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社会史：重铸经济史辉煌的新学科
【内容提要】技术-经济-社会史是从技术角度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新学科。它以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的反作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创新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为基本进路。构建该学科是现当代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要求，也将为经济史研究注入强大活力，把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史引出困境，走上持续繁荣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经济史；技术；社会；学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经济史都曾风光一时。然而同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后，经济史在地球的两端又先后“失宠”【1】,乃至陷入“危机”。【2】为挽救危机，学界作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给经济史研究增添了起色，局面有所改善，但危机警报至今仍未解除。笔者认为，要引导经济史走出危局，必须适应现代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构建技术-经济-社会史新学科。它将为经济史研究提供新视角、新领域、新路径、新范式，把经济史研究推向新境界，重铸经济史辉煌，并葆持续繁荣。
一、技术-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技术-经济-社会史是经济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从技术入手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的反作用。其中包括技术、经济和社会三个基本要素，各要素都有其特定内涵，又存在内在互动关系。
技术，是技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该科学的基础和研究的起点。该学科不研究所有的技术，而是研究对人类社会、某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技术。它研究技术的主要目的，不是弄清技术本身发展的过程和逻辑，而是研究技术如何组合资源从而形成生产力的过程及其规律，研究技术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影响，因此，技术-经济-社会史不同于技术史。
本学科之所以不像科学技术史或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学科那样，把科学和技术并列在一起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起点，而只将其中的技术作为研究基础和起点，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科学与技术之间虽有紧密联系，但二者存在“本质差异”，不可“合而为一”。【3】科学活动旨在认识世界，解释因果性，发现和阐明客观规律，增加精神财富，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技术活动则是设计方案、规定程序、实现功能、创造人工自然，达到利用和改造世界，增加物质财富，属于物质文明范畴。因此，把科学与技术相并列的提法是不符合科学要求的。第二，是技术而非科学构成经济社会的现实基础。无疑，科学对技术发明和创新具有重大作用，没有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技术革命。但科学却不能直接作用于自然界和物质生产，它必须转化为技术之后，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不论这种转化时间有多短，也不论转化形式有多隐蔽、二者间边界有多模糊。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指出的那样：不是科学，而是技术，才是“让科学与经济向前发展的根本。”【4】也正如经济学家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说：“有了技术之后，人就变了，人就从进化的产物变成了进化和变革的生产者，就从现存世界的理解者变成了新世界的创造者。”【5】因此，在直接意义上说，经济社会不是在科学基础上，而是在技术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技术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起点。“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6】，所以，技术成为本学科的基础和逻辑起点。
经济，是技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核心。一般说来，经济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在其中。但技术-经济-社会史不研究所有经济历史现象，而是研究其中受技术发展影响、建立于一定技术基础之上的经济现象，笔者称之为“技术经济”，是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提出的“知识经济”中的核心形态。这种“技术经济”至少有四层含义。一是技术与生产力各要素的结合过程。二是新技术革命形成的“由通用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原则所构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7】三是新技术扩散形成的新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模式和经济制度治理模式。四是建立在一定技术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和产品分配形式。因此，它既区别于一般的经济史，也区别于着重对研究技术的经济效果作宏观与微观项目评价的技术经济学。【8】
社会，是技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任何技术活动都是“在由各类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大系统内进行的，因而受到社会与环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9】同时，它又对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影响，成为一定社会及其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弄清经济发展规律，就不能离开对社会的研究，因而对社会的考察，就成为技术-经济-社会史的题中之义，也符合“从经济研究延伸到社会研究这一“国内外经济史研究共同的学术趋向”。【10】因此，它既不同于“以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及其相互作用”【11】或“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12】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也区别于在“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更区别于以上层建筑之外的由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社会史。【13】
技术、经济、社会三个要素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存在内在的互动关系。第一，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动力和引擎。因为它不但是近代特别是现代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中的“纽带和支撑”，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起着决定作用”，“是社会生产力的灵魂”，【14】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代表，决定着一定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产权形式、分配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和管理体制及其变革走向，成为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内在要素和主导力量”，【15】构成一定经济形态及其变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并由此决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6】第二，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为任何技术进步都是一定经济社会的产物，受社会与环境的约束和限制。不但新技术的发明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任何新技术应用也需要适宜的经济社会环境。第三，经济和社会对技术发展和再创新具有巨大反作用。