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
【内容提要】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体系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和汇融。本文以吐鲁番地区为例，结合文献资料和出土材料，对公元五至八世纪出现在吐鲁番的各种金钱、银钱、铜钱进行研究，分析在这一地区的货币体系中，本地铸造的货币和外来货币各自发挥的功能。
【关键词】绿洲国家；货币；功能
位于丝绸之路中段的绿洲国家，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等古代文明汇流的地方。这一汇流特征体现的典型例子便是出土的各种钱币，有绿洲政权自铸的本地货币、中原王朝发行的铜钱，以及来自拜占廷帝国、波斯帝国的金银币等。作为贸易的重要媒介，钱币经常被发现在距离铸造地千里之外的地方，甚至越过了发行国的国境。因此恰当地利用钱币材料我们可以重建贸易路线，分析货币使用中体现的地区之间商品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在使用这些钱币资料研究丝绸之路贸易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明确货币的使用情况，即一国（或地区）的货币体系中，本地铸造的钱币和外来钱币各自发挥怎样的功能，哪一种才是流通中主要使用的货币。近年学术界特别注重外来货币在丝路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拜占廷金币、波斯萨珊银币广泛流通于西亚、中亚，直至西域，而对丝路沿线各国自行铸币的历史传统缺乏重视。因此有必要对绿洲政权铸币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综合各方面内容来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货币。
丝绸之路沿线分布着很多绿洲国家，货币体系的运作具有各自的特点，很难在一篇文章中容纳下全部的内容，因此在本篇中以一个绿洲城市的典型代表吐鲁番为例，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来分析公元5～8世纪即高昌国和唐西州初期当地流通的货币状况。在历朝正史的西域传中对西域诸国的地理、物产都有一定的记载，但对货币的描述却很少，甚至没有记载。作为正史补充的是僧人行纪，特别是记载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沿途所经一些国家的货币有简单描述。最为重要的材料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我们研究吐鲁番的货币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里以年代顺序摘录出文书中出现的各种钱币。由于“银钱”的记载有几十条之多，限于篇幅，这里只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记录。
高昌 （高昌国时期约为460～640年），“赋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1]
543年，衣物疏“故金钱百枚，故银钱百枚”。[2]
588年，赵显曹租借常田一亩半，“夏价银钱九文”。[3]
600年前后，“头六抴书后作王信金钱一文……作珂顿信金钱一文”。[4]
627年，作人买卖价银钱380文，“即日交银钱贰佰捌拾文，残钱壹佰文”。[5]
628年，高昌国王麴文泰赠玄奘“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6]
632年，范阿僚从道人元某处“取银钱贰拾文”。[7]
637年，“辛卯岁钱壹文，铜钱拾肆个”。[8]
639年 高昌市场上一名撒马尔罕女奴售价为“波斯制纯度高的120德拉克姆”。[9]
640年前后，葡萄园买卖中“交孔钱叁拾文”。[10]
658年，交河府卫士范欢进“交用银钱柒文雇前庭府卫士白憙欢……”。[11]
669年，“偿铜钱陆拾肆文”。[12]
692年，“史玄政付长行马价银钱贰文，准铜钱陆拾肆文”。[13]
703年，某人雇车，车价用“银钱”支付。[14]
严苟仁租张渠葡萄园，“至辰岁，与租价铜钱肆伯捌拾文”。[15]
758年后，“昨日索隐儿去，附乾元钱一千，还七娘子申屠边钱”。[16]
正史中仅描述高昌“赋税则计输银钱”，吐鲁番文书则反映出具体的货币使用变化。卢向前先生结合文书中银钱出现的年代，将吐鲁番从高昌至唐西州的货币体系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纺织品本位阶段（367～560）；第二阶段为银钱本位阶段（561～680），640年之后绢帛逐渐介入流通；第三阶段为铜钱本位阶段（681～763），包括铜钱逐渐取代银钱过渡时期（680～710）、铜钱本位确立时期（710～755）及布绁冲击铜钱时期（755～763）。[17]这种划分基本阐明了吐鲁番的货币从实物货币到银钱、铜钱的演变过程。此处笔者主要结合以上摘录中所列出的各种钱币，对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做进一步地探讨。
一、银钱
银钱是吐鲁番地区从麴氏高昌国至唐西州初期的主要货币，流通时间段从六世纪中叶到八世纪初。笔者之前撰文论述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并非波斯萨珊银币，而是当地自铸银钱的可能性更大。[18]这里我仍持这一观点，并做进一步阐述。前列627年赵明儿买作人券中，作人价为银钱380文，而赵明儿实际支付的是银钱180文，残钱100文。残钱，指残缺、受损，重量或质量不达标的钱币。在中原地区，流通的铜钱中经常混有残钱。民间盗铸往往将好钱剪凿，熔化后铸成轻薄的新钱，投入使用，因此会出现好钱、恶钱同时流通的情形。但高昌只是一个绿洲小国，政府对民间的经济活动拥有绝对的掌控力，出现私铸，好钱、恶钱同等使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产生的问题便是：在这件作人买卖交易中，卖主为什么会接受价值肯定低于好钱的残钱呢？我的想法是，交易总价是银钱380文，契约中特别说明分别支付银钱180文，残钱100文，可不可以认为这里的银钱和残钱不是同一种钱币，所以才需要特别注明。那么卖主能够接受残钱，肯定是这种残钱的价值等同于完好的银钱，因此残钱本身应是一种价值较高的银币，符合这一条件的正是含银纯度高的波斯萨珊银币。出土钱币的保存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看法。
