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

　　三、明代市场中宋钱流通数量

　　研究明代货币存量的多少，首先需要搞清明代市场中有多少宋钱在流通，因为后者是明代流通钱币的主体。明初官方货币有大明宝钞和铜钱，不承认白银的货币地位。朱元璋还曾禁止民间以银、钱交易，一切易之以钞。但是大明宝钞由于发行无度，价值一落千丈，使用“范围极其有限，并隔绝于货币系统的主流”。【11】把宝钞搁置一旁，比较一下宋明的货币供应会发现明代本身提供的货币出奇得少，大约是公元8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就货币供应而论，北宋仅铜钱铸造量就已达2．6亿贯【12】，再加上铁钱、贵金属和有价证券（如茶引、盐引），货币存量之丰沛恰和市场扩张相配合。明代铸钱集中在明初，《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在全国设立326个炉座，一年可铸钱l9万贯，不过时常停铸。永乐、宣德开铸更少，而宣德以后，大概有五六十年不铸钱。【13】明代政府从1368至1572年这200年总计铸造铜钱400万一600万贯，只是北宋熙宁变法期间一年的铸币量。【14】明朝本身的货币铸造量极其有限，市场交易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前朝的铸币和金银等贵金属。而不能忽视的是，从1125年北宋灭亡后，中国的铜钱铸造产量呈直线式下降，南宋、金和元朝各代所铸金属钱币远远不及北宋高峰时期产量，而被迫通过发行钞引和沿用北宋铜钱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试图缓解通货匮乏的压力。由是，从北宋灭亡到隆庆开海这将近4个半世纪里中国的金属通货，实际上都是依赖于北宋铜钱的流播和使用，则宋钱之于北宋之后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就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分。【15】

　　梁方仲、百濑弘、全汉升、彭信威等，都估计明朝从唐宋继承了许多贵金属，而流通中的铜钱更是以宋钱为主。明代流通铜钱的主体是宋钱这一看法更为最近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在已发现的中国国内明代铜钱窖藏中（崇祯朝以前）宋钱占据了绝大部分。以福建尤溪县尤溪口镇发现的100斤古钱为例（见表l），其时代最早为汉代，最晚为洪武通宝，这说明该处窖藏不会早于明洪武朝。在该窖藏中发现的铜钱有62种，其中宋朝钱有50种，金朝钱有2种。遗憾的是发现者仅报告了铜钱的种类而未能报告每类的具体数量（这是中国钱币考古报告常见的格式，仅提及已发现铜币的种类而不精细清点其枚数，有的甚至只提及总重约几公斤就算完事1。山东聊城明代隆兴寺窖藏是比较珍贵的一例，因为发现者居然清点了钱币，为我们研究明代货币流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

　　在隆兴寺窖藏全部发现的683枚铜钱中（报告称684枚，似有误），宋钱有35种659枚，占96．5％，加上其前和同期其它政权所铸铜钱达681枚；而元、明仅各1枚，竟不到总数的l％。【16】明代窖藏钱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出土分布空间也极其狭窄。根据三宅俊彦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境内已报告的铜钱窖藏，有235处属于宋时期（960—1279，包括辽金西夏），而元明时期（1279—1580）的窖藏数目仅为20处（元朝为9处，明朝初期为11处）。【17】

　　唐宋时期铸造的铜钱，究竟有多少能够保存下来并进入流通环节，实在是一个尚待发覆的问题。如果在宋金元明嬗替之际，现有的货币存量大量退出流通领域，则明代白银大量输入以前的货币存量（特别是进入流通中的铜钱数量）就未必是中国诸王朝货币存量的正常水平，更未必代表了9世纪以来中国货币经济能够达到的最高规模。如是，则明末白银的流入是中国货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结论也就面临挑战。

　　元明时代宋钱在中国和东亚的流通研究首先是由日本学者推动的，因为直到德川幕府时期之前，日本货币经济的展开主要依赖于输入的铜钱，特别是宋钱。所以日本学者为研究日本中世市场经济的规模变动，也必须关注从中国输入铜钱的数量及其分类。日本考古学者对于输入钱的研究发达详备，特别是对日本境内窖藏的中国铜钱的分析，大大超过了中国方面对自身窖藏钱的研究水平。