一是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反过来给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并提供经济和人力支持，从而提供促进技术进步和再创新的动力。二是经济社会对技术的两面性加以控制和引导。技术既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具有危害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幅面作用。上层建筑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对技术的正面作用加以支持，对其幅面作用加以控制和引导，使技术更适合人类与国家的发展目标，促进技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概言之，一定重大的技术形成相应的“技术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技术社会”。其中，技术对经济与社会者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经济与社会并非被动的适应技术，而是对技术发挥能动的制约和反作用。三者互联互动，密不可分，技术是与经济相联系的技术、经济是在技术发展基础上的经济、社会是建筑于“技术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形成近代特别是当今社会技术、经济、社会互动运动过程。技术—经济—社会史就是研究历史上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新学科。
技术、经济、社会的这种互动关系，决定本学科以创新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为基本进路，并形成一系列具体的研究路径、方式和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它既反映历史唯物论，又反映了历史辩证法；既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反映了后者对前者能动的反作用；既强调经济基础性地位，也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而不是“生产力机械论”和“经济机械论”。 马克思就是运用这一范式，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并得出科学结论的，时至今日，这一研究范式仍未过时。当然，在十九世纪，技术对生产力还远未表现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强调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17】但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社会及其历史的切入点。二次大战后，技术的作用与地位越来越突出，成为连接生产力各要素的纽带和桥梁，成为第一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和主导因素。因此，把技术作为研究经济社会的切入点和基础，把历史唯物论研究范式发展为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是时代发展对历史唯物论的客观要求。技术—经济—社会史就是以这种创新了的历史唯物论范式作为研究的基本进路。具体来说可沿两条路经展开。
第一条路径，围绕一定技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展开研究。首先，以技术为切入点，研究一定时空范围的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各要素的要求和作用，弄清其是如何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生产资料、改进管理方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其次，研究建筑在一定新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是如何导致经济的新发展和新形态，如何决定和影响人们物质生活的变迁，从而弄清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再次，研究一定时期技术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从而弄清上层建筑和社会生活变迁的技术基础、经济基础和这种变迁的特点与规律。其中，包括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后果。
第二条路经，围绕一定社会环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作用与反作用展开研究。即把技术发展和应用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研究人文社会环境、人的因素、管理体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历史因素对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促进和制约作用，研究这些因素对技术的幅面效应的矫正作用，为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发挥其正面效应，避免和降低其幅面效应提供经验材料和理论指导。
上述两条路径，既有相对独立性，又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既可以遵循其中一条路径展开单向研究，也可以将二者连结，展开双向互动性研究。需要强调的事，本学科注重对问题作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因而双向互动性研究是其主要研究路径。
上述研究进路按研究工具不同，可具体分为三种分析方式。第一种是实然性分析。即根据史料，研究某重大技术对一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经济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制约和反作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抽象出规律性结论。这种方式适用于历史学方法的研究。第二种是应然性分析。即分析某重大技术的功能，对该技术应当引起的经济现象、这种经济现象应当引起上层建筑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它的正幅效应作出假设。然后，根据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形加以验证，以求对该技术经济、社会功能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及其实际正负效应作出判断，探求原因，总结规律与教训。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从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学科角度的研究。第三种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相结合分析。即把某项技术的功能与其发挥的实际情形结合起来，分析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及后者的反作用。当然，由于本学科的历史学特性，这三种分析方式的划分只是理论的抽象，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三者往往是紧密结合的。研究技术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不可能离开对技术内在功能的分析，因而必需应然性分析；对技术功能发挥的程度及其作用的分析和判断，必须以历史的实际情形作为依据，因而也必然使用实然性分析。所以，应然性与实然性相结合分析，是本学科的主要分析方式。
在研究实践中，可根据研究者的不同情况和旨趣，使用不同的具体范式：一是贯通性研究。即围绕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和经济社会对技术的制约作用与反作用进行一体化的贯通性研究。此范式适用于对技术、经济、社会等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的学者或不同学科团队的联合攻关研究。二是接力性研究。即在不同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后续性研究，以实现技术—经济—社会的连结贯通。如经济学根据本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技术对经济的影响；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在经济学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这种技术经济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变化。
