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历代生态环境变迁述论
【关键字】宁夏；历代生态；环境变迁
【摘 要】历史上的宁夏，地处中原农耕与北方游牧民族融汇过渡的地带。游牧民族的南下与农牧界线推移密切相关，畜牧与农耕交替出现。西周时期，宁夏境内气候温和湿润，生态环境良好；秦汉时期，由于移民与屯垦，生态环境开始变化；南北朝时期，是生态恢复的重要时期；隋唐时期基本是农牧并举，生态平衡发展，安史之乱后发生变化；宋元时期南部生态逐渐恶化，北部相对得以保持；明代由于军屯和战争，是宁夏生态环境恶化最厉害的时期；清代中前期有所恢复，后期再度遭战乱的毁坏，尤其是南部黄土高原。宁夏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参照。
历史上的宁夏，是开发较早的西部地区之一。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正好位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接过渡的地带；这里既属边地，也是历代统治者非常关注和尽力经营的地区。在这一偌大的空间内，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或北上的主要区域，是传统意义上农耕与畜牧的分界地带，也是或驻牧或农耕的地区。如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内迁，农牧界线就随之南移，这一区域几近成为畜牧区；如果中原政权向固原以北移民、驻军和屯田，农牧界线就随之北移，曾一度到达阴山以北。近3000 年来，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反复多次在这一地区进退往复，相互较量。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原政权的强盛或衰落的变化，在客观上为宁夏境内带来的是畜牧与农耕的反复变迁，农牧业生产方式一再改易，农牧界线屡有推移。这种畜牧与农耕的变迁，就导致生态的变化。本文仅就有史以来宁夏境内的生态及其发展变迁作一轮廓式的梳理，并作些尽可能的析论。
一、西周时期
追溯人类早期的生态变迁，应该与气候的发展变化衔接起来考察。因为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不仅对自然生态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带来制约性影响。这里，我们主要是指气候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和发展变化。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把我国5000 年来的气候区分为四个温暖期、四个寒冷期[1]，第一次对中国数千年间的气候周期性变化作了规律性总结。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采用新方法，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思路更新、方法更细。如朱士光先生将关中地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划分为10 个阶段，其中第四个阶段春秋至西汉前期为暖湿气候。这一时期，宁夏境内气候温和湿润，生态环境良好，北部平原以温代草原为主，南部固原则以温代森林与草原相结合。所谓森林草原的概念是这样的：森林草原就是草原和森林毗邻的过渡地带。它们二者可以互相转化，这种转化是以生态的优劣为前提的。即或能变为草原或在局部环境条件较好处变为森林；或者由森林变成草原，生态恶劣时变成为耕地，甚至沙漠。西周时期的宁夏，南部黄河支流清水河、泾河流域水量充沛，水质清澈；北部亦是山清水秀，呈现的是风光生态，平原旷野也有森林，森林之间夹杂着草原。南部固原的黄土高原，森林可以含蓄水分，空中降水为森林所含蓄，不至于冲刷流泻，有助于黄土高原生态的保护和发展。尤其是学者们根据气候的变迁来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的生存空间，把气候的变冷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联系起来，认为每逢寒冷期，大都是北方游牧民族规模较大、次数频繁的南下迁徙期，而且南下的幅度与寒冷的程度大体一致。这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研究宁夏的生态变迁，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近年来，宁夏境内发现有仰韶文化遗址，说明垦殖开发较早。直到战国时期，天然植被并没有大的变化。
周族发祥于西北。《尚书·牧誓》中周人自称是“西土之人”。周穆王时更驾车西行，足迹到达宁夏之境。周厉王时，北方游牧民族猃狁势力强大，对周朝的统治形成威胁，边患加剧，兵锋曾达关中渭水北岸，固原逐渐成为猃狁战马驰骋的地方。周宣王之世，出现了中兴局面，周人对北方猃狁族的入侵开始了有效的抵御和反击。《诗。小雅。出车》写的就是尹吉甫率兵北伐猃狁的事。战争，是自然生态的大敌。尹吉甫伐猃狁后，强行迁移其族到固原安置。其实，到了西周末年，宁夏境内到处都有戎狄居住。“薄伐猃狁，至于太原”的迁徙政策使得文化认同超越“薄伐猃狁”的战争征服，农耕的内涵在增加。战争、猃狁的迁入、农业的初期开发，已开始触及和伤害原始生态环境。
