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粮食贸易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很早以来，个体农民为了生产或生活的需要，常常将包括粮食在内的一部分农副产品投入市场。封建政府要求农民用钱或银子缴纳赋税也促进了农村粮食的买卖。当然，这种十分普遍的交易，大都在农村市场中进行，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形式而出现的。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的市场贸易也更加发展，并出现了更多的以商业为目的的远距离贩运活动。到了清代，粮食贸易不但规模大，而且牵连的地域也很广，甚至还影响到某些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下面，我们结合清代的情况，就粮食销售问题，也就是通常说的商品粮的问题，进行探论。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清代的粮食运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因灾歉等突然事故，本地粮食无法自给，需要从外地调进以渡过灾荒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之间的天时地利条件又存在着差异，就全国而言，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此地丰熟、彼处荒歉的情况，另外再加上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这样的粮食贩运，不只清代如此，在以前各个朝代也同样存在。宋代以降，封建国家大力提倡“社仓”和“义仓”的制度，即是为解决或缓和因灾荒造成粮食短缺而采取的一种办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主要是乾隆以后，赈灾的粮食运销，无论在数量，或是地区，都大大地扩大了，甚至出现一些“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粮食商贩[1]。比如天津： “贩粟者南至卫、辉、磁州，北至燕都，视年之丰歉以为籴粜”[2]，山东日照县，濒临黄海，凡遇丰年，商人就将粮食海运出港，歉岁则又从海道进行返销[3]。
因灾歉而造成粮食需要量增加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农村经济的恶化则是个重要的因素，康熙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大批农民失去生产手段，使得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农村抗灾自救能力更加降低了，而人口的急速增加，社会上出现大量的过剩人口，则又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正如有人所说： “我朝休养生息，百年于兹，生齿日繁，户口日众，即岁岁丰登，而地之出产有数，人之食用无穷”[4]，所以“一遇水旱，无贫富，皆悬罄。”[5]像浙西一带，“年来生齿日繁，盖藏屡绌，偶有灾赈，仰给大农，而民间之所以自为救者，盖寥寥焉”[6]。山东蓬莱等县，“合境地少土薄，且不敷所用，一遇凶歉，愈不能不仰食奉省”。所以有的地方官以为， “保吾民者，尚其招商通运，以补土田之不足，则称善政矣”[7]。
因为灾歉的粮食供应量不断增加，以致影响到了其他地区的正常粮食供应。像“江西一省，素称产米之区，常年积谷向称充裕，年年平粜，尚不及粜三之数”。乾隆七年（1742），“接运淮扬异常灾伤”，一下子就拨谷四十万石，恰巧该省又“早晚二禾收成歉薄”，结果市场上的米粮大量减少，“遂致收获之期，而米价已贵于常年”[8]。安徽省的和州、桐城、合肥、无为等州县，也“本系产米之区”，嘉庆十九年（1814），“豫东荒歉，搬运过多，以致本地存贮减少”，米价急剧上涨[9]。福建台湾府，田土丰腴，是一个重要的边海粮仓，乾隆以后，“流寓既多，户口繁滋，已非曩日之比”[10]，而内运的粮食又不断增加， “肩贩舟运，不尽不休”，岛上的居民反而“户鲜盖藏”[11]，仓储空虚．乾隆六年（1741）夏间，突遭风灾，民食无措，清朝政府不得不拨借广东潮州府“仓谷六万石，运台接济平粜”[12]。
灾歉的粮食运销，尽管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救急行动，就地区而言，也并不固定，但因年年都有，数额也在不断增加，所以从粮食供销角度看，也构成当时商品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二）与当时城市的发展，以及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活跃有密切的关系
大量人口聚居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其他各种活动．在某些地区，农民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将大量耕地改种桑、麻、烟、茶、果木等经济作物，如此等等，都造成了对商品粮的大量增加。
1．城市的发展和增加 城市需要农村供应粮食当然也不始于清代，就以保证京师北京的粮食供应而言，历代统治者都要为此花费大力气，其中修建运河，沟通漕运，就是一个重要的措施。清军进关之初，因为战乱的影响，南北漕运不通，“东粟无颗粒到京”，“北地之粮食市价日益腾贵”，给北京官兵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13]。顺治二年（1645），清军急速南下消灭南明福王政权，需要南方的粮食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康熙时，清朝政府尽力修治黄河，也是为了要确保南北漕运的畅通。
由于京师“畿辅之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实倍繁于他省”[14]。而由政府控制的漕运，主要是作为朝廷百官廪禄和军兵粮饷，一般居民，更多的靠商人贩运来解决，所以北京的粮食贸易十分兴盛。乾隆八年（1743）夏，气候炎暑，加上又是闰月，“商贩米粮到来较迟”。结果使“米价比往年增长”[15]。道光时，统治者当得知河南、山东两省老天作美，“麦收尚好”的消息后，高兴异常，因为这样“商贩自运粮石，北来售卖，于畿辅民食不无裨益”[16]，不用为京师的粮食而犯愁了。
从康熙晚期起，随着口外和关外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那里日益成为供给北京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了。对此，朝廷十分重视，康熙帝就说过：“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17]大学士鄂尔泰曾以“塞上人烟垂万户，京师斗栗值千钱，运移南北天长健，理契均平物有还”[18]的诗句，来说明京师对口外粮食的仰赖．关外的粮食主要通过海运，经天津，由运河源源运抵京师，“以济畿辅民食”[19]。
与明代相比，北京的城市有较大的发展，人口也有较多的增加，反映在对商品粮的需求上，也比明代更加迫切，并引起统治者更多的思虑。
除了北京以外，其他城市的发展也很显著．与北京相邻的天津，它的繁荣和兴盛，主要也是在清代，到了乾隆初年，已是“烟火万家，商民辐辏”[20]，成为北方的一个重要商业城市。
天津的粮食来源，除了附近州县和通过运河从鲁、豫及南方等省取得外，又从关外得到补给。康熙中，有人曾以“天津地薄人稠，虽丰收不敷民食”为由，恳吁朝廷“用海舟贩运奉夭米谷以济津民”[21]。以后，从关外运人的粮食急速增多，据资料记载，刚开始时，运粮船只“不过十数艘”，乾隆初年已有米船三百余号[22]，到了乾嘉之际，天津一县，“以商贩东省粮石营生者，每岁约船六百余只，每船往返四、五次，或五、六次不等，”“沿海贫民以搬运粮石生活者，不下数万人”[23]。当时，北方的渔船一般都桅细船小，载运量不多，大致为四五六百石之间，就以五百石计算，六百艘船往返5次，一年运送粮食，可达150万石。当然，这批粮食，很大一部分由天津转口，再散到北京和其他缺粮区，但从中也可看到清代天津城的发展概貌。
沿北运河的临清城，也是个“四方辐辏之区”，尽管附近各州县盛产麦谷，但仍“不敷用”，需要“取资于商贩”，其中有“从卫河泛舟东下”的河南小麦，有“自天津溯流而至”的北方秫粱，还有“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之粮米”，等等[24]，要靠本省和外地广泛接济。
与北方相比，南方的城市发展更加显著，所以对商品粮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江南重镇南京城“烟户稠密，需用食米甚多”[25]，而江南“本地户口繁庶，产米不敷所食”，故“全赖外省客米接济”[26]，往往“三五日内客贩不到，米价即昂”[27]。为了保证居民食米所需，嘉庆时，南京城内有砻坊33家，“每家有粮万余石”，可使城中有“三月之食”[28]。苏州的繁华不减于南京，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密度更高于南京。雍正初，苏州巡抚陈时夏说：“查苏州地狭民稠，产米无多，即系丰收，亦资江、广之米以敷食用”[29]，每年都要从长江中游的两湖、四川、江西等省运人补充。雍正四年（1726），福建巡抚毛文铨，为了从苏州转运粮食，特别指出：“湖广之米日至苏州者不可胜数”[30]，虽然说的笼统，但亦可说明外地运入粮食之多。