以上研究进路与方法，可以适用于不同时空范围。在时间上，它既适用于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长时间、大跨度的通史研究，因为“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18】 ，并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适用于对某一时期的断代史，乃至某一时段的阶段性研究。如铁器技术对古代经济与社会、蒸汽技术对近代经济与社会、电力技术对现代经济与社会、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对当代经济社会的影响与不同时代经济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制约与反作用等。当然，在近代以前的自然经济时期，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远没有近代，特别是当代这样大、这样广，这样深刻。由此决定，技术—经济—社会史的主要研究范围是近代特别是当代，具有重点后移性特点。在空间上，它既适用于世界史、国别史的宏观研究，也适用于某个区域、乃至某个城市、企业、村域的中观和微观的区域及个案研究。
除使用上述一般进路和范式外，本学科还需运用不同学科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因为技术—经济—社会史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要求根据各自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本着“史无定法”原则【19】，运用相应学科理论和方法。如经济学要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反作用；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技术经济”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政治学运用政治学理论、方法研究“技术经济”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及其对技术、经济的反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本学科主张对技术之于上层建筑和社会生活影响的研究，要建筑在经济研究基础上，或通过经济这一中介。因为，任何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都离不开一定经济实力和制度的支撑，即使人们对日常技术产品的消费，也与消费者的经济状况相联系。
此外，本学科还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方法。如新熊彼特主义关于技术创新过程、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技术创新的市场体制、技术与企业经营的关系、技术对企业、行业、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方法；克莱因（S.Kline）和罗森伯格（N.Roserberg）的链环-回路模型（该模型把创新看作一个相互作用和反馈的往返过程）等。这些新方法的引进和借鉴，将提升本学科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二、技术-经济-社会史的功能与意义
经济史研究有三大功能：一是学科功能，即描述已逝去的历史过程，揭示历史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规律与发展趋势，促进学科发展；二社会功能，即通过历史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三是育人功能，即积累和创造知识，开阔人们视野，增长才识，培养人才。这些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决定着经济史研究的兴衰荣枯。技术—经济—社会史对充分发挥这三大功能，重振经济史雄风，并长盛不衰，具有重要意义。
（一）技术—经济—社会史具有强大的学科功能，为经济史学科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实现并葆持续繁荣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它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史的社会功能，使学科获得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在经济史三大功能中，社会服务功能具有根本性，它会使经济史获得自身发展的源泉，并为社会所青睐，进而促进学科繁荣和持续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强调哲学的功能时所说的那句震古烁今的至理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
经济发展是人口、资源、技术、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对这些因素的综合研究，或侧重其中某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发挥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然而，这些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均衡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某个因素起主导的、决定性作用。只有抓住这个主导因素，对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作出揭示和诠释，使经济史随着时代生活的步伐而常青不衰，否则，就会苍白无力。这一点被历史反复证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出现经济史的“黄金时代”，是因为经济史适应了当时世界性的制度变革的要求。在这个时期，由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弊端得到空前、充分的暴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制度变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西方国家放弃原所奉行的古典自由主义，实行承认政府干预的“新政”改革；中国等国家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经济史自诞生以来，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以至被李伯重“概括为经济制度史”。【21】当时经济史的这种特点，恰恰因为反映了这一阶段制度变革的时代要求，而踏上了史学界的“鳌头”地位。
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史之所以从巅峰中跌落下来并陷入危机，固然与当时“西方史学中计量方法的过度”使用而导致“经济史中的唯科学倾向”【22】和经济史学的分化（社会史独立）【23】存在紧密联系，但更主要的是经济史研究脱离了新时代的主动脉。20世纪70年代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由五六十年代的发明阶段发展到广泛应用新阶段，在八九十年代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和主导力量”，【24】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改变了世界面貌。然而，此时的经济史研究未能跟上时代变化，依然僵守于制度经济史的狭隘视阈，其“失宠”成为势所必然。
为摆脱困境和危机，学界做了多方面努力。主要是把经济史与其他专门史，特别是社会史“联姻”，并创建经济—社会史。英国经济史学会将自己的目标明确定位于“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史研究”，并把它看作“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 【25】。同时，一些学者积极探索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以其作为摆脱困境的突破口。应当肯定，这些努力扩大了研究视野和领域，使研究方法更为丰富，但遗憾的是，并未由此使经济史抓住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反而因研究领域向社会方面扩展而距之越来越远；并未由此找出克服危机的治本之策，反而因对引进的一些方法囫囵吞枣，导致经济史研究出现“空壳化”、“零碎化”现象。这就注定了研究领域扩展和方法的改进，只能给经济史注入了一些生机，而不可能引导它走出困境和危机
技术—经济—社会史为经济史摆脱危机，重振雄风，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它适应了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时代潮流，抓住技术发展这一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从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强大影响角度，审视经济特别是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源、特点和规律，不但能够大大提高学科真正的解释力，而且靠近现实，能够直接为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使其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经济史获得重新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跃上历史研究和学术发展的潮头。
