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史的一桩公案——蓝文卿舍田宅建雪峰寺传说辨伪
【内容提要】唐末福州侯官蓝文卿舍大量田宅建立雪峰寺的记载，被广为引用，建构起各自在唐代经济史、佛教史、地方史、畲族史上的理论。但有关蓝文卿舍田业的种种说法只是一种传说，最初出现于明万历末年。证诸唐宋时期可靠的僧俗文献及畲族历史，并与《雪峰寺志》的其他相关记载互勘，完全可以证明其说之伪。因此，由这一类传说支撑建构起来的相关理论，应该重新审视，唐代经济史、佛教史、福建地方史和畲族史的这段史实，必须加以澄清。
【关键词】唐代；经济史；蓝文卿；舍田宅；传说；辨伪
一、问题的提出
明代中叶以后，福州地方文献中出现的唐末蓝文卿捨田宅建雪峰寺的记载，在唐代经济史、寺院经济史、福建地方史和畲族史的论著中被广泛使用。著名福建地方史家、已故朱维幹先生在《福建史稿》论及唐代土地兼并，首先引用了明人王应山和徐火勃关于此事的记载，论述唐代福建已有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并存在庄园经济：
到了唐末，福建有田连歼陌的大地主。
明徐火勃纂《雪峰志》(雪峰祟圣禅寺，在福州西北)附载蓝文卿舍田宅为梵宇的遗嘱，有两次施舍：
第一次在咸通十一年(870年)施舍，屋宇亭榻三百余间，米仓十二间，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头。诸庄田土地林界，各有契书分明，其田总计二千五百八十石有零，收米一万一百石有零，又税钱二十四贯有零。
第二次在咸通十二年，遣男应潮再舍田庄，《雪峰志》没有载明项目。
明王应山《闽都记·雪峰》条说：蓝文卿舍田七千余亩，房屋五百间，诸物称是，雪峰遂为南方丛林第一。
蓝文卿施舍庄田二十所，足见唐代福建有庄园经济，有田连歼陌的蓝文卿，就会有无数贫无立锥的佃客。[1]
朱维幹先生此论一出，许多论著都把王应山和徐火勃之说视为最珍贵的史料，相关论述接踵而起。林国平以之论证唐代福建寺院经济势力雄厚，他在《福建古代佛教的兴衰嬗变》一文中引用《雪峰志》卷8《纪艺文》的材料说：
唐末福建一些寺院就拥有土地，个别寺院的土地占有量还相当大。最典型的是闽侯雪峰寺，檀越主蓝文卿舍房入寺“三百余间，米仓十二间，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头。诸庄田地山界林，各有契书分明，其田总计二千五百八十石五斗有零种，收米一万一百石有零，又税钱二十四贯有零。……辛卯岁十月，又遣男应潮再舍田庄，……蓝应潮，弟应辰共将本业净入雪峰常住”。[2]
紧接着，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也以这一材料论述唐代福建的土地兼并及地主庄田的规模，该书写道：
福建的地主庄田也有相当的规模，《雪峰志》记载：唐咸通十一年（870），大地主蓝文卿将“所居屋宇亭榻三百余间、米仓十二间、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头，诸庄田地土林界，各有契书分明，其田总计二千五百八十石五斗有零种，收米一万一百石有零，又税钱二十四贯有零”全部施舍给雪峰寺。咸通十二年，“又遣男应潮再舍田庄”。可见唐代福建土地兼并已相当严重，到了唐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地主田庄。[3]
而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则以之论述唐代福建佛教兴盛，寺院规模大。其书第二章《隋唐时期福建佛教》第一节“隋唐时期福建寺院的兴造”引述徐火勃《雪峰志》和王应山《闽都记》的上述材料，认为：
闽侯雪峰禅院（即今雪峰崇圣寺）规模就更大了，从蓝文卿等人的施舍可见一斑。蓝文卿与大男应潮于咸通十一年（870年）舍屋宇亭榻300余间，米仓12间，庄田20所，水牛360头。诸庄田土地林界，各有契书分明，其田总计2580石5斗有零。咸通十二年（871年）又遣男应潮再舍田庄（数目未详）。……据说蓝文卿共“舍田七千余亩，房屋五百间”。在诸方的施舍中，以蓝文卿为最，对雪峰禅院的繁盛所起的作用也最大，所以，明代人王应山认为，雪峰禅寺获得蓝文卿的施舍，“遂为南方丛林第一”。其常住僧“冬夏不减一千五百”。[4]
直至近年来，仍有学者引用所谓蓝文卿舍田资料作相关论述。如杨际平以之论中晚唐五代非身份性地主的占田情况曰：
非身份性地主占田情况少见记载，偶见一些事例，其占田有的也很可观。如……徐火勃《雪峰志》卷八《舍田宅为梵宇遗嘱》记，咸通十一年(870)，蓝文卿舍“庄田二十所”，面积不详，从其用谷种2585．5石，岁收租米10100石看，所舍土地应在100顷上下。[5]
