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宋史研究综述

二、经济史

　　经济史方面出版的论文集有：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等。

　　财政：

　　董春林《财政与皇权的互动——北宋内藏库运作机制之演变》（《贵州文史丛刊》2期）认为，宋初设置的内藏库所储备的大量国家财政资金，一方面应对高额的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天子通过借贷给三司或政府，从而支配国家的行政运行，以提升皇权的效能。吴树国《北宋蔡京茶法改革新论》（《史学集刊》6期）探讨了蔡京茶法改革的制度渊源、内在管理机制以及对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影响等问题。吴业国、张其凡《南宋“江南民力涵养论”始末》（《中州学刊》l期）从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实践中围绕的核心问题，以及该理论在南宋财政体制中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考证。王红花《试述宋代淮盐生产中的政策扶持》（《盐业史研究》2期）探讨宋代淮盐生产中，在兴复盐课、大秤斤重、对亭户生活的安恤、提供资金支持、兴修水利、严格实行盐官制度等方面得到的政策扶持。王菱菱《宋代文思院的管理体系与管理措施》（《河北大学学报》l期）探讨了宋代文思使、文思副使与文思院的关系，文思院长官名称与身份的变化、文思院的属官及公吏、文思院的管理措施等问题。石瑞丽《试述宋代官田的招标投标范围》（《兰州学刊》2期）及《简述宋代招标投标制度的程序》（《唐都学刊》l期）对招标投标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田制与农牧业：

　　专著有方健《南宋农业史》（人民出版社）等。论文有：杨际平《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再商榷》（《中国农史》2期）对薛政超的批评进行回应，指出薛政超用以证明“说宋代‘田制不立’者就是宋人”的三个论据都不能成立，申明自己的《驳议》一文意在纠偏，说明宋代不仅有田制，而且也抑兼并，无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姜密《唐宋时期国有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及其原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期）指出，唐宋时期，国有土地政策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将国有逐渐转为私有，其中第一步即是改变经营方式：由原来的国家直接经营转为租佃经营；之所以改变经营方式，一是国家直接经营人不敷出，二是大量国有土地被豪家侵占。张显运《浅析北宋前期官营牧马业的兴盛及原因》（《东北师大学报》l期）指出，北宋前期的统治者出台了许多有关官马管理和役使的律令措施，为牧马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牧马业经历了宋太祖、太宗时期的建立和初步发展，到宋真宗时期已相当兴盛。张显运《试论宋代东南地区的畜牧业》（《农业考古》4期）指出，宋代东南地区的畜牧业发展较快，不仅满足了当地民户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还为宋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畜力、畜禽产品，是社会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魏天安《宋代监牧制度及其兴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指出，宋初建立了内、外监牧制度，宋真宗时管理体制已相当完备，其后曾三次废罢监牧，逐渐衰落，至北宋末而瓦解，南宋除杭州御马监外，所建马监均以失败告终，监牧极少，不受重视。燕永成《王安石蕃部养马论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指出，王安石变法时期，伴随着西部拓边活动的顺利推行，主政的王安石积极倡导蕃部养马论，该论虽得以在蕃部地区有所实施，但因受宋蕃市马贸易等因素影响，其最终收效有限。张显运《宋代岭南地区畜牧业简论》（《农业考古》6期）宋代岭南地区畜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猪、羊、犬等小牲畜的饲养较为普遍，马、驴等大牲畜的牧养发展相对缓慢。谢浞《ll世纪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中山大学学报》5期）认为，从l0到11世纪，太湖流域的高、低地农垦加快，水利则逐渐失序，水利学说在官方治水事业推动下得到发展，一部分人主张高低兼治的塘浦大圩农田水利格局。姜密《宋代官田契约租佃制及地租选择的经济学意义》（《河北学刊》2期）认为，宋代契约租佃显著增加，而租佃官田并不需要与官府签订契约，但在官田租佃经营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赁约”、“户帖”等“契约”。而且，宋代“系官田产”上“定额租”和“分成租”的不同选择颇具经济学意义。叶烨、刘学《宋代公使钱滥用问题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期）认为，宋代私用、过用、挪用公使钱的现象层出不穷，并且有随时间推移而加剧之趋势，其表层原因是制度本身的缺陷，深层原因却在于宋代君臣对其认识存在偏差，使得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层面缺陷被不断放大，并最终对宋代的财政、吏治造成严重危害。尚平《南宋马纲水运考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南宋马纲水运实际上运送的马匹数量有限，弊端重重，且遭到地方官员的反对，因此对水运在马纲运送中的意义不能高估。