其次，它有利于把经济史研究引入生产力深层，使学科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经济史研究不能不把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最终决定因素——生产力——作为主要对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经济-社会史，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只是抽取了其中关于经济的重要作用、民众是历史主角、把握历史整体和长时段研究的历史观点和方法，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撇在了一边，而长期把“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26】即使新中国建立后实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的中国经济史，也正如李根蟠所指出是“偏重生产关系”【27】，而未把生产力研究作为重点，以至于到90年代还在为生产力是否研究对象发生争论。显然，脱离了生产力这一主要对象，经济史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变成抽象的历史”，【28】就不可能揭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也就不能对社会发展与变迁作出深刻和科学的解释。这是经济史研究陷入危机的真正原因。
造成经济史不重视生产力研究的症结，一是把经济史对象误解为政治经济史对象，而把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未充分重视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并受知识结构的局限而把多要素组成的生产力看作难以介入的“黑箱”。技术—经济—社会史以其特有功能，为经济史把握主要研究对象，打开这个“黑箱”，深入生产力研究，提供了最佳切入点。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技术起着纽带和先导作用，居于决定地位，是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灵魂。抓住了这个关键因素作为切入点，就能从总体上统摄生产力的各个要素，把握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动因、性质和状况，从而把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的研究建立于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克服和避免被“空壳化”、“零碎化”的危险。同时，新技术是“历史的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9】它所引领的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经济史建筑在对先进技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就会跟随先进生产力发展步伐而长盛不衰。
再次，它可以使经济史获得更高程度的科学性。目前，史学科学化虽只初露端倪，很不成熟，却是令人称道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广泛使用、各种社会科学门类的理论与方法的渗透、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如建立大规模的数据集成，引入电脑模拟等技术手段等【30】。显然，这些都属于经济过程的外生变量，而技术则是经济增长主要的内生变量，并且技术的功能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预见性【31】和数据资料客观性与完整性（特别是微电脑技术革命发生后）的特点。经济史学家根据某种重大技术的功能及其对经济社会影响，可以得出具有参照性和可验证性的研究成果，把研究“客观性”的“弹性概念”，【32】变成“刚性概念”，从而把经济史的科学性提升到新高度，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技术—经济—社会史具有强大社会功能，为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首先，为创造适于新技术发展的制度与社会环境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技术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又受社会与环境的约束和限制。欧洲在古罗马时代曾有过许多技术发明，但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的黑暗统治，使科学技术在这里停滞了几百年。即使作为近代蒸汽轮机和现代喷汽动力的雏形的蒸汽反冲球，也只能成为供皇室玩耍欣赏的贡品。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发达，但因为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束缚而没有产生现代科技。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实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社会经济调节体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电机技术和合成化学等新技术的要求，使生产力获得了快速和相对稳定的发展，社会公平程度得到一定程度提高。但是，80年代后西方国家违背了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要求，把建立在纺织业机械化技术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推行于新技术体系下的经济治理，使金融投机泛滥，两极分化加剧，直接导致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些都说明，必须建立适合新技术要求的经济管理体制，否则，就会危害经济与社会发展。技术—经济—社会史通过分析历史上促进或阻碍技术发展经济和社会制度与条件，总结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为创造促进现代技术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提供理论支持。这对目前后金融危机时期改革金融和经济管理体制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
其次，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新生产力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软件支持。在现代生产力中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之间，“都以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作为纽带和支撑”，并“起着决定作用”，“是社会生产力的灵魂”。【33】技术进步使劳动者素质和劳动力的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也使生产资料的性能不断优化，从而使劳动效率不断提高，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代表。抓住了技术这个关键环节，按照先进技术的要求配置资源，实行制度体制创新、改革产权形式、调整分配形式、完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进行资本运作，就能实现生产力各要素的合理组合和不断优化，从而促进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促进经济快速协调发展。技术—经济—社会史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上特别是近当代以来技术与生产力各要素结合与优化的内在机制、形式、规律和经验教训，为转变增长方式，促进新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再次，为把握技术的两面性，取利避害，实现经济长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技术是把双刃剑，既可能是天使，给人类带来福祗，甚至拯救人类，又可能是魔杖，给人类带来灾祸，甚至毁灭人类。要人类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的正面效应，尽可能降低其幅面效应。对此，玛丽·居里（Marie Curie）夫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科学家都作过多次精辟论述。然而，近代以来人们在实践中并没有准确把握这种特点，而是匍匐于技术的“神杖”之下，任其把“双刃”发挥。一方面技术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摧残着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伴随着激烈地经济动荡和危机，处在发展——动荡——再发展——再动荡的怪圈之中。其原因正如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所指出：“每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以新型基础设施为特征”，容易引发“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对新型基础设施过度投资的狂潮”，【34】带来生产扩张，因而要求需求扩大。