波斯萨珊银币制作精良，重量一般约为4克。而吐鲁番墓葬出土的46枚萨珊银币（包括仿制币）中，重量多不足4克。近一半有残缺，并存在不同程度的穿孔、剪边、磨损。如阿斯塔那325号墓出土的一枚库斯老一世（Khusrau Ⅰ）银币，剪边、表面磨损，重仅2.5克。[19]巴达木301号墓出土的一枚仿制币，呈不规则圆形，残损严重，仅重1.3克。[20]这类残损的萨珊银币投入市场，其价值与吐鲁番当地通用的银钱大致相当。完整的波斯萨珊银币也出现在高昌市场上，发生在639年的一次康国女奴贸易支付120德拉克姆银币，并特别说明纯度很高，以此与高昌当地流通的银钱区分开来。
既然波斯萨珊银币并不是高昌国的主币，那么吐鲁番流通的银钱是从哪里来的呢？笔者分析这里的银钱是由高昌国自行铸造的，理由如下。第一，高昌国掌握铸币技术，出土的“高昌吉利”铜钱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第二，当地拥有银矿资源。有学者以史籍所载唐的产银地没有西州判断吐鲁番的产银数量很少，从而认为高昌不可能铸造银钱。[21]这一说法完全忽略了玄奘的记载。玄奘从高昌入焉耆，夜宿阿父师泉，“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22]明确指出西域诸国曾铸造银钱，银矿所在正是高昌与焉耆之间的银山。阎文儒先生考证银山在今天的库木什一带，是高昌去往焉耆必经的出口。[23]王炳华先生也认为银山即库米什，到今天仍然有银矿，不过储量并不丰富。[24]《丝绸之路》的作者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夫人曾引用斯特拉伦堡（J.Strahlenberg）对新疆产银区的研究，在塔里木盆地更靠东部的地方，正好位于吐鲁番西南的“克米夏克玛山富有银矿”。[25]克米夏克玛山当即库米什。上述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所得结论都证明玄奘所言不虚，银山即库米什富有银矿资源。在公元7世纪及更早的时间段内，周边各国利用银山的矿藏来铸造银币。
高昌国银钱的形质如何，由于西域所见银币主要是来自波斯萨珊帝国的银币，因此笔者推测高昌等国铸造的银币是模仿萨珊银币的形质，价值则低于波斯萨珊银币。但由于有银质高昌吉利钱的发现，也不能排除银钱是按照中国铜钱的样式铸造的可能性。丁福保先生主编的《古钱大辞典》载“见刘辫翁在无锡收一枚银铸此钱（高昌吉利）”[26]。近年不乏私人收藏者所获，例如2007年在新疆采集到的一枚银质“高昌吉利”钱，“该币面部及背部均有银白雪光，手触银白雪光闪闪之处，有温柔润泽之感”，经过鉴定，“都肯定为银质币”。[27]银质高昌吉利钱的出现为研究吐鲁番的银钱铸造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铜钱
吐鲁番文书中的铜钱有两种计量方式，大多数铜钱按“文”计；各别按“个”计，637年参军海相入铜钱数即是按“个”计量。铜钱论个不称文，并不是由于铜钱在当时比较罕见，而是按个数的铜钱与按文计的铜钱是两种不同的钱币。前者是高昌国自铸的“高昌吉利”铜钱，后者是唐朝的开元通宝。先来看开元通宝，640年唐政府灭高昌国后，唐朝的法定货币开元通宝开始流入吐鲁番，前列买卖葡萄园和669年用粮食偿铜钱帐中的铜钱即指开元通宝。卢向前先生注意到640年之后绢帛介入流通，而将开元通宝使用的时间放在680年之后，现在看来自唐政府设西州后，钱帛兼用的货币体系随即推行到西州。帛练使用很快推行开来，而开元通宝取代银钱成为主要货币则经历了漫长的过渡时期。政府对两者之比价有规定，692年的长行马价说明银钱1文等于开元通宝32文。
以“个”计量的铜钱是当地自铸的“高昌吉利”铜钱，发挥辅币的功能，铸造于麴氏高昌国后期。钱币形质仿中原铜钱，圆形方孔，质地青铜（也有少量为红铜质），正面有内郭，钱面书“高昌吉利”四字，右旋读，背素，重量多在10～14克之间。由于高昌吉利钱不少为民间收藏，很难收集到详细的数据，这里介绍两枚在吐鲁番墓葬出土的铜钱，一枚出土于阿斯塔那519号墓，压于墓主身下，直径2.6、厚0.38厘米，重12.5克。[28]一枚发现于巴达木238号墓，置于一女尸右眼上，钱面顺时针铸“高昌吉利”四字，方形楷书，背素面，直径2.6、厚0.3厘米。[29]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出土钱币上“高昌吉利”四字多为隶书，而巴达木墓地的这枚却是楷书，两者版式有别。片山章雄先生1995年统计发现的高昌吉利铜钱总数在12枚以上，盛观熙先生2004年统计不会少于50枚。[30]
高昌吉利钱为麴氏高昌国所铸，使用铜钱的文书多出现在麴氏高昌晚期的延寿年间。王永生先生注意到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对高昌周边的焉耆龟兹的货币都有记载，而对高昌吉利钱只字未提，由此推测至少在玄奘离开高昌的628年，高昌还没有铸造高昌吉利铜钱。[31]高昌吉利铜钱所发挥的功能，究竟是喜庆之用的厌胜钱还是货币，长久以来始终是研究者争论的焦点，至今未有定论。笔者以为货币说更为合理。首先，版式多样。综合钱币学界对出土高昌吉利钱的零散介绍，可以看出高昌吉利钱不是只有一种版式，而是具有不同版式、不同规格、甚至不同的材质。部分铜钱的钱文、钱廓磨损，存在明显的流通痕迹。其次，出土数量较多。《新唐书》卷221上《高昌传》载640年侯君集灭高昌国时，“凡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马四千”。这样一个绿洲小国，在短短数十载内铸造的钱币，千年后能出土几十枚，实属难得。长期关注高昌吉利钱的钱伯泉先生更是认为国内外的真品钱总数必在100枚开外。[32]因此仅从数量上来考量，也能看出高昌吉利铜钱不是仅供赏赐和馈赠的厌胜钱。由于资料有限，对于高昌吉利钱在日常交易中的运用无法展开分析，在银钱作为主币的背景下，高昌吉利铜钱只能是作为辅币使用，用于小宗交易，或者是在银钱缺乏的情况下作为补充。