徐晓望则以之论证唐末福建出现了大土地所有制，而不太可能实行均田制：
福建若实行均田制，土地兼并不会很厉害，而福建在唐代业已出现大土地所有制，唐末，古田县有一位名为蓝文卿的大地主，拥有“屋宇三百余间，米仓十二间，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头，诸庄田地各立契书分明，岁收米一万一百石”。[6]
此外，还有人据此资料重新构建畲族史（说详下文）。足见有关蓝文卿舍田建寺的这一传说，在唐代经济史、佛教史与寺院经济史、福建地方史、畲族史上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一条材料，最初仅见于明万历末年的私人记载，而且私家记载出现后相当一段时间，虽有某些府县志摘录了其部分内容，但重要的官修方志如乾隆《福建通志》仍未予采信，不载其说。那么，这则材料的真实与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不能不认真加以辨明。
二、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的来历
传说中蓝文卿舍田宅所建福州闽侯雪峰寺，并不是一般的小寺院，而是禅宗的重要丛林，其开山祖师义存，不但深受唐末五代福建最高当局的敬重，对于当时福建的政治、文化有巨大的影响，而且与后来形成的禅宗五家中的云门、法眼二宗俱有师承关系：义存弟子文偃创造了云门宗；义存弟子玄沙师备传罗汉桂琛、桂琛传法眼文益，文益创造了法眼宗。因此，唐宋时期编纂的福建地方史乘、佛教史志、灯录和时贤文集对义存大师及雪峰寺多有记载。如五代闽国士大夫黄滔，是义存的同时代人，所撰《雪峰真觉大师碑铭》[7]，对于义存如何建立雪峰寺，如何先后受到福建历任最高长官韦岫、陈岩、王审知的钦重和护持，都有详赡的记述，史料价值极高。此外如五代的《祖堂集》，北宋的《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南宋的《淳熙三山志》、《直斋书录解题》、《五灯会元》，元代的《佛祖历代通载》等，对义存和雪峰寺也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但是遍考这些文献，都只字未提及蓝文卿舍田建雪峰寺一事。甚至到明代中叶，像弘治年间成书的《八闽通志》、正德年间及万历前期成书的《福州府志》，还有万历三十四年（1606）成书的《古田县志》这类志书，仍了无关于蓝文卿舍田的记载。
现在所见蓝文卿舍田一事，最早见于明万历四十年侯官人王应山的《闽都记》，其文曰：
唐乾符间，僧义存者至武陵，传法于五祖德山，还闽居芙蓉山石室，其徒猬集，于是得象骨峰，里人谢仿辈诛茅为庵，于凉映台北迎存来住，……其徒益盛，至无所容，乃去庵三百步经营建寺。里人蓝文卿舍田七千余亩，房室五百间，诸物称是，遂为南方丛林第一，赐号真觉。[8]
次年，（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福州知府喻政主修的《福州府志》，关于雪峰寺有如下简略记载：“久之，其徒益盛，无所容。时长者蓝文卿施田七千余亩，乃建寺。”[9] 这是方志首次收载此事。
上述《闽都记》和万历癸丑《福州府志》所记，说的是义存、行实等建庵在前，蓝文卿施田宅在后。及至明末，在闽县人徐火勃的笔下，却是一开始就缘于蓝文卿舍田宅，义存等才得以建庵。《徐氏笔精》卷7《雪峰檀越》条曰：
雪峰祖师初至福州，求一基庵弗得。侯官人蓝文卿指门首池畔大枯树下草庵，与师居之。唐咸通十一年，见四方云衲奔凑，难安广众，将所居屋宇三百余间、米倉十二间、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头，诸庄田地各立契书分明，岁收米一万一百石，尽舍入常住，建大梵刹，即今之雪峰寺也。乾符二年，闽忠懿王具奏僖宗，敕号禅师“真觉大师”，封檀越蓝文卿明护侯王、男蓝应潮通佑神君。今护法伽蓝实文卿父子也，历数百年香火不绝，使当时不发心舍此，谁其逼之？文卿不难一决，不惟获福田利益，而寺存则香火永以不坠。今之擅文卿之富者不乏，其家产留以遗所不知之何人，至于布施，锱铢悭惜，悲夫！悲夫！[10]