如果国家管制不力，分配不公，就会造成金融投机猖獗、生产盲目扩张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从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为摆脱经济危机，各国又都把科技突破和创新，作为最根本举措，但往往重视其对摆脱危机的作用，而忽视其对酿成新危机的危险，不能预见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新生产力对现存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的影响并及时做出调整，从而导致新危机发生，使世界经济难以摆脱经济周期率的困扰，走上长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要打破这种周期律怪圈，就必须把握技术的两面性，尽其利而避其害。要实现这一点，单靠科技本身不行。因为无论科学，还是技术，本质上都属“工具理性”。这种理性虽是人类理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人的独立性与进取性，对社会生活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也有重要作用，但它的功利性特征，使之不能正确解决价值理性问题。要解决价值理性问题，必须把技术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体系中考量；单靠经济学也不行，“高尚的经济学应当同高尚的伦理道德学结合在一起，”【35】并依靠制度和法律作保障，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确立合于人类价值理性的技术规则和制度保障体制，达到取利避害的目的。技术—经济—社会史从技术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架起了作为“工具理性”载体的技术和经济学，与承载“价值理性”的人文科学之间沟通的桥梁，并运用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分析历史上技术的两面性及其机能与表现，构建合于人类价值理性的目前和未来新技术的规则，从而为规避经济风险和避免经济危机，实现技术和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理论与经验支撑。
（三）技术—经济—社会史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为培养具有严格“工具理性”和高尚“价值理性”的科学人才提供广阔平台。
随着科技进步和实践发展，人类越来越超越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完整的“复杂性系统”，超越被人为分割而形成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体系以及各体系内部不同类别与学科的局限，【36】实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借鉴、相互交叉、彼此结合，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和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和必然趋势。这在客观上要求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既具有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科学素质，也具有价值理性、人文精神和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的综合性人才。而技术“一头与自然联系起来，另一头与社会联系起来”，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连接起来的“中介与桥梁”【37】。技术—经济—社会史通过技术媒介，将自然科学工作者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按照学科内在要求结合在一起，使自然科学家了解必要的人文社会知识，有利于他们增长人文理性，使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使社会科学家了解科学理性，增长自然科学知识，从而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家的联合研究和综合研究，提供合格的人才资源。
总之，技术—经济—社会史将为经济史研究提供新视角、新领域、新范式，推动其达到新境界，为促进当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为培养时代需要的具有现代科学研究综合素质的高层次人才做出应有贡献，从而给经济史研究注入强大活力和动力，并与经济史其他分支学科形成互补之势，把处于“边缘”和“危机”中的经济史引出困境，走上繁荣发展的坦途。
三、构建技术-经济-社会史的基础与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技术发展理论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经济史的影响之深刻和巨大，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否认。20世纪西方反对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 曾评价说：“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38】中国学界反对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胡适也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39】
然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唯物史观受到各种劫难和挑战，它对经济史的影响被削弱。但这些诘难与挑战，不能改变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不能撼动它作为中国经济史学，包括技术—经济—社会史理论基础的地位。
一些人试图以一些国家未经历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情况来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从而挖掉唯物史观的核心。事实上，只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本身方法要求和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分析历史，就会看到出现这种现象是毫不奇怪的。马克思认为，科学的过程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0】按这种把人类文明社会的“抽象规定”与“具体再现”相统一的方法论，审视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就会发现：从世界整体和实质看，人类社会是在一定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程度决定下，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顺序直线发展的，这是文明形态演进的总规律，是对历史发展的“抽象规定”。然而，从这个总规律的实现过程，亦即各个民族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看，却呈现一条曲线：新社会形态的发展，总是与迂回（新制度总是在旧制度不发达国家诞生）、跳跃（一些国家或地区跳过某一个甚至几个阶段而进入更高形态社会，而不一定一一循序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和挫折相伴随，但决不是无规可循，而是按照总规律规定的方向逶迤前行，为总规律的实现开辟道路。这是人类社会总规律的实现规律，是对历史本质抽象的“具体再现”。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五种社会形态” 总规律的直线前进的与其实现规律曲线运行的统一。【41】这足以解释一些国家没有经历某一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现象。
还有一些人试图以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来否定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这也是站不住脚的。马、恩根据19世纪实际状况，提出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直接动力观点，但这一观点是建筑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基础上的。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时期，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而局部调整了生产关系，中国等国家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的确使阶级斗争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新情况要求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对现时代社会发展主要动力问题做出新回答，答案就是技术创新与发展。马上就会看到，这种认识早被马、恩所洞察，也符合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符合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的“世界性共识”，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主要受技术水平制约的落后生产不能满足人们需要之间矛盾的现状。