长江中游的汉口镇，“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舶数千万”[31]，是清代发展起来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乾隆初，“日消米谷不下数千”[32]，与它隔岸相望的省城武昌和府城汉阳，也都“舟车辐辏”，“人烟稠密”。汉口连同武昌、汉阳，号称武汉三镇，“日用米谷全赖四川、湖南，商贩骈集，米价不致高昂”[33]。随着鄂西和陕南多山地区农业的发展，那里的粮食也多沿汉水运到汉口。乾隆末年，汉口发生火灾，一次就烧毁停泊在江边的“粮船百余号”[34]。汉口既是全国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同时也消耗了大批的商品粮。
福建、广东两省的粮食，早从明代或明代以前就十分紧张。清代，这两省城市的发展，又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广州是广东省商品粮最大的消耗地。此外，潮州、佛山等城市，亦“皆仰籴于外”。像佛山镇，街市“绵延十余里，烟户十余万”[35]， “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什九”[36]，他们都要靠外地的粮食养活。鄂弥达在《清豫备仓谷以利民生疏》中说：“窃照粵东滨海环山，民稠土狭，广州省会及佛山、龙江各市镇，商贾云集，本地所产谷石，丰岁仅敷民食，不能应省镇商贾之需。”[37]乾隆末，两广总督孙士毅也说：“窃惟粤东地方，居民繁庶，商贾充盈，就广州一府而论，需米之多，又倍于他郡，偶遇粤西谷船稀到，粮价即不免骤昂。”[38]说明城市食米的紧张。福建的城市发展虽逊于广东，但因“闽中土瘠民贫，产米有限，向来仰食上游。近生齿浩穰，上游又常禁乡不粜，外境其来者亦不足以济福州，则于泉、漳同仰食于台湾”[39]。著名的海港城市厦门，“海贾屯聚，民多客户”， “谷食仰于台运，风潮迟滞，则米价腾涌”，有“外来不至，丰岁亦歉”的说法[40]。
除了上面介绍的各城市以外，还有像重庆，“川省固为产米之区，重庆郡城则惟赖上江米客陆续贩米粜卖，始得价平而食足”[41]。浙江“温州府为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米粮不通外贩，易形绌乏”[42]。扬州城内的粮食，则需取之于近傍“诸路粮食汇聚之所”的邵伯镇[43]。贵州贵阳。“会城食米全赖定番、广顺，若定番之米，数日不至，价即陡昂”[44]。号称楚南“冲会”的郴州，城内专门设有“米码头”一处，搬运外府州县粮食，以“朝夕给应”“络绎不绝”的“行旅客”和城内居民[45]。甚至连僻居山乡的小城江西宁都，也是“近城田不供食”，“惟上乡沿河之谷顺流易至，民仰给焉。数日不至，米价辄腾”[46]。类似例子，还可列举很多。就以上面例子中，亦可看出，城市是农村商品粮的最大供应地，清代城市的不断发展，促使商品粮的供应量也在不断地加大。
2．工商业的发展 这与前面谈到的城市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的巨商大贾，大都麇集于城市。在清代，不少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并不是由于它是一个政治中心，恰恰在于它本身工商业的发展，如汉口、佛山、厦门、天津等，无不如此。苏州、广州等城市，如其说是江苏、广东两省的省城，还不如看做是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工商业城市。
清代工商业的发展，并不限于几个城市，在当时，活跃于广大农村和各镇集的工商业者，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他们所消耗的粮食，大都取自就近农村，不像大中城市，需要专门组织贩运，但因人数不少，所以从供应总量来看，也是十分惊人的。这里，我们且不谈江浙闽粤等商贾和百工艺技集中的地区，就在比较偏僻的省区，像贵州省，过去历来“省会暨冲衢各郡邑，人烟疏散，铺店无几，……偏远乡曲从无酒肆”，是个落后闭塞之地，雍正后，外省商民不断涌人，情况大变，“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货物堆积，商贾日集”[47]。据道光初年统计，在总共71300余户“附居苗地”的客户中，贸易手艺者有20400余户，约占全部客户的28．6％[48]。吉林宁古塔及船厂地方，乾隆初，仅外地进入的商贾、工匠、佣人等，约有三四万不等[49]。长江以北的徐州、海州、邳州、宿州和郯城、兰山、滕县、峄县等各府州县，有“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缆舟佣食者累数十万”[50]。他们都靠运河为生，有的从事小商小贩，更多的则是些出卖劳动力的佣工。地处中州的河南省，因为交通方便，各地商贾多往货易，或路经其地，再加上当地的大批手艺佣工者，乾隆时，需要“赴集”购买粮食的“无田耕种并百工技艺之辈”，达“十之五六”，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51]。
当然，在上述数字中，有的还包括相当一部分农业雇工或其他无业者，他们一般不从市场上购买粮食。但是，工商业的活跃，从事工商业者人数的增多，商品粮的供应量也在不断扩大，这是完全肯定的。
3．进山设厂开矿 清朝政府对于聚众开矿，向来采取防范和限制的政策，但是清代开矿业还是不断发展，其中尤以乾嘉时期为最盛。大批贫民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从事开矿生产，这就要增加很多商品粮的供应。像云南，“大广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52]。该省东川府会泽境的汤舟、大碌两铜厂，有矿丁二三万人[53]，极盛时，发展到十数万人[54]。贵州省有银铜、黑白铅厂“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55]。其他像四川、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直隶等省，也各有一些颇具规模的矿场。
由于人数众多，消耗的粮食也十分惊人。云南人倪蜕在《复当事论厂务书》中说：该省“厂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约有十万余人，日糜谷二千余石，年销八十余万石。”[56]北边东川、昭通等府，每年都要通过金沙江，从四川运进粮食[57]。“向来不至大荒”的贵州省，也因“厂民云集之故”，而粮价日增[58]，要靠湖南、四川、广西等省转运粮食．乾隆初，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制订广东“开采矿山规条”中，专门提出矿山的粮食供应问题：“查矿山多在僻远之地，工匠人役，日食繁多，应许附近村民报明厂员，贩运货易，如价值偶遇昂贵，并请令各商赴产米地方购买米石，运赴山厂，宽余接济，毋致缺乏。”[59]广西南丹州（今南丹县），自明季直至雍正中，一直有人设厂开矿，矿丁多达十余万。清朝政府曾多次勒令解散，没有结果。广州将军石礼哈为此向朝廷献计，认为必须“将经由人矿道路禁绝油米等项，使无油不得点灯，人矿无米”，这样，矿丁们“即难久住，庶可令其自散”[60]。可见维持外部粮道的畅通，是保证矿场生存的重要条件。
还有一些手工工场，虽然它们的规模比云贵等省的大矿厂要小得多，但在山区僻县，一下子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必然要大大加重当地的粮食供应负担。福建建宁府所属建阳、崇安、瓯宁等县，有很多茶厂，以瓯宁为例，“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统共“不下千厂”，工人所吃粮食，除本县外，还要从附近的浦城、松溪、政和等县“搬籴”[61]。由于矿厂工场，大多开设在山区，不像平原城镇，水陆交通便捷，所以仅搬运粮食，耗费的劳动力就十分可观。
4．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在不少地区，甚至出现排挤粮食生产以种植经济作物的情况，这样也促使商品粮供应的增加 上述情况中，最突出的当推闽广两省和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地区。清朝初年，广东人屈大均，曾就该省的农业生产进行议论：“东粤固多谷之地也，然不能不仰资西粤”，原因就在于“田禾两获之，余则莳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麦牟>麦，或蔓菁、番薯”， “其平阜高冈，亦多有获，蔗吉贝、麻、豆、排草、零香、果蔬之植”[62]。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情况最为严重。番禺、东莞、增城等县，“蔗田儿与禾等矣”[63]，在南海、顺德一带，种有很多荔枝、龙眼，甚至“以稻田种者”[64]。其他像潮州府澄海县，因大量种树甘蔗，使本来已很紧张的粮食供应，更形突出了。西边的钦州，“雍正初，地尚荒而不治”，乾隆以后，外府州县民人纷纷迁居该州，“山原陵谷皆辟垦种植甘蔗”[65]。很多土地还被用来种植烟草。新会县有的地方， “种烟者十之七八，种稻者十之二三”[66]。大埔县因种植烟草，“米食倚于邻邑”[67]。
福建的情况并不亚于广东。郭起元在其著名的《上大中丞周夫子书》中谈到： “闽地二千余里，原隰饶沃，山田有泉滋润，力耕之，原足给全闽之食，无如始辟地者，多植茶、蜡、麻、苧、蓝靛、糖蔗、离支、柑橘、青子、荔奴之属，耗地已三之一，其物犹足供食用也。今则烟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如此闽田既去七八，所种粳稻菽麦亦寥寥耳，由是仰给江、浙、台湾、建、延。”[68]像漳州府，本来就“生齿日繁，民不足于食”，而人们又“多种甘蔗，烟草”取利，使粮食不得不“仰给他州”[69]。