而在徐火勃等纂辑的《雪峰志》中，竟收载了蓝文卿的《舍田为梵宇遗嘱》。现在学者引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一遗嘱，事关重大，故不避文繁，移录于下：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三月十一日，真觉见状报相见，文卿相见毕，问：“何处僧？”真觉启复云：“某系泉州人氏，俗姓曾，剃发于莆田玉寺礀寺，出家得度。遇会昌沙汰，复到本州芙蓉山，礼宏照训禅师祝发。遂往幽州，受戒参学，授法于德山鉴禅师。但某特来求一庵基。”蓝文卿遂指门首池畔，有大株枯树下，卓庵与师居之。次年三月一日，文卿与男应潮、女婿陈伴同游柽洋庄，望其林木秀茂，遂与里人谢傚、方训等商议，此处宜建宝刹，系圆峰凉应台之北，迎师居之。由是四方云衲奔凑，初有一十三人，见其屋宇窄狭，难安广众，文卿与妻杨大娘商议：“汝可领小男应辰，往茆洋井黄坪庄居住。我与大男应潮，将所居屋宇亭榻三百余间、米仓十二间、庄田二十所、水牛三百六十头，诸庄田地土林界，各有契书分明，其田总计二千五百八十石五斗有零种，收米一万一百石有零，又税钱二十四有贯有零。文卿与男应潮、女婿陈伴、僧男守远请忠懿王就此建大梵刹。”师伯行实明地理，破天荒，立山门，放水路，原始要终，其功不浅。将古尼寺移居雪峰，男批历为记。向后子孙收受遗嘱，我去世，如见山门主首僧行，宜相加敬，不可干扰。忌辰日不请入院烧香。但经我遗嘱文赴官照拨，入山林斫牛草、柴木不得干栏。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月，又遣男应潮再舍田庄，经官判据开给福州侯官县永靖乡加祥里蓝应潮、弟应辰，共将本业净尽入雪峰常住。咸通十三年壬辰岁，斩草择地为蓝田境，造庄屋，开耕为田，受种二百六十石，官米八十石，亲书此照。乾符二年乙未岁三月十四日，忠懿王具奏僖宗皇帝，降赐敕号“真觉大师”，仍封檀越主蓝文卿威武军节度使、明护侯王，男应潮通祐神君，僧弟大悲贤圣护佛正法。当年六月初十日降院额。乾符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蓝大王薨，合寺徒众塑王像为土主，安放供养。杨大娘同年四月归寿，葬于太平庄后，地名下田庄前嘉陇。[11]
按《雪峰志》初刊于明崇祯五年（1632），晚于《闽都记》及万历癸丑《福州府志》约二十年，而内容却繁复得多，其来源不应出自《闽都记》和万历癸丑《福州府志》，应另有所本。在徐火勃之后，又有居士林弘衍于崇祯年间编著《雪峰义存禅师语录》，也记载了蓝文卿舍田建雪峰寺之事，比《雪峰志》所载简略而不出其范围。王应山、喻政、徐火勃、林弘衍的时代，距雪峰寺建寺均已有七八百年之久，他们所记于前此文献无征，却能如此详赡具体，按照明后期以来地方文献记载某一家族事迹的通例，应是“据家谱书之”[12]，即採自有关家族的记载。据《徐氏笔精》所记，雪峰寺“护法伽蓝实文卿父子也”，然则蓝氏家族早已在雪峰寺确立了护法伽蓝的地位，其家族定然已经相当发达，族谱、族田之类家族文化的要素定然已经十分完备。由此不难推测，在明代佛教严重世俗化与社会普遍佞佛风气的推动下，雪峰寺与侯官、古田一带蓝氏家族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共同制造了蓝文卿父子为雪峰寺大檀越的传说，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由此应运而生，蓝文卿、蓝应潮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雪峰寺的护法伽蓝。这应是所谓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产生及流传开的背景。[13]而喻政、王应山、徐火勃、林弘衍等人关于蓝文卿舍田宅建雪峰寺的种种记载，都应本自蓝氏族谱中的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区别只在于有的是全录，有的是节选，而且节选有详有略而已。
梁启超先生指出：“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14]本来，梁启超先生所论，完全适用于所谓的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但或许有人会说，家谱、族谱之类，宗族所宝，秘不示人，所以长期不为外界所知，亦不足为怪。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稽核雪峰寺建寺时期可征信的史实，考察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的真伪。
三、从可信史实证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之伪
以雪峰寺建寺时期可征信的史实为参照系，并以同一本《雪峰志》“真觉大师年谱”的相关记载与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下称《遗嘱》）对勘，《遗嘱》的谬误比比皆是。兹仅就其荦荦大者，考述如下：