可见，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经济史的理论基础是不可动摇的，技术—经济—社会史将这一科学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也是不可疑议的。
如果说唯物史观是技术—经济—社会史的最高层次的理论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技术发展理论则是其直接理论基础。首先，这一理论高度评价了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既包括科学的力量”，【42】但科学是以一般知识形态存在的，只有当科学并入生产,即转化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物化为具体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通过管理在生产结构中发挥作用时，它就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直接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43】其次，这一理论揭示了技术的两面性。指出：机器具有减少了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44】再次，这一理论阐明了技术转化成直接生产力要受社会因素及外部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技术和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认为经济发展“一旦形成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45】后来，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继承了马恩技术发展理论。虽然，这些理论中的个别论断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例如，马、恩曾认为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前者推动后者的发展。而以微电子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以来，技术与生产的传统次序发生了颠倒，是技术革命推动生产的发展，但这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技术发展理论过时。20世纪末，邓小平根据技术在生产力中日益突出的作用，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深刻揭示了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发展理论，为技术—经济—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依据。
有关经济学理论为该学科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观点。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知识存量的利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知识本身不是直接生产力，由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最终变成现实生产力。保罗·罗默（Paul M.Romer）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和决定因素。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也认为：创新是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认为迅猛的技术变革是一种主要的经济力量。克莱因（S.Kline）和罗森伯格（N.Roserberg）提出的技术创新的“链环-回路模式（Chain-linked Model）”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创新的起始点，科学、技术与经济以互动的方式贯穿于整个创新过程之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提出的“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 概念把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看作一个内在统一经济形态，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观点，虽有各自的局限性和缺陷，但对认识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可贵的启示意义。
有关学科的发展为该学科构建提供了宝贵经验。二次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重要性的日益凸现，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像雨后春笋般建立。如技术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科学技术政治学、技术经济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这些学科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在美国诞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更把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综合性交叉学科，并在发达国家已日臻成熟，在中国也有相当的发展。尽管，这些学科不是历史学科，而且与技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着力点和研究范式也不尽相同，但其中许多理论与方法可以借鉴。
相关研究成果为该学科构建提供了初步研究基础。如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等主编的《技术史》、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总主编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路甬祥主总编的２０卷本《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史大系》、路甬祥总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这些宏文巨著，不仅包涵比较系统、极为丰富的历史材料，而且不乏关于科技对经济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一些把技术与经济、社会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也并非鲜见。如罗伯特·金·默顿《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苔莎·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 马春文的《日本的技术变革：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还有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伊懋可（Mark Elvin）、白馥兰（Francesca Bray）、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等先后发表的关于中国史上技术发展与经济变化关系的论文。这些论著为考察技术、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方法和参考范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STS研究中心虽以理论和当代现实问题为关注重点，但其成果中也有涉及历史的内容，对构建技术经济社会史亦有积极意义。
虽然，上述理论与学术基础提供了构建技术—经济—社会史学科的重要条件，但构建该学科仍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程。因为该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广泛交叉和研究重点后移性的特点，使之成为经济史学科中难度最大的一个学科，无论是构建学科体系，还是开展这方面研究，都是高难度课题，需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下一番大工夫才能成就。
