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利克要把中国引往何处去？
东方红网编者按：武兵同志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5年10月5日的《环球视野》，原题是《佐利克给中国人民传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篇评论是针对佐利克当年9月21日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一篇演讲而写。佐利克的这篇演讲与他2012年2月28日在我国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演如出一辙，核心目的是对我国“促变”，敦促中国加快西化、私化的步伐，尽快变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国。佐利克的这两次讲演，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我国的一种政治上的宣战。令人失望的是，我国当局和主流媒体在帝国主义鹰犬如此明目张胆地挑衅和宣战面前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反驳、抗议和回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具有不惧强敌、英勇反抗外敌侵略和压迫的光荣传统，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敌骑在我们的头上疴屎疴尿，也绝不容忍任何修正主义者与卖国主义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复辟资本主义、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独立学者杜建国大闹佐利克召开的记者招待会，高喊美国的鹰犬佐利克连同他带给中国的毒药滚回美国去的英雄壮举，就是这种反抗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据媒体报道，国庆节前夕，“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盛大年度晚宴，为柳传志等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颁奖。美国副国务卿、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制订者之一罗伯特•佐利克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半个小时演讲。美国国务院对佐利克的这一“演讲”相当重视，在演讲之前就向新闻界公布了他的讲稿。美国舆论界认为，佐利克的讲话是布什政府高层官员迄今对中美关系最为全面的阐述，并将成为布什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对华政策的“纲要”。佐利克的讲话既然讲的是中美关系，美国舆论又认为如此重要，那么作为这个演讲的主要对象——我国，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纲要”性的讲话呢？尽管国内外评论很多，但仔细听来，主要是两种声音，一种是说好，一种是说不好。国内媒体说“坏”的，笔者还没有看到，说“好”的似乎不少，而国外许多媒体的评论则正好与此相反。
说“好”的声音
到目前为止，笔者没有看到我国外交部的正式表态，仅看到国内某些报纸和网上的一些零碎报道和评论。
《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30日发表署名翁翔的文章，题目是：《佐利克演讲——中美关系的利好信号》。文章首先认为佐利克的讲话“是得到了布什总统本人首肯的，所以说，他的讲话应该是一个能够反映布什对华政策思路的重要宣示。”佐利克的演讲，“显示出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有一些新思考和新思路。”是哪些“新思考和新思路”呢？文章指出：“美国开始认为，中国是一个维持现存国际体系的‘现状大国’，而不是试图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大国’，这是美国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佐利克说，‘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的国际体系基本秩序，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的结合’，这一点对美国是‘最重要的’”。文章引用佐利克的话说：“从中国在对美国、民主和市场经济等重要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来说明中国与前苏联的不同”，“中国不是前苏联，以冷战方式来对付中国已不合适宜。”文章说：“佐利克似乎是试图以此化解中国有关‘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的疑虑”，“美国寻求与中国的广泛合作符合美国利益。”“佐利克说：‘请想象一下我们在今后年代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利用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或不和，哪一种情况能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或更不容易得到解决？’佐利克以做选择题的方式来说明，美国需要选择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佐利克最后提出了调整美对华政策建议，他明确指出：美国的未来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而是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并共同维护和加强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进一步分析道：“近一年来，中国的崛起引发了美国内对华政策的大辩论，美国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甚至矛盾的声音，布什政府内部也存在明显分歧。佐利克的演讲则清晰地表达了布什政府主流认识，即中国是可以合作和需要合作的大国。对于今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利好信号。”