江浙太湖平原地区，是全国粮食平均亩产量最高的地区，但因很多耕地种桑植棉，使粮田面积大量减少。“窃查杭嘉湖三府属地方，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藉外江商贩接济”[70]。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多种棉花，以致“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71]。太仓州属崇明县，“因本地多种棉花不种粮食”，乾隆时，每年须从外地运人米粮二十至三十余万石[72]。
类似粤闽江浙地区的情况，其他各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像江西瑞金县，“山多田少”，所产米谷，“尽瑞谷仅足以供瑞人”，康熙以后，“漳泉之人麇至骈集，开设烟厂，烟叶销售既广，种者日益多，当春时，平畴广亩弥望皆烟矣”。结果粮田减少，粮食亦无法自给，以致“常仰给下游之米”[73]。陕西韩城县，“地狭民稠”，人们“又多务姜、靛、棉花之利，是以米麦所资，全藉延安、宜川一带运贩”[74]。边省云南，“各郡无处不植蔫”，宁州等州县，“种蔫之地，半占农田”[75]，使粮田面积急剧减少。
5．以粮食作物做原料的加工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耗费了大量的商品粮 乾隆初，方苞在《请定经制札子》中，曾对直隶及晋、鲁、豫、陕等北方五省的烧锅情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认为除去农民的家庭烧酿不计外，“即专计城镇之坊，大小相折，以县四十为率，每岁耗谷已千数百万石”[76]。产麦最多的河南省，“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于水陆马头，有名镇集，广收麦石，开坊踩曲”，制作造酒原料，需要的大小麦数量也很大[77]。南方的很多省份，大都用米造酒。嘉庆末，包世臣以为苏州地区粮食供应所以紧张，“耗于酒者大半故也”[78]。从康熙时候起，历雍正、乾隆各朝，统治者不断下诏禁酒，原因就是烧酿之风愈来愈盛，耗费的粮食愈来愈多。
6．有的地方因为自然条件较差，又因人口增加，粮食无法自给，需要外地供给 像安徽徽州、宁国二府，“介万山中，地狭人稠”，早在明代， “耕获三不瞻一”[79]，人清后，有过之而不及，往往一年收获，不敷半载之食[80]，每年都要从浙江、江西等处贩运大量米谷，故“虽在丰年，米价亦不能大减”[81]。与徽州等府紧紧相连的浙江严州府，亦因“介万山之窟”，“山多田少”，须“取米于邻郡以给百姓”。该府分水县。 “三之一大率贸易贩籴，仰赖他郡以为生”[8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乾嘉以后，人口增加，使某些粮食本可自给的地区，也出现了繁张和不足。四川大足县，就有“昔时富足，今则穷荒，各处山村，仅谋生计”之称[83]。湖南永州府所属八州县，“米粟之所人，昔时人少食寡，可以泛舟外济”，到了嘉道年间，“户口繁庶，农不加多，而食之者日增”，本境或外府县稍遇歉岁，“粮价立致翔贵”，造成民食严重紧张[84]。“古称殷富”的河南河内县，嘉道之际，尽管“岁多余稔”，但因户口增加很快，“十载以前，耕犁之田，今为闾屋者不可胜计”，田土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缩小，结果“竭其地力之所产，不足以供土著之食”，需要从外地调剂了[85]。类似情况，从我们接触到的资料中，绝不在于少数。
二
上面，我们对清代需要商品粮的情况，作了大概的介绍。那么，在清代，就全国大范围而言，哪些地区是当时商品粮的主要产地呢?雍正四年（1726），镇海将军何天培从济荒的角度谈到：“窃查天下米粮，出产于东南各省居多，平日藉客商贩易流通，偶有荒歉之岁，所资藉于邻省，倍为紧要，即如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此数省之米苟无阻滞，岁岁流通，源源不绝，小民虽遇歉收，尚不至于无食。”[86]何天培说的虽不全面，但对南方地区的情况，还是作了大致的勾画，即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和建福台湾府，属于余粮区，江、浙、闽、广所缺粮食，主要靠它们供应。
两湖地区作为全国重要谷仓，是从明代发展起来的，嘉靖时，已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称[87]。清代，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湘江沿岸，不但湖田、围田面积不断扩大，还因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复种指数，单位面积也有新的提高。明清之际“长沙平田”，“禾岁所人 一亩不逾二石”[88]，到乾隆、嘉庆时，沿江沿湖的一般田土，亩产就有二三石，少数上等好地可达到五六担[89]，号称“天下第一出米之区”[90]，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地。 两湖，主要是湖南的米谷，绝大多数输往江浙两省。据雍正十三年（1735）湖广总督迈柱的报告，这一年的上半年，“江浙商贩”已“运米五百余万石”[91]，道光时，“接济江浙”的湖广米谷，达到三四千万石[92]。前面谈到的供给福建的江浙粮米，其中很大部分也转取之于两湖，“大都湖广之米，辐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93]。福建巡抚毛文铨也说：“臣查苏州之米，须从乍浦由海运来闽。”[94]也有直接往苏州采买的，雍正五年（1727），福建地方政府并同该省商贩，在一两个月内，往苏州购米麦四万石[95]，福建到江浙两省采办米谷，多时高达二三十万石[96]。在浙江的宁波、台州和温州三府沿海，常有“盈千累万”的福建渔船前往捕鱼，他们“由内洋顺便带回米豆麦石”，进行“以米易鱼”的贸易[97]，但这就比较零散，数量也都不大。
湖南的粮食还南运广东、贵州等省。乾隆《河源县志》载：“粤东人稠地窄，米谷不敷，仰赖广西，兼资湘楚。”[98]李兆洛也说：“缘粤东产谷稀少，全赖粤西、湖南两省接济。”[99]这些南运的湘米，大多通过湘江支流耒水，越五岭再人北江，供应粤北等各府州县。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朝政府为了补足广东各州县的仓谷，从湖南调拨“溢额谷三十万石”，那是由湘江经广西桂林、梧州，再转西江，运人广东的[100]。进入贵州的粮食多借资湃水，虽然此河滩急水流湍急，但最小的船亦可载运“十石或二十石，是一舟可以省数百人、数十人之费”[101]。雍正时，因军事需要，清朝政府对此河贵州段作了必要的疏浚，大大方便了运输，竟至“搬运楚米百余万”[102]。乾隆中，清朝官员钱维城因公事由黔入湘，诗中谈到湘米济黔事： “湖南号米乡，一岁能三熟……即充公家输，还挽黔中粟……<氵舞>水一帆通，源源可相继。”[103]广西省虽然每年都有大量余谷输往广东，但它也要运人一部分湖南米谷进行调剂，“粤东之米资藉粤西，粤西之米又资藉湖南”[104]。这部分粮食，主要供桂北、桂西各地所需。
江西的商品粮产于鄱阳湖沿岸和赣江流域，每年多从北边的湖口县出口，顺长江供应江浙两省，另外也有一部分从上饶、玉山，由陆路进入浙江，又从饶州府经昌江或乐安江，“浮小舟”，进到安徽的黟县、祁门和婺源等县[105]。南边的赣州、吉安、建昌等府的粮食，也有径直输往广东和福建的。
供应江浙和福建的商品粮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四川在明清之际，因为长期战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因该省自然条件优越，加上康雍之际两湖、闽、粤等省移民纷纷人川，大量荒田得到垦复，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米谷输出最多的省份之一了。雍正初，浙江总督李卫说：“查各省米谷，惟四川最多，湖广、江西次之。”[106]每当收获以后，各省“商贩云集”，纷纷采购[107]，并“从长江至楚，以济邻省之用”[108]。到乾隆末年，江浙等省输入川米的数额，几乎与楚米不相上下了[109]。此外，云南、贵州两省厂丁矿工的粮食，也常常需要川米补给。 广西的农业生产是从明代中后期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明末已有余粮外运。“粤西田亩虽云瘠薄，而一岁所出，敷一岁之用尚厲有余”[110]。广西的产米区主要是桂东南的梧州府。乾隆时，该府苍梧县戎墟镇，每天的稻谷交易量，可达二三十万斤[111]，绝大多数运往广东。此外，浔州，平乐等府，也有较多的余粮。因广西北面与贵州相邻，也有一部分粮食供贵州所需，大致“柳（州）、庆（远）二府米谷，听黔省采买；桂（林）、平（乐）、梧（州）、浔（州）、南（宁）五府米谷，听广东采买”[112]。但因广东需谷量大，所以也常向柳、庆二府进行采购，乾隆初年，从该地运往广东的稻谷，就有3万余石[113]。据嘉庆时有的官员报告，“每年粤西米谷贩运粤东省，查历届册籍数目，均在一百数十万石以上”[114]。大都运往广州、肇庆、南雄、韶州、惠州等府州[115]。
台湾作为清代一个新的商品粮基地，更是发展迅速。雍正初，“民间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116]。“内地福、兴、漳、泉四府，必藉台米接济”[117]。有人曾说：“倘台湾岁岁丰熟，则泉漳民食亦可无虞，是台湾一郡，不但为海邦之藩篱，且为边民之廒仓。”[118]乾隆初年，仅“兵米、眷米及拨运福兴漳泉平籴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带之米，通计不下八九十万”[119]。至于通过商人贩运的粮食，数量更当不在少数。乾隆、嘉庆以后，随着东部宜兰平原的垦辟，输往外省的粮食更有所增加，“兰地（噶玛兰厅）郊商船户，每遇五六月，南风盛发之时，欲往江浙贩卖米石，名曰上北”[120]。到了道光初年，台湾米谷还远运到达天津。