第一，充分利用时代条件，克服研究重点后移的困难。本学科把近代特别是现当代作为研究重点，打破了过去“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传统观念，这无疑会加大研究难度，但新的时代条件也给克服这一困难提供了可能。随着各国现代化程度提高，管理越来越规范，国家和各种实体及研究机构对资料工作的重视程度、资料保存和整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电脑技术在所有领域和工作中的普遍运用，越来越凸现历史距当今越近，资料记录就越规范、系统的特点。根据这些资料和手段，以长远的历史研究为背景，以技术虽具有的物性功能和可复制性的资料为基础，秉承“论从史出”的传统和技术所体现的理性精神，按技术本身的要求、功能和由此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其反作用的研究路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现实生活的浮躁之气，对当代问题，甚至于发生不久的问题做客观、深入的研究，使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紧密结合。比如根据二次大战后新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对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把80年代前西方国家实行的凯恩斯主义体制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和2008年金融危机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对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教训和互联网时代所要求的金融管理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分配体制等重要问题做出科学的结论。当然，这不否认对宏观问题的研究仍需时间的沉淀和微观研究的长期积累。
第二，把握学科性质，吸收相关学科经验，克服缺乏现成经验的困难。形成反映本学科本质和特点的学科理论与体系，是构建本学科的基石。应大胆吸收相邻学科中丰富的相关理论、方法，但其只能借鉴性吸收，而不能照搬。如技术经济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学，是本学科理论最为相近的学科，但它们毕竟是应用理论学科，迄今尚未建立有相应的史学学科。这些应用理论学科与作为历史学科的技术—经济-社会史性质不同，研究的理念与方法上自然有很大差别。
第三，重视学习、引进和交流，克服研究人员知识结构不适应的困难。技术—经济—社会史涉及自然科学众多学科的技术问题，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比较扎实宽厚的历史、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兼备的复合型、综合性人才。但是，目前经济史学界队伍主要是来自历史学和经济学，具有自然科学基础的人员如凤毛麟角；技术史队伍主要来自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有深入了解得同样少见。研究队伍知识结构的这种不适应性，将严重阻碍技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改善。为此，需要经济史青年学者努力学习、补充自然科学知识；引进自然科学专业毕业但具有一定历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基础和兴趣的新人并加以培养；还要加强经济史学界与自然科学界的交流与合作。这样，经过长期努力，逐步建立起一支适应新学科研究所需要的优秀人才队伍，为深入开展技术-经济-社会史研究，摆脱危机，重铸经济史辉煌，提供人力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06bzs0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侯建新：《西欧崛起：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及相关学科》，《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
【2】李伯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3】邹承鲁、王志珍：《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科技日报》2003年8月5日。
【4】布莱·恩阿瑟：《谁引领社会进步：科学还是新技术？》，载《纽约时报》10月20日。
【5】参见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思想无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2页。
【7】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8】龚业明、蔡淑琴：《我国技术经济学的发展与展望》，《光明日报》1999年7月2日。
【9】李醒民：《科学和技术异同论》，《自然辨证法通讯》2007年第29卷第1期。
【10】龙秀清：《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历史》2002年1期。
【11】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2】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3】张乃和：《经济社会：经济-社会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12月。
【14】杨承训、承谕：《一条重要的经济规律——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民日报》1999年2月23日。
【15】温家宝：《认真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开创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局面━━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www.XINHUANET.com2006年01月12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页。
【18】李醒民：《科学和技术异同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1期。
【19】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1987年第6辑。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1页。
【21】李伯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
【22】侯建新：《西欧崛起: 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及相关学科》，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3】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24】温家宝：《认真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开创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局面━━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www.XINHUANET.com2006年01月12日。
【25】侯建新：《经济-社会史——整体的和民众的历史》，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6】李伯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
【27】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5期。
【28】赵德馨：《重提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2页。
【30】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1】邹承鲁、王志珍：《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科技日报》2003年8月5日。
【32】王学典：《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3】杨承训、承谕：《一条重要的经济规律——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民日报》1999年2月23日。
【34】见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 期。
【35】温家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答记者问》，www.XINHUANET.com 2010年03月14日。
【36】成思危：《试论科学的融合》，《光明日报》1998年4月26日。
【37】吕乃基：《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的科学技术》，《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2期。
【38】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39】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41】贾俊民：《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社会主义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4期。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22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版，第485页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 07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