《世界新闻报》2005年9月27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刘丹的报道，他的题目为《称应加强合作，正面对待中国崛起——赖斯副手为中国说好话》。文章写道：罗伯特•佐利克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不要以恐惧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美国必须进一步努力来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在中国逐步壮大的过程中，应实现中美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佐利克主张“超越过去”，“美国的成功之处是在于把未来看作机会，而不是担忧未来会带来恐惧。”“佐利克说：中国应当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而应当和我们一道，维护使我们从中受益的国际体系。”建立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上的美中关系将更深入持久。该文章认为：美国“尊重中国利益”，需要中国“更多合作”。文章写道：在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佐利克表示，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更多合作，美国将不能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但他补充说，中国也不能将进入美国市场视为理所当然。
人民网9月23日转贴某报驻美国记者张少威的一篇报道，题目为《佐利克：中国不是前苏联》。该文设了两个小标题：一个是“美国须与中国合作”。作者引用佐利克演讲的一大段话：“五十年来，我们的政策一直是将苏联‘圈起来’令其内部矛盾导致自我瓦解。五十年来，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一直是将其‘拉出来’，这些政策的结果是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同于四十年代末的苏联：中国并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形态；虽然尚未民主化……。”另一个是“美国无法疏远中国”。该文说：佐利克分析了中国与当年的苏联有何不同时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已经将各国绑在一起”。“我们与中国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太多，我们无法疏远中国，而同时寄希望于扶植别的亚洲国家来削弱中国。”该文认为，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筹款晚宴上的演讲，等于是为第二届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定调。
笔者列举的这三篇文章虽然作者（记者）本人的评论并不多，但从他们所设置的标题和所取舍佐利克的演讲内容上看，他们的观点如同他们文章的标题，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对佐利克演讲的基本评价是“合作友好”、“说好话”，是一个“利好的信号”。
说“不好”的声音
与我国某些媒体的报道不同的是，国外某些媒体认为佐利克9月21日的演讲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绝非“利好”，而是咄咄逼人的“威胁”。
法新社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布什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向民主政治转变，称‘封闭的共产主义政治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永久的特征，它甚至无法支撑下去。’佐利克接着强调，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制度转变，使其政府对人民负起责任和义务。’在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佐利克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已无法妥善处理来自国内的各种挑战。他敦促中国改革政治体制，因为那些相信通过经济增长和提高民族主义来加强统治的中共领导人，正在经历一个‘有风险和犯错误’的过程。”“有分析指出，佐利克的这个敦促中国转变政治制度的讲话，可能是布什政府对中共‘一党暴政’最直率的表达。”“从美联社、路透社的最新报导，以及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信息中了解到，佐利克演讲的重点是敦促中国彻底改变政治制度，向民主政治转变。”“佐利克在谈到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压力，如中国只有一个工会，但却出现众多的罢工；一个由农民运动而获得权利的政党，现在正遭遇来自农村的暴力抗议，特别是反对腐败；一个拥有众多警察的政府，却无法控制住犯罪的蔓延。”“在这篇演讲稿中，佐利克还指出中国没有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也没有将美国视为已进入‘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相信其未来依靠着推翻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现代世界形成网络。”“佐利克演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谈论美中的经济关系，并警告北京，若不消除同美国的贸易赤字，就会面临美国国会的严厉制裁，因为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增长。佐利克还警告说，除非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减少，否则华盛顿就有可能采取严厉的制裁行动。”“在谈到中国的国防政策时，佐利克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准确地解释其‘加快军事现代化’的目的。佐利克称，中国完全可以打消美国的焦虑，可以公开讨论他们的国防开支、意图和军事演习等。”“在谈到中国的对外关系时，佐利克告诉北京，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使用其影响’。佐利克告诫说，在国际体系中，中国必须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样才可能获得成功，这一点也决定着美国和其它国家如何与中国发展关系。佐利克还在演讲中暗示了美国应该与印度发展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因为印度已成为一个能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战略对手。佐利克明确表示，美国很想抑制中国的军事增长，希望推动亚洲其它国家在军事上的开支。但他又连忙解释说，此举并不是钳制中国。”“在谈到中国同一些流氓国家发展关系时，佐利克称，中国同这些国家搅和在一起，说好听的是表明一种盲目的后果，说不好听的就是一些不祥的预兆。佐利克强调说，中国与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缅甸和津巴布韦等麻烦国家的关系令美国感到忧虑，受能源需求的驱使，中国已同这些国家打得火热。”“佐利克最后在演讲中指出，美国与中国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但一种只建立在与利益相关的双边关系却根基肤浅，而建立在分享利益和分享价值观的双边关系则是深厚而持久的。美国能够同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合作，甚至我们愿为明天的民主自由中国而努力。”
