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
五、结论——海外白银输入挽救了明代市场经济
虽然明代的海外贸易远不及明代国内市场规模，但是对于明清货币经济的展开有关键性作用。明代市场的复苏始于弘治、正德朝，不过长期受制约于通货供应短缺而局限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从万历朝开始，明代经济和社会遽然呈现井喷似的繁荣景象，且影响所致，遍及全国。通货的突然充沛，当然是由于16世纪以来海道大通以后的白银输入，全汉升曾对其规模加以估算，而最近万志英的研究又提供了新的数据，堪为佐证（见表5）。1550—1650年间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2亿两左右，是上述估计的明代原有白银储量的4倍，更是明代自身生产规模的10倍左右；即使加上l6世纪国内市场流通中的铜钱4000万贯介（前面估计为3600万一5400万贯，此处取一中数；其中90％为宋钱），2亿两的白银输入还是将明代的货币存量增加了2倍左右。与西欧相比，明代中国得惠于殖民主义的似乎更多，因为从美洲输入的白银仅将西欧原有货币存量增加了26％。【47】从此点而言，没有海外白银输入，就没有晚明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48】
但是白银输入的意义如此重大，却是因为明代货币制度的缺失，而非所谓宋明从（铜）钱到（白）银的进步论主张的中国货币演化的必然。进步论者在逻辑上存在一个重大瑕疵，就是它偏离了货币经济学的基本主张，而过于注重金属货币取舍的表象。一个货币体系是否合理或进步，主要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充分满足当时市场上不同交易的要求。白银也好、铜钱也好，都是金属货币，虽外形不同而性质一也。所谓货币经济划时代进步的标志，正如全汉升先生所言，不出以下二点，一是由实物交换（baiter economy）转入货币交换，一是由金属货币阶段进入信用货币阶段。【49】从宋代和清代的经验看，货币白银化也不可能彻底排除铜钱。其实就结构而言，明代货币经济在绝大部分时间是银、钱并行的二元结构。白银进步论主张，不仅在逻辑上有重大瑕疵，在实证上也颇成问题。更重要的是，货币存量而不是金属货币种类，才是研究货币经济规模的题中之意。
明代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曲折无疑彰明了这一点。在1580年海外白银开始大量流入前，明代货币存量（包括继承前代而来的铜钱和金银）极其有限：流通中的规范铜钱仅相当于北宋铜钱总量的12％一21％，而白银数量也只是宋代白银储量的1/3。即使如此，明代流通货币的主要来源仍是宋代银、钱，自身生产的货币微不足道。如果结合此前9至l3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而言，明代经济的性质需要重新界定。明代近300年历史，如从l580年算起到明亡有64年，才占明朝一朝的1/5，自然无法代表有明一代；即使从隆庆开海（1567）算起，也才1/4强。而我们如果试图概括从洪武元年（l368）到万历八年（1580）这222年间的明代经济，货币的欠缺，也就是市场的欠发达，恐怕仍然是最重要的一面。
注释：
【1】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述，见中国人民大学《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版。日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学者如宫泽知之等，比较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唐宋元明时期货币经济变革，见氏著《唐ょり明にぃたる货币经济の展开》，中村哲主编《东アジア专制国家と社会?经济》，东京青木书店，1993年版，第l85—220页；有关评述，见万志英（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9—12。从全球化视野研究晚明白银流入和经济货币化的，有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泽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学者万明以为，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移的重要征象”，代表“市场作用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逐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转变”，《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载氏主编《晚明社会变迁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6页。
【2】全汉升先生是中国物价史研究的“开路先锋”，有关评介见王业键《全汉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史论丛》，稻禾出版社1996年版。梁庚尧最近对全汉升战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和贡献，特别是对其提出的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的治史概念之来历、背景和应用，都有精到的阐述，见氏著《历史未停滞：从中国社会史分期论争看全汉升的唐宋经济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5年6月。全汉升先生先后发表的《唐宋政府岁人与货币经济的关系》、《自宋入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两文阐明了实物经济自唐代中期以后逐渐为货币经济所取代以及白银如何从明代中叶起在国家财政中居于主要地位。全汉升《唐宋政府岁人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20卷第l分，后收入《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年再版，第209—263页；《自宋入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1年42卷第3分，后收入《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367页。
【3】“明代江南平均每石米的价格（以银表示）约为宋、元间的百分之五十，每匹绢价约为百分之三八多点”。（全汉升：《自宋人明政府岁人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第366页）
【4】“洪武型”经济体制一词源于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特色的总结，他以为“洪武型”财政表现出组织技术上的不发达，无法有效地管理一国经济，更遑论集中一国资源来为经济发展服务（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明代万历时期商税征收的落后可另见陈支平和林枫《明代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与税额》，《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l999年版，第396—413页。
【5】见附表l和附表2。