三、金钱
吐鲁番文书所见金钱主要出现在随葬衣物疏中，表示一种虚构的财富。此外金钱也以书信信物的形式出现，如前列600年左右的《高昌国迦匕贪旱等钱谷备忘》，金钱一枚分别用作王信物和珂顿信物。姜伯勤先生分析文书中的头六抴即指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珂顿即指可汗之妻可敦。该件文书说明6、7世纪西突厥汗庭将金钱，极有可能是拜占廷金币携往高昌。[33]正如姜伯勤先生所言，吐鲁番文书中的金钱有可能就是拜占廷帝国发行的金币。虽然有说法认为拜占廷金币作为国际通货在西域广泛流通，但就目前所见，金钱在吐鲁番没有作为货币使用的迹象。吐鲁番文书中没有金钱用作贸易或日常交易的记载；麴文泰赠赐玄奘的金银宝物是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有银钱而无金钱，也体现了高昌国的货币为银钱，金钱并不流通。
拜占廷金币在吐鲁番的发现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1915年斯坦因在吐鲁番发掘到3枚仿制币，其中一枚是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金币大致同时期的复制品，另两枚呈薄金片状，与查士丁尼一世金币类型相同，只是在金币的正面铸造有图像。[34]第二阶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几个墓葬群中共发掘拜占廷金币仿制币7枚，TAM138墓出土的一枚可以确定为莫里斯（Maurice）仿制币。特别要补充之前学者统计数据中被忽略的2枚仿制币，分别出土于采坎古墓群的1号、3号墓。[35]第三阶段是2004～2005年，共出土18枚仿制币，分别是交河沟西墓地2枚、巴达木墓地9枚、木纳尔墓地7枚。[36]截止2009年底，吐鲁番共出土拜占廷金币的仿制币28枚。从这一统计我们可以看出，被称为中古国际贸易硬通货的拜占廷金币，居然没有一枚完全意义上的真品出现在吐鲁番。而仿拜占廷金币是否具有货币的功能，不能一概而论。吐鲁番出土的仿制币，除了能确定币面特征的几枚外，大多数钱币是圆形金箔片，正面人头像和边缘压印字母模糊，无法辨认。从重量上来说，标准的拜占廷索里德（Solidus）金币为4.55克，多数真品的重量在3.27～4.5克之间[37]。吐鲁番的仿拜占廷金币特别是2004～2005年发掘的这一批18枚金币，最重的1枚仅1.22克，出自TMM302。图案为一大一小两个戴冠王者胸像，大者有短须，小者无须，中有“十”字，周围压印有字母。笔者分析该枚很可能是仿希拉克略（Heraclius I）金币。重0.5克以下的仿制币有8枚，远远低于拜占廷帝国发行的索里德金币的重量。此外，金币上有穿孔现象，木纳尔102号墓所出金币顶部有一个系链圆环，巴达木106号墓的金币正面人头颈部左侧压印“卍”字符号。所有这些都突显了金币的装饰特征，因此这种薄金片与其说是货币，不如说是钱币式样的一种装饰品，发挥装饰功能。
以上对吐鲁番文书所见的银钱、铜钱和金钱逐一进行分析，结合出土钱币的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元5～8世纪这四百年间，在吐鲁番的货币体系中，自铸的银钱占据很重要的地位。银钱作为高昌国的主币，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使用。即使在高昌成为唐的西州后，银钱和开元通宝、绢帛仍然并行流通了很长时间。高昌吉利铜钱是麴氏高昌国发行的辅币，在经历了短暂的流通后便退出货币体系。波斯萨珊银币出现在胡商之间的贸易中，残损的萨珊银币由于价值贬低，往往以残钱的形式参与流通。而拜占廷金币及仿制币并没有在吐鲁番发挥货币的功能。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0XJC770004）和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1LZUJBWZY100）的部分成果。
注释：
[1]（唐）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50《异域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5页。
[2]《高昌章和十三年孝姿随葬衣物疏》，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3] 《高昌延昌二十八年赵显曹夏田券》，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247页。
[4] 《高昌国迦匕贪旱等钱谷备忘》，小田義久主编：《大谷文書集成》[壹]，法藏馆1984年版，图版一，释文第9页。
[5] 《高昌延寿四年赵明儿买作人券》，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6]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页。
[7] 《高昌延寿九年范阿僚举钱作酱券》，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197页。
[8] 《高昌延寿十四年四月参军海相等五人入辛卯岁钱条记》，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180页。
[9] 出自TAM135的粟特文文书， 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麴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壳買文書》，《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IV，1988年，第1～50页。译文参柳洪亮：《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有删节。