国外舆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佐利克的演讲虽然“不好”，但并不代表布什政府，布什政府对中国还是“积极友好”的。《参考消息》2005年9月29日发表驻洛杉矶记者曹卫国的一篇题为《美专家评佐利克对华政策讲话——“未必反映布什对华政策真实思路”》的报道就是这种观点。该报道说：佐利克的讲话被认为是布什政府高层官员迄今对中美关系最全面的阐述，“带有明显鹰派特征的外交思路”，“是中国方面所无法接受的”。但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汤本称：“佐利克的演讲未必反映布什总统对华关系的真实思路。”他个人认为“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积极友好的”，“与中国发展关系和加大合作的思路不会改变。”汤本说，他的一位曾在布什总统身边当过高级幕僚的学弟亲口向他证实，布什去年有一次在听取白宫情报官员有关台湾情况的汇报时，确实如后来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以脱口而出的脏话表达对台湾当局领导人坚持强硬“台独”立场的不满和厌烦。汤本认为这能从侧面反映出布什总统本人对中国人民的好感。该报道说，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国际政策太平洋顾问会会员、著名亚太问题专家汤姆•普雷特近日也撰文评述佐利克9月21日的讲话，认为，“佐利克的对华政策讲话似乎显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中国方面所无法接受的”。普雷特写道，“美国在向中国提建议的时候，不仅要在内容上、而且要在语调上更多地斟酌。”
分析好大有益
毛主席在脍炙人口的《八连颂》一诗中说：“思想好，常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综合上述两种声音，我们应当怎样分析才符合客观实际呢？笔者以为：
第一，佐利克的这次演讲的确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信号”，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待。从佐利克这个人的政治背景分析，美国学者汤本把佐利克的演讲与布什总统“对华关系的真实思路”加以区别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佐利克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又负责处理美国对华关系。在美国，佐利克一直以其精干的外交能力而闻名。在我国，人们对他也很熟悉，他是我们的老对手了。在他任美国第十三任贸易代表期间，曾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问题与我国谈判代表“短兵相接”过，中美最终达成协议，使他声名鹊起，一时成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功臣，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器重。布什连任后，于今年1月7日提名佐利克为常务副国务卿，并于今年8月，率团来京参加为期3天的首次中美战略对话。笔者认为，说佐利克这个演讲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纲要”，绝非虚言。
第二，所谓佐利克的演讲是“利好信号”、“为中国说好话”云云，笔者不敢苟同。有文章说，佐利克在演讲中“不乏对中国的赞美之词”。笔者以为，那要看是什么样的“赞美”，是正义的“赞美”还是邪恶的“赞美”。例如，佐利克肯定“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这是赞美吗？中国没有传播“反美意识”，也没有把美国的资本主义视为“垂死挣扎”，这是赞美吗？中国今后不会去“推翻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中国将把他们的“成功”建立在“依赖于”现代世界形成的“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这是赞美吗？“中国是一个维持现存国际体系的‘现状大国’，而不是试图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大国’”，这是赞美吗？暂且抛开他要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论，仅就这样几句话，能构成对我国的赞美吗？如果认为这就是中美关系“利好信号”，那也太显得浅薄和无知了。
第三，从政治上看，佐利克演讲的核心思想正如其演讲的题目——“中国往何处去”——是敦促中国彻底改变政治制度，向所谓“民主政治”转变。为达这一目的，多年来，美国不断地变换着方法与手段。美国当权者或许认为，当前的时机对他们和平演变我国有利，所以就将“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为“促使”加快演变。就是说，“融入”太慢了，美国已经等的不耐烦了，他们要加速“促变”，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拉出来”，并“愿为明天的民主自由中国而努力”。佐利克的这些话，哪里是什么“利好的信号”啊，明明是在向我国政府和人民“叫号”嘛！
第四，从经济上看，美国希望“中国的更多合作”，来“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美国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中国的利益。他要求中国完全开放市场，以使美国垄断资本畅通无阻地进占中国并推销其剩余产品，但他同时强调中国“不能将进入美国市场视为理所当然”。就是说，你中国的市场我美国是可以“理所当然”进入的，但我美国的市场，你中国是不能“理所当然”进入的，这不是典型的强盗逻辑又是什么呢？！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佐利克再一次对我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恫吓：“除非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减少，否则华盛顿就有可能采取严厉的制裁行动。”这哪里有一星半点对我国的“利好信号”啊！