　　笔者也试图利用最新发表的钱币考古报告来量化宋钱（含铁钱）遗失的程度，而这里简单汇报如下：就现在已经发表的报告来看，明以前的钱币出土要远远多于明代，光宋代就已经达到457处，而明代是101处。此处需要说明明代大量的出土钱币源于墓葬，和当时礼仪习俗有关，明墓中随葬铜钱数量极少，一般1-6枚；如果排除此类墓葬钱币，明代铜钱窖藏就只剩下25处。ll—13世纪的窖藏则完全不同，窖藏钱币不仅大量出现在宋朝统治地区，也广泛分布在辽、西夏、西域、朝鲜和蒙元等非汉人居住地区，可证宋钱是当时东亚的国际货币。不仅宋明窖藏遗址数目差别如此，宋代窖藏中发现的铜钱数量更往往高于明代窖藏：前者经常有重达半吨或者l0吨的报告，而后者中有5-6公斤（大约1000—1500枚铜钱1就属于很高纪录。即使在明代的窖藏中，一般来讲宋钱的比例仍然是最大的。

　　三宅俊彦对中国境内的窖藏钱币（不包括墓葬出土钱币）进行了断代分析（见表2），发现宋代窖藏的钱币占了宋元明时期货币窖藏的绝大多数。三宅的数据来源不同于笔者前面提及的最新考古研究的综合报告，所以数量上有遗漏，但不影响总体面貌。从表2中也可以看出，元明窖藏数量明显处于低谷，明代300年间所发现的窖藏（排除墓葬）仅27处，是宋代的l/10稍多。如果更具体地分析，明代的窖藏主要集中于洪武朝和崇祯朝，分别有10例和9例，合计占了明代窖藏钱的70％。【18】

　　窖藏货币者即货币持有人往往也是货币的分配者和使用者。窖藏钱币实际上是当时货币流通的一个缩影。那么能否根据窖藏的货币种类和数量来推断并复原当时的货币流通情形呢？从统计学的角度讲，这种可能性取决于以下条件的满足：

　　1．窖藏样本的数量要足够多，才能够克服个别样本所带来的偏差；

　　2．窖藏空间分布均衡，窖藏分布越广泛，越能够反映跨地区的变动和联系；

　　3．单个窖藏样本的数量巨大，如一个样本有10000枚之多，较之20一30枚的样本，就更真实反映一时一地货币流通和持有的一般情形。类似的大样本越多，就越利于恢复其当时流通状况。

　　宋明窖藏铜钱的差距如此之大，最易揭示出从11世纪到16世纪这几百年间货币流通的巨大变化，但是详细的测算却因中国考古工作者报告不够精确而困难重重，特别是明代窖藏，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研究报告，都无法令人满意。相形之下，日本境内窖藏的研究更加重要，因为日本中世市场经济的崛起恰在南宋灭亡前夕，而其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钱币也在此时【19】。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下（笔者在后文还会谈到）日本输入的钱币应该能够反映输出国国内钱币的一般流通情形，而其钱币窖藏当然会与其货币流通同步或滞后，而决不会超前。所以日本窖藏钱币的研究，就为当时日本市场、也是宋代以后的中国市场上货币流通，提供了宝贵信息。那么，日本钱币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珍贵信息？   

　　日本学者对日本境内窖藏铜钱的断代研究往往指向南宋后期开始、明代后期为_1k（1215—1600）的将近4个世纪，并将其细致划分为8个时期，见表3。

　　就窖藏分布而言，截止到1998年日本发现钱币窖藏275处，遍及从北海道到冲绳的l都1道2府39县，钱币总数估计达353万枚。从时间上看，日本的钱币输入开始于l3世纪中叶，因为在许多地区的早期窖藏中发现的最晚钱是南宋的淳祐元宝（1241年铸）、景定元宝（1260年铸）等钱币。这说明日本在北宋时期大规模输入中国钱币的可能性不大。日本考古学者发现的窖藏铜钱数量颇多，如果只考虑1000枚以上的窖藏就达217处，钱币总数合计3495071枚。其中北宋钱约217万枚，占了77％，明钱次之，占8．7％，唐钱又次之，占7．6％，南宋钱占1．9％。【2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南宋钱本身虽然输入数量少，但是大量的北宋铜钱确是由南宋时期开始流入日本；这说明，南宋由于铸币有限，其境内流通的硬币也是以北宋钱为主，所以才会有新旧不同的宋钱在同一个窖藏中出现的现象。出土的窖藏钱前40位的北宋钱28种，排在前三位者有皇宋通宝（395737枚）、元丰通宝（379386枚）和熙宁通宝（301385枚1，合计占窖藏铜钱的31％。