《遗嘱》开篇第一句称：“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三月十一日，真觉见状报相见”。这里出现义存法师的赐号，就露出了《遗嘱》作伪的痕迹。按《舍田为梵宇遗嘱》既是蓝文卿的遗嘱，那就是蓝文卿生前所立。据本《遗嘱》，蓝文卿卒于乾符三年（876）十一月十一日，而义存获得“真觉大师”的赐号是哪年呢？黄滔《福州雪峰山故眞觉大师碑铭》记其事曰：“乾符中观察使京兆韦公、中和中司空颍川陈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饮，交使驰恳，师为之入府，从人愿也。其时内官有复命于京，语其道其侪之拔俗悟空者，请蜕浮华而来剃。僖宗皇帝闻之翰林学士，访于闽人陈延郊，得其实奏。于是圣锡眞觉大师之号，仍以紫袈裟俾延郊授焉。”[15]赞宁《宋高僧传》所记与此略同。既然僖宗赐义存师号在中和间福建观察使陈岩请义存入府传道之后，则义存得此师号时间不得早于中和年间甚明。而《雪峰志》“真觉大师年谱”记载得更明确：“中和二年壬寅（882），是岁，有内官自闽回京，言师之道德。钦承禧宗皇帝诏福州所司具师道行。时闽士陈延郊疏其实以奏。赐号真觉大师并紫袈裟。[16]中和二年上距蓝文卿去世的乾符三年已有六年之久，其事怎么可能出现在蓝文卿的遗嘱里呢？
《遗嘱》又言：“真觉启复云：……但某特来求一庵基。”考黄滔《福州雪峰山故眞觉大师碑铭》，义存上雪峰山，是在同学行实的要求下，于咸通十一年[17]“秋七月穿云蹑藓陟险升幽”而至，初到之夕，“山之神果效灵，翼日岩谷爽朗，烟霞飞动，云庵既立，月构旋隆，天下之释子不计华夏趋之如赴召。”[18]山神效灵之说带有神秘色彩，或许是暗指当地土著居民帮助建庵，但其年七月义存、行实等已在雪峰山立庵，并已引至许多佛徒来此拜义存为师，是明白无疑的。宋《淳熙三山志》也保留了行实立庵的记载，曰：“初，僧义存……归闽，居芙蓉山石室。其徒猬集。有同学行实者，为相胜概，曰：宜若鹫岭侯江乃可。于是得象骨峰，形势极高，根蟠四邑，未冬或雪，当夏无暑，乃与里人谢傚辈诛茅为庵于映台北。”[19]《雪峰志》“真觉大师年谱”记此事，则曰：“十一年庚寅，师年四十九。是岁暮春，行实以象骨峰诣诸耆旧，求卜精蓝。时山之东信士方训、谢效、陈佐竞为缘首，愿奉祇园，而洪元表亦以财施，遂创庵于柽洋凉映台之北，迎师居之。”又曰：“先是，行实买庵基于方训，方以山林为施，而谢效、陈佐亦乐舍资财。自是檀度辐辏，置田业濅广矣。”[20]两种记载，关于创庵时间，一说秋七月，一说暮春，略有歧异，若说从暮春找耆旧商量，到诸信士出钱、出地、出力创庵，至秋七月庵成，尚能说得过去。关键是出钱出地出力的信士，唐宋以来各种文献记载只有方训、谢效、陈佐、洪元表，并无蓝文卿之名，林弘衍所编年谱所记相同。《遗嘱》把创庵之功归于蓝文卿，而说义存亲自来求一庵基，是无视当时义存已有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的史实。
《遗嘱》又云：“文卿与男应潮、女婿陈伴、僧男守远请忠懿王就此建大梵刹。”且此事在“咸通十二年（871）辛卯岁十月”之前。实际上“忠懿”是王审知死后的谥号，考正史和当时留下的碑刻，审知“同光三年（925）卒，年六十四，谥曰忠懿”。[21]则当咸通十二年之时，王审知不但没有忠懿王的称号，且虚龄才十岁，尚未随兄起兵入闽，何来“请忠懿王就此建大梵刹”之事？
《遗嘱》又云：“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月，又遣男应潮再舍田庄，经官判据开给福州侯官县永靖乡加祥里蓝应潮、弟应辰，共将本业净尽入雪峰常住。”按侯官县所辖乡，唐代无考，宋明时期则下辖十乡，其中只有永安乡，而无永靖乡。据《淳熙三山志》，永安乡在“县西北百六十里”，有“嘉祥东里，大湖洋”[22]，即雪峰山所在之地。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亦载侯官县辖十乡，其永安乡“二十八、九、三十都，距府城一百一十里。宋嘉祥东里”。[23]这也正是雪峰山所在地。可见《遗嘱》所谓“永靖乡加祥里”，乃永安乡嘉祥东里之误。致误之由，殆因《遗嘱》的编造者不谙古时侯官县行政区划。
《遗嘱》又云：“乾符二年乙未岁三月十四日，忠懿王具奏僖宗皇帝，降赐敕号‘真觉大师’，仍封檀越主蓝文卿威武军节度使、明护侯王，男应潮通祐神君。”此段谬误最多，一一揭示于下：
