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的历史学：基于互联网驱动的史学变革——“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笔谈之五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系主任博格曼（ChristineL．Borgman）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专著前言里提到，互联网是自600年前古腾堡（Gutenberg）发明印刷术以来人类交流史上最伟大的进步。【1】

　　该书问世后仅几年时间，便令站在2011年这个时空坐标点上的我们完全能够断言，其历史意义之伟大将远非局限于此。回顾世界历史，仅就科技层面而言，影响社会的发展进而引发全球性深远变革的事件，近代以来至多不过两三次。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是18世纪中叶的蒸汽机的发明，它驱动了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把人类带人现代的工业社会；另一个便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互联网的发明，它驱动了全球的当代信息化进程，将人类推向21世纪伊始的信息社会。这里值得指明的是，蒸汽机问世后的应用历时200年左右，才在20世纪中叶成就了世界上为数不多、发达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而出自军事用途问世的互联网，自打20世纪80年代初转向民用以来，却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便让整个世界为之全面改观。

　　今天的人们，无论何种国籍或置身地球何处，无论何种职业或上至领袖下到平民，无论何种性别和年龄，只要自己愿意且客观条件具备，均可利用身边的台式/笔记本电脑或iPad；掌中的智能手机或iPhone；客厅/卧室的平板互联网电视或TV机顶盒……随时随地的登上互联网，在国际网络的电子虚拟空间里，任意浏览/收看远近新闻，针对性“Google”（搜索/获取）各类图文声视资讯，信手“微博”个性化主张或直接“博客”出版作品；系统地从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网络军事、远程医疗、网络科研教育，乃至网络化地操持起日常生活（吃穿住行用恋婚等等）。所有这些现今让人熟睹的表象背后，则是一系列未曾有过的深层次的变化，如：1．自然人凭借对互联网应用的掌握，让手的功能得以“延展”和脑力极大“拓扩”，实现了个体的人所具有的创造潜能的全面激发。2．在互联网构建的扁平式虚拟社会空间的冲击下，现实当中历经千百年形成的传统的叠加式社会结构和金字塔式社会组织形式，由于网络信息传递的即时f!生、直达性、互动性和共享程度日趋极大化而开始由垂直向扁平转化。以上两点进而导致。3．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中，依据发生的新技术“缩短了发讯者和接收者之间的距离，加快了信息流动的速度”的“通讯革命”，发出正在或已经呈现“瞬息间即可共享信息”的端倪预测和代议民主制将在不远的未来转向“共同参与民主制”。【2】

　　自2009年“推特”（Twitter，微博的创始先驱）因伊朗大选事件受世人瞩目以来的短短两年多时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微博这样一种篇幅局限于l40个字词的微型网络信息即时发表/传递工具，正在通过民众凭此直接、广泛地参与政府决策并监督其职能等诸多实践，【3】而把奈斯比特的预测变成现实。当然，亦如我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里论及的，以计算机互联网络为基础的当今社会信息化，不仅是在政治上，而且更是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全方位地影响并已经触及根本地改造着我们的世界。【4】

　　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做赘述了。总之据此不难结论，互联网之对于社会的加速发展所具有的巨大驱动作用，应当更为空前。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头10年的当代世界史或一些国家的历史，无视或忽略互联网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信息化进程，将会是难以想象的疏漏。

　　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互联网，在不断改变世界的同时还会持续地作用于人们未来的自身发展。如此，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着我们史学工作者以及所从事的史学研究。这是由于，互联网及其所代表的当代社会信息化，不仅已经成为历史学的关注和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从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乃至历史哲学等层面，对整个历史科学造成了有可能引发深刻变革的冲击。

　　就方法论而言，以计算机取代传统的书写工具，利用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获得相应的研究资源，这对21世纪今天大多数的史学家来说，都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但在此依然需要强调，精通掌握并善于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两点却是构成了以下讨论的基础，而且更是触发我们去形成历史科学的信息化思维、实现研究方法上不断自我履新的工具前提或重要手段。我们知道，史学领域的所有文章，均不外作于历史研究的主客体之间。历史研究的客体，有着真实实在和文本的区分。前者是后者的本源，而后者则是前者留于后世的存在或表现形式。前者虽因时间的不可逆性而无法直接企及，却完全能够借助后者让人们尽量地去靠近它。如此，历史科学便对史学家提出了三个具有逻辑关联的基本要求，其一为最大化地占有史料或资料；其二为合理地诠释这些史料或资料；其三则是在前两点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的真实，科学地重构出历史的实在“真实”。