　　日本窖藏钱中数量第一位的明钱是永乐通宝，总量约为21万枚，占全体窖藏钱的6％不到；加上洪武通宝、宣德通宝，明钱的总量约30万枚，占全体窖藏钱的8．5％。【21】永乐通宝在明钱中的支配地位显而易见。但是类似的支配地位实际上在中国境内的明代窖藏中是不存在的，在现有明代窖藏报告中洪武通宝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前者。永乐通宝这种特殊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对于我们估计明代经济中流通的通货种类及其数量又有何影响？铃木公雄发现永乐通宝虽然从第3期即开始输入，但却是从第6期跃升到输入量第一，其原因在于这时日本国内对永乐钱的强烈需求。l6世纪后半期开始，永乐钱在日本上升成为基准货币（“精钱”），一些大名规定永乐钱对“恶钱”的比率达l：7，即使对其它“精钱”（被鉴定品相完好的铜钱种类，绝大部分为宋钱）其比率也达到1：3，直到庆长十三年（1608）德川幕府颁布禁令停止永乐通宝的流行（1608）【22】。如此情形下，日本窖藏中明钱的比例就因永乐通宝在16世纪特殊性输入而被大大拉高。以日本窖藏种类之问的比例来推算明代市场上的明钱流通量，无疑会高估后者的比例，因为明代国内虽有类似规定，但并不持久，更无特别抬高明钱（又叫制钱）的价值。

　　除了陆地窖藏之外，海洋沉船考古也是估计宋以后钱币流通种类和数量的重要依据之～。韩国学者在朝鲜海峡的新安沉船发现了800万枚钱币，数量之巨，令人注目，但是该沉船估计为元代沉船，因而对于我们估计明代的货币流通而言，仍非最理想之样本。

　　比较而言，日本发现的窖藏钱遍及南北各地，其中1000枚以上的窖藏就达217处，钱币总数近350万枚，而时间跨度又和整个元明时期基本一致，完全符合上述三条要求。于是笔者就试图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来重构明代到隆庆朝为止（即白银大量输入以前）的货币流通状况。【23】假设l6世纪明代流通铜钱，每1枚明钱对应8枚宋钱，则我们根据明钱的数量就可以推算出后者，而将两者相加的结果就应该是明代铜钱的货币供应总量。

　　然则，明钱的数目又如何才能得知呢？有明一代铸钱非常有限，不仅远低于北宋，可能也少于唐代。【24】最新的估计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隆庆六年（1572），明朝铸币机构（京师的宝源局和各地的宝泉局）一共铸造了4百万—6百万贯铜钱，这仅是北宋元丰年间l年铸币数量。将这个数字乘以8，就会得到320万叫80万贯，即宋钱在明代国内市场的流通数量，而16世纪明代规范铜钱的流通总量也就是3600万一5400万贯，相当于北宋铜钱总量（2．6亿贯）的12％—21％。两者差距之大固不待言，却也充分验证了1580年以前明代货币经济的欠发达。