【6】宋代江南工资样本出自昆山和华亭等地的水利疏浚：庆历二年（1042）日工资为l50文加3．6升宋米，绍兴二十八年（1158）100文和3．0宋升米（姚文灏：《浙西水利书》，上海古籍出版社，l987年版）；杭州元祐五年（1090）日工资为55文加3升宋米（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东坡全集》卷57）。更多的事例可见William G．Liu，“Lon9—Term Changes in Rea1Wages”，In Wrestlingfor Power,Ph．D Thesis：Harvard University，2003。明代万历以前江南水利雇工标准一般是一日三分银，广见于地方志。另据汪圣铎研究，北宋一般长期雇工（亭户、不校阅厢军士兵、福建农村佣工）的年收入估计是21贯省上下，如按熙宁l贯足白银l两的价格算，折合白银l6．2两，而南宋则可以达到60—109贯省。（汪圣铎：《关于宋代亭户的几个问题》，彭泽益、王仁远主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四川省新华书店1991年版）
【7】全汉升：《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香港《新亚学报）1970年第9卷第2期。
【8】徽州地区15世纪使用稻谷、绢、布交易，参见李若愚《从明代的契约看明代的币制）；Von Glahn,Fountain ofFortune， P．78；大田由纪夫《元末明初期徽州府にぉけるの下货币动向》，《史林》（东大l，1993年76卷第4分。正统初周忱在南直隶推行金花银，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将徽州8万石起运粮米折银3万2千两上纳，同时将夏税中绢l匹折银5钱。（参见大田前引文，第511页）
【9】山根幸夫：《明清华北定期市の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版，第4—16、27—32页；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0】1974年以来东亚和东南亚水域一系列海底沉船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明代各时期海外贸易提供了一手证据。根据沉船所载的瓷器研究，从1352到1487年，青花瓷器在出口中几乎消失；同时中国出产瓷器在这些沉船携带的瓷器数量中的比例从100％跌落到30％一50％。而从l424/1430年到l487年中国瓷器的比重甚至跌至1％一5％，基本退出国际贸易。（Roxanna M．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11】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p．83．
【12】日野开三郎：《北宋时代にぉける铜铁の铸造额に就ぃて》，《史学杂志》，1935年46卷第l分。彭信威估计“北宋到元丰末年为止”，铸铜钱“合计当接近两亿贯”，另外还有铁钱、前朝铜钱等，“所以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两亿五千贯”澎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2007年重版，第330页）；高聪明则估算为北宋铜钱铸额就达26204万贯。（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l03页）
【1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99页。
【14】全汉升曾估计明代头二百年铸钱总数不会超过1000万贯。（全汉升：《自宋至明政府岁人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第364页）最新估计是4百万—6百万贯，见G W． Liu，AppendixA in Wrestlingfor Power，PP．162-169；王裕巽：《试论明中、后期的私铸与物价》，《中国钱币）2001年第3期。
【15】虽然宝钞昙花一现后就失去地位，但是对于此后明代交易媒介铜钱和白银孰重孰轻，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足立启二以为明代第一个世纪仍是“铜钱经济”，而白银要待1500年才开始取代铜钱的地位。万志英则认为从1430年代金花银的推行开始，白银已经取得支配性地位，所以明代白银经济也应从此算起。（Fountain of Fortune，P．83，PP．76—77）从地方财政数据看，这两种观点似乎都过于乐观。
【16】《中国钱币大辞典（考古资料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5页。
【17】三宅俊彦：《中国の埋められた钱货》，东京同成社2005年版，第l5—34页。
【18】三宅俊彦：《中国の埋められた钱货》，第ll2页。
【19】日本经济生活从以货易货（barter economy）发展到货币交换，大约是平安时代后期（公元l2世纪后半期）。日本私人交易对于铜钱的需求迅速推动了从中国的铜钱输入，13、14世纪铜钱在日本境内大量流行，而15世纪的日本国内市场却和明代中国一样由于规范铜钱的供给不足，私铸盛行而遭逢了“恶钱”等私铸劣质钱币的冲击。
【20】铃木公雄：《出土钱货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23—25页。
【21】铃木公雄：《出土钱货の研究》，第81页。
【22】铃木公雄：《出土钱货の研究》，第180—181页。
【23】最早见于彭信威先生，他指出“日本这些发掘报告，很能反映明钱和唐宋钱的比重，也多少能反映中国在明代中叶钱币流通情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注l，第478—479页）。可惜彭本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没有机会读到日本钱币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
【2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68页。
【25】三宅俊彦：《中国の埋められた钱货》。
【26】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元代奏议集录》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27】程巨夫至元二十四年（1287》2奏中说，江南归附时，曾允用铜钱，钞l贯准钱4贯，后又规定禁用钱交易，“官收铜钱，民间有私藏者坐以重罪，其拘收到官者必多，或民间尚有窖藏，亦难尽知”（《民间利病》，《元代奏议集录》上，第214—215页）。
【28】大田由纪夫：《一二——一五世纪初头东アジアにおる铜钱の流布：日本？中国を老中心として》，《社会经济史学》1995年62卷。
【29】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新亚学报》1967年第8卷第l期。
【30】吴承明：《l6世纪与l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第l68—169页。
【31】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27页。
【32】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第l32页。
