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河西走廊屯田对绿洲生态的影响
关键字：河西走廊；屯田；绿洲生态；影响
摘要：古代河西走廊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始屯田到清道光五年（1840年）至，历数一千九百多年，大规模的屯田促进了河西走廊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这一系列的屯田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生态效应及相关的生态建设，造成绿洲植被萎缩减少，河流下游尾闾湖泊萎缩甚至干涸；过度的屯田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外族入侵造成土地大面积的荒芜，沙漠化扩展，绿洲生态恶化，使河西走廊成为今天全国生态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屯田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其中记载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征和年间上奏汉武帝建议在西域屯田。河西走廊自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归于汉版图，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到清道光五年（1840年）一千九百六十一年中，历代中央及地方官府都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但由于河西走廊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历代屯田过程中又未能注意生态的保护，加之落后的生产力、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外族的入侵及农民小农生产意识使河西走廊的生态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很多地方，如现在民勤境内的三角城（汉代武威郡治）、文一古城（汉代宣威县址）、张掖黑水国（汉代黑水国）、黑河下游的居延三角洲（黑城遗址、破城子）、绿营河、摆渡河下游的古绿洲等都成为黄沙窝。古代这些人类居住的绿洲，如今却被淹埋在滚滚流沙的尘封之中。同时导致这一地区沙尘天气日频，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下面主要就古代河西走廊屯田对绿洲生态的影响作以述论。
一、屯垦中造成植被的破坏引起生态恶化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西出陇西却匈奴三千余里于大漠，河西走廊归于西汉版图，生产方式由游牧向农耕转变，边塞河西始有屯田之记载。《史记·平准书》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时屯田的戌卒，每人耕种土地约有二十亩。居延汉简522.9亦有“日勒田官”之记载。东汉，窦融经营河西，屯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两汉时期大规模的屯田点有：令居屯田、番和屯田（含休屠屯田）、居延屯田、敦煌屯田、酒泉屯田、武威屯田等处，之中数居延屯田规模最甚。乃至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汉军伐大宛时，“武帝亦发戌田卒”。【1】汉以后大规模的屯田有唐、明、清三朝。【2】其中明清时期还实行大规模的军屯和民屯相结合的屯田方式。
历代统治者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西走廊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在此过程中，也给河西走廊绿洲及山区的生态植被，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破坏。
（一）山区森林资源及水源涵养林的破坏
汉代，随着河西走廊大规模的移民屯田，用于建筑材料、薪材等横遭务斤的山区林木亦有较多数量。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军在祁连山南麓、湟水流域一带屯田平羌，所上宣帝的《屯田疏》云：“目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万余株，皆在水次。”就连离祁连山较远的金城郡亦仰赖该山之木材，在赵充国所上宣帝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中第六事载：“以闲暇时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3】