　　最后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就是，为何在前工业社会中，金属货币（这里仅考虑铜钱1世代相传时会发生大量的流失？根据以上推算，北宋的铜钱竟有80％流失；如果这个推算成立，则流失原因为何？其实已有学者指出，因战争、天灾而导致的非正常窖藏以及其他形式（如出口、墓葬、铸造器皿和佛像等）是宋钱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从1l20到1403年这近3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多、最残酷的时段，而当代发现的宋钱窖藏遗址和时间，都往往和战事密切相关。【25】此外，元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维系纸钞而禁用铜币，也导致大量铜钱外销、窖藏和镕化为铜作他用。元大德时（1297—1306）郑介夫吁请朝廷撤销禁钱之令，极言百姓用钞不便，而因为政府禁钱，“历代旧钱散在民间，如江浙一省，官库山积，取资国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税”，同时“现有废钱日渐销毁，随处变卖，熔化为器”。【26】郑介夫提到江浙行省官库中蓄积的大量铜钱，应当是元朝征服南宋后，推行钞法而从民间收兑的，也因而退出流通领域。民间自然还有抗法隐匿下来的部分，数量也不容小觑。当时程巨夫曾估计，“江南铜钱比故宋时虽或镕废，其到官者宁无十分之五，在民者宁无十分之一”。【27】前述新安沉船所载铜钱，即有日本学者估计是这一时期从江南、浙闽一带流入的。【28】

　　四、l580年以前“白银经济”的有限规模

　　如果宋代铸钱在金元时期大量流失，必然影响到明代赖以贸易的铜钱数量，而纸币又不足恃，故白银就成为增加货币供给的唯一希望所在。可是此种希望难免落空，明代在白银生产上也是乏善可陈。明廷禁止民间开矿，甚至派遣军队以武力弹压。明代官矿产量也极其有限，全汉升曾比较过明代的白银产量，认为比之宋代有大幅低落。【29】吴承明以为《明实录》上所载的资料是“银课”，即定额；明代进入l6世纪以后，私自开采也无法压制。所以吴氏估计，明代l6世纪的银产量应该不仅限于官矿的数万两，尚需加上私矿的产量；但即使如此，全部产量估计每年不会超过20万两，不足以应付流通需要。【30】

　　宋神宗熙宁朝后期年上供银曾达1l0万两，而徽宗时期会更多。【31】南宋时期白银在社会上的流通更为广泛，地位也更加重要。有学者估计，南宋时期每年平均至少有300万两金银流入国库。【32】但是宋代300多年．究竟生产出多少白银，其中有多少能够流通到明代？

　　从梁方仲、全汉升和百濑泓开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就对明代固有白银储量加以估计，并以为应有1亿两，其中多数为明以前所生产而流传下来。【33】但是，这些学者往往忽略了在宋元时期中国白银有大量外流。白银是丝绸之路上国际贸易的媒介，由于中国银价低于中亚穆斯林地区的价格，日本学者很早就推测大量白银从中国经丝绸之路流向中亚和欧洲。对于这一外流究竟是集中哪个历史时期，学者们又有争论，但是蒙元时期的白银外流是各家一致的看法。【34】爱宕松男从元朝用银的赋税制度、色目人的高利贷活动以及中国和欧洲、西亚相对的银价变动推测，元代从太祖到太宗期间经色目人之手约有90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35】高桥弘臣也同意爱宕松男的看法，他估计蒙古征服华北后，在当地征收的盐税、酒醋税等专卖税每年最多达220万两白银，而包银按1户4两计，一年会达480万两，总计700万两（如按l两：2贯铜钱计，就是1400万两）。【36】而随后忽必烈上台，在中统元年发行中统钞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中统三年七月，“敕，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37】中统五年（12641，忽必烈在华北各地设置平准库来用中统钞兑换金银，允许民间用钞纳税，同时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蒙元政权先是通过科差（包银、丝料）、后通过推行钞法搜刮了大量的白银，而这些白银通过色目商人流入以金银为货币的西亚。【38】

　　笔者在前面指出对于唐宋元时期白银生产不宜估计过于乐观，l20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白银数量还是保守估计为l亿一l．5亿两为妥当。如果考虑到宋元时期白银流入中亚以及窖藏等影响，流入到15、16世纪明代国内市场的大约只是宋代白银储量的一小部分，不会超过3000万两；明代本身的白银产量估计也就是1500万一2500万两。【39】这样，在大量白银进口以前，明代的国内白银流通量也就是5000万两左右，这个数量是宋代白银储量的1/3。如果笔者的估计可以成立，则明代l580年以前的白银流通量和其继承的宋钱总价值相当，所以明代l580年以前货币经济应规模有限，银、钱合计也就l亿两左右。