西周时期，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夫周，高山、广川、大薮也，故能生是良材”[2]。历史地看，宁夏境内生态很好，南部固原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这一时期，国家垄断山林川泽，森林资源是国家的财富。由西周在固原进行的反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到西周“料民于固原”，宁夏南部固原已纳入西周版图。研究资料表明：西周时期陕西的森林覆盖率达45%[3]，那么，与关中相依的宁夏固原境内六盘山系、泾河、清水河流域也不会低于40%。
其实，从生态的角度看，早在周以前的夏王朝，已经制定了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法规:“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4]到了周代，已经将山川生态与国家统治联系在一起。“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5]尤其是周族的精耕农业很快取代了土著民族的“焚林而猎”的带有破坏性的原始生存方式，有利于环境和生态的良性发展。
二、秦汉时期
秦汉400 年间，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经济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移民，包括政治性移民、军事性移民、商业性移民等，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影响之广，为历代罕见。宁夏为移民的主要地区之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促成了被移民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却带来了生态的消解和毁坏。由于经济的发展、土地面积的扩大、移民人口的增多，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诸如森林被毁、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等。宁夏南部是适宜于畜牧的地区，畜牧之外也适宜于农耕。秦朝时在南部固原境内设置乌氏县后，表明当时已有相当程度的开发与农牧并举。秦朝虽对北方实行过大规模开发，但从历史的长河看，属昙花一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派大将蒙恬率大兵向北推进，在北部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及陕北等地设置44县（ 一说34县） 屯田开发，这里包括宁夏全境。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开发持续时间不长，就随着秦王朝的迅速灭亡而中断。因此，西汉初年黄土高原人为的耕垦活动对生态造成的影响较小，自然植被保存较好，水土流失与沙化现象显得轻微，直到唐代初年[6]。
西汉以后的宁夏生态环境就逐渐发生变化了。依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西汉时期的黄土高原，气候正处在温暖期。这一时期，宁夏南部六盘山一线南部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森林广布，间有草原；六盘山以北为温带森林草原，草木茂盛，降水量也多。但从开发的角度看，秦汉时期多次向宁夏境内移民屯垦后，传统的农牧分界线一再向北推进，宁夏平原及河谷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垦辟，尤其是宁夏平原，代之而起的灌溉农业生态环境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地区之一。西汉前期的这种开发现状，虽然山林和草场已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砍伐，但并不过度；加之又是农牧并举，在移民的认真经营下，生态环境并未遭到大的破坏[7]。汉武帝当政时，一方面大力兴修水利，发展交通，殷实国库；一方面多次向北方用兵进击匈奴，终于在元朔二年（ 公元前127 年） 收复了河套区，恢复了秦始皇时屯垦拓边的旧地。之后又屡屡出兵越过阴山，使“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8]。这时的农牧分界线曾一度北移到阴山以北，宁夏成为秦始皇时被称为“新秦中”的发达农业区。这样一来，北部边境安宁了，西汉王朝也处在它的鼎盛期。但随之而来的大量移民，带来的是大规模的屯垦。宁夏境内主要是在北部地区。到西汉末年，仅黄土高原地区的移民和原有居民人口总数已达1128万[9]。遗憾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草原和森林的大片土地为栽培植被所取代，天然森林和大面积的草原消失了，宁夏生态环境已由轻微的地质侵蚀变为强烈的土壤侵蚀[10]。汉代人面对这种现状,有识者已有了环境意识的萌生和生命意识的崛起，认识到了毁坏森林会加剧水旱之灾。