　　赋役：

　　吴树国《宋代杂税演进考论》（《郑州大学学报》l期）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杂税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复杂、曲折的演进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杂税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依循合并程度的差异，杂税在宋代经历了多税种的杂变之赋、单一性杂钱及与新杂税并存三个阶段。刘云《税役文书与社会控制：宋代户帖制度新探》（《保定学院学报》2期）指出，宋代的户帖是税役文书，而不是征税通知书，是宋代官府向民户征税和摊派差役的主要依据；同时，户帖是宋代朝廷通过监管产权制度的转移，推排赋税与差役，进而达到社会控制的制度安排。

　　地域经济：

　　张勇、耿雪敏《两宋淮南地区物资转输体系初探》（《中国农史》4期）认为，淮南地区物资转输根据输送过程中存贮地点不同在北宋时期可划分为三个层级，到南宋时呈现一种双重式的物资转输体系，战争、漕运格局的变化、本区区位的转变是体系转变的重要原因。龙登高《南宋江南市场的移民因素》（《浙江学刊》3期）侧重论述北方与外地移民对江南市场的影响，分析江南移民进入市场的几种途径与作用方式，并以临安的事例具体分析这种作用的深度。李文涛《宋代江南麦作几个问题的探讨》（《历史教学》20期）通过对宋代江南麦作的讨论，认为南宋江南麦作扩大的原因是朝廷向百姓征收麦租，南北对峙结束后，江南麦作又出现萎缩。张雨潇、张略钊《气候变迁在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中的影响》（《河南社会科学》3期）认为，宋代以降，北方气候日趋寒冷，导致北方农作物大受影响，进而影响了手工业发展，又波及商业；而南方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所受波及较小，气候变化加快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

　　城市与镇市：

　　专著有[日]久保田和男著，郭万平译，董科校译《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林正秋《南宋临安文化》（杭州出版社），何兆泉《南宋名人与临安》（杭州出版社），鲍志成《南宋临安宗教》（杭州出版社）等。论文有：包伟民《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史学月刊》l期）认为，宋人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表述更多地是出于意象，而这种意象与其说主要依据于实际人口数量，不如说依据于城市的行政地位，在两宋士人的心目中，城市的行政地位比它们的实际规模更为重要。陈国灿《转型与调整：宋代都市文明的演变》（《探索与争鸣》3期）认为，两宋时期的都市文明经历了重大转型和调整，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后期都市文明的发展道路。成荫《宋元时期名贤祠的特质——以杭州西湖三贤堂为例》（《西北师大学报》4期）对杭州西湖三贤堂在宋元时期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历时性考察，揭示了宋元时期名贤祠的特质。吴业国《南宋两浙路的市镇发展》（《史林》l期》）认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南宋两浙路市镇大幅增加，呈现出地域分布的密集化、均匀化特征，具体表现在市场的繁荣、沿海市镇的崛起和商税的激增等三个方面，反映出该地区广阔的市场购买力与消费力。杨庆化《北宋东京城水陆城门考补》（《开封大学学报》3期）认为《宋史》、《宋会要辑稿》、《东京梦华录》等史籍对北宋东京城三重城水陆城门的记载，体例不统一，数量不完整，经考证发现北宋东京城的外城、内城、皇城共49座水陆城门，并在地图上做了标示。马峰燕《宋代施渚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指出，施渚镇位于连接湖州与杭州的陆路交通要道上，故北宋在此设税场征收商税，南宋时，江南运河交通地位愈发重要，施渚镇所在陆路通道之地位下降，导致该镇及税场被废除。

　　乡村：

　　专著有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等。论文有：朱奎泽《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甘肃联合大学学报》3期）认为，两宋时期“村”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逐渐褪去实有建制意义与实际职能的色彩，向地域标识意义的角色转化过程。陈国灿《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4期）考察、分析了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市场形态、活动特点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等问题。王建革《l0—14世纪吴淞江地区的河道、坪田与治水体制》（《南开学报》4期）通过宋元时期河道与坪田的管理模式，分析从大圩到小圩转型期的乡村水利体制，以期揭示该阶段江南农村自然与社会的契合。