1.如前引黄滔碑铭所言，义存法师受僖宗封“真觉大师”赐号，乃是“内官有复命于京，语其道其侪之拔俗悟空者，请蜕浮华而来剃。僖宗皇帝闻之翰林学士，访于闽人陈延郊，得其实奏。于是圣锡眞觉大师之号，仍以紫袈裟俾延郊授焉。”也就是说，最先是某个宦官把义存的道行和声名传到京城，僖宗通过翰林学士得知情况，又询问了在朝为官的福建人陈延郊，情况落实无误后，封给义存“真觉大师”的赐号的。《遗嘱》所谓“忠懿王具奏僖宗皇帝”云云，前提是“忠懿王”即王审知在敕封义存赐号时已主福建军政。然而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随王潮自光州入福建在光启元年（885），王审知攻下福州则在景福二年（893），王潮死后王审知以威武军节度使名义主福州军政更在光化元年（898）三月之后[24]。姑不论“忠懿王”的谥号是王审知死后才有，即以王审知执掌福建或福州军政而言，上距义存得到“真觉大师”赐号的中和二年已有16年之遥，《遗嘱》硬把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扯在一起，即此一端，可知其伪！
2.“封檀越主蓝文卿威武军节度使”云云，也是天方夜谭。按唐代节度使都是手握重权独当一面的藩镇，到了唐末，那些起兵割据一方的权臣或造反首领也往往被授予节度使头衔。蓝文卿是这样的角色吗？具体就威武军节度使来说，朝廷承认王潮对福建的实际统治，升福建为威武军，并“以观察使王潮为节度使”，是在昭宗乾宁三年（896）九月庚辰；王潮死后，王审知于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被任命为威武军留后，同年十月癸卯实授威武军节度使。[25]蓝文卿死于乾符三年（876），而威武军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设立，即使他有天大的功勋，也不可能被封为威武军节度使的！
3.王审知在蓝文卿死时尚未入闽，则说其奏请僖宗封蓝文卿“明护侯王，男应潮通佑神君”，以及《遗嘱》称蓝文卿为“蓝大王”云云，自然也是子虚乌有。需要说明的是，“明护侯王”、“通佑神君”之称，通常是封神时用的称号，以宋代最为常见，在《宋会要辑稿》里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对活着的人封王，在唐代极为罕见，尤其是异姓封王，唐末以前只有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破例被封为汾阳郡王。蓝文卿、蓝应潮偏远荒陬之地的一介小民，生前怎么可能被封为侯王、神君呢？况且，《遗嘱》应是死者生前所立，怎么可能出现“蓝大王薨”以及其后其妻去世葬于某地之类内容呢？
综上所述，《遗嘱》内容与可征信的史实大相抵牾，正如黄宗羲指出的：“氏族之谱……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抵牾正史，徒贻嗤笑。”[26]其不可据信，无须多言。
四、从畲族史看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之伪
蓝文卿后来被侯官、古田等地畲族奉为祖宗，但从畲族史的角度来看，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众所周知，早期畲族多居住于深山或丘陵地带，生产力落后，过着刀耕火种、不断迁徙的游耕生活。这种情况，直至明末清初都没有根本改观。顾炎武描述粤东畲族的情况说：“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27]。福建畲族情况也差不多，顾炎武描述漳州畲族曰：“漳瑶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亦以盘蓝雷为姓，随山种插，去脊就腴，编荻架茅为居。”[28]清初范绍质《瑶民纪略》记述闽西畲族曰：“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焉。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牗。”“种山为业，……粪田以火土，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耔而获。”[29]谢肇淛记述闽东畲族情况曰：“值畲人纵火烧山，西风甚急，竹木迸爆如霹雳。”[30]迁入浙南的畲族，“刀耕火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丽水地区《畲族志》记述当地畲民1949年以前的生产状况说：（畲民）“结庐深山，白手起家，只能沿用刀耕火种之法，垦山种粮为生。”[31]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果唐乾符间侯官县果有蓝文卿其人，如果他果真是被后世侯官、古田等地蓝姓奉为祖先的畲族先人，怎么可能拥有田连阡陌的大片土地，又怎么可能还拥有数额巨大的庄宅实行庄园经济经营呢？