秦时的固原境内，游牧大于农耕，游牧保护了大范围的生态并得到了可持续发展。《史记。货殖列传》里驻牧固原的游牧民族的代表人物乌氏倮，是历史上有名的大牧主，富甲一方，其属下畜牧的马牛数量之多是天下无与伦比的。当时的南部固原宜耕宜牧，但主要是畜牧。乌氏倮以内地丝绸与长城外的戎族头人进行贸易，这种贸易亦属国家需要，故秦始皇对其大加褒奖。至于秦始皇尊奖乌氏倮，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我们这里只看乌氏倮在固原经营马、牛、羊的过程中所折射出当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这是西汉时期政府畜牧在固原的集中表现，它不但说明固原当时生态环境的良好程度，也体现了游牧文化形式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却是军队屯戍、移民实边对部分土地进行程度不同的开发。宁夏境内在秦以前多为匈奴占据，秦汉以来匈奴撤出后，这里人烟稀少，政府陆续为这里迁来关东移民，而且成为主体人口。这不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较快建成了农耕区，但大规模的开垦却导致了天然植被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11]。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关中乱离，边衅再起。西汉政权覆亡之际，给黄土高原带来的是经济的衰退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之后，宁夏北部被南下的匈奴等游牧民族所占据，原屯田耕垦的汉族军民大都南撤，南部固原还有不少羌族等少数民族居住。依照气候变化对社会与生态的影响看，公元初到公元600 年前是我国气候的第二个寒冷期，尤其是三、四两个世纪最冷。气候变干变冷，降水减少，草地干枯，这些依靠水源和草地生存的北方游牧民族，自然要南下寻求生存的机遇和环境。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从寒冷的塞外举旗南下。到了东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入居黄河流域，宁夏境内尤其突出。同时，宁夏境内的汉人大批内迁，尤其是永和五年（ 公元140 年） 以后，匈奴、乌桓、休屠、羌胡等游牧部族大量内迁。这一时期，仅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当在百万人左右，相反汉族人口在这里相对减少，于是原来的农田又被恢复为牧地，退耕反成为黄河中游的普遍现象，许多地方成为半农半牧区[12]。宁夏是黄河流域的重要地区之一，又是北方游牧民族最易进入的地区。由此可见当时入居宁夏的游牧民族及对生态恢复的程度。《后汉书。邓禹传》载:“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畜多牧。”这种现状基本涵盖了宁夏全境。所以，随着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的重新改变，会有次生植被逐渐来替代过去毁坏的生态。当然只能是相对地恢复，是无法达到西汉以前的程度的。总体上看，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东进，迫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沿边政权设置不断内迁。由于中原“大一统”政权发生变化，原来在宁夏境内的移民屯垦停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相继内迁，农牧界线又向南推移。到了东汉后期，包括以后晚些时候，农牧界线大体恢复到战国后期的态势。这是由于大批游牧民族入居宁夏全境，原来的农耕民族内迁，许多土地退耕还牧，次生植被开始恢复的缘故。这种农牧相兼的发展格局，在宁夏基本持续到北魏以前。
匈奴的内迁，也是宁夏生态恢复的主要原因，尽管是短暂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秋，匈奴昆邪王率4 万余人降汉，政府在5 个边地郡境内设立了“五个属国”，宁夏境内的三水县（ 今同心县东） 就是五属国地之一。在属国内，匈奴人可以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继续从事传统的畜牧业。据专家研究结果推算，在当时“三水属国”境内生存的匈奴人也有五六万之多。东晋太兴年间,也有不少匈奴人迁入宁夏南部。这样一来，宁夏中南部各民族持续发展的畜牧业，就会起到延缓生态恶化的作用。
汉代的思想家们已经注意到了自然与人的依存关系，尤其是已经有了环境意识的萌芽与生命意识的崛起。晁错在他的·新书·中说：“焚山斩木为时，命曰伤地。”刘向在他的《别录》中也说：“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坏在山。”“ 斩伐林木无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13]这些都表明汉代人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整体思考。
三、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又是数百年的战乱。由于战争和北方林立的割剧政权，东汉后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农牧分界的格局，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不断更替，游牧文化是其主流。《晋书。文帝纪第二》记载，魏末晋初，北方民族归附的人数达870 万余口。西晋时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14]魏晋时期，游牧民族的南下活动不仅频繁，而且民族种类也多，主要有匈奴、氐、羌、羯、鲜卑五族，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就是指这个时期。他们相继南下后，先后都建立过区域性政权。