【33】吴承明：《l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第l67页。最近李隆生推断唐宋元白银总产量高达37775万两（其中宋代为35815万两，占95％），而明代白银产量按每年30万两估算，从l368至1644年也该有83l0万两。这样，到明末为止，单是中国国内历代生产的白银就有4．6亿两，而明时期生产的又占该白银总产量的l8％，宋代生产量则占78％。（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l62—165页）但是李氏的推算无视前工业化时期的工矿采掘，由于技术和投资水平不高，产量容易波动，而矿脉开采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产量的陡然下跌。要像李氏那样推算，各处矿场必要维持产量在某个高水平上数百年——这在现代矿业经济里也属不易，如何能求之于前工业化的中国？他估计的宋代银产量竟然远远超出日本的银产量，中国本土的银矿资源并不丰富，哪里会生产出如此多的白银？李氏这样选取一个较大值的银课数来求平均产量，很可能将实际总产量过高估计3—4倍也未可知，而其得出的数字恐与此前各家估计大相径庭，也与各朝史料给人的印象相去甚远。
【34】譬如爱宕松男估计白银外流从北宋初期就已开始。他认为，从l0至13世纪，回鹘商人进入宋、辽、西夏和金国购买白银，所以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应该称为“白银之路”。（爱宕松男：《斡脱钱とその背景》，《东西交涉史》，三一书房1989年版，第l57—192页）森安孝夫不同意爱宕松男关于回鹘商人14世纪之前从中国带走大量白银的推测，其证据有二：第一，他根据新疆出土回鹘文书发现，l0至11世纪，高昌、吐鲁番一带的回鹘社会根本不用银，而是使用铜钱和绢、布；第二，当时北宋金银比价要低于中亚穆斯林世界，所以如果有贵金属外流，恰该是黄金外流而白银流人才符合市场法则。（Moriyasu Taka0，“From Silk，Coffon and Copper Coin to Silver”，D．Durkin- Meisteremst，S．Raschmann，J．Wilkens，M．Yaldiz，P．Zieme（eds．）， 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Research into the A rts and Czdtnres of the Silk Road，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9，2004）
【35】爱宕松男：《斡脱钱とその背景》，《东西交涉史》三一书房，1989年版，第l55页。
【36】高桥弘臣著、林松涛译：《宋金元货币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l25—129、139—140页。
【37】《元史》卷5《世祖本纪》，中统三年七月。
【38】高桥引用R Blake，“The Circulation ofSilverin the Moslem EastdowntotheMongolEpoch”（HarvardJourna1ofAsiatic Studies，1937，V01．2，N0．3-4，PP．291—328），证据有二：其一，从l260
年开始，大量银子突然出现在西亚；其二，这些银子外观上呈白色，具有中国白银的特征（高桥《宋金元货币史研究》，第l46页）。谢和耐（JacquesGemet）也持相同看法，认为“中国金属货币流向中东和欧洲可以解释明初的贵金属短缺”。（Jacques Gernet，J．R．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trans．），A History of Chinese CCivilix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72）
【39】千裕巽估计明代国内白银开采总额（至l620年）铜为26353326两，见氏著《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人数额试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40】黄仁宇估计80％田赋已经征银，总值会高于2100万两，而徭役银平均每县征收9724两，全国会有l000万两（见氏著《十l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247页）。吴承明对里甲、徭役折银的估计有2280万两，但是对田赋货币化估计较低况氏著（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第158—162页）。
【41】金花银在1436年开始推行时有100万两。成化朝改革开中法，施行运司纳银制，太仓因而藏银百万，再加上部分地方户口食盐钞和商税折银等，也不会超过300万两。弘治十五年（1502）王鏊报告说政府每年收入中有240多万两银，也堪为佐证。
【42】吴承明：《l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表5，《吴承明集》，第157页。
【43】对主要商品的推算，见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对全部长途贸易额的推算，见G．W．Liu，Appendix F in Wrestlingfi）r Power，P．336。
【44】这是援引自Dwight Perkins的研究，他具体推算了1900年以前大约20％一30％的农产品在市场销售，但只有7％一8％农产品进入长途贸易；前者正是后者的3—4倍。（Agricuhura1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90：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114—115）
【45】承明特别指出明代经济在嘉靖时期出现过通货紧缩现象，也批评了明代财政的落后（《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第169页）。
【4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9—501、520页；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l984年版，第310页；李祖德、刘精诚：《中国货币史》，文津出版社，l995年版，第294页。
【47】万志英（Y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吴承明，同上； Braudel，Femand，“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h Century”，Earle（ed．），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1974，p．28。
【48】吴承明在《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产业最先进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内部的问题，特别是明王朝落后的财政和贸易制度，并没有能够“与欧洲争雄，创一条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吴承明集》，第l75页）。
【49】全汉升以为唐宋（其实应该是北宋）时期，结束了中国社会自东汉以来的长期以实物货币来流通的情形，是“中国历史上钱币使用最发达的时代，”同时又有“银及纸币又先后以货币的资格而流通起来”，见氏著《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下册，第l85页。
文章来源：经济史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