此外，安徽省沿巢湖及长江两岸，也盛产粮食。它们除本省消耗外，多顺流运往邻近的苏南地区，不过总量要比两湖、四川、江西少多了。
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粮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而产粮最多的川湖等省，运出的米谷又越来越多地被江苏、浙江所消耗，这对同样需要粮食的广东、福建两省，必然会有所影响。从康熙中后期起，闽粤海商在往暹罗越南、吕宋等国外贸易中，见那里稻谷丰熟，价格低廉，运输也比较方便，常捎带进行粮食贸易。这样又开辟了从国外运入粮食的新门路。清朝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康熙六十一年（1722），专门下诏要求暹罗国运米30万石，到福建、广东和浙江宁波进行平粜，并免收关税。雍正二年（1724）又规定：凡暹罗等国运米船只，所有随带商品一律免税。乾隆八年（1743）。更进一步作出决定：“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其十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不须籴买，即着官为收贮。”[121]
对于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的，也鼓励运米回国，还按照去往地点，制订了运米规则：如到暹罗的，大船必须带米300石，中船200石；去噶喇巴的，大船250石，中船200石；去吕宋、柬埔寨、柔佛等地的，大船200石，中船100石；往安南、丁家奴、苏禄等地的，中船各带米100石。后来虽一度取消了必须带米的规定，但又订出新的奖赏条例，凡中国商民载米回国，按数量多寡，可以得到从九品顶戴直至七品或把总职务的荣誉官衔。
由于清朝政府的大力提倡，加上闽粤等省的实际需要，从暹罗等国进口的粮食不断增加。大致吕宋的米谷多运往福建，越南、暹罗等国的粮船，大都在广东交卸。除了广州、厦门等城市外，其他港口也有进口粮食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越南稻谷丰收，闽粤船只纷纷开赴籴买，其中仅广东澄海县，从十二月初九日至二十五日间，呈请赴越购米的，就有陈林启、张顺发等19艘[122]。据粤海关报告：道光十年（1830），广州共进口粮船15艘，装米5965000余斤，谷1220400余斤；十一年，船17艘，米5920500余斤，谷928000余斤；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前，粮船29艘，装米12264000余斤，谷15万余斤[123]，数量颇为不小。
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不如南方，能够提供的商品粮数额也远不如南方多。像京师等“需粮尤多”的地方，历来均靠漕运或商运粮食以缓和缺额。此外，山西、陕西等省，也仰仗南方米谷。“查山陕二省，地瘠民稠，即丰年亦不足本省食用，全凭东南各省米艘，由江淮溯河而北，聚集豫省之河南、怀集二府，由怀庆之清化镇太行山口运人山西，由河南府之三门砥柱运人潼关，秦晋民人，藉以糊口，由来已久”[124]。由两湖运往陕西的粮食，也有通过汉水直接进人的。
比较起来，在北方几个省份中，河南尚可稍有余粮接济邻省。晋南的平阳、汾州、蒲州和解州等府州，“人稠土狭，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居民之用，必须仰给河南、陕西二省”[125]。西边的陕西省，每遇歉岁，亦“每资豫粟”[126]，一般是取“河南府属及陕州属运米接济”， “自康熙四十二年以后，节经著有成例”[127]。河南的麦子，还通过卫河、淮河等河流，运往山东、直隶、皖北等地区。
关外东北地区和口外蒙古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清代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关外的农业生产，虽然很早就有了发展，但是产量低，技术落后，一直无法自给。明代辽东的军粮，就要靠山东登莱及天津等地的海运，进行补给。至于口外蒙古，更谈不上有多少农业了。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载：“谕：……敖汉，奈曼等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之人，就近贸易贩籴，均有裨益，不须人边买内地粮米，而米价不至腾贵也。”到了康熙中晚期，随着直求和鲁、晋、陕、豫等省大批农民出关、出口，开垦种植，情况很快有了根本改变，有大批余粮供内地需用了。乾隆初，关外奉天等府。“每遇丰收之年”，竟“转有熟荒之虑”[128]，口外情况，也大致相同。
关外粮食，陈供给北京、天津等畿辅地区需要外，隔海相望的山东省，每年海艘往来， “就近贩运”[129]，至于邻近的临榆等县，更“历来全赖奉省商贩粮艘到来，源源接济”[130]。乾隆以后，“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载豆、麦、杂粟，一岁三运以为常”[131]。这些江南沙船，载重量“其大可容二千石”，最少也有五六百担到千担左右。据包世臣估算，嘉道之际每年运往上海的关东豆麦，可到达“千余万石”[132]。
口外蒙古地区的粮食，主要产于东面的热河和西边的河套沿岸。大致北京和直隶一带商贩、多往热河贩运， “如直隶一省，向藉八沟粮石”[133]。八沟后置平泉州，在热河东部。山西、陕西则就近向河套农区买粮。山西省的太原府，就“得食归化之粮”[134]。东邻直隶的寿阳县，生产“二麦”，“不足本邑之用”，除向直隶贩运外，亦“有自归化城来者”[135]。河套的粮食，大都通过黄河运抵山、陕两省。乾隆时，“其商贩者赴归化城，府谷县聚米多处，买贩粮食，伐木为圆底船”，又“自府谷、葭州水次，顺流运下，至溞口，又至宜川县”，然后“即岸起米陆运”，再换乘容量较大、可载米数百石的方底船，“即运至韩城、郃阳及晋省之荣河、永济人市粜卖”[136]。陕北的延安、榆林二府的缺粮，常从长城边外的鄂尔多斯蒙古处得到补充。
除了上面讲的全国大范围的粮食贩运以外，各地近处的米谷贸易也十分活跃。就以广东为例，潮州府地处该省“极东”，“即欲仰给西路，奈距广、肇遥远，难以计日接济”，“又琼州一府，孤悬海外”，亦“本地产谷不敷一年之食”，可是西边的“高、雷、廉三府”，却“产谷素多”。它们都地处海滨，交通便捷，可以通过海船“贩运，以资接济”[137]。像潮州府属澄海县，“其白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138]。琼州府商贩籴谷者，凡至雷州，均“舟集徐闻、海口”；赴高州，“船泊吴邑限门”[139]。至于北境的嘉应州，它们的缺粮，则需“藉上山之永安、长乐、兴宁”各县贩运， “上山谷船不至，则价腾踊”[140]。根据我们接触到的资料，类似广东省的情况，其他各省也都程度不等地存在。
当然，上述商品粮产区，有的地方后来也有所变化。像陕南的商州、兴安等府州，乾隆中期以前，还常需要湖北的粮食，到了乾嘉之际，由于大批流民拥人，垦山开荒，很快就有余粮返销湖北了．像安康县每当稻谷收获之期，商贩即将新谷集运郡城，然后顺汉水，“岁下襄樊”，转行出卖[141]。贵州省自雍正、乾隆以后，农业生产的起色也很大，都匀以及清江一带，“苗民所种俱系稻田，出米甚广”[142]。黎乎府苗民“其收获苗米，除纳赋之外”，还可“运售楚省”[143]。同样，云南滇东南和滇西南的开发，对于缓和昆明地区以及各矿厂的粮食需要，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至于还有一些地区，像黑龙江、新疆等地，在雍正、乾隆以后，也是颇有余粮的地区。黑龙江“一夫力作，数口仰食而有余”[144]。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因为粮食过剩，成为全国粮价最贱的地区[145]。不过这些地区，因为多属新垦之区，余粮总量不是很大，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是交通不便，无法外运，作为商品粮价值不大。
在粮食转运销售过程中，有的城市因为交通便捷，集散方便而发展成为重要的粮食销售中心。
湖南的湘潭背靠湘江，沿江各县米谷。“自衡州而下，多聚卖于湘潭”[146]。所以，不但本省郴、永、桂阳等府州之“食货皆于是乎取给”，外地像江浙客商，也多挟资麇集，每当“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于他邑”[147]。雍正时，王国栋在湖南巡抚任上，目击湘潭“千艘云集，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148]，称“为湖南一大马头”[149]。西北境的常德是沅江和西洞庭湖一带的粮食散集地， “黔、蜀、闽、广、江、浙、陕、豫之商毕集”于此[150]，是仅次于湘潭的湖南重要米市场。
湖北“粮食聚集可供采买者”，有“汉阳之汉镇，江陵县之沙市，天门县之岳口等处”[151]，其中以汉口最为重要。康熙四十八年（1709），湖南巡抚赵申乔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但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居多，或在汉口地方出售，或转卖与江浙贸易之人，得银买货，仍复卖货买米，短运往来，而迳运江浙者甚少。且江浙购米商贩，多在汉口购买，而直抵湖南省无几，是湖北转运江浙之米，即系湖南运下汉口之米”[152]。湖南永州祁阳县，是一个并不十分富饶的县分，乾嘉之际，每年运往湘潭和汉口的米谷，“岁率十余万石”[153]。此外，上游四川的米谷，以及“本境襄阳、郧阳、德安诸府”和后来从陕西下运的“谷、包谷、大小麦、小米、黄豆、绿豆、红豆、饭豆、芝麻”等食粮，也都集中于汉镇“取给于汉镇”[154]。
