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唐五代]分家析产若干类型分析——《中国家庭史》第二卷第四章第三节

　　三、旁系尊亲叔侄分家模式

　　这种家庭模式是父亲长辈生前未立分家遗嘱，兄弟同居共财，后来长兄亡故，子女幼小，孩子们由叔叔鞠养，后来侄子长大成人，于是发生分家。适合于此种情况的文书样本见于敦煌文书斯5647号《分书（样式）》[1]：

　　盖闻人之情义，山岳为期。兄弟之恩，劫石不替。况二人等，忝为叔侄，智意一般；箱柜无私，畜（蓄）积不异。结义之有（友）尚□（怀）让金之心。骨肉之厚，不可有分飞之愿。叔唱侄和，万事周圆。妯娌谦恭，长守尊卑之礼。城隍叹念，每传孔怀之能；邻里每嗟，庭荆有滋重之瑞。已经三代，不乏儒风。盖为代薄时漓，人心浅促。佛教有氛氲之部，儒宗有异见之僭。兄弟之流，犹从一智。今则更过一代，情义同前。恐怕后代子孙，改心易意，谤说是非。今闻家中殷实，孝行七传，分为部分根原，免后子孙疑悮（误）。盖为侄某乙三人，少失父母，叔便为亲尊。、训诲成人，未申乳哺之恩，今生房分，先报其恩，别无所堪，不忏分数，与叔某物色目。（中衍数字）已上物色献上阿叔，更为阿叔殷勤，成立活计，兼与城外庄田车牛驼马家资什物等，一物已上分为两分，各注脚下，其名如后：

　　右件分割家浍活具十（什）物，叔侄对坐，以诸亲近，一一对直，再三准折均亭，抛钩为定。更无曲受人情，偏藏活业。世代两房断疑，莫生怨埿，然则异门，前以结义，如同往日一般。上者更须临恩，陪（倍）加忧恤；小者更须去（趋）义，转益功（恭）勤。不令有唱荡五（忤）逆之子，一则令人尽笑，二乃污辱门风。一依分书为凭，各为居产。更若后生加谤，更说偏波，便受五（忤）逆之罪，世代莫逢善事。兼有不存礼计，去就乖违，大者罚绫锦，少者决肉至骨。分析为定，更无休悔。如若更生毁伍，说少道多，罚锦壹匹，充助官门。恐后子孙不省，故勒分书，用为后凭。

　　这份样文结构基本与其他契约相同，但文字较长。主要是长在解释侄子与叔叔分家的原因所在。此外在关于财产分配的内容上与其他分书或遗嘱不一样的地方是，先拿出一部分财产报效叔叔的养育之恩，然后再把家产均分作两份。一份当然是给叔叔的，另外一份才是三个侄儿们的。这种叔侄分家文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兄弟一方亡故之后，遗留下的孩子比较幼小，因此叔叔承担了哺育孤儿寡母的义务。等侄儿们长大成人，方才分开过日子。这样的分家方式作为一种样本存在，也同样说明当时社会上有大量的类似家庭财产分割事件。伯3774号文书《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有如下段落：[2]

　　去丙寅年至昨午年卅年间，伯伯私种田卅亩，年别收斛斗卅驮。已上并寄放，合计一千驮，尽是大哥收掌。伯伯亡之日，所有葬送追斋，尽在大家物内，齐周针线寸尺不见。

　　称床九张者，伯伯共父分割之日，家中房室总有两口，其床在何处安置，此乃虚言。

　　先家中无羊，为父是部落使，经东衙算赏羊卅口、马一匹、耕牛两头、牸牛一头、绯毯一。齐周自出牧子，放经十年。后群牧成，始雇吐浑放牧。至丑年羊满三百，小牛驴共卅头，已上耕牛十头，尽被贼将。残牛一头，驴一头。