早年畲族经济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不税不役”。其所以能够“不税不役”，畲民自己提出的根据是其始祖盘瓠有大功于国家，又娶高辛帝三公主为妻，是驸马爷，所以皇帝御赐《抚瑶券牒》，准其“永免差役，不纳钱粮，永为乐也”。[32]实际上其存在的客观依据是畲民生产力低下，游耕不定，封建政府难以使其缴税服役。无论如何，诚如宋人刘克庄记述的，“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33]明清时期，有些畲民已被纳为编户，但对于这种纳为“版籍民”的畲民，大体上还是采取特别优厚的赋税办法。如明代，“国初设抚瑶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赋，赋论刀为准，羁縻而已。”[34]。清代承袭了明代对畲民的赋役制度。某些地方间有这种制度受到破坏的情况，官府往往出而加以纠正。如乾隆年间霞浦县有些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官府便出示永禁，申明“高辛皇帝敕居山巅，自食其力，不排差徭，历代相沿，由来已久”，因而“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畲民差徭”，并勒石立碑，公示永远保存。[35]仙游县博物馆所藏一方清雍正五年（1727）的碑刻，提供了莆仙地区类似的案例，碑文曰：“畲民原无一定住籍，散□自食其力。沐历代洪恩，载入流人册内，概免一切差徭。如福州各属畲民，现有勒石优免。独兴属□例，动欺孤丁单姓，诸色杂差丛集，畲民是以疲于奔命。……幸蒙本县正堂加一级萧，照例具详，并飭示禁在案。”[36]总之，对畲民实行“不税不役”或“量纳山赋”的特殊赋税政策，是迄至明清历代封建官府的一贯政策。而被奉为畲族先人的唐乾符间侯官人蓝文卿，其田园庄宅却要与一般民户民田一样缴纳钱粮，岂非怪事？
由蓝文卿、蓝应潮父子尽舍田业给雪峰寺的故事，又衍生出侯官蓝氏向外迁徙的传说，也与畲族迁徙史大相径庭。让我们首先看看乾隆《古田县志》的相关记载：
蓝文卿，字汝弼。豪迈富家赀，有子八人。唐咸通中，有僧真觉者，与其众十三人造门求一驻锡处，即指池畔枯木下草庵使居之。逾年，云衲奔辏，屋宇狭不能容，徙黄平庄，以田二千五百八十五斗种，收米万一百硕有奇，住屋亭榭三百余橺，米仓三十所，田庄十二所，牛三百六十口施之。请于忠懿王，即故居建寺，额曰“雪峰”。次子守远生，有夙根，即其寺祝发焉。乾符二年，忠懿王上其事僖宗，封真觉大师，仍封檀越蓝文卿为威武军节度使。三年，再施田庄，赀为之罄。真觉指一牛嘱曰：长者自有福地，第乘之，视所憩处。至蓝洞，而牛化为石，遂家焉。今十七都富达村是也。[37]
这里说的是蓝文卿本身迁到古田，成为古田富达畲族村的开基始祖。但后来畲族民间传说，却说迁到古田的是蓝文卿长子蓝应潮，其他多个儿子分迁到闽西、闽南、江西、浙南各地开基，成为当地蓝姓畲族之祖：
（蓝文卿把田业都施舍给雪峰义存后，在义存师傅的指引下）“蓝氏众小郎，便决意骑上白牛上路，独有五郎（立慧）不走，留下来做和尚。不久，众兄弟择日上路了。大郎到了古田富达，二郎奔漳浦，三郎走江西，四郎下汀州上杭，六郎住闽清甘棠里，七郎早亡没有结果，八郎北上浙江丽水。他们所到之处，都能艰苦创业，勤劳开发，经历了一千七百多年，处处都聚成大村大族，也都认雪峰做发祥地，相互之间都说是雪峰蓝氏一脉。”[38]
稍具畲族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畲族的发祥地和早期聚居地在闽粤赣交界的山区，迫于战乱、灾荒和封建统治者的压力，才由闽粤赣交界处向外迁徙。“其迁徙路线是沿海岸，即从闽西南至闽南至闽东”[39]，再继续迁往浙南、安徽等地。然而，上述传说提供的畲族迁徙路线，却是以侯官为始迁地，古田、漳浦、江西、闽清甘棠里、汀州上杭、浙江丽水等地的蓝姓畲族都是由侯官迁去的。其始迁时间则是唐乾符年间。若说古田、闽清、浙江丽水的一部分蓝姓畲族由侯官迁去，还说得过去，把闽西上杭、闽南漳浦和江西的畲族也说成是侯官迁去的，那就完全混淆了畲族外迁的动因，混淆了畲族源与流的关系了。