宁夏地域，先后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政权。据西晋时江统的《徙戎论》所陈述，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南部固原境内已居住着大量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固原近乎成了畜牧区。在这个大背景下，尽管战乱带来过人口流离，战争给生态造成过新的不同程度的毁坏，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寻求水源和草地作为生息之所，本身就放弃了大规模的农耕，宁夏境内在导致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冲击的同时，秦、西汉以来毁坏的生态又得以恢复，生态环境总体上仍得以继续保护和良性发展，尤其是南部固原。同时，次生的草原和灌木丛又大片地取代了栽培植被，土壤侵蚀减少，是宁夏历史上生态恢复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黄河中上游生态的良性发展，使黄河泥沙也相对减少，成为黄河得以安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以后，长期生存在宁夏境内的部分游牧民族开始向农耕转化，逐渐农业化。
四、隋唐时期
依自然地理划分，西北多属半农半牧地区，宁夏南部固原最具特点。按司马迁当时的经济区划看，固原属游牧地区的南界。隋唐时期，固原在经历了南北朝特殊时期之后，更为明晰地体现着自身半农半牧区的特点：从事游牧生涯的少数民族进入固原，即可为牧；从事农耕族类统治固原时，这里就成为农业区。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这也是宁夏生态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唐代立国后，对于宁夏地区的政策是农牧兼并的，尤其是固原。因为对于唐朝中央政府来说，这里不仅需要粮食，更需要繁殖马匹。固原所在的平凉郡，就是当时唐朝在西北设置的四大畜牧地之一。当时的宁夏，虽是半农半牧地区，但农耕地区再扩大，也不会超过畜牧地区[15]。在宁夏北部的灵州，唐朝政府实行羁縻州以安置周边内迁的少数民族。这些内迁的各族皆习畜牧，仍因其旧俗，同样有利于生态的恢复和发展。唐代，固原也曾有过几次大的变迁，草原与农耕交替出现。安史之乱前，这里是农耕与畜牧相兼的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占据固原的大部分地区，这里变成了草场，直到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 年） 以后。当然，这种草场属毁坏性草场。宁夏北部内附的党项族羁縻州，本来散布在灵州一带，及吐蕃内侵，郭子仪恐其受吐蕃协迫为患边庭，再迁往宁夏北部，与当地的农耕民族相聚。因此，后来的西夏国，就是兼有畜牧和农耕的。
从生态的角度看，即使在隋唐兴盛的时期，统治者都是在借固原的地理环境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即这里的生态环境与战马的繁殖最为相宜；从牧马的有利条件看，要比将牧马地放在平原灌区条件好得多，而且合算。隋唐两代都有强大的军队，其中骑兵占有重要地位。唐代重视养马业，固原是当时西北牧马四大基地之一，政府在固原广设牧监、牧坊，充分利用这里的自然环境作为草原和牧区。如果将牧马放在农业区，既影响了农业，又制约了养马业，借固原的地理环境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尤其要紧的是，这种养马区域的划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延缓了生态恶化。但在这期间，突厥、吐蕃数度寇边，对原州（ 固原） 马牧产生过影响，对生态环境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毁坏。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地区在发展牧马业的同时，还有少量的开荒耕种，使农牧得到协调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黄土高原的人口总数已达1015万。那么，宁夏南部固原的人口密度也不会太小。同时，由于农牧并举、以牧为主的经营结构，加之较长时间的安静发展，南部固原的生态环境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从固原自然条件本身看，半农半牧区，畜牧业位置重要；从军事的意义看，更重要。唐代，固原属关内道，京畿之外围，至关都城安危。战马就是当时的军需储备。所以固原唐代牧马草场还具政治意义。因此，当时固原不仅要发展一般畜牧业，还要繁殖战马，尤其是后者。唐玄宗天宝年间爆发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六盘山一线，宁夏南部固原成为吐蕃铁蹄往来的战场，原来的牧监撤废，耕种的土地荒芜，前后达86 年之久。唐朝政府收复宁夏南部三州七关后，即颁布诏书，听任老百姓开垦，荒地再度变成了农田，不再设置牧监，草场也随着毁坏。这样，固原境内的森林草场开始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宁夏北部平原，在唐代已成为重要的农业区。政府在宁夏平原兴修渠道与陂塘，发展农田灌溉。宁夏北部重镇灵州，在唐初的屯田规模已相当宏大[16]，因而唐代的农牧界线速迅向北推进到河套以北。从总体上看，宁夏北部是农业区，南部是农牧区，尤其是牧马业。这种农牧格局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之乱”后，原来设置的牧监和牧坊被垦殖，大片草原又变为农田植被。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地方也有过短时期的生态恢复。如唐贞观四年（ 公元630年） ，东突厥内附后，有一部分就安插在当时灵州（今灵武市） 的边缘地带。再如天宝四载（ 公元745年） ，后突厥被回纥所灭，其中一部分继续南迁灵州。这些少数民族的内附并在灵州生存，依习俗而居，牧业的沿袭带来了对生态的保护和生态恶化的延缓。固原所在的南部黄土高原，从生态的角度看，宜农宜牧，但环境非常脆弱。当农牧并重、农耕与畜牧举措适当时，就有利于生态的平衡发展；否则，森林草原生态就遭到严重的损害。