第五，从外交关系上看，佐利克居高临下地“教训”我国要“如何使用影响”，干预我国不要“同一些流氓国家发展关系”，污蔑我国“同这些国家搅和在一起，说好听的是表明一种盲目的后果，说不好听的就是一些不祥的预兆。”佐利克还指名道姓的指责“中国与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缅甸和津巴布韦等麻烦国家打得火热”，这种状况“令美国感到忧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中国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嘛！不允许中国与美国认为是“流氓”、“无赖”、“暴政”等会给美国带来“麻烦”的国家保持正常的友好往来。这哪里还有什么“平等互利”、“尊重主权”这个国际关系中起码的原则？欺人太甚了！
第六，从军事上看，佐利克指责“中国政府并没有准确地解释其加快军事现代化”。就是说，虽然美国的军费是中国的十几倍，是世界的一半，但你中国是不能随便增加军费的，否则就构成对我们美国的“威胁”，我就说你“中国威胁论”。所以，你中国的“国防开支”、“意图”和“军事演习”必须要向我美国“公开”，并且我美国要参与“讨论”。仅此还不行，美国还要“抑制中国的军事增长”，同时，美国鼓励印度成为中国“战略竞争对手”，并“号召亚洲其它国家加强军事力量”钳制中国。总而言之，美国要中国放下抵抗的武器，“完全打消”对它的防备。
第七，从台湾问题上看，美国的意图也是非常明确的。佐利克说的很清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包括《台湾关系法》！美国学者汤本所谓布什去年有一次“脱口而出的脏话”表达对“台独”的不满，“体现了”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积极友好”态度，更是无稽之谈。美国的阴谋是欺骗不了中国人民的。其一，美国并不是真的反对“台独”，从美国对华总的战略上看，“台独”不过是美国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一个具体步骤而已，美国对中国“分化”的最终目标不只是一个台湾省的“独立”，而是希望像苏联那样有更多的“独立”，以彻底肢解中国；其二，美国认为，短期内维持台海稳定局面对美国和平演变中国总体“战略”是有利的，所以不时做出某些虚假姿态，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完全无所作为的，它要时不时的挑起点是非，以便对中国政府进行牵制、施压、促变。
总而言之，佐利克9月21日的演讲，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我国的一种政治宣战，而我们某些媒体却麻木到好赖不分、真伪不分、善恶不分、敌我不分的程度，还大讲什么“利好的信号”，似乎美国真的在为中国的“崛起”“保驾护航”呢！真乃是，人家把我们卖了，还帮助人家数钱！如此荒唐的舆论宣传，怎能不使人担心与忧虑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经济力量、国防力量，特别是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核武器，足以阻止和抵御任何敌人的武装侵略，这一点，美国帝国主义者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尽管美国对我国虎视眈眈、剑拔弩张，但，不是万不得已，他们是不敢轻易动武的。在这种态势下，美国对华战略的最好选择只能是寄希望于我们党和国家内部的“演变”上，希望像苏联那样，我们自己搞垮自己。佐利克9月21日的演讲就是对美国这种战略的具体诠释。
佐利克的演讲，告诉我们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那就是：美国“亡我之心”不仅没死，而且已经积极付诸行动了。美国正“张网以待”，而我们某些可爱的媒体却在积极误导我们的同胞往人家的“网”里钻，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是不能模糊的，如果连这个根本问题都模糊了，那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人！现在美国高官竟敢当着我国外交人员和我国公民的面，要我们的共产党下台，要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怎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奉劝那些思想上还在犯糊涂的同胞们，该清醒了！
（完稿于2005年10月5日）（环球视野）
附：佐利克演讲稿全文：
中国往何处去？
──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
今年早些时候，我有幸结识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他几十年来始终担任中国领导人的顾问。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就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美中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很高兴能认识这么一位有识之士。他任职中央党校，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
这个月，郑先生在胡锦涛主席来美访问前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头版文章，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今晚，我想谈谈我的想法，使大家对美中对话的现状有些了解。
大约27年前，中国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国家的状况，对当时的情况感到不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十分贫穷，同时也有意与世界经济隔离，几乎对所有的国际机制持反对态度。据郑先生说，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
美国两党的七位总统注意到已出现的战略转移，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自1978年以来，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
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今天，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从关于臭氧层损耗的协议到核武器条约，中国都是一名参与者。
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增长。无论在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电脑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人们每天都感受到中国的存在。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成长，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不仅仅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的问题：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