四川成都平原出产的稻米，大都通过岷江，运至宜宾，然后转入长江下运湖北、江、浙，少部分则贩往云南，贵州等省。重庆主要接受嘉陵江、涪江和渠江流域的米谷，附近的保宁、潼川、绥定及重庆等府粮食，多由此装船出川。万县“繁华不及巴渝”，却是川东粮米集中点，并“大装行于滇楚”[155]。
“江（西）、 （湖）广米船，开江东下，其口岸有三，枞阳、芜湖、苏州是也”[156]。枞阳属桐城县，附近的和州、合肥、无为及桐城本县，“本系产米之区”，“向多米谷积聚”[157]。芜湖的米市主要在县西南的鲁港镇，“多砻坊，为粮米聚贩之所”[158]。苏州是长江下游最大的粮食集散地。从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下运的米粮，多总汇于此，不过它的真正中心是在附近的枫桥镇和平望镇，“苏郡米粮聚集所，惟枫镇、平望二处。浙省杭、嘉、湖、宁、绍各郡客贩赴买运回者，络绎不绝”[159]，其中尤以枫桥镇最为重要。另外，平望镇也“米豆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160]。
台湾各县厅所产米谷，多集中于府治东面的安平港，然后再运往大陆，当时，从厦门对渡台湾的海船，极盛时可达千余艘，一岁往返数次，粮食是其中的主要商品。还有，像北边的淡水港和中部的鹿仔港，也都是内地运米船只出入的口岸。
运往广东的粤西米谷，“以梧州为商贩总汇”[161]。在广东除广州外，“省城上流一百二十里三水县属”的西南镇，也是“西贩聚集之所”[162]那里“风檣鹄立，往还殆无虚日”[163]。
北方除了天津等城市外，关外的牛庄、口外的八沟、归化等城，也都很重要。牛庄是奉天等府豆麦运往天津，山东和江南的海舶起航点。“热河八沟素产米谷，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多”[164]。归化城则集中了河套地区的粮食，山西、陕西、直隶客商舟载陆运，十分兴盛。在陕西，“西安之咸阳县乃粮食聚集之区”，不但晋豫等内地省区“赴买者固多”，就是“本省赴买者亦自不少”，是关中农业区中一个最重要的米市场[165]。
上面列举的，不过是一些比较出名的米市场，由于清代的粮食贸易十分普遍，所以大小米市遍布全国。当然，从总体来看，还是南方多于北方，其中尤以长江沿岸最为集中，这应该说与当时的粮食产销情况是吻合一致的。
三
清代粮食运销规模的不断扩大，反映了清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当时，一些需要从外地运人粮食的缺粮区，除了像北京等全国重要城市外绝大多数并不是由于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就以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为例，这两个地区恰恰是全国土地最肥沃、农业生产最发展的区域，它们的缺粮，正如前面提到的，是因为城镇人口增加，农村中大批粮田改种经济作物．
当时在国内，事实上已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专业区。太湖平原地区中的城镇市民，乡村中的不少棉农、桑农需要依靠湖、川、赣、皖等省运人粮食，以保持其城市和工商业的繁荣，及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同时他们又将丝绸、棉花、各种手工产品运往那里和全国各地。在福建漳、泉、福、兴等府，需要台湾的粮食，同样，台湾的很多生活必需品，则要靠大陆输入。北方地区的情况很多也与此类似。 “关东每岁有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粮”，“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物”[166]。陕西韩城县， “所食米粮全资洛川、宜川运来，而洛、宜所需布、绵等货，又皆韩城北运”[167]。
从明代中后期起，以太湖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它们的经济所以能够持续地得到发展，并在某些手工业行业中较早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与全国的物资支援，特别是作为维持生活和生产最基本条件的粮食的支援，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川、湖、赣、皖，以及广西、台湾和关外等地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支持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大批粮食投入市场，也使更多的农民卷入到商品经济的漩涡中。像“湖南米谷最多，然不以一岁之丰歉为贵贱，而以邻省之搬运为低昂”[168]。粮食价格完全随着市场需要上下波动，而农民的“输赋及一切婚丧之费，均须粜米，米难出粜，殊有谷贱伤农之患”[169]。所以，是否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卖出粮食，已经成为农民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得到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费用，他们常常“终岁稍有所余，立即变卖”[170]。台湾“民人用力耕田。固为自身食用，亦图卖出购钱”，否则，“囤积之米废为无用，既大不便于台民，而又不便于泉漳之百姓”，故有“泉漳之民势不得不买，台湾之民亦势不能不卖”的说法[171]，道光初，姚莹在《与王生甫书》中说：凡遇“比各省皆熟，米客不至，台人苦谷有余而乏日用。富家一切兴作皆罢，小民无从觅食，盗贼益多，此民之困于时者也。”[172]粮食进入市场与否，不但影响着农民的生计，而且还会关联到封建秩序的稳定。在广西，农民“每岁完纳钱粮及婚丧一切日用之需，均取给米谷，晚稻登场之后，得价即行粜卖，不知多留有余，而有力之家又藉此囤积，至来岁青黄不接之时，图重价卖于客商”，连封建统治者所表榜的那套表面上的“睦姻任恤之谊”也都丢弃了[173]。
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粮食销售量的不断增加，促使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以江浙两省为例，康熙中前期，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康熙末已“至一两二三钱”[174]。乾隆初年，“一石米之值一两五六钱至一两七八钱率视为常事”[175]，而此种趋势在不断地发展[176]。缺米之区如此，产米之地亦同样如此。乾隆初年，江西米价已“鲜有一两以内之价，若遇青黄不接，尤不能不在一两以外”[177]。湖南“迩年米价最平，亦较从前加倍，……现在各属价值每石自七八钱至一两二三钱”，个别地区， “夏间价至一两七八钱”[178]。粮食价格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促使其把更多的粮食投入市场，同时也相对地加强了经济专业区的发展。
但是应该指出，这种因粮食价格上升所得到的好处，更多的还是为地主和商人们所得。当时，不少商人通过来往贩运、囤积居奇和买贱卖贵而发财致富。著名的两淮盐商也积极参与粮食贩运买卖。在湖南，每当“秋冬之交，盐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179]。这些“顺流而下”的装米盐船，往往因此得到“倍利”[180]。两淮总商黄光德等，往湖南贩米，“多达三十万担”，“随时随地售卖”[181]。在江苏等许多省份，还出现了一些专门靠囤积和质典粮食获利的“典商囤户”；有的商人甚至当粮食尚在田间，就出钱向农民定购。陕西安康县，“有力者，于稻米刈获，乘穷民空乏，贱价预籴，名曰买青，盖即五月粜新谷之计，收成，则载月河小舟运郡。此皆郡城富商大贾所营谋，岁下襄樊，其利数倍”[182]。一些山西富商，每遇陕西“丰收之年”，“豫将资本散给西、凤之农民”，然后“一至粮食登场，悉听晋商搬运”[183]。
商人们的上述活动，尽管在调剂余缺、活跃市场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对需要购粮而食的居民们，却因此加重了负担。至于广大粮农，更常常受到各种剥削。嘉庆时，陶澍在《陈奏湖南山田旱歉情形折子》中说：该省“滨湖之田，遇岁丰尚可有余，但舟航四达，搬盘者多，民无蓄聚，间有谷之家，则又贪图厚价，不肯零粜，以致近处贫民排负空囊，奔走终日而不能购买升斗，有钱无籴，年丰而啼饥者比比然也。”[184]那些典质米粮或从事“买青”活动的高利贷者，对贫苦百姓更是“危害甚烈”。正如有人所说：“是以小民一岁之收，始则贱价归商，终则贵价归民，典商囤户，坐享厚利，而小民并收其困。”[185]这对农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均影响消极。
在清代，人们要求商品粮的数量能够不断增加，可是现实情况却是难关重重，究竟是些什么因素阻碍着商品粮数量的增长呢?