　　从这里可以看出，齐周（僧龙藏）在与大哥发牒文论分家财产问题之前是与伯父在一起生活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长辈临死前把年幼子女托付给亲属（有可能是兄弟，也可能是其他亲戚），形成一种依养型的家庭结构。孩子成年后，希望结束托管关系，要求自主管理父祖遗产，这在形式上也类似分家。如敦煌文书斯6417号《年代不详（十世纪后期）孔员信三子为遗产纠纷上司徒状（稿）》：“三子幼少，不识东西，其父临终，遗嘱阿姨二娘子，缘三子少失父母，后恐成人，忽若成人之时，又恐无处活命，嘱二娘子比三子长识时节，所有些些资产，并一仰二娘子收掌。若也长大，好与安置……其三子不是不孝阿姨，只恐姨老难活，全没衣食养命，其父在日，与留银钗子一双，牙梳壹，碧绫裙壹，白绫壹丈五尺，立机一匹，十二综细褐六十尺，十综昌褐六十尺，番褐壹段，被一张，安西牒二丈……青钿镜子一……”这是侄女与阿姨二娘子的财产纠纷案。孔员信妻子先前已经故世，他临终把三个年幼的女儿托付给名叫二娘子的姨娘看管。这个姨娘或许是其妻子的妹妹。父亲当初托付时给了姨娘首饰和衣物用品作为报酬。现在三个女孩已经长大，不仅白白的给姨娘干活（“虚纳气力”），而且姨娘并不打算归还父亲留下的财物。故写状请求官府做主，归还父亲留下的财产。[3]

　　叔叔欺负孤儿寡母的事例并非没有。伯2504号文书《年代未详（十世纪）龙勒乡百姓曹富盈牒（稿）》[4]，是一个叔父以富贵欺负贫弱的寡嫂和侄儿的事例。事情的原委是：龙勒乡百姓曹富盈从小失去父亲，与寡母相依为命。家里最值钱的财产只有八岁种马一匹。前日被身为都押牙的叔父卖掉。判定值绢两匹。其中一匹断麦粟27石，这里面的12石折成布两匹，又欠7石。另外一匹绢断牛一头。交割完价钱之后，都押牙叔父领去。前一日曹富盈与寡母去索取卖马的价钱，却被他骂了一顿。口出粗言，甚至要挥拳相对。曹富盈母子告发的内容是：寡母是他亲房婶婶，怎么能无视尊卑长幼，辱骂贫穷?“不是浪索马价，实乃有其辜欠”。我们虽然是亲戚，但是，平日得不到半点好处。在这个案件里，买卖以绢论价格，但是实际支付的时候则是麦粟、布匹和牲畜。其中麦粟似乎也是作为价值手段来计算的。比如一匹绢当27石麦粟，而其中的12石麦粟又用布两匹来支付。究竟是叔父欠7石麦粟未给呢，还是所有的马价都独吞了?文书不详。而叔父都押牙的辩词也不清楚。也许他会强调这匹马是他与亡兄共同的财产，也未可知。即使不是，曹富盈让当官的叔父去卖马，或许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好价钱。文书还透露给我们，分家后当官的叔父，对于贫民寡嫂（婶婶疑为兄长的妻子）和侄儿（曹富盈）的生活是没有接济的。

　　伯3257号《后晋开运二年（945）十二月河西归义军左马步押衙王文通牒及有关文书》是寡妇与诸叔侄的土地产权纠纷。[5]这份文书说的是：阿龙向官府控告诸叔侄侵占其土地。阿龙丈夫早亡，有儿子索义成，孙子索幸通。案子涉及的是孩子的叔叔和侄子侵占其地产的事情。吐鲁番出土文书有一则涉及一个叫严令子的家庭，伯父之外还有若干个侄子，同一个户籍实际上已经分财别居，这个家庭的田产纠纷案也涉及分田不均而赋役分摊不均的问题。[6]

　　总之，由于以上案件都只是一面之词，我们无法了解整个事件的原委，但是，这样一些各种各样的财务纠纷，已经可以说明，唐代普通家庭里并不都是像墓志资料所显示的那样，总是温情脉脉。通过分家契约的方式来解决和防范家庭财产纠纷确实是很必要的，这也就证明了那些分书和遗书的样本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需求。

注释：

[1]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笫164～171页。

[2]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83页。

[3]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99页。

[4]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313页。

[5]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95～298页。

[6]《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叁]，第558～5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