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如此，中国就有可能实现郑先生阐明的目标：”走新兴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
国务卿赖斯说过，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了解本身的增长和发展取决于与世界各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我们确实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中国不仅能适应过去一个世纪来逐步形成的国际规则，而且与我们和其他国家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今后与我们共同发展国际体系，看来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如果美国应该要求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理由还不够明确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另一种选择。请想象一下我们在今后年代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利用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或相互不和，哪一种情况能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或更不容易得到解决？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策是隔离苏联，其内部矛盾导致了内耗。近30年来，我们的政策是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来。其结果是，今天的中国绝非1940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
——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
——中国虽然有时采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
——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
如果说与冷战时期相比不太合适，远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均势政治也不适用。21世纪的全球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我们如此密切相关，已经无法与中国保持距离并希望以此为代价维护亚洲的其他大国。其他国家也不可能与中国保持距离，不能再根据陈旧的宫廷外交模式建交和断交。美国寻求与所有对和平与安全不构成威胁的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
因此，如果过去的模式不再适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呢？
双方的观念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高级官员面临的头等大事是使仍然面临内部巨大挑战的中国得到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中国领导人一方面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认为国家存在种种薄弱环节，农村地区生活贫穷，同时面临政治社会变革的挑战。近9亿人口居住在贫穷的农村地区，占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份是勉强度日的农民，有2亿中国人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生活。在中国，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必须解决的国内问题，不是对美国提出挑战。
因此，中国显然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努力解决国内问题。当然，中国人希望受到尊重，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能得到理解。但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
然而，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这条龙变成火龙。人们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担忧。
上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界视中国为充满机会的宝地，如今对中国的评价众说纷纭。小公司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猖狂的盗版和假冒活动、操纵货币等。即使是过去大力支持经济交往的较大的美国企业，如今也担心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受控的市场指手划脚，而不是开放市场竞争。美国工人则不知道是否有能力与之竞争。
中国需要认识到，别的国家会如何看待中国采取的行动。中国与那些有问题的国家发生牵连，轻者说明不了解会产生什么后果，重者可能引起更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行动，连同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可造成风险。难以预料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将导致美国及其他国家做好两手准备处理对华关系。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谁也不会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
例如，中国军事现代化快速发展，实力得到增强，使人们对扩充军备的目的产生质疑，并提出中国缺乏透明度的问题。美国国防部最近就中国的军事态势发布报告，不具有对立的性质，尽管中国的反应有这样的情绪。美国发布的报告记录了事实，其中包括我们对中国军事了解的情况，还分析了几种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中国若想缓和这些忧虑，就应公开介绍本国的国防经费、意图、原则和军事演习的情况。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也决定了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加入开放的、有规可循的国际经济体系，从中获益匪浅，而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尤为重要。很多人从美中贸易中获益，其中包括千百万美国农民和工人，他们制造的产品、零部件和资本商品正在中国大受欢迎。
