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写的信与毛泽东的批语

                
刘少奇写的信与毛泽东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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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
                     
    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的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乌，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
                     
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 (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于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侧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
                     
    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侧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已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四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的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的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观真理自觉的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的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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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从性命双修谈到第四医学

（1989年）

一

我以前也常常见到人们夸一位气功师的功德，说“性命双修”，但我对“性命双修”的涵义并不清楚；就是有时翻看一些气功书籍，也因文字深奥，看不透其中真意。还是不久前读到王永怀同志的一篇文章（注一）讲性功的意义，深受教益。他说：
“一个人初生之时，脑子里是空白一片。好像一台计算机，有了硬件、软件、数据库，但数据库中并无数据。当他看见一张桌子，脑子里就有一个‘桌子’的概念；看见一只椅子，脑子里就有了一个‘椅子’的概念；椅子在桌子旁边，于是脑子里亦建立了这种‘关系’。日积月累，大脑内建立了一个反映客观世界的知识库，思维活动就在这一知识库上进行。所以说，外面有一大宇宙，脑子里有一‘小宇宙’。小宇宙是反映大宇宙的模型，但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即主、客观的不一致。”不一致就要调整模型，调整知识结构。王永怀同志接着说，调整“知识库”的结构就是要认识、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
怎样才能认识、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这对古人来说办法是有限的，在没有好办法的情况下，只有去悟道，也就是去想，去猜。中国的儒家、道家和释家都走这条路，这也就是气功典籍中的“性功”了。“性功”者性灵之功也。但性功靠悟道，靠想、猜，毕竟是古代没有办法时的办法，是靠不住的。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那时古人没有飞机，也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不知道宇宙的尺度是百亿光年。
今天讲要认识、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只能靠学习领会前人和同代人累积创造的知识，同时要自己通过社会实践并总结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而且与书本知识融会贯通为一体，成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总认识。自己的社会实践很重要。如果不与客观世界接触，光靠读书是领会不了书中真意的，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里讲的对客观世界的总认识实际上又有三个层次：核心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间是未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中的经验规律，点点滴滴的局部准则，即所谓“专家系统”；最外层的是人类认识的海洋，说不清楚的模糊的知识性感受，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中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就已经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地理科学十大部门，每个大部门又一般有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部分；每个大部门又有一个哲学的概括，最后总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注二、三）。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修性功不能走唯心主义的路，只能走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学习并努力理解知识的总库，才有可能取得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总认识，才有可能获得道家所称的“道”。
当然，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注四）。性功的道路是无穷的。“道”也是无穷的。

二

为什么练气功不能单练“命功”呢？不能只按气功班上或气功书讲的去练，也就是只调整自己的生理以及生理心理功能呢？对此王永怀同志先解释意识对生理的作用：
“大脑的作用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外的，包括通过五官感觉接收外界信息，通过一定的信息处理，作出反应。另一部分是对内的，对内脏活动状态进行调节，保证机体状态的稳定；一般情况下，这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系是比较松散的，并不很紧密。通过气功锻炼可使两者的联系加强。因此练功有素者往往能通过意识状态的调整轻易地改变一些原来不受意识控制的人体内部能量，如脉搏、血压、内分泌等等”（注一）。
这也就是意识这个大脑最高层次的活动，对人体生理的反馈作用，美国脑科学家R.Sperrg在1980年就提出的生理心理学和精神学（Mentalics）。意识活动和人体生理活动的联系是现代科学的成果、也是人体科学的一条原理。
王永怀同志然后举了一个浅显的事例，说明单纯练命功会遇到的问题：
如：“有人从远处向你掷一块石头，掉在你跟前，你因而受惊吓，出现了心律加快、血压升高、肌肉紧张、出汗等应激反应。对于练功者来说，就可能因此而出偏差。如果你能预先看到远处有人掷石头，通过以前的经验，根据石头出手时的情况，判断它不会咂着自己，这样就不会感到惊恐，也就避免了应激反应和出偏”（注一）。
所以掌握了客观世界的规律，修了性功，明白了“道”，也就能更好地练命功，达到命功的更高成就。这就是气功中的“性命双修”。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性命双修”就是要不断提高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努力掌握其规律，使练功者的意识达到高度智慧，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能理解，都知道如何处理，从而免去一切“应激反应”，而且“心宽天地广”，也就使练功者能顺利地调整人体功能状态，达到最优。我们也要看到，当人体功能状态优化了，物质基础更好了，大脑活动的条件改善了，人的思维能力也会有所提高，也就是练气功可以益智，这是许多实验研究证实了的（注五）。因此，可以说“性命双修”就是意识与身体双双达到最优功能状态；这也就是从人体科学的观点来看“性命双修”。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性功的道路是无穷的，所以“性命双修”的道路也是无穷的。每一个人只能达到一定的阶段，还是人，不可能变成神！