　　贸易：

　　唐晔《宋代政府对耕牛贸易的干预与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指出，宋政府采取了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一系列措施对国内耕牛贸易进行了干预：宽松的管理，优惠的税收，严格的出口限制，大规模的买牛信贷以及直接参与耕牛贸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耕牛贸易，为保证小农维持再生产和社会基本稳定提供了必要前提。张洁《宋代象牙贸易及流通过程研究》（《中州学刊》3期）认为，宋代象牙制品突破了前代上层社会独享、极少流通于市场的窠臼，流通途径和方式发生了变化，使臣和蕃商大量参与其中；管理机构、征税方式及税率逐渐体系化，政府的介入和管理成为宋代象牙贸易流通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朱文慧《试论宋代广南西路对外贸易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5期）及《宋代广南西路的三大博易场和海南岛的对外贸易》（《海南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广南西路的对外贸易情况。

三、文化史

　　思想：

　　专著有姜锡东《（近思录）研究》（人民出版社），[日]土田健次郎著，朱刚译《道学之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吕变庭《南宋科技思想史研究》（人民出版社）等。论文有：杨天才《两宋易学对（周易正义）的重新审视与超越》（《江西社会科学》7期）认为，宋人没有因袭唐人的做法，而是着重开拓儒学经典的新视野，其学术价值突破了政治框架的局限，不仅超越了唐人境界，而且也突破了“汉学”的传统，成就了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学术的理学思维。姜锡东《宋代真理学的构件和后世的取舍》（《河北大学学报》5期）指出，宋代真理学实以物理之学、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三大部分为构件，并针对学术界对宋代理学的缩小化偏失，还原了宋代求理的基本范围和理学的真实。何俊《郑伯熊与南宋绍淳年间洛学的复振》（《复旦学报》4期）认为，郑伯熊的活动一方面推进了洛学在绍兴淳熙年间的复兴，另一方面促使他所继承的永嘉学术得以重振，整个道学运动与区域思想之间在互动中得到推进。杜芝明、黎小龙《“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极边”在北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在南方体现的是族群边界即文化边疆；“次边”位于边疆层级结构的第二层，地理空间主要集中于北方；宋人对“极边”、“次边”的使用说明边疆思想在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边疆（界）意识凸显、边疆空间的扩展以及对边疆认识的细化。孙旭红《程颐（春秋）学的理学诠释——兼谈宋代（春秋）学的理学化趋势》（《四川师大学报》2期）及《宋代理学与（春秋）学》（《北方论丛》l期）等论文，探讨了宋代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

　　宗教与信仰：

　　专著有杨晓红《宋代民间信仰与政府控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等。论文有：李俊芳《平民化新道教产生于两宋之际原因探析——以全真教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5期）认为内丹思想不是产生平民化新道教的必然原因，而是平民需要自己的神仙来拯救自己，因此找到世外隐士吕洞宾，并不断神化他，正是民间的推动，才在两宋之际出现了平民化的新道教。所谓道教内道场，特指宋代皇宫内举行的道教祈祷活动，汪圣铎、刘坤新《从道教内道场看宋朝的政教关系》（《史学集刊》4期）考察了举行道教内道场的缘由、地点等情况，进而讨论了宋朝内道场与政教的关系。谭景玉、韩红梅《宋元时期泰山灵岩寺佛教发展状况初探》（《山东农业大学学报》l期）认为，宋代泰山灵岩寺住持承嗣方式由甲乙制改为十方制，不仅使其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大大提升，而且使其在宋元时期的佛教宗派更加丰富，泰山灵岩寺的寺院经济在国家的保护下也有发展。程民生《宋代僧道数量考察》（《世界宗教研究》3期）指出，宋代僧道群体庞大，数量最多时达到了自唐至元数百年历史中的高峰，其数量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落三起。宋代宗教神职人员的主体是佛教的僧尼，其中僧人居绝对多数，社会影响最广泛；道教的女冠数量最少，影响微弱。廖寅《宋代民间强势力量与信仰空间建设——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考察》（《长沙理工大学学报》5期）分析了宋代民间强势力量参与祠庙、寺观建设的情况，阐明了信仰空间在公共领域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指出民间强势力量参与信仰空间建设主要出于家族利益的考量，进而揭示了对待迷信的不同态度会影响一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刘雅萍《乡土情结与神灵的扩张——关于两宋时期区域神灵的思考》（《河北师大学报》5期）认为，神灵具有强烈的乡土性，祭拜神灵成为人们维系乡土之情的方式之一，至两宋时期发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包括“祭不越望”的彻底打破和地方神灵的跨区域传播。张小贵《宋代米芾族源及其信仰》（《中华文史论丛》3期）认为米芾家族来源于中亚米国，保留了祆教某些礼俗，随着在华世代久居，华化色彩更深。