[10] 《某人买葡萄园契》，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292页。
[11]《唐显庆三年西州高昌县范欢进雇人上烽契》，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244页。
[12]《唐总章二年□懃子交粮偿铜钱抄》，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下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2页。
[13]《武周如意元年里正李黑收领史玄政长行马价抄》，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517页。
[14] 《武周长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酒泉城人雇车往方亭戍契》，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下册，第367页。
[15] 《武周长安三年西州高昌县严苟仁租葡萄园契》，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432页。
[16] 《唐书牍稿》，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17]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66页。
[18]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9]夏鼐：《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4期。
[20]李肖、张永兵、丁兰兰：《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1]郭媛：《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2]（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24页。
[23]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注①。
[24]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所见唐代重要史迹》，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25]（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26]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版，第1777页。
[27]储怀贞、黄宪：《吐鲁番发现银质和新版高昌吉利钱——高昌吉利钱之我见》，《新疆钱币》2007年第4期。
[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第17页。
[29]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2期，第62页，图见第61页图十五。李肖、张永兵、丁兰兰：《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30]（日）片山章雄：《高昌吉利钱につぃて》，小田義久先生還暦紀念事業会編《小田義久博士還暦紀念東洋史論集》，龍谷大学東洋史学研究会1995年版，第77～92页，译文见于志勇：《关于高昌吉利钱》，《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盛观熙：《再论“高昌吉利”钱》，《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
[31]王永生：《“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32]钱伯泉：《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吉利”的铸作时间和钱币性质》，《新疆钱币》2006年第1期。
[33]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34]Stein Aurel,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Kan –Su and Eastern Iran, london, 1928, vol II, pp.646-648.中译本见巫新华等：《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2～915页。
[35]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采坎古墓群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
[36]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12期；李肖、张永兵、丁兰兰：《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37]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廷铸币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7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