五、宋元时期
宋朝建立初期，面对的是百业凋敝的衰败景象。宋朝政府首先实行林木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政策，奖励耕殖，林农并举。之所以有这样的举措，主要是因为：一是林木是薪炭的来源；二是随着造纸、造船和建筑行业的发展，木材的需求大量增加；三是宋代人已有了朴素的生态观；四是战争所致。对于宁夏来说，因战争造林，尤其要紧。宋夏战争中，宋王朝一直处在被动防御的境地。因此,营建和保护军事防护林“以限胡马”、“以捍奔突之势”[17]，成为宋朝统治者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措施。虽然宋朝政府大力倡导边境植树造林，但对于处在战争胶着状态的宁夏，又是另一种情况：西夏都城兴庆府在宁夏北部平原，宁夏南部固原又是北宋防御西夏的前沿，频繁的战争冲突，长时间的对峙状态，要靠大量营建军事防护林来对付富有进攻性的西夏军队，似乎无济于事。或者，原本就来不及营建军事防护林带。相反，宋夏战争，对宁夏境内原有的森林和草场的毁坏极为严重。除战争之外，人为砍伐程度加大。主要是六盘山森林用于中原建筑的砍伐；海原南华山森林用于李元昊修建天都山行宫等。同时，由于宋夏沿边大范围的驻军开垦，草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唐代以来形成的苑马牧监早已荡然无存，南部固原完全成为军事性质的行政建制：先后设置三个州级政权——镇戎军、德顺军、怀德军，固原成为宋朝向北部西夏用兵防御的重要指挥中枢，沿边修筑了不少堡寨，招募了不少各种名目的军队，开垦了沿边的大量土地，原有草场全部垦为农田，就连蕃兵，也得到了土地。当时的“屯田范围之广，已经到了无地不耕的地步”[18]。原来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在蕃兵、弓箭手、强人的名目和制度下，都改而从事农耕生产。如此开垦，生态怎么能保护得下来。宋夏对峙时期，宁夏北部西夏政权虽以畜牧为主，也兼营农业，生态相对得以保持，环境尚好。
元代，是固原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成吉思汗时就已经看重了固原的军事地理位置，奠定了固原在元统一南宋过程中的地位，尤其是安西王府的设立。在这个过程中，军屯是固原历史上较厉害的时期之一。固原驻守规模较大的军队，使大量的荒地先后得以开垦；安西王府的修建，使六盘山森林资源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砍伐，生态环境在宋代毁坏的基础上更为加剧。统一南宋之后的和平安定的年代里，军屯相对减弱，生态逐渐得以生息恢复，尤其是草场生态得以恢复。元代后期，明显侵占畜牧地的掠夺式经营形式已明显弱化，就是农耕地区的田亩，也已经宽松了许多。但北部却不完全一样。宁夏北部，同样是大力推行屯田。忽必烈受中原汉文化思想的影响，保护农业生产，虽然是马上民族，却禁止占农田为牧地。元代宁夏北部屯田，主要是招募无业农民开垦；而南部固原主要是军屯。元代宁夏平原的灌区得到了大规模开发，尤其是水利的修复，采用和推广了新的工程灌溉技术，对宁夏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六、明清时期
明代以前，宁夏南部的生态状况是这样的：六盘山一带仍有大片森林覆盖，树木的品种也很多,即使在明代初年还保存有相当的林区。但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生态环境就急转直下了，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转折。从西周到明代中期，这期间经历了2300 多年的变迁，不断遭人力和自然力的破坏,固原境内的森林景观早已不同于先前了，平原、高原上的森林基本消失殆尽，丘陵地区也只剩下一些规模不大的残林。明代前期，宁夏北部贺兰山一带保存有一定规模的林区，中叶以后，由于战争和人为的破坏，同样遭到严重的毁坏。
明朝建立，面对的是元末战乱之余的荒凉景象：赤地千里，经济凋敝。与其他朝代一样，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推行奖励垦荒、移民屯田的政策。尤其是朱元璋在位时，从国防需要出发，对西北边关林区曾下令封殖为禁山，采取了地区性的保护森林措施。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正统年间，前后持续约80 年时间。80 年的保护措施，对宁夏生态的保护和发展起了一定的延缓作用，呈现出“延袤数千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的景象[19]。自宪宗成化元年（ 公元1465 年） 开始，由于北边军事防务的加剧，宁夏境内驻边军队的增加，大规模屯垦带来的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是重点地区。当时的有识之士曾一再重申朱元璋时的林禁政策，保护西北边关林区。但面对北边屡屡而起的战争，明朝政府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地方上的规利之徒、不法地方势力乘机入山任意砍伐林木，贩卖各地。明代中叶余珊在他的《陈言时政十渐疏》里说：陕西延绥、宁夏、固原这一带边关“近年以来，因循怠弛，斩木搏兽，自拆其藩蓠”[20]。可见，当时滥伐林木在宁夏也是十分严重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宁夏境内人为毁坏林木生态的程度。