　　史学：

　　王记录《两宋时期史学正统观念的发展》（《学习与探索》4期）认为两宋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正统观念发展的鼎盛和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关于正统问题的讨论理论色彩更浓，不仅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而且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燕永成《试论刘太后与宋真宗朝史的编修》（《史林》3期）指出，真宗末年至仁宗初期，由主政的刘太后统领编修的宋真宗朝史，对诸多史事的编排处理，明显存在维护，甚至偏袒真宗的倾向，并且带有执政者、权臣以及编修者的爱憎。

　　粟品孝《宋代三苏的史论》（《西华大学学报》l期）探讨了宋代三苏的主要作品，及作品的基本内容、特点和影响。燕永成《试论纲目体在南宋时的创立及运用》（《史学史研究》4期）指出，自纲目体在南宋产生以后，被运用到史书编修之中，早期纲目体史书的撰修者注重编纂程序，突出编修宗旨，讲求史书简明化以及受理学影响明显，从而使得该类史书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对后世史书编纂及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燕永成《（宋史·循吏传）探究》（《西北师大学报》4期）指出，《宋史·循吏传》所载十二位北宋循吏，一般久居地方，敢作敢为，课绩优异，深得民众爱戴，但是代表性不足。此外，可参粟品孝《关于（东都事略·儒学传）的评价问题》（《史学史研究》1期）。

　　方志：

　　专著有顾宏义《宋朝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有：桂始馨《南宋方志编纂学浅析》（《史学史研究》3期）对南宋方志编纂学的修纂人选、体裁、体例、编纂原则与方法等方面作了分析。吴洪泽《宋代纂修杭州志考述》（《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三辑）分别考述了《杭州图经》、《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及《咸淳临安志》这四部方志的编纂与传存情况。   

　　教育：

　　肖全良《北宋河湟地区蕃学教育考述》（《青海民族大学学报》l期）指出，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始在河湟地区置蕃学，推行文治教化活动，与宋王朝的治边方略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也具有开创精神，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许美芳、王炜民《从家训看宋士大夫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船山学刊》2期）认为，家训对男子的教育主要是关于孝道、积极人世与为官之道和重商观念；对女子的教育，则主要是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这两个方面。

　　文献：

　　专著有姚红《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林平《宋代禁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等。论文有：潘晟《从宋代诗文看幽思与胜览思想对宋代地图学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辑）从文本讨论两宋时代地图中的幽思与胜览这两大思想脉络，并探索这些思想对地图学发展的影响。姚红《吕公著著述考》（《杭州师大学报》6期）结合史传、别集、方志等材料整理出吕公著的生平著作书目近10种，又对照《全宋诗》和《全宋文》，辑得吕公著佚诗2句，佚文l2篇，补正《全宋文》3篇，考证写作时间5篇。金建锋《论释赞宁（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期）认为《宋高僧传》是研究唐代至宋初中国佛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并对其史料价值进行了论述。唐云梅、苏珂《南宋（褒先寺安公劁付碑）浅析》（《四川文物》2期）结合史志记载，从碑文释意、组成、性质、定名等方面阐明《褒先寺安公劁付碑》是清代定名的南宋碑刻，为南宋公文“照会”的再现，并就碑文中“照会”格式、语言特色和碑文价值等进行了浅析。程苏东《南宋以来“十四经”说考述》（《史学月刊》l0期）指出，“十四经”其实并非“十三经”的延续，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士人针对南宋官方的“六经”制度而提出的“私议”，它的出现代表了一批士人试图完整传承早期儒家经典的努力。粟品孝《张唐英生平与著作考论》（《社会科学研究》3期）考证了张唐英的籍贯、生卒年与及第年岁，以及《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著录张唐英著作的问题，讨论了《仁宗君臣政要》的内容及与《长编》的关系，以及《唐史发潜》的史论及其评价问题。粟品孝《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四川大学学报》3期）认为，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重要者有二：一是较完整地保存了被认为久已失传的张拭《太极图解》，二是保存了大量稀见的宋人诗文。周立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之关系》（《文献》3期）考订指出，《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传抄自《中兴小历》，并以《中兴小历》为框架，大量抄录了《中兴小历》文字，加以改动、添加或删减，亦有全照抄者。王瑞来《略述明清时代文献对（朝野类要）的征引》指出，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朝野类要》流传不广，文献中鲜有引用，《四库全书》编纂之后，《武英殿聚珍本丛书》以及部分采用四库本的《知不足斋丛书》的刊行，稀见书《朝野类要》方引起学者重视，自乾嘉以降，广为知名学者所引用或介绍，从而产生引人注目的效应，也是书籍流传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