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当然包括欧盟各国和日本在内──愿意接受高达1,62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逆差。这是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高达6,650亿美元的一个因素。中国以及向中国提供货源的国家，不可认为他们能够理所当然地进入美国市场。来自保护主义者的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已经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开放，但重商主义的迹象日渐明显，某些政策试图指导市场而不是开放市场。中国若不加强合作并作为利益相关的参与方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分担责任，美国就将无法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也无法保证美国国内对这个体系的支持。
例如，一个负责任的全球事务主要参与者不应当容忍盗取知识产权及假冒伪造活动肆虐，两者都给美国的知识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我们欢迎中国有关打击肆无忌惮从事这类活动的犯罪分子的承诺，其中包括胡主席上周在纽约刚刚发表的声明，但效果还不明显。对于美国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市场，如服务业、农业和某些制造业，中国必须全面履行承诺。此外，尽管中国的汇率政策过去有助于保持稳定，但现在已时过境迁。中国今年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可能达到近1,500亿美元，居世界前列。这表明中国最近进行的政策调整只是初步的行动。为通过市场调节不平衡状况，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和美国一样，达成开放市场并扩大全球增长的WTO多哈协议也符合中国的重大利益。
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对能源的迫切需求。中国为此采取行动，似乎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一举锁定”世界各地的能源供给。这不是实现能源安全的明智方式。此外，采取重商主义的策略可导致中国与某些政权结成夥伴关系，使中国的名誉受损，同时也会促使其他人对中国的意图产生质疑。相形之下，采取依靠市场的策略有助于缓和动荡和不稳定的状态，减少囤积居奇的现象。中国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能源多样化，包括利用洁净煤技术、核能、可再生能源、氢能和生化燃料。我们新建立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夥伴关系”(Asia 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以及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的双边对话，为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机制。我们还应当促进在世界各地更多的地区开发油气生产。我们可努力保护和节省能源，其中包括为中国制造的用具制定标准。通过国际能源机构，我们能够加强战略储备的建立和管理。我们还在保障各生产国运输路线通畅和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所有的国家都为促进国家利益进行外交。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其目标更远大：他们认识到国际体系维系着他们的和平繁荣，因此努力维护这个体系。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机会，能够成为负责任的一员。
北韩问题是一个最重大的机会。自2003年六方会谈开始以来，中国作为会谈的东道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我们于本周就原则问题达成《共同声明》，一致同意” 以可核查的方式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艰巨的执行工作还有待完成，中国应和我们共同要求协议得到有效、全面的执行。此外，北韩问题不仅仅是危险武器扩散的问题。北韩若不进行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必将危及自身及其他国家。现在必须超越半个世纪前签署的朝鲜半岛停火协议，建立以地区安全与发展为基础的真正的和平。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朝鲜半岛将为实现这一前景打开大门。30多年前，美国结束了在越南的战争。今天，越南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相比之下，停火协议沧桑50年，北韩却远远地落在后面。
与我们共同制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运载这些武器的导弹，也符合北京的重大利益。危险武器的扩散将破坏中国发展所需的良好安全环境和健全的国际经济状况。
中国对伊朗核项目问题采取的行动将反映中国对不扩散问题做出承诺的严肃程度。我们欢迎中国通过新实行的敏感技术出口管制措施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违规者受到严厉的法律惩处。
中国和美国可进一步共同努力，为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公民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发生的恐怖袭击中遇难。中国能为摧毁全球恐怖主义的供给渠道提供帮助。我们在联合国的合作以及共同查封恐怖分子在中国银行系统内的帐户，已成为一个良好开端，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合作。
中国已承诺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别提供1.5亿美元和2,500万美元援助。我们欢迎上述承诺，并期待得到全面执行。通过继续做出承诺，中国将与这两个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其他一些国家正通过大量减免债务支持新组建的伊拉克政府，伊拉克拖欠中国国有企业的70亿美元债务成为关注的焦点。我在喀土穆晨跑时，曾见到中国人练太极拳。我猜想这些人在苏丹从事石油工作。但中国不应当只从苏丹获取石油，还应该为解决苏丹的人道危机承担一些责任。中国可以与美国、联合国等方面共同支持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为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可以促进苏丹冲突的解决。