明代北边设有九大重镇，在宁夏境内就有两个：北部的宁夏，南部的固原。尤其是固原，地处黄土高原，更是重灾地区。就整个宁夏全境看，屯田名目繁多，民屯、军屯、商屯蜂拥而上。当地方官员和驻军将帅督促千军万马，将平原（ 包括平川） 之地大规模地毁林垦草垦尽之后，继而又向纵深发展,“所至皆高山峭壁，横亘数百里，土人耕牧，锄山为田，虽悬崖偏坡，天地不废”[21]。明代初年“屯田遍天下，而西北为最”。在西北，宁夏恐怕是最厉害的了，森林毁完了，草本植被也是精光。宁夏的生态环境遭到了致命的摧毁，尤其是南部固原。生态环境的破坏，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给黄河带来了灾难。据研究资料表明：明代黄河决口301次，漫溢138次，迁徙15次[22]。从黄河灾害，我们看到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同时，水土流失也使黄河中游的湖泊消失。研究者认为:明代时黄河中游的湖泊已基本淤涸。这些湖泊经历黄河的变迁，泥沙的淤积，湖水自身的渗漏、蒸发，至五代已渐次干涸或淤成了平陆，到明代已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湖泊了[23]。相比较，高原上的著名湖泊——朝那湫，地处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边缘的固原，秦汉以来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们都先后到这里祭祀过。明代，朝那湫方圆尚有数十里。明代人写的《嘉靖固原州志》里有详细记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明代中期以前固原的生态环境相对还好一些，没有到一定程度的恶化。
另外，招商民屯在南部固原也曾兴盛过。现在固原以北的李旺堡、杨郎镇，固原以西的张易堡等，都是明代招商民屯的历史缩影。
《明史。诸王二》载，明洪武中曾定制允许从甘肃到辽东的“荒旷地及山场，听诸王府牧放”。分封在宁夏的朱元璋的子孙们，也是巧取豪夺，大肆兼并土地，设置牧场，广置庄园，形成了大片大片的宗室所属王府牧场。分封在宁夏的藩王，在北部的有安王、庆王；在南部的有韩王、肃王、楚王。在南部固原设置的属陕西都司所辖的甘州群牧监，据明代《固原州志》卷一记载，实际上就是肃王的“牧马地”。除藩地在宁夏者外，远在武昌的楚王和云南的黔国公亦在南部固原建有牧场[24]。楚王府牧地就是固原卫所属之海剌都营，于洪武时由武昌护卫前所直接调拨官军1500 名,“屯牧于此”[25]。这些牧场的出现，既对生态的保护起过积极作用，同样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巨大危害。尤其是到了中期以后，牧场多为“ 军民互易，豪强侵占”，或者“重以官吏侵渔，牧政荒废”[26]，致使成片的牧场或者荒废，或者开垦、开垦后再荒废，恶性循环，严重地损害了生态环境。
明代固原是西北马政的中心，马政与军事相关。按照明朝的制度，牧马草场一般分为荒地和熟地：荒地牧马，熟地军屯耕种。牧马草场这一部分延缓了生态的恶化，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反复。初期草场面积较大，弘治时减少近乎一半；嘉靖时又有所回升，而隆庆时再次大幅度减少。减少的草场自然变成了耕地，生态恶化程度步步加剧。同时，还有大片的草地陆续成为“藩王”的牧地。现在看来，“藩王”牧地也起到了延缓生态恶化的作用。据专家研究：当时固原镇有军马33000 多匹。兴盛时期的马政，的确保护和延长了部分生态的良性发展。但宜耕种的土地仍由军民屯垦。明代初期，在元代生态恢复的基础上继续得以恢复，归顺明朝的蒙元后裔、驻牧于固原境内的满俊，当时重操蒙古民族的旧业，凭借固原的自然环境牧放大量的牛羊，富甲一方。固原的大规模开垦，当在弘治以后，而且随着北边无休止的战争，生态持续恶化。顾炎武引《华亭县志》说：明代六盘山地区,“其山多棕，其草多竹”。《明一统志》卷三十五《平凉府志》 载：元代时，“世祖尝于此驻跸，后安西王于此建避暑楼”。这时候，六盘山还是森林覆盖区。到了明代中叶晚些的时候，六盘山的北段渐次才成了童山。
明代宁夏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源于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明朝政府一面在边地实行林禁政策,一面又盲目地无限制推行垦屯田政策，向山林争田。结果，林禁中道废弛，林地让位于耕地，大量的土地被开垦，植被破坏，森林砍伐，越来越少。明弘治十四年（ 公元1501 年） ，当时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身份督理陕西马政的杨一清，亲临固原督理陕西牧马城堡的修筑时，给朝廷上《为处置马营城堡事》的奏折中称：“……况各苑地方（ 设在固原的牧马苑监） ，木植难得，土人以窑洞为家，乃其素习。各该卫所解来的军队，因无栖止，随到随逃，废弛之故亦多由此。”[27]及杨一清具体修筑、拓展固原境内的开城、黑水等苑监牧马城堡时又说:“其木植俱于平凉府华亭县及巩昌府漳县采打。”