　　最大化地占有史料或资料，不仅计算机数据库和互联网的问世之前后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于智能检索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技术的应用之前后，也一样地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90年代以前，史学家个人毕其终身以手工辛勤誊写文献卡片，所积攒到的研究资料比之现存于世的史料文献，不过沧海一粟。90年代中期起，一些大型信息资源网站和数据库开始陆续建立，具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项目、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JStor过刊数据库、Lexis/Nexis文献数据库、Questia在线图书馆……此后，只要我们能够通过互联网访问到这些数据库，就如同拥有了其所提供的海量资源，但能否有效利用，还是个令人挠头的问题。因为信息爆炸使得很多按传统习惯思维和行事的人，无法从海量数据库中便捷准确地找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如此的进步毕竟已然成了一种质的飞跃，国内外一些善于掌握数据库访问和检索技术的史学家，开始从中获益。历史学科的很多门类，不论是研究领域还是选题，也因之开始有了较大突破。到了21世纪的头l0年里，由于以Google为代表的互联网智能搜索引擎的成熟和以0racle为代表的大型数据库平台系统检索技术的智能化，亦同时，基于互联网访问的数字图书馆（提供古籍档案等史料文献）的涌现，史学家只要娴熟掌握相应的信息化技术手段，便可将最大化获取和占有研究文本（史籍典藏、档案文献、考古影像视频、历史图片、口述史录音、记录影片等）的梦想变为现实。Google的出现及其技术和数据库在21世纪初的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据统计，其在1998年开始运行时只能对2600万个网页进行搜索；2000年网页搜索量升到lO亿个；2008年年中，可以搜索到的网页数则多达l万亿个。【5】

　　而所有这些，Google均以“网页快照”技术即时抓取并存储到专用服务器上，日积月累地聚集成了局外人难窥其数的网络数据库体系。记得2002年，我曾在中国社科院的一次信息化立项汇报演示会上提出，开发利用网络互联技术，为世界史研究构建一个能通过远程调用来便捷获/汇集散布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将全球纳入数据库结构设计的设想。当时便有中国科学院评审专家建议可用“网抓”技术来实现。8年后的今天，对于每一位史学家尤其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人来说，善于驾驭采用上百万台高速服务器支撑的云计算从而愈加强大的Google，就等于拥有了这样的“个人”全球数据库。而且，iGoogle的定制功能，还做到了让搜索引擎自动地抓取预设信息并将之呈现在注册用户的页面上。

　　合理地诠释史料或资料，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便是对其进行处理和解析。事实上有了Google系统，不仅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地“Google一下”便到达互联网所及的世界任一角落，同时还能够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需求，调用Google提供的相关功能模块或工具，直接在互联网上即时实现对资料的初步处理。比如：l．使用多语种在线互译功能模块，浏览/筛选小语种文本，发挥各种语言之文献资料的作用；2．使用趋势分析功能模块，历时|生地把握某个史学问题的国际关注或研究的动向；3．使用空间分析功能模块，共时性地了解某一史籍文献或史学专著内容所涉地理方位（国别/地区/地点等）的分布状况；4．使用Google　Maps和Google　Earth工具，将我们的史料或其他研究资料叠加到地图乃至全球地貌的卫星影像上，从而不仅实现对不同时空的历史要素之相互关系的分析，而且还可实现对人类社会同生态环境之互动关系的分析。当然，绝非仅有Google才具备这些可供史学研究使用的信息处理功能。我们的个人计算彬笔记本电脑安装的Excel，就能开展较好的时间序列趋势分析和初步的空间分布分析。倘若安装上专业分析软件，时间序列分析如使用统计软件SPSS或SAS，空间分布分析如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eGIS或Maplnfo等，对史学研究资料的有关解析将能得到专业性更强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资料的计算机量化分析，海外学术界早在20世纪晚期就已运用到人口史、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和考古学等领域；而今，这些手段或方法已被移植到了互联网上，并正逐渐向历史学的其他领域推进。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基于互联网开发的地理信息系统史学空间分析应用平台——“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CCTS），便是其中较为成功的典范。该系统在中国逾2000年的历史地图之上，叠加整合了汉籍电子文献系统、清代粮价资料库、明清地方志联合目录资料库等一批研究资料，并提供了在线分析手段。【6】

　　对于史学家个人而言，整合各类研究资料的处理和解析成果，据此科学重构历史的“真实”之目的，同样可以凭借互联网通过“数字地球”（Digita1　Earth）技术的应用加以达到。用数字地球技术展开跨时空的比较分析，更有助于探索和揭示不同历史因素、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当代社会信息化进程呈现的新现象，以及给史学方法论带来的种种改变，势必触发我们对史学理论中的某些历史认识论或历史哲学范畴的命题重新做出思考。比如，最为基本的一个命题：“历史到底是什么？”倘若对此探寻的思绪不仅仅是由史学层面提升到元史学，而是上到更高的本原层面去追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并或许可以回答为“历史就是信息。”信息时代里，具有如此的认识很重要，因为有助于史学家形成历史研究的信息化思维，从而更好面对基于互联网驱动的史学新变革。

注释：

【1】克里斯廷?L.博格曼：《从古腾堡到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肖永英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Ⅸ页。
【2】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161、162页。
【3】“中国微博热令世界惊讶”，《环球时报）2011年6月24日，环球网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6/ 1779112．html[2011-08-06]。
【4】王旭东：“论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与冲击——从当代历史进程到世界史研究”．《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
【5】Jeff Jarvis,What Would Google Do？Harper Collins 2009，p．5。
【6】http://ccts, ascc. net/index php？ lang = zh-tw[2011-08-08]。

作者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