　　风俗：

　　专著有李小红《宋代社会中的巫觋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等。论文有：郑继猛《论宋代朝廷戴花、簪花礼仪对世风的影响》（《西华师大学报》3期）指出，簪花戴花是宋代朝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制度，多姿多彩的戴花行为说明了宫廷仪式影响社会风气的巨大作用和重要社会影响，反映出宋代礼乐制度与公众生活的融合和互动。吴松弟《宋代以来四川的人群变迁与辛味调料的改变》（《河南大学学报》l期）认为，四川人嗜食大蒜习俗的消失和嗜食辣椒习俗的形成，是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四川主要人群更替的结果之一。夏时华《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云南社会科学》5期）、《宋代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述论》（《江西社会科学》l2期）探讨了宋代社会生活中香药消费的情况。魏华仙《宋代政府与节日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探讨了宋代政府对士庶节日消费的举措及其对社会消费风气、消费市场以及士庶节日生活产生的影响。董春林《从人间到冥世：宋代冥契文化述论》（《湖南师大学报》2期）通过考察冥契含义、特征及其形成背景，揭示了宋代冥契文化现象的本源，探讨了冥契文化存在的社会意义。

　　其他：

　　潘晟《宋代的自然观察：审美、解释与观测兴趣的发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以地理学为核心，从知识兴趣的角度对宋代的自然观察及其解释方法进行了考察，发现在宋代学者中，以山水游赏为目的的审美性自然观十分发达。李永春《从（桂海虞衡志）看宋代广西的化学化工成就》（《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期）通过对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初步研究，指出宋代广西在化学及化工方面有一定的成就，有些技术体现出较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但与中原地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程民生《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指出，宋代的老虎遍布绝大多数地区，除京师开封府以外，各路均有分布，连平原乃至城市都有老虎活动，在有的地方甚至一改独居的习性而群居，但总体上其栖息地和数量在减少。

四、社会史

　　士人与社会：

　　专著有陈开勇《宋代开封——金华吕氏文化世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裕民《宋人生卒行年考》（中华书局）等。论文有：陈峰《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5期）认为，更真实的宋朝开国史，与宋代文献记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宋太祖虽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教及文治的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扭转长期失衡的文武关系，以稳定秩序，却并未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崇文”倾向。郭学信《宋初士大夫因循持重之风探论》（《学海》4期）认为，受五代颓废士风与宋初统治者所尊奉的黄老思想以及“清静致治”为政方针的影响，宋代初期的士大夫群体凸显出一种因循持重的精神风貌。杨世利《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中州学刊》2期）认为，经过室帝和儒家士大夫自身的否定与批判后，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张希清《范仲淹与富弼关系考》（《中州学刊》3期）认为，富弼与范仲淹始终保持了亦师亦友亦同僚的健康关系，二人之间虽为密友，在朝廷重大政务上却实践了“和而不同”的儒家理念，这种正人君子之间的交往范式，其价值是超时代的。郑淑榕《宣和初李纲沙县交游考》（《东南学术》3期）指出，北宋宣和初，李纲谪居福建沙县，与当地诗人名士燕游，诗词赓唱，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诗文，称一时之盛。李纲在沙县的创作，也是他一生中的创作高峰期之一。祁琛云《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年友人的交游活动》（《宁波大学学报》2期）指出，苏轼两度任官于杭州期间与两浙地区的同年士人多有交往，构成了他交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他与同年之间的友情，是其在杭期间任职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他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梁建国《北宋东京的社会变迁与士人交游——以宋徽宗时代为参照的考察》（《南都学坛》3期）指出，与宋徽宗时代东京的市井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的士人交游圈没有了此前的热闹活跃，呈现出一派沉寂冷清的景象。究其由既与徽宗时期人才匮乏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高压有关。董春林《游移于自然与神灵之间：碑石所见宋人的旅行心态》（《福建师大学报》6期）以现存的宋人碑石题名、题诗为材料，从休闲旅游、官员行游、公务旅行三个方面，对旅行中宋人的心态深入探讨，从而透视宋代社会的价值一信仰一行动体系，以期揭示宋代社会网络之间的文化内涵。张小平《宋人曾公亮会稽任内贱买民田史实钩沉》（《史学月刊》5期）探讨了曾公亮的早年事迹，并结合其早年的交游，揭示出在北宋中期士大夫交往中，除了显见的文学交流以外，尚存在着利益交换和政治补偿。陈晓莹《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史学集刊》2期）指出，冯道是五代文官的典型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灾疫与救济：