[28]可见，当时固原的森林资源已经破坏得相当厉害了，就连修筑城堡、马厩用的木材都要从外地运来。二是抛荒带来的生态破坏。明代在宁夏境内的各种名目的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商屯等，由于各种原因都不是有始有终的。这样一来，开垦的土地不少，抛荒的也很多。尤其是宁夏北部和南部固原，不少屯田“连年抛荒”[29]。抛荒后的土地，若干年耕种，若干年又抛起，致使土地容易沙化，引起水土流失。长此以往，生态自然变得恶劣。三是养马业经营得不合理，也造成森林草场的减少。我们在前面讲过，明代在宁夏境内大规模的畜牧，是避免了大面积土地的屯垦耕种，保护了生态植被；但同时，也破坏了不少山林植被。因为当时许多苑马监都设在黄河支流上靠近林区的地方，这种布局本身就留下了隐患，是不妥当的。比如固原的开城苑、黑城苑，就有近十个马牧监在黄河支流清水河沿线，大面积的河床平地成为草场，但地域上又处在六盘山北段林区的边缘，长时间的马牧势必对这一带山林起了逐渐吞噬的破坏作用。
明代宁夏北部的生态情况也是到了绝境。在明代人看来，宁夏镇孤悬黄河之外，经常受北方蒙元后裔兵锋的袭扰，除明朝政府在宁夏设宁夏镇驻重兵防守外，凭借的自然地理环境就是西北部屏障贺兰山；贺兰山上的自然屏障就是茂密的森林。而实际情况是，自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 驻藩宁夏的安化王朱以讨宦官刘瑾为名，据宁夏镇城（银川） 举兵反叛朝廷始。这次举兵，虽然短时间内就平息了，但大伤宁夏的元气，尤其是对宁夏镇、巡及各方面的官员影响很坏：贪图享受，不爱惜民力。如当时宁夏镇城朝廷命官按察分司，将原安化王朱的旧府第改建成他的按察分司官邸。在改建的过程中，命当地驻军前往贺兰山砍伐树木，时间持续一月有余。地方官员有此举动，其他官吏、豪绅，包括游手无赖皆斧斤入山，贺兰山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这只是生态毁坏的一个侧面。明嘉靖八年（ 公元1529 年） 三月，三次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一清曾为朝廷上《论边务奏对》折说：宁夏地方官员“役使军夫于贺兰山采打木植，烧造砖瓦一月有余……夫官军本以应敌，令其供防护之役，以修理衙署之事，可乎? 贺兰山乃天设险隘，在山树木欲茂密，以遏贼骑奔（冲） 。近年，官豪军民任意砍伐，以致空疏，贼马易为出入，官司正当严禁。本官乃行拨夫砍伐，以致官属下乘机伐取，不啻数倍。自撤其险，何以为守?”[30]由此可见明代中后期宁夏北部生态毁坏的程度。宁夏河东沙区的形成，是明代中叶边墙（ 即明长城） 城堡推行军屯后，由于不合理的农业耕作及过度牧樵而演变成了沙漠[31]。
明代屯田垦殖犹如一柄双刃利剑，在大量实行各种名目的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使自然生态不断恶化。当代环境学家认定明代是“ 环境严重恶化的时期”[32]。人为的作用就是砍伐森林、开垦土地。砍伐之后的土地，或为沟壑，或者逐渐沙化。
清代前期，西北多有战事，但宁夏北部尤其河东地区生态状况相对尚好。这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时的沿途所见即可看到。公元1697 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由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宁夏境，到了兴武营一带时，野兔、野鸡非常多，不时地合群而过。康熙在这里作了短暂的停留，并颇有兴趣地进行围猎活动。用康熙给京城太监信里的话说：“满围都是兔子，朕射三百十一支。二十三日到清水营……朕只射一百有零。”[33]可见300 年前宁夏黄河以东的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还是不错的。另外，康熙离开宁夏返回北京时，是沿黄河乘船前往内蒙古包头的。由宁夏到内蒙古这一河段，黄河沿岸的生态环境，康熙同样看在心里，也留在了他给太监的信里:“黄河中鱼少，两岸柽柳、席芨草，芦苇中有野猪、马、鹿等物。” 34300 年前的植物和动物，现在大都消失了。康熙皇帝的这次行程，如同考察黄河及其沿岸生态，留下了这些让后人追念和对比的文字。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300年前康熙笔下的各种生物都成了历史生态的参照，极具启示意义。
南部固原是另一种情形。清代立国后，明朝时期的生态环境未来得及恢复；乾嘉中兴之际，稍有恢复，又毁于同治以后的战乱，这一次应该说是毁灭性的。其实，康熙年间就裁撤了在固原沿袭千年的监牧，也取消了明代的藩府牧地，土地大量开垦，军马厂设置沿六盘山一线摆开，生态进一步毁坏。
清末，受左宗棠兴水利、造树林的影响，固原数任直隶州知州如王学伊、张祥、萧承恩等人，在固原城郊搞育苗试验场，育树苗栽树，在现在的西兰公路六盘山、和尚铺、平银公路、清水河沿线等栽种了大量的杨、柳、榆、椿、杏等；固原城周围、东岳山等处也栽种了不少。在这个过程中，驻固原的军队加入了植树行列，也是有贡献的。同时，还恢复马场，以恢复生态。但由于各种原因，比起偌大的固原山川，终属杯水车薪，恢复生态建设不可能有多少起色。民国年间，马由民间养牧，牧业依附于农业。牧马场不存在了，草场就不存在，生态空间就越小。这种掠夺式的经营，使草场越来越小,生态退化越来越严重，留给后人的是“童山濯濯，沙土皆紫色”的山川。