至唐时，在河西走廊置凉州、甘州、瓜州、沙州等进行屯田开发，规模更甚于前。著名诗人岑参在诗中有“七里十万家”之描写，人称“凉州岁食六万斛”、“甘州所积四十万斛”。【4】“唐以后，此地民族征战频繁，战火对森林遭到极大的破坏，使森林不能再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同时伴随着唐代大规模的开发，开发的规模远胜于前”，【5】对祁连山区林草的砍伐更是有增无减。《旧唐书·张守珪传》记：“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灌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坏，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记其事”。《新唐书·张守珪传》亦记：“州地沙瘠不可芒，常潴雪水溉田。是时，渠堤为虚毁，林木无所出。守珪密祷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数千章塞流而下，因取之，修复堰防，耕者如旧，州人神之，刻石记年。”可见修复灌溉水渠堤堰，亦需大批木材，顺河漂流而来的“大木数千章”，无疑是伐自瓜州南面的祁连山区。
及至明清，随着河西走廊又一次大规模的屯垦和人口的大量迁移，森林破坏更加严重，给涵养水源及绿洲农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乾隆时，武威山区“往昔林木茂密，厚藏冬雪，滋山泉，故常逢夏水盛行，今则林损雪微，泉减水弱，而浇灌渐难，岁唯一获，且多间歇种者”。【6】祁连山东麓原有“黑松林山”，到了清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7】至嘉庆十年（1805年）祁韵士所见，这里已是“绝少草木，令人问绝”，【8】其破坏程度又进一筹，使雪线上升，中下游干旱程度加剧，绿洲沙漠化程度激增。
（二）走廊平原及河流中下游区植被的破坏
从汉武帝始，河西走廊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开发，使绿洲上的天然植被被大面积的刈伐破坏而代之以人工栽培作物。后随着屯田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绿洲植被遭到破坏，而且延伸到了绿洲边缘。居延汉简84?6a两次记录：“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九月以来，吏买茭、刺”，茭用以喂养军马、传马、传驴、耕牛等。茭需求量很大，除吏员购买外，驻防戌卒们也常常有伐茭之任务。
由于过量的屯田开发和绿洲边缘伐茭造成植被的破坏，导致河西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的沙漠化进程加快。据李并成先生实地考查和有关文献考证，河西绿洲汉代后期发生沙漠化的主要地域有：“民勤西沙窝北部三角城周围和西部沙井柳湖墩、黄蒿井、黄土槽一带，古居延三角洲下部周围一些地区等，沙漠化总面积达1680km2”。【9】如民勤三角城垦区的废弃沙漠化，主要是这一时期其上游地区的大量开垦，遂导致绿洲最北部水源不足，以及因薪柴、饲料、建筑材料等所需使植被大量破坏。绿洲边缘固沙植被消失，引起风沙之患等人类活动之因所使然。
约作于9世纪末的p?3418背《唐沙州乡欠枝人户名目》详列欠纳各种枝柴的人户名单，由其所列“全欠枝夫人户名目”，“纳半欠半人户名目”，以及“全不纳枝夫户”计之。“欠之最多的为四十一束”，“最少的为一束半”，大多民户一般应纳枝7—14束。“据之推知民产一年内纳柴当不止一次，至少有两次，再加之民间枝柴的用量，其数量自然更巨，这对绿洲及边缘地区植被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沙漠化过程的产生”。【10】至唐代中后期，民勤西沙窝大部、端字号柴湾、张掖黑水国北部，金塔东沙窝南部、马营河、摆度河下游、芦草沟下游东部、南部、古阳关绿洲等地出现了大面积的沙漠化土地，沙化面积约1760km2。
唐代元稹《西凉伎》中写到：“河湟忽尽空遗丘”，表明沙漠化已经开始扩张。至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指出唐中期以后，河西走廊已变为“龙荒沙漠之地”、“旱海不毛之地”。
二、屯垦中不合理的水利开发导致河流尾闾湖泊萎缩乃至消失
河西地处西北内陆，地势高寒，大部分处于温带大陆干旱性气候的控制下，干旱少雨，自然条件差，但由于祁连山冰雪融水的滋润，使这一地区成为土地肥沃、宜耕宜牧的富饶之地。汉武帝以前，这里是少数民族的游牧乐园，史载“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1】自汉武帝始河西屯田之后，农业成为河西走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灌溉。《史记·河渠志》载：“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皆引河及川各以灌田。”
两汉及以后历代的屯田主要分布在由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形成的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水系中下游冲积平原形成的或大或小的片片绿洲地带。在屯田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历代官府及地方均在河西修筑了一系列的引水灌溉工程，但这些水利工程多是就地开渠筑坝，忽视与之相关的生态建设，故在开发过程中引起了一系列的水效应和生态效应，使得有限的水资源益感奇缺，造成一些河流迁道，许多河流尾闾湖泊逐渐萎缩乃至干涸。据野外考察和文献记载统计，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有大大小小的湖泊数十个之多，现在已大部分干涸，从而暴露于地表的湖积层及绿洲废弃的屯垦地，在强风蚀作用下沙漠化，其往往成为沙尘暴或沙荒地的策源地,【12】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生态效应。