三

当然，人与人的具体生活经历和学习条件不会相同，所以修性修命达到的阶段是不同的，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落后，全国还有两亿多文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大约占人口的3%。而且就是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也不见得就能象前文第一节中所讲的，能掌握客观世界的宏观规律。因此性功的水平一般是非常低的。就是被誉为“性命双修”的气功大师，恐怕也只是“一半糊涂”，至于命功，那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近年来虽然有号称“气功热”的情况，坚持练气功的在全国人口中毕竟是极少数。这样说来，我国人口中达到意识与身体优良功能状态的是很少的，离可以达到的人体科学的理想状态还远得很。这是说我国人口的实际素质比起人体科学的理想素质，即理论上可以达到的素质还差得远。我们知道，面向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挑战，人口素质是占首位的国家大事，这是党和政府向全国宣告了的。

怎么办？
一个方面自然是教育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这是全国议论的热门。必须抓教育，必须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也曾经说过：看到世界发展的趋势，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每一个公民不但要有基础教育，而且要有现在称之为高等教育的教育；可能不还要更高，每个公民都是“硕士”。而且教育的内容也要“换代”，要教育人能运用电子计算机，运用电子计算机检索的信息系统（注六），把电子计算机作为人脑的辅助工具。这是真正现代化的教育。现在教育得到全民重视，党和国家也重视，我就不必在此多说了。
问题是：教育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提高了性功，对我们的目标——“性命双修”只是一半。当然，有了这一半，另一半的“命功”也有了更好的条件，为了全面地提高人的素质，我要提出“第四医学”（注七）；意思是：第一医学是最先有的，是治病的医学；第二医学是以后有的，是防病的医学；第三医学是最近发展的，是康复医学。这三个医学都是围绕疾病的，与疾病和其后果作斗争的。练气功也是这三个医学的一个手段，气功可以治病，气功可以防病，气功可以加速康复。但第四医学不是直接对付疾病的，第四医学是用“性命双修”来提高人的功能状态，人的功能状态提高了，人的潜在能力也就发挥出来了；人的潜在能力发挥出来了，人的素质将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人体科学的社会任务，应该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目标。正因为认识到第四医学如此重要，所以经国家科委1987年5月批准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设置了第四医学委员会，专门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自然，第四医学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困难很多，但同志们认识到这是把人的素质提到新水平的伟大事业，也就有了勇气和决心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曾说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时代。现在是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刻，古老的“性命双修”将升华为第四医学，又一代新的巨人，不是要在社会主义中国登上历史舞台吗？
　
注释：
注一、王永怀：《谈谈性功》，《气功》杂志第10卷（1989年）第2期75——、77页。
注二、吴义生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128—135页。
注三，钱学森：《发展地理科学的建议》，《大自然探索》杂志，1987年第一期，1—5页。
注四、毛泽东：《实践论》
注五、吴一：《报导功开发智能与智力层次初探》，《大自然探索》杂志，1986年第3期103—106页。
注六、钱学森：《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及其影响》，见《论系统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2版，87页
注七、钱学森，陈信：《人体科学是现代化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自然杂志》1988年（11卷）5期，331-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