追溯宁夏清代以前生态演变的历史过程，是一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个偌大的地域上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以上所论及，仅是对宁夏历代的生态变迁作了轮廓式的梳理。从论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千百年来农业与游牧两种经营方式频繁更迭、人为过度樵采、放牧、开垦及战争的破坏，宁夏境内的许多森林草原及其植被不断退化，河流干涸，以致原来的青山变成了荒山，原来不是沙漠的地方也变成了沙漠。尤其是历代各种名目的超负荷的大规模的屯垦生产，直接造成对天然生态植被的破坏。这是宁夏历代生态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南下，致使宁夏境内的耕地面积在农耕与畜牧之间反复交替，大面积的植物茎根被日照、风化而枯死。即使在畜牧期，短时期很难生长出次生植被；或者短期内可延缓部分生态的恶化，但已法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生态植被。这种无节制的索取，加速了宁夏生态资源的深层破坏，尤其是南部黄土高原的天然植被。1944 年，李长傅先生在他的《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一文中说:“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35]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撰写此文，旨在为人们了解、认识和研究宁夏历史生态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参照。
注释：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1 期。
[2] 《周语》下。
[3]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1983 年第2 期。
[4] 《逸周书。大聚解》。
[5] 《周语》上。
[6]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陕西师大学报》1998 年第1 期。
[7]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陕西师大学报》1998 年第1 期。
[8]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
[9]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陕西师大学报》1998 年第1 期。
[10]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45 页，台湾明文书局印行。
[11]葛剑雄等：《移民与中国》第32 页，中华书局（ 香港） ，1992 年。
[12]邹逸麟：《千古黄河》，中华书局（ 香港） ，1990 年。
[13] 《后汉书。章帝纪》。
[14]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15] 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河东学刊》1999 年第10 期，《运城高专学报》2000 年第1 期。
[16] 《旧唐书》卷三十九《娄师德传》。
[17]欧阳修：《居士外集·塞垣》
[18]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河东学刊》1999 年第10 期，《运城高专学报》2000 年第1 期。
[19] 《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三第528 页、卷一六七第1709 页、卷三五九。
[20] 《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三第528 页、卷一六七第1709 页、卷三五九。
[21] 《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三第528 页、卷一六七第1709 页、卷三五九。
[22]郑肇经：《中国水利史·第一本》黄河决溢统计·表，商务印书馆，1939 年。转引自杨昶：《明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1 期。
[23]邱成希：《明代黄河水患探析》，《南开学报》1981 年第4 期。
[24] 《明英宗实录》卷一三。
[25] 《明嘉靖固原州志》卷一。
[26] 《明史。兵志。马政》。
[27] 《杨一清集》卷一马政类《为处置马营城堡事》。
[28] 《杨一清集》卷一马政类《为处置马营城堡事》。
[29] 《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第360 页。
[30] 《杨一清集》卷三《论边务奏对》。
[31] 朱士光：《建国以来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版）1994 年第3 期。
[32] 《文汇读书周报》2001 年12 月29 日《康熙皇帝的十七封信》，上海。
[33] 《文汇读书周报》2001 年12 月29 日《康熙皇帝的十七封信》，上海。
[34]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2 年1期
[35] 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年。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转自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