首先，从生产者本身来说，农民种植粮食，除佃农缴租、自耕农纳赋以外，主要是为了保证自身的食用。在清代，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较前有所提高，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压榨下，这种提高是有限的，而且习惯于是用扩大耕地面积和多种玉米、甘薯等杂粮取得的。在商品经济的漩涡中，不少粮区农民们为了得到必要的生活用品和缴租纳赋，不得不把余剩无多的米谷投入市场，有的甚至被迫出卖必要的口粮。陕西，“绸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又要“卖粮食以制衣食”，故“其家鲜盖藏也”[186]。广西梧州， “小民惟知力穡”，“粜谷卖薪”以补充盐布农具，也是“家鲜盖藏”[187]。湖南岳州府，紧临湘江和洞庭湖，是著名的米乡，可是，农民却必须“广种杂粮以当再熟”，这是因为“杂粮留以自食”，而“以谷售人”[188]。溆浦县为了“佐稻之不逮”，也要再植“杂粮、油、蜡”之物[189]。另一个产米之区的台湾，农民“皆食地瓜，大米之产全为贩运，以资财用”[190]。嘉庆浙江《武义县志》载： “岁无积谷，熟则出粜，舟运邻壤，米价每易腾涌。遏籴则四民征输服用之费悉无所供，尽粜则土著、穷民转贷困敝，一遇岁旱，家无宿储，人鲜盖藏，亦可虑也。”[191]应该说，武义县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特别在一些产粮地区，矛盾往往更为突出。“湖南米谷商贩，有出无入，小民一经乏食，筹办甚难”[192]。该省龙山县，“耕种者类能自食其力，所患五方杂处，贩利者多，岁丰则运往地处，一值饥馑，泛舟绝济，或不免攘窃劫夺之事”[193]。农民一方面不得不出卖粮食，甚至用被迫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以供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却又造成自身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这也说明农村粮食商品率的比例不会很高。
从乾隆中后期起，在农村中，特别像湖南、江西、广西、四川等一些产粮区，农民联合一起，反对粮食外运的“禁粜”、“阻粜”事件越来越频繁，这正从侧面反映了在扩大商品粮方面，遇到的困难愈来愈大。
其次，乾隆以后人口的迅速增加，也造成商品粮供应的紧张。乾隆十三年（1748），朝廷内外曾就粮价上升、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其中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加。且以湖北巡抚彭树葵的奏疏为例，他认为：“湖北在康熙年间，户口未繁，俗尚俭朴，谷每有余，而上游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贩日至，是以价贱，遂号称产米之乡，迨户口渐增，不独本地余米无几，即川南贩运亦少，谷寡价昂，势所必至”[194]。应该说，四川、两湖等省，在乾隆初年，尚属人稀田多的宽乡，因人口增加造成粮食紧张的情况，只不过初见端倪，到了乾隆中后期，其矛盾更日渐突出。清代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于扩大商品粮的数量，确实是一付难以解脱的包袱。
最后，也就是前面说过的，随着清代中期以后封建政权的日益腐朽，人们对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日见削弱，水旱灾荒对中国这片古老大地的袭击也更加频繁了。它毁灭了人们的希望，也破坏着正常的农作物生产，而且不得不返销大批粮食供应灾区灾民所需。这部分粮食，尽管从社会需要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则纯属消极的东西。用于赈济的粮食愈多，那就意味着商品粮的总数中，其他份额的相对减少，从而必然要影响到整个商品粮的数额。
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亦日见显露。特别是一些交通不便的工矿区，更加显得突出。嘉道之际，陕西大巴山区，因流民大批移人，在很短时间里，工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先后兴起了一批利用当地矿产和其他原料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如木厢、盐井、铁厂、煤厂、纸厂等，他们每厂拥有工人数十百人，甚至千人以上，具有相当规模。但是，由于工人们无法从山外取得更多的粮食，只好仰赖山内包谷，往往“山内丰登，包谷值贱，则开厂愈大，人聚益众。如值包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195]。云南东川府，盛产铜矿，康熙时一直无力开采，原因就是“以米粮艰难之故”[196]。粮食问题，实际上已关系到工场的盈缩和兴衰。在四川和云贵等省区，矿丁们为了保证矿场的正常生产，常常不得不花费相当一部分人力，在矿区附近垦荒种植粮食。湖南桂东县的一座锡矿场，因粮食不继，“日食难供”，逼使矿工“即行剽劫”[197]，生产事实上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在苏州、杭州、广州、福州、厦门等重要工商业城市，粮食问题更为大家所关心。尤其是遇到两湖等产米区发生灾荒，米谷供应紧张，不但居民感到惊恐，也使清朝政府焦虑周折，亦有发生民变事故的。乾隆十九年（1754）九月，台湾遭受飓风袭击，农田损毁严重，无力再往内地运米，漳州、泉州等居民集中的城市，竟因此发生民变。省城福州，也因“粮价腾涌”， “海米稀至”，而有“民变之事”[198]。道光十二年（1832），再因城中缺米，“铺户囤积”，造成更大的风潮。一时平民“蜂拥抚署，木匠借众将头门大堂拆毁，文武人援者皆拒辕门外”，使官府惊恐万状[199]。
当时，清朝政府出于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对于米粮贸易竭力加以鼓励，并不断用减免关税、严禁遏粜和奖励外洋米谷进口等办法，以加速流通。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再加上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府愈益腐朽，农村危机加深，粮食问题实际上愈来愈严重了，这也是封建政府十分焦虑又难以解决的矛盾。
注释：
[1]陆福宜：雍正《阜城县志》卷一二，《风俗》，《末俗》。
[2]沈家本：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六，《舆地志》八，《风俗》。
[3]潘遇莘：乾隆《沂州府志》卷三四，《志海贩》。
[4]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五，《覆奏封曲疏》。
[5]吴泰来：乾隆《唐县志》卷之一，《地舆志》，《风俗》。
[6]邹璟：道光《乍浦备志》卷八，《积贮》。
[7]王文焘：道光《蓬莱县志》卷五，《食货志》，《田土》。
[8]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一五，《通行减谷捐监条示檄》。
[9]道光《鄱阳县志》之三一，《艺文》，胡克家：《为安徽省被旱筹备粜济疏》。
[10]陈辉祖辑：《陈文肃公（大受）年谱》，见《陈文肃公遗集》。
[11]余文仪：乾隆《台湾府志》卷一七，《物产》一，《五谷》。
[12] 《清高宗实录》卷一五六，乾隆六年十二月乙巳。
[13]金之俊：《息斋全集》卷一，《谬抒一得仰佐国计疏》。
[14]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七，《天津米税疏》。
[15]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四，乾隆八年六月己未。
[16] 《清宣宗实录》卷二一四，道光十二年六月己亥。
[17]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寅。
[18] 《西林鄂文端公遗稿》卷四。
[19]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八，《买粮禁酒疏》。
[20]陈宏谋：《培远堂偶成稿》文檄卷五，《查天津府城义学檄》。
[21]沈家本：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三○，《经政志》四，《海运》。
[22]张志琦：乾隆《天津县志》卷之二一， 《艺文》，朱奎扬： 《天津海运碑记》。
[23]黄丽申：光绪《栖霞县志》卷九，《艺文》，牟昌裕：《条陈时政疏》。又据《清宣宗实录》卷八七：“天津自海运以来，原有商船五百只，请领船票。粮照，前往奉天采买粮石。”比牟氏所称六百艘稍微少一些。
[24]王俊：乾隆《临清州志》卷之二，《市衢》。
[25]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七，《户政》二二，《漕运》中，晏斯盛：《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
[26]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三，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乙丑。
[27]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七，《户政》二二，《漕运》中，晏斯盛：《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
[28]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齐民四术》卷二，《答方葆岩尚书书》。
[29] 《朱批谕旨》，第五册，雍正五年四月十一日奏。
[30] 《朱批谕旨》，第六册，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奏。
[31]陶士懊：乾隆《汉阳府志》卷之一二，《汉阳县村镇》。
[32]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七，《漕运》，晏斯盛：《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
[33] 《朱批谕旨》第五三册，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湖广总督迈柱奏。
[34]钱泳：《履园丛话》卷一四，《汉口镇火》。