　　这个估计是依据考古资料从货币供应方面推测得出，应该和明代国家和市场的需求变动来互相印证以求其可信赖性。那么，这么少的货币供应相对于明代经济之需求足够吗？明初洪武型体制以去市场化为目的，本来不需要金属货币，一切以宝钞和实物计算，银、钱多少都不重要。明太祖、太宗大兴土木，兴建南京、凤阳和北京三座京城，养兵近200万，郑和七下西洋，都没有看到银钱大量消耗的记录。这是唐宋变革以来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无货币政体。万历朝后期一条鞭法基本完成，包括了田赋和徭役折银的农业税也许能达到2500万一3000万两。【40】这样，原先的国内白银供应光服务财政就不够充分。白银作为货币，更要服务民间交易，所以如果没有万历时期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所谓晚明繁荣是无从谈起的。不过当我们扩大视野到洪武和晚明这两个类型之外，就会碰到有关明代经济货币化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成化到嘉靖末期，随着明代国内贸易逐步成长，通货不足的冲击有多大？

　　我们还是先考虑财政对货币的需求，金花银是明代货币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其次是盐课的折银，在1500年以前其折银份额总计不会超过300万两【41】，不到笔者估计的明代白银存量的l/10。但是正德以后，明代财政的白银化在田赋、徭役和盐课等方面加速推行，进入嘉靖朝以折银为手段的一条鞭法也先后在全国展开，一些地区官员和士兵的工资也开始支付银两，政府财政的货币需求明显增强，但由于数据不清楚而不好估计；吴承明根据《明实录》计算出的嘉靖朝财政收入，到1562年也才有259万两白银。【42】吴氏的估计虽有过低的倾向，但也说明这一期间政策屡经反复，货币化道路曲折，因而中央的档案记载折银不足。我们如果将吴氏关于嘉靖朝的财政货币化收入加上1—2倍，调整为800万一900万两，这还是远远低于万历朝的白银收入。其次，我们再考虑民间交易的需求。笔者在本文第二节里已经指出明代开始一个多世纪贸易的不发达；学者们也以为明代国内长途贸易量有限，估计嘉靖时进入长途贸易的主要商品（粮食和棉花、棉布）总值为120万两，则全部国内长途贸易量也许会达到2000万两。【43】如此则嘉靖朝长途贸易和货币化财政需求（调整为900：万两）相加，白银供给也要达到3000万两，这已经是笔者前述估计的白银存量的60％。不过货币供应的丰沛也部分取决于货币周转速度，如果上述一半或者三分之一银两能够在一年内周转一次以上，对于缓解货币供应都会有裨益。

　　这些已经论及的部分还不是明代经济对通货的全部要求，甚至不是主要部分。前工业社会里，绝大部分贸易行为是发生在基层市场上的小额交易，虽然涉及资金极少，但是铢积寸累，其总值仍是长途贸易额的数倍。【44】这样，明代货币供应单靠区区5000万两白银显然不足，即使加上现有铜钱也才1亿两左右，仍然难以招架。要知道类似这样一个全国性市场网络，在北宋ll世纪就需要4亿一5亿两（其中近3亿贯铜钱）货币供应。

　　笔者将上述推论简单制成表格以供参考（表4），通过这些简单的、也是不严格的推算，读者会理解明代长期低物价的原因，而通货供应不足在l6世纪应该趋于严重，特别是从正德到嘉靖朝这样一个民间贸易蓬勃而呈现对货币的强烈需求之时。【45】全汉升先生关于明代白银购买力的研究也正是集中在这个时期，无怪乎其结论中明代白银购买力之高，竟是北宋平均水平的2倍。上述研究货币存量变动的目的，在于揭示市场经济中跨部门以及跨区域之间的联系，特别是长途贩运的兴起以及财政税收结构的变化，而这些活动还是倚赖于稳定的交易媒介如白银和好钱，而和地方性市场的私钱泛滥有所区隔。也因为如此，用白银和好钱计算的明代商品价格，如果和宋代相比仍然是过低；【46】这其实反映的是明代货币供应不足所导致的通货紧缩（deflation），对于贸易扩张极其不利，也应该是明代市场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