畲族史还告诉我们，唐宋时期是畲族的酝酿形成时期，其时畲族尚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地带，尚不存在外迁的问题。迨至宋元以后才出现外迁的动因和外迁的行动，明代中叶以后外迁的情况才普遍和频繁起来。若按上述《古田县志》所记，唐后期畲族就从福州（侯官为福州附郭县）向闽西、闽南、江西、浙江迁徙，且其迁徙并非迫于战乱、灾荒及封建统治者的打压，而是出于敬佛的慈善心把巨大家业散尽而外迁，那么一部畲族史就得改写。然而，畲族史有关畲族自闽粤赣交界区域向外迁徙的论述，乃建立在众多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蓝文卿尽舍田业而诸子外迁的传说破绽百出，非但不能颠覆现有的畲族史，只能暴露出本身的虚构不实而已。
五、结语
明末以来关于蓝文卿父子舍田业建雪峰寺、其诸子分迁各地的故事，曾获得现代众多学者的采信，由此建构起各自在唐代经济史、佛教史、寺院经济史、畲族史、福建地方史等领域的诸多论断，影响极其深广。本文征引唐宋时期正史及其他僧俗文献的可靠史实，还以徐火勃《雪峰志》自身的相关记载与《舍田为梵宇遗嘱》的内容互勘，并以畲族史的公认史实为参照，证明蓝文卿《舍田为梵宇遗嘱》及相关传说是后世伪托假造的材料，不足据信。由此希望相关学者重新检视自己的论述，得出新的认识；也希望整个学界都重视这个问题，澄清相关各领域唐末这段历史的真相。
注释：
[1] 朱维幹:《福建史稿》第七章第五节，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132页。
[2] 载郭天沅主编《文献史料研究丛刊第三辑》，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3] 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第二编第二章（戴显群执笔），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143页。
[4] 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3页。
[5] 杨际平：《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6] 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隋唐五代》，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7] 此文现存，见《黄御史集》卷5。
[8] [明]王应山：《闽都记》卷22，《郡西北侯官览胜·雪峰寺》，清道光十年重刻本，求放心斋藏版，第6页。按王应山此书是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其《湖山纪胜》的基础上增删润色而成。
[9] 万历《福州府志》卷74，《僧寺》，见《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2册，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899页。
[10]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6册，第519页。
[11]徐火勃等纂，周书荣点校：《雪峰志》卷8，《艺文》，第75—77页，雪峰崇圣禅寺2008年编印。
[12] 明后期以来的地方志等乡邦文献，盛行採录家谱、族谱记载的风气，如康熙《漳州府志》卷19、乾隆《漳州府志》卷24《宦绩·陈元光》条，所附纂者按语皆曰：“前志据家谱书之”。
[13] 古田富达村的蓝氏族谱，因火灾及“文化大革命”的人为祸害多次被毁，现已不存，蓝文卿舍田业传说在族谱的原始表现情形惜已不能详考。
[1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民国丛书》影印出版，上海书店1989年版。
[15]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黄御史集》卷5，《福州雪峰山故眞觉大师碑铭》。《宋高僧传》“唐福州雪峰广福院义存传”此段文字略同，惟“师为之入府”句作“存为之入府”，“请蜕浮华而来剃”句作“请蜕浮华而来脱屣”，“圣锡眞觉大师之号”句作“乃锡眞觉大师之号”。见“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本”，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16] 周书荣点校《雪峰志》卷3，真觉大师年谱，第23页。林弘衍《雪峰义存禅师语录》附录的“雪峰真觉大师年谱”有关文字略同。
[17] 碑铭交待是行的年份曰：“始則庚寅逮於乙未師以山而道侔山以師而名出”，庚寅即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