　　专著有石涛《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论文有：李华瑞《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文史哲》6期）指出，儒家荒政思想在北宋中期始得到重视和实践，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第一次全面推进荒政的有益尝试，对缓和社会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是宋代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李华瑞《劝分与宋代救荒》（《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对“劝分”这一社会救济现象在宋代的实施状况、劝分的赏格与对象、宋官府对劝分救荒的管理，以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张福运《宋代荒政思想初探》（《江西财经大学学报》3期）全面梳理了宋代的减灾赈灾思想，尤其通过展示宋人在动员社会力量、运用经济杠杆、注重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赈灾新思路，揭示了其发展性、创造性和先见性，并分析了这些思想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客观制约因素。张可辉《两宋时期南京自然灾害考论》（《中国农史》3期）指出，南京在两宋时期气候性灾害频繁，而尤以旱灾与水灾的发生频率最高，国家与地方政府对于该地区灾害比较重视，采取的救灾措施也多种多样，因赈情而异，因赈者而别，尤因赈力而殊。李铁松、潘兴树、尹念辅《两宋时期瘟疫灾害时空分布规律初探》（《防灾科技学院学报》3期）指出，宋代发生流行型疫病204次，l2个种类，其中引起疫灾49次；南宋以后，瘟疫灾害的重灾区从开封转移到杭州，受灾次数从东南向西南逐渐减少，孝宗至宁宗时期（1163—1223年）瘟疫发生频率最高，理宗至宋亡发生频率最低。夏秋季节，各种疾疫尤为流行。郭志安、李京龙《略论北宋黄河水患下的河北水环境变迁》（《保定学院学报》2期）指出，北宋时期的河北地区，黄河水患频繁发生，对河北境内的水道运输造成了严重损毁，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导致河北境内的水文环境进一步恶化，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女性与婚姻：

　　崔碧茹《宋代女性的经济活动：以地产买卖与契约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指出，宋代私人土地买卖发展以及对契约的重视，给当时女性的地产买卖活动提供了良好环境，并以寡妻和寡母为例，分析了宋代官方和社会对这两种不同身份女性在家庭财政处分权方面的不同要求，以及这种差别背后的社会原因。战秀梅《宋代妇女经济活动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宋代各个阶层的妇女都参加经济活动，该文还对纺织业、农业、商业和服务业中妇女的参与程度和阶层差异作了探析。郑丽萍《宋代男女初婚年龄探析》（《华东师大学报》3期）利用《全宋文》所载五千余篇的宋人墓志，辑录出543例有明确记载初婚年龄的资料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宋代男女普遍趋向晚婚，不讳言晚婚的实例记载说明时人的开放心态，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与宋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宋冬霞《宋代婚姻方式之姊亡妹续探析》（《贵州师范学院学报》5期）指出，中国古代社会及少数民族中曾经流行姊亡妹续婚俗，直至宋代，这种婚姻形式在宋代士人阶层中仍然普遍存在，其原因是多元的，尤为重要的是封建婚姻等级性的残留。

　　社会教化：

　　赵国权《南宋时期社会教化的路径及价值趋向》（《河北师大学报》9期）认为，南宋统治者、地方官员、士绅和理学家们，通过劝谕文、乡约、乡饮酒、堂会、民间话本、立庙碑祠及印行图书等多元路径，对民众实施伦理、风俗、劝学、劝农、法制及军事等方面的教化。张雪红《试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河南大学学报》l期）认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主要包括：“右文”的政教基调与官学教化体系的建立，印本书籍的流通使社会教化传播重心下移，儒学宗教化与教化旨趣的文化转向等。

五、研究回顾

　　相关文章主要有：张其凡《二十世纪以来香港地区宋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8期），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3期），宫云维《20世纪以来宋人笔记研究述论》（《浙江社会科学》l期），粟品孝《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社会科学战线》3期），董春林《宋代会社研究综述》（《西华大学学报》6期），李华瑞、杨瑞军《2009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梁建国《2009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0期）等。

　　对于唐宋变革进行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是本年度的一个热点。专著有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另有论文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河北学刊》4、5期），牟发松《“唐宋变革说”三题——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l期），包伟民《唐宋转折视野之下的赋役制度研究》、李华瑞《“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及其他》、王化雨《唐宋变革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宁欣《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思考》（《中国史研究》1期）等。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