在亚洲，中国已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承认多边外交在亚洲的有益作用。然而，如果中国为寻求具有支配性的强权地位进行活动，将引发日益增长的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与东盟、日本、澳大利亚等方面合作，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保障该地区的安全与繁荣。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何去何从也将发出重要的信号。我们已明确表示，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依然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中国和平解决与台湾的分歧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日本和中国需要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合作。鉴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我理解与日本存在的历史问题具有敏感性。但是，正如我向中国有关方面所表示的，我注意到中国讲述的历史也有相当大的偏差。我在1931年”满洲里事件”遗址参观”9.18″纪念馆时发现，历史年表从1941年跳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作战，省略了美国从1941年至1945年参与太平洋战场的历史！或许，我们不妨由史学家进行三方对话，从而开始消除一些误解。
毫无疑问，其中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也展示了众多合作机会。有人说，美国坚持民主将排斥与中国长期合作。我想谈谈为什么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自由是美国的核心观念……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坚持布什总统所说的人类尊严不可剥夺的需要。25年前我曾在香港生活，从那时以来，我看见亚洲人民也要求获得更多的民主，也建立了更多的民主政体。胡主席和温总理的确也谈到中国加强法治和发展民主机制的重要性。
我们并不想通过促进自由削弱中国。相反，布什总统强调，”9.11″的悲剧告诫人们，缺乏自由、不健全的社会可滋生致命的痼疾。布什总统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指出，民主机制必须反映多样性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布什总统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其他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争取自由，走自己的路。”生为中国人并不意味着与民主相抵触──不妨看看活跃的台湾政坛。日本和韩国已成功地将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原则融为一体。
政治封闭不能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这种状态完全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经济继续增长，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国人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
──中国有统一的工会组织，但出现一波波工潮。
──昔日通过农民运动掌握政权的政党如今面临着来自农村的激烈抗争，反腐败的要求尤其强烈。
──政府拥有大规模警察力量，但无法控制犯罪的蔓延。
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责。村级和基层选举是一个开端。这些选举还可能扩大，下一步或许可扩大到县和省一级。中国需要改革司法体系。中国应该公开政务，促使公民社会参与，不再骚扰针砭时弊的新闻记者。中国还应该扩大宗教自由，使纸面上的权利保障成为现实。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和美国，郑先生提出的”和平崛起”观点将引起热烈的辩论。全世界将期待看到实际行动。
今晚，我提出美国应采取对应策略，调整我们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以支持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我们现在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作为参与者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我们必须处理存在的分歧。然而，处理分歧可在更大的框架下完成，即各方都承认，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可使各方共同受益，维护这个体系符合各方的利益。
为了使美中关系实现这个转变，本届美国政府以及未来美国政府必须为得到国内支持打下基础。这尤其是我今晚出席会议的原因。诸位听到对中国进行描述的声音完全从恐惧的心理出发。然而，如果我们视未来为面临的机遇，不对未来会出现什么结局忧心忡忡，美国就能成功。现在，为了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各位向中国人民和我国同胞发出强烈呼吁。
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问北京时，双方共同反对的问题决定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如今，我们有机会使双方都赞成的问题决定我们的关系。
我们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茂，常青不衰。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崛起的中国合作。
（完）
（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时间:2012-03-03 08:53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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