[18] 《黄御史集》卷5，《福州雪峰山故眞觉大师碑铭》。《宋高僧传》所记略同，应即本自黄滔《碑铭》。
[19]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淳熙三山志》卷34，《寺观类·二·侯官县·雪峰崇圣禅寺》，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547页。
[20] 周书荣点校：《雪峰志》卷3，真觉大师年谱，第21页。
[21]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十国春秋》及钱昱《忠懿王庙碑》所载略同。
[22] 《淳熙三山志》卷2，《地理类·侯官县》，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3] 黄仲昭《八闽通志》上，卷15，《地理·乡都·福州府·侯官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
[24] 分见《资治通鉴》卷256、259、261。
[25] 分见《资治通鉴》卷260、261。
[26] 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1，《淮安戴氏家谱序》。
[27]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17册“广东上”引《博罗县志》，《四部丛刊》本。
[28] 《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6册《福建备录·防闽山寇议》。
[29] 乾隆《汀州府志》卷41，《艺文三》，王光明等点校，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76页。按文中“瑶民”即指畲民。原文作“猺民”，是带有民族歧视意味的用语，本文径改为现在通用的瑶民。
[30] 〔明〕谢肇淛《太姥山志》卷中，《游太姥山记》，光绪5年刊本。
[31] 浙江省丽水地区《畲族志》编纂委员会编：《丽水地区畲族志》第二章第二节，电子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32] 《抚瑶券牒》或称《敕赐开山公据》，文载《重建盘瓠祠铁书》，见《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33] 刘克庄《漳州谕畲》，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四部丛刊》集部。
[34] 嘉靖《惠州府志》卷14，《外志·猺疍》。按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明万历《漳州府志》“猺人”条曰：“国初设抚瑶土官，令抚绥之。量纳山赋，其赋论刀若干，出赋若干。”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郭造卿《防闽山寇议》所载亦同。可见，对畲民不按一般民户征纳税役，只量纳山赋，是明代的定制。
[35] 福建省福安县田螺园《冯翊雷氏宗谱》收载的《福宁府石碑文》，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转引自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36]转引自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碑文标点笔者作了些许调整。
[37]辛竟可修，林咸吉等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之8，《杂纪》，第40—41页，乾隆十六年（1751）刊本。
[38] 《古田富达蓝氏的传说》，载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肖孝正编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闽东畲族故事》，宁德市印刷厂1990年印刷，内部发行。第143页
[39] 《闽东畲族志》编纂委员会：《闽东畲族志》第一篇“迁入分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35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