（一）石羊河下游休屠泽的消失
休屠泽又称猪野泽（今民勤青土湖），系石羊河尾闾湖，《尚书·禹贡》载：“原隰底绩，至于潴野”，足见其大。据冯绳武等人考证，在自然水系时代，尾闾湖的湖面总面积为540km2，其中东海面积为415km2，西海湖面面积为125km2。最高湖面海拔约在1315m-1320m之间，但在汉代及其以后数百年间，古猪野泽逐渐分为连续不断的西海和东海两个湖，【13】并演变为海拔较低的青土湖、白亭海。“随着两汉大规模的开发，区内移民大量涌入，大片绿洲原野被辟为耕地”，【14】地表径流被大量地用于农田灌溉，破坏了石羊河尾闾湖泊天然的水量平衡关系，入湖流量大为减少，使湖泊面积开始萎缩。至东汉、三国时期,东海面积约为240km2，较自然水系时代减少44%,【15】而西海的面积无法确知。说明自西汉开发以后，尾闾湖泊面积又大大减小。
唐代，“随着大规模的开发，本区的耕地面积较西汉近乎又翻了一番,”【16】农业灌溉用水自然倍增于前。盛唐时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因水源不足而迫使农田大片抛荒的史实可以推知，此时注入终闾湖的水量可能只有当时人们还无法控制的洪水、冬春农闲余水和底下径流了，其萎缩情况更甚于前，湖面很大部分当已干涸。
明代，西海仍保持一定水面，《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67引明代《陕西行都司志》曰：“白亭海，一名小阔端海子，五涧谷水（石羊河）流入此海。”
清代，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还有“镇番白亭海水潮起，井水泛滥”之记载，但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白亭海仅“池周长十余里，估算湖面面积已不足70km2，不但湖面萎缩，水面很浅，而且西海还变成了间歇性的湖泊，湖中大片面积成了刍牧之所并有屯田开辟”。【17】东海此时面积尚大。乾隆本《大清一统志》卷206曰：“今三岔河（石羊河）自镇番东北出边，又三百里潴为泽，方广数十里，俗名鱼海子”。成书于乾隆辛巳年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卷5称东海为大池，湖面面积约为140km2，较汉代又减少了100km2。同时，此时石羊河中游地区的大量移民屯垦，使上游来水锐减，注入下游湖泊的水量剧减，湖水深度骤降。1840年以后，石羊河下游湖泊开始全面退化和干涸，造成沙漠化面积迅速扩大，民勤生态危机突现。
（二）黑河下游居延海的变迁
居延，又有居延水、居延海之名，系黑河下游的终闾湖（包括居延泽、嘎顺诺尔与索果诺尔），史前最大面积曾达2000km2之多,【18】汉代居延地区农垦规模很大，成为河西最大的屯田点，由于当时流入下游的水量充沛，故东西居延海、居延泽3个湖泊均以相当大的面积存在，大约在公元5、6世纪却强烈退缩，土地开始大规模沙化。到唐代，官府在这里设置宁寇军，也以屯垦戌边为主。但此时黑河干流北岸沙漠已经出现。唐以后，垦区又逐渐转移至黑河干流南岸。元代及明中叶，由于屯田范围及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黑河中游大规模的屯田及水利兴修使下游地表径流锐减，加之泥沙淤积，使东河河床淤高，是时，古居延泽首先趋于萎缩沙化。古居延泽依赖黑河河水的注入而存在，其水面大小和有无主要于黑河下游河道的变迁直接相关。今天黑河下游于狼心山以北分为西东两河，分别注入嘎顺诺尔与索果诺尔。其中东河又分为两支，除注入索果诺尔的一支外，另一支流经古居延绿洲注入古居延泽。但由于这一系列的屯田，河道变迁，使东西居延海分别于1963年和1992年干涸，“漭漭不息”之居延海从此成为历史。
（三）疏勒河下游冥泽的消失
“冥泽的消失与冥水水系的变迁以及整个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西缘古绿洲的废弃沙漠化有密切的关系。疏勒河和党河是干旱地敦煌的生命线，唯一的河流水系”。【19】据《河西志》载：由于历史统治者大量砍伐祁连山森林，雪线每年升高，降水量日渐减少。从汉到唐时，疏勒河和党河流量还很大。汉代效谷县农田用水大部分靠疏勒河灌溉。唐代，水流量仍然很大，边塞诗人岑参《苜蓿峰寄家人》诗曰：“苜蓿峰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即指此河。从晚唐以来直之元代，冥泽边的锁阳城仍一直作为州一级的治所，明代中叶以前，仍有人们的活动，并曾做过哈密卫的驻所，这时期的垦区绿洲尚未废弃沙漠化。说明此时冥泽还有一定的水量。
清雍正七年（1718年）陕甘总督抚西大将军岳钟琪用兵新疆哈密，使兵卒开拓疏勒河上游之水，使它和党河尾水汇合，加大水量以通行舟船而运军粮，后又因大量砍伐祁连山区的原始森林和河滩上的灌丛，致使植被破坏，生态平衡失调，风沙日频、降水日少，沙土埋没了中下游西岸的许多源泉，使疏勒河水量锐减。加之清前期在疏勒河洪积冲积扇扇缘东部和北部，新置靖逆卫、柳沟卫、安西亭及所属安西卫，大举拓垦，遂使有限的疏勒河水在冲积扇前缘东部和北部被大量引灌，扇缘西部的锁阳城周围一带绿洲遂断流干涸，并在当地强劲风力的吹蚀、搬运下，最终演变成了风蚀弃耕地与吹扬灌丛沙堆间分布的沙漠化土地，锁阳城也随之废弃。在冥水古道断流的同时，冥泽亦断绝了地表水源补给，以致逐渐于干涸。
