕广训》，宗族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清廷的倡导下，清人建祠堂、修族谱、设族田、立族学，宗族组织发展迅速。宗族的普及包含了政治统治、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多方面的内容，综合反映了当时历史演进的复杂性。特别是清朝从雍正时期开始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推行族正制度，就是在聚族而居地方推行保甲时，宫府在宗族中选立族正维护族中秩序，发挥保甲的作用。官府通过族正控制宗族，而族中权势人物往往通过族正取得权力的合法性，控制地方社会。族正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官府对于是否设置族正处于一种动摇状态。这样我把宗族作为认识社会形态、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别是探讨基层社会的窗口。我在《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中论述政权与族权关系就是这种思路，近年来进一步探讨了清代族正制的开端以及族正在近代闽台社会的存在形态。

　　清代宗族属于宋儒提倡的新宗族形态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渐成气候是在元代。我决定专门探讨为人忽视的元代宗族，系统收集元人文集中的族谱序、祠堂记以及传记中的宗族资料，研究了元代族谱、祭祖等问题。发现元代族谱体例基本完善，修谱已成风气，族谱这一名称已经流行；宗族制度主要通过墓祠祭祖体现，朱熹倡导的祠堂开始深入社会，民间还利用寺观祭祖。元代宗族研究的实践，使我认识到长时段、多角度看问题的重要性。借着撰写《中国宗族社会》（合著）、《宗族志》，重视从民风习俗、儒家思想实践、宗教世俗化考察宗族形态，更清晰地呈现宗族演变的过程与阶段性。

　　元代与清代的宗族研究过了，夹在中间的明代宗族自然不能放过，于是我撰写了《明代宗族研究》。祖先崇拜是宗族的基本观念，主要通过祭祖体现出来，我在书中不仅仔细探讨了祭祖礼制的演变，还选择宗族强盛的安徽徽州、江西吉安、福建兴化三个府，考察祠庙祭祖的源起与形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明代祭祖礼制变化与祠堂普及的关系及其进程。明朝要求百姓每月初一与十五宣讲“圣谕六言”，也是借助乡约进行，发生了乡约与宗族的结合，使宗族组织化，在嘉靖朝重整乡约后这种结合更加明显。于是我提出了“宗族乡约化”的观点，并发现“族规”一词出现于万历时期，其实是宗族乡约化、祠堂普及的产物。明代社会风气在嘉靖、万历时期巨变，明史学者多有论述。我将风俗变化与宗族组织普及联系起来，提出宗族组织普及也是士大夫移风易俗的结果。这样我就阐明了明代宗族组织普及的机制，即通过国家倡导、士大夫实践，在礼制变革、推行乡约、移风易俗综合作用下，嘉靖、万历时期形成了宗族组织普及的浪潮。联想到清代宗族形态，我又提出清代出现了“宗族保甲乡约化”的看法。

　　对元、明、清宗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愈发认识到士大夫的儒家思想实践，是造成宗族组织普及的文化动因。由于有到韩国从事一年研究的机会，我继续研究儒家文化圈的宗族问题。如今的韩国，仍旧儒风浓郁，家家有族谱，墓祭祖先，各姓都有宗亲会。在那里，我主要进行了朝鲜族谱方面的研究。阅读朝鲜族谱，我惊奇地发现，朝鲜推行乡约的时期与宗族制度化的时期一致，也发生了“宗族乡约化”，两国的宗族史惊人地相似，走过了共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我尝到了社会比较研究的甜头，将这些看法收录于《朝鲜族谱研究》一书。

　　宋以后中国宗族的地理分布南方盛于北方，我们今天看到的聚族而居、祠堂、族谱也多是在南方，由于北方宗族没有像南方一些地区宗族明显的宗族象征物，有人甚至认为北方没有宗族。学者研究宗族史也主要讨论南方宗族，近来逐渐关注起华北的宗族。有学者问我对华北宗族的看法，我也只能说点大面上的话，感到惭愧。于是我着手探讨华北宗族，先前研究清、元两代宗族，都是从断代出发，涉及宗族地区分布时，会从省一级论述。受地域社会史的影响，研究明代宗族，采取了选取府规模考察的方法，体会到再现历史的整体性在较小空间才能达成。研究华北宗族我在更小的县规模考察，而且还进行宗族的个案研究，以接近宗族存在的形态。不过除了这些冠冕堂皇的学理外，也有精力不济不愿将研究战线拖得太长的现实原因。我选择了以大槐树移民名扬天下的洪洞进行个案宗族研究，分别考察了韩、晋、刘三个宗族，这些宗族先以商业发家，然后通过科举转型为士大夫望族，再修谱、建祠、立规进行宗族建设，也经历了“宗族乡约化”，与南方宗族形态相同。这些宗族与商业相结合，有的宗族礼俗中改实物为礼银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这或许只是华北宗族的“洪洞模式”而已。

　　我体会到，宗族研究无论是断代性的还是地域性的，选取地域单位也不论大小，重要的并不是代表学术水平的高下，而是研究成果的互补关系。目前，我的宗族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小，然而对于宏观大问题的关怀未曾稍减。学术研究贵在融会贯通，需要兼顾时间与空间、断代与跨代（长时段）、国家与社会，宏观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应当充分占有资料，重视理论思维的培养，而治学的实事求是态度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