[35] 《朱批谕旨》第五二册，雍正十三年一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杨永斌奏。
[36]吴荣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志》引乾隆志。
[37] 《皇清奏议》卷三○。
[38] 《皇清奏议》卷六六，《请复给垦沙坦疏》。
[39]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五，《与程梓庭制府书》。
[40]周凯：道光《厦门志》卷九，《艺文》一，高树然：《周公祠记》，又卷一五，《俗尚》，《风俗》。
[41] 《朱批谕旨》第二二册，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四川总兵官任国荣奏。
[42]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六，乾隆十四年三月癸丑。
[43]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一，《议拨盐义仓疏》。
[44]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一，《总叙》。
[45]陈昭谋：嘉庆《郴州总志》卷二一，《风俗》。
[46]刘丙：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之一○，《田赋志》。
[4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48]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一，《总叙》。
[49]阿桂：乾隆《盛京通志》卷一二九，《国朝艺文》，傅恒：《请厘革奉天流民以培风俗议》。
[50]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七之上，《幅匪》之一。
[5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五，《再议禁曲疏》。
[52]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附录》。
[53] 《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五，乾隆三十年十二月。
[54]王文韶：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四五，《厂贡》三一。
[55]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56]师范：《滇系》卷二之一，《职官》。
[5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58]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59] “户科题本”，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254页。
[60] 《朱批谕旨》第四二册，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十日奏。
[61]蒋衡：《云寥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
[62] 《广东新语》卷一四，《食语》，《谷》。
[63]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四，《蔗》。
[64]范端昂：《粤中见闻》卷二九，《物部》九。
[65]杜以宽：道光《钦州志》卷一，《物产》。
[66]林星章：遭光《新会县志》卷二，《物产》。
[67]洪先焘：嘉庆《大埔县志》卷二○。《墟市》。
[68] 《介石堂集》卷八。
[69]毓璋：光绪《漳州府志》卷三八，《民风》，《衣食》。
[70] 《朱批谕旨》第五二册，雍正十一年浙江总督程元章奏。
[71] 《皇清奏议》卷六一高晋；《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72] 《皇清奏议》卷六一高晋；《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73]黄天荣：乾隆《瑞金县志》卷二，《物产》，又，卷七，《艺文》，谢重拔。《禁烟议》。
[74]乔光烈：《最乐堂文集》卷之二，《韩城县平粜仓议》。
[75]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下卷，《蔫》。
[76]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一。
[77]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二，《议禁酒曲疏》。
[78] 《安吴四种》卷二六，《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
[79]马步蟾：道光《徽州府志》卷之四，《营建志》，《水利》。
[80] 《朱批谕旨》第一七册，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监察御史伊拉齐奏。
[81] 《皇清奏议》卷六○，裴宗钖：《陈地方应兴水利疏》。
[82]吴世荣：光绪《严州府志》卷之四，《封城》，《风俗》。
[83]张澍：道光《大足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84]吕恩湛：《永州府志》卷五上，《风俗志》，《生计》。
[85]袁通：道光《河内县志》卷第八，《疆域志》。
[86] 《朱批谕旨》第八册，雍正四年七月二十日奏。
[87]何孟春：《余冬序录》卷五九。
[88]堵允锡：《堵文忠公集》卷二，《地方利弊十疏》。
[89]陶士偰：乾隆《汉阳县志》卷之八， 《赋役》：汉邑“即丰岁所产亩不及三石”；黄义尊：乾隆《江陵县志》卷之二一，《风土》，《风俗》：“附郭膏腴之田，每亩收获不下五石”；覃翰元：光绪《黄梅县志》卷六，《地理志》，《风俗》：“国朝百余年来……泉甘土沃……逾年丰稔，计亩可获五六石不等。”陈永图：嘉庆《宜章县志》卷三七，《风土志》，《农事》：“每上田一亩，获谷五担”，可资参考。
[90] 《朱批谕旨》第一○册，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四日署湖广总督福敏奏。
[91] 《朱批谕旨》第五四册，雍正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奏。
[92]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通道大江运米运盐议》。
[93]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四，《户政》一九，《荒政》四，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疏》。
[94] 《朱批谕旨》第六册，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奏。
[95] 《朱批谕旨》第五册，雍正五年四月十一日苏州巡抚陈时夏奏。
[96]毓璋：光绪《漳州府志》卷之四七，《灾祥》：‘（康熙）四十九年大旱，……漕米三十万，从海运分赈漳，泉、福、兴。”《朱批谕旨》第四十册，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浙江巡抚李卫奏：“今春运闽谷石，因恐迟误风信，代为航海起运，以二十余万石之谷，历浙闽洋面……并无一舟损失。”
[97] 《朱批谕旨》第四七册，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大理寺卿性桂奏。
[98]陈张翌；乾隆《河源县志》卷一一，《农功》。
[99] 《养一斋文集》卷一二，《光禄寺卿康公行状》。
[100]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三，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癸未。
[101]蔡宗建：乾隆《镇远府志》卷二二， 《艺文志》，彭而述： 《重开诸葛洞碑记》。
[102]蔡宗建：乾隆《镇远府志》卷五，《山川》。
[103] 《茶山诗钞》卷一一，见《钱文敏公全集》。
[104]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庚辰。
[105]马步蟾：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106] 《朱批谕旨》第四一册，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107]杨锚绂：《四知堂文集》卷一○，《遵旨陈明米贵三由疏》。
[108]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雍正十一年正月丁亥。
[109]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七，乾隆五十年八月戊戌条载：“四川产米最广，现仍招商采买……江苏、安徽向皆仰给于川楚等省”；又同书卷一二八五。乾隆五十二年八月甲辰：“况江浙等省，全赖川米按济，若将川省湖广船只尽行封雇，则商贩无船装载，川米即不能转运，各省米价必致腾贵，于民食大有关系。”均足资证明。
[110] 《朱批谕旨》第四九册，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广西巡抚金拱奏。