除此之外，诸如金川河下游的昌宁湖、疏勒河和石油河下游的花海等湖泊的萎缩干涸，也无一不与历代河西的过度屯垦有关系。
三、过渡的屯垦移民造成土地承载超饱和
屯垦移民造成土地承载超饱和主要是在明清时期，明代河西因在国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屯田特别是军屯在明代有着颇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明廷对河西着力经营，使河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河西大量的荒田被开垦，使耕地面积有较大的增加，土地利用率大为提高。明初洪武末年，河西共有屯田一万六千三百余顷”。【20】“到神宗万历初年，经过土地清丈，河西田额多达四万六千顷；”【21】另一方面，人口比以前大量增加。“明代后期，合计河西约有人口35万左右，其中石羊河流域占48%，黑河流域占49%，疏勒河流域占3%。”【22】
逮及清代，统治者更加重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积极号召移民到河西屯田，仅雍正时一次就召民二千四百零五户去敦煌（常均：《敦煌随笔》）。屯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安西有安西卫屯田；肃州有九家窑屯田、三清湾屯田、桑远堡屯田、毛目城屯田、双树墩屯田、九坝屯田；甘州有平川堡屯田；凉州有柳林湖屯田、昌宁湖屯田）。这两个时期河西走廊沙漠化主要发生在石羊河下游民勤湖区、中游高沟堡、张掖黑水国、黑河下游的居延地区、疏勒河洪积冲积扇西部边缘等处，沙漠化的面积达1160km2，【23】较唐代又增加了约一倍。至于人口，仅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载，嘉庆时（1796年-1820年），河西甘、凉、肃和安西共有户25.5万，每户以5口计，时河西走廊共有127.4万人。【24】至此，河西人口密度完全突破了干旱地区的人口压力的“临界指标”（1977年国际防治沙漠化会议规定为7人/km2），达到8.8人/km2。【25】使绿洲生态承载能力无以支付。
石羊河流域是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开发强度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同时也是沙漠化过程最突出、危害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明清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土地就达130km2。特别是下游民勤，乾隆《镇番县志》载：“红崖堡东边外，如乱沙窝、苦豆墩，昔属域外，今大半已开垦。居民稠密，不减内地”。坝区北部朝北拓进，如“六坝湖，县东北三十余里，今垦为田”。表明垦区已突破明长城一线，原来这一“野沃泽饶、宜耕宜牧”之地已成为“十地九沙、非灌不殖”的沙荒之地。
绿洲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是有一定限度的，日趋膨胀的人口负担及过度开垦、樵柴，超过了绿洲的生态承载额，使本区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日趋尖锐，绿洲生态环境不堪负重，沙漠化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最终这一系列的人类活动代替自然因素成为导致河西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
古代河西水草丰美、土壤肥沃、水道丰富，成为历史上进行移民屯垦的主要地区，极大的推动了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但也正是这种无节制的屯垦导致的种种后果，最终破坏了河西走廊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了土地的沙漠化，河流下游尾闾湖泊的萎缩消失，绿洲生态出现危局，这也是造成河西走廊今天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故在今后河西走廊的开发利用以及沙漠化的治理过程中应吸取历史教训，遵循荒漠绿洲生态系统的整体规律，以及整个河西内陆流域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和整治单元，发展绿洲产业的同时，要切实贯彻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紧密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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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