[111]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253页。
[112]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一五，《请定黔省标营赴粤采买章程疏》。
[113]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一，《敬陈管见疏》。
[114] 《清仁宗实录》二四五，嘉庆十六年六月甲戌。
[115] 《皇清奏议》卷三二，鄂弥达：《敬筹要地仓贮以备民食疏》。
[116] 《朱批谕旨》第四五册，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
[117]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厅》，《义仓》。
[118]蓝鼎元：《鹿州初集》卷一二，《福建全省图说》。
[119]余文仪：乾隆《台湾府志》卷二一，《艺文》一，张湄：《请采买米谷按丰歉酌价疏》。
[120]陈淑均：咸丰《噶玛兰厅志》卷之五上，《海船》附考。
[121]孙尔准：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七○，《国朝洋市》。
[1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乾隆四十年九月初九日大学士管刑部等事务舒赫德题。
[123]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四，《市舶》。
[124]朱轼：《朱文端公文集》补编卷四，《咨户兵二部河南巡抚禁遏籴》。
[125]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三，《请开籴楚省疏》。
[126]乔光烈：《最乐堂文集》卷三四，《河南赈灾记》。
[127]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六，《酌拨西同等府米石谕》。
[128]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五，《户政》一○，和其衷；《根本四计疏》。
[129]阿桂：乾隆《盛京通志》卷九，《纶音》二。
[130]高锡畴，光绪《临榆县志》卷一四，《武备编》。《海运》。
[131]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七，《户政》，《漕运》中，谢阶树：《改运议》。
[132] 《守呈四种》卷一，《中衢一勺》上卷《海运南漕议》。
[133]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一○，《遵旨陈明米贵之由疏》。
[134]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三，《赠单雪樵先生序》。
[135]马家鼎：光绪《续修寿阳县志》卷一○，《风土物产》。
[136]乔光烈：《最乐堂文集》卷之一，《上陈大中丞论黄河运米赈灾书》。
[137] 《皇清奏议》卷三二，鄂弥达：《敬筹要地仓贮以备民食疏》。
[138]金廷烈：乾隆《澄海县志》卷二，《埠市》。
[139] 《皇清奏议》卷三二，鄂弥达：《敬筹要地仓贮以备民食疏》。
[140]王元正：乾隆《嘉应州志》卷一，《风俗》。
[141]郑谦：嘉庆《安康县志》卷一○，《建置考》。
[142]钱维城：《茶山文钞》卷二，《请定苗疆运米例析》，见《钱文敏公全集》。
[143]俞渭：光绪《黎平府志》卷三上，《秋储》。
[144]方式济：《龙沙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145]纪昀：《乌鲁木齐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146]吕正音：乾隆《湘潭县志》卷一四，《风俗》。
[147]范咸：乾隆《湖南通志》卷四九，《风俗》。
[148] 《朱批谕旨》第一七册，湖南巡抚王国栋奏。
[149]吕正音：乾隆《湘潭县志》卷一四，《风俗》。
[150]应先烈，嘉庆《常德府志》卷一三，《风俗考》。
[151]孙玉庭：《延厘堂集》奏疏卷上，《节年动缺仓谷请仍旧章买补疏》。
[152] 《自治官书》卷六，《摺奏湖南运米买卖人姓名数目移》。
[153]吕恩湛：道光《永州府志》卷五上，《风俗》；陈玉祥：同治《祁阳县志》卷之二十三，《风俗》。
[154]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四，《湖北通志检存稿》一，《食货考》。
[155]范泰衡：同治《万县志》卷一二，《地理志》，《风俗》；又卷十三，《地理志》，《物产》。
[156]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七，《户政》二二，《漕运》中，晏斯盛：《上制府论布商易米书》。
[157]张琼英：道光《鄱阳县志》卷之三一，《艺文》，胡克家：《为安徽省被旱筹备粜济疏》。
[158]陈春华：嘉庆《芜湖县志》卷一，《地理志》，《市镇》。
[159]陈祖辉辑：《陈文肃（大受）公年谱》。
[160]沈彤：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疆土》四，《镇市村》。
[161]《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三，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癸未。
[162]《皇清奏议》卷三○，鄂弥达：《清豫备仓谷以利民生疏》。
[163]李友榕：嘉庆《三水县志》卷之一四，《艺文》上，王永名：《修行台记》。
[164]黄可润：乾隆《口北三厅志》卷之五，《地粮志》。
[165]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七，《贩运米粮给照流通谕》。
[166]《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七，《户政》谢阶树：《改运议》。
[167]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三五，《修理韩城县桥路沟渠檄》。
[168]王余英：嘉庆《善化县志》卷二二，《风俗》，《米价》。
[169]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三七，《收买民米檄》。
[170]《黄仁济集》，《上广西抚宪史禀》。
[171] 《朱批谕旨》第四五册，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高其倬奏。
[172] 《东溟文集》卷六，见《中复堂全集》。
[173]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四，《奏明劝民种植杂粮疏》。
[174]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九。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甲申。
[175] 《皇清奏议》卷三五，孙灏：《酌减采买额数疏》。
[176]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中收有关于清代米价问题的论文多篇，可资参考。
[177]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一五，《酌定乎粜早谕》。
[178]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八，《陈明湖南米价及赈恤被水州县疏》。
[179]刘采弗：同治《长沙县志》卷一六，《风土》。
[180]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九，《户政》二四，《盐课》上，包世臣：《淮盐三策》。
[181]嘉庆《两淮盐法志》卷首，《制诰》。
[182]郑谦：嘉庆《安康县志》卷一○，《建置考》。
[183] 《皇清奏议》卷三○，史贻直：《筹禁烧烧锅疏》。
[184] 《陶文毅公全集》卷九。
[185] 《皇清奏议》卷四四，汤聘：《请禁囤当米谷疏》。
[186]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一九，《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
[187]罗勋：道光《苍梧县志》卷五，《风土志》，《风俗》。
[188]谢仲坑：乾隆《岳州府志》卷一二，《物产》。
[189]陶金谐：乾隆《溆浦县志》卷七，《物产》。
[190]姚莹：《东溟文集》卷六，见《中复堂全集》。
[191]张营堠：嘉庆《武义县志》卷之三，《礼俗》。
[192]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一一，《请协开浙江米石即截留漕粮拨补疏》。
[193]洪际请：嘉庆《龙山县志》卷七，《风俗》。
[19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19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96] 《朱批谕旨》第二五册，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奏。
[197]陈昭谋：嘉庆《郴州总志》卷之一九，《矿厂志》。
[198]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五，《与程梓庭制府书》。
[199] 郭柏苍：《鸟石山志》卷之九。
原载《平淮学刊》第1辑，选自《民合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