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朗治《古代城市》一书在中国的流传
【提要】法国史学家古朗治（Fuste1de Coulanges）1864年出版的《古代城市》（La Cite—antique），在西方学术界名噪一时。关于此书在中国流传的情况，学术界以前没有加以梳理。据目前查到的资料，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此书开始进行了评介，1938年出版了李玄伯翻译的中译本。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此书少为人知，少为人用，受到冷遇。而到了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古代城市》一书又重新流传起来，出版了几种重印本和新译本，并多为引用。
【关键词】古朗治 《古代城市》 李玄伯
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些法国史学家致力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浮士蒂尔?古朗治（1830–1889，又译古朗士、古朗日、库朗热）。他早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因嗜读基佐的《法国革命史》，遂热衷于史学研究。1864年出版了用法文写作的《古代城市》一书，叙述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制度的变革，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各种思想意识尤其是宗教信仰对于社会制度有重大影响。
《古代城市》一书出版后，不断再版、重印，在西方各国广为流传。
一、20世纪上半期的接纳与评介
根据目前查到的资料，在中文出版物中最早介绍古朗治《古代城市》一书的是李璜（1895–1991）。李璜1918年底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史学。在1922年1月1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3卷第6期上发表有《法兰西近代历史学》一文。在文中他指出：古朗治的《上古城市》（今译《古代城市》）和《旧日法兰西政治建设史》（今译《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皆系历史学上不朽之作”。李璜还概括介绍了《上古城市》的主要内容。
李璜对《古代城市》一书中所体现的史学方法也有评述，为此他写道：“古朗治在他那两部大著作里所用的两个公律来概括人类历史：一个是事物的相续，一个是潜变的迟缓。所以历史科学在古朗治看来，该当同时去寻已往的经过和在已往经过中所应留与后来的根苗。历史科学是搜寻根源和变迁关系的科学，是推测人道将来的科学。历史学并不说对于将来该当如何去做，不过他帮助我们去寻做法，这就是古朗治对于历史学的根本观念。”
李璜称赞古朗治对于历史学所下的工夫比其他历史学者都要精细，他不像其他学者太过重哲理。他认为历史就是遗迹的安排，在最精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并且在评定往事时避去今人所有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或其他仇雠观念，因为这些观念不仅无益，而且易于变更遗文的意义，因此古朗治治史不但内容力求实在，而且文章也力避虚华。他可以代表写实派的历史学家，在近今历史学界也是他的势力最大。经李璜的评介，读者大致了解到了古朗治所著的《古代城市》的基本内容及其成就。
首次翻译出版古朗治《古代城市》一书的是李宗侗（1895–1979，字玄伯）。他l8岁随叔父李石曾负笈法国，先后就读于里昂大学、巴黎大学。1924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l934年他将古朗治所著的《古代城市》一书译成中文，取名《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因印刷原因，此书直到1938年才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出版。翻译此书，李玄伯是下了工夫的，上半年译成后，下半年又进行了修改整理。为了方便读者，他将书中的人名、地名和神名等加以注释，共加中英文对照的注释273则，费时不少。李先生的译文典雅、简洁，虽然也有缺点（如删掉了《古代城市》一书原来的大量注释），但李先生把《古代城市》首译中文，功不可没。
李先生1935年又写有长篇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在序中首先交待了译著名称的由来。他指出书稿原名《古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版本上，“古邦”二字之下注有“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字样，因此为了明了起见，采用它作译著的名称。【1】接着李玄伯高度评价了古朗治的史学业绩，指出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方法简质确实，文章亦能删除陈言，明了易解。他是古朗治学派创始人。【2】 “这部书在全世界常为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学者所引用，在法国为中学生所共习，成为参考必需的书。”【3】
在序言中，李玄伯强调指出，《古代城市》一书出版以前史学界盛行混淆古今的偏向，“欧人对于希腊罗马古代常多误解，因此想将古代制度复兴于当世。这亦如我国读书人误信尧舜的揖让雍容，误解周代制度，每想复行古制一样。古朗治始说明古代制度皆生自当时的社会。古代社会既不能复治，由古代社会而生的制度，当然亦不能复兴。并且古代所谓民政，所谓自由，皆有彼时的解释，其事实亦与现代所谓民政，所谓自由不相似，若只看字面，就想将它搬到现在，不但不能实现，并且害及现代真正的民政及自由。总括起来说一句话，可以说古朗治始将希罗古代的真相还给希罗。”【4】 李氏这些论述阐明了《古代城市》一书重大的学术价值。
李玄伯深受古朗治所著的《古代城市》一书的启发，萌发了进行历史比较的想法，他认为：“人类制度愈进化愈繁复，愈古愈简单亦愈相似。所以研究近代史用比较方法难，研究古代史用比较方法易。”不仅埃及、巴比伦古文字与我国古文字可以研究比较。“以至于各种典章制度莫不皆然，如是不只对我国古史可以有所说明，或者亦可对东西民族，东西文化同源异源问题有所解决。”【5】根据这些认识，李玄伯将古代中国社会状况与希腊罗马社会状况，分别就l0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写进了这篇长序中。【6】
此序后来与他写的《中国古代图腾制度与政权逐渐集中》一文合成一书，名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在1941年由北平来薰阁出版（开明书局l949年再版）。蔡元培在为此写的序中，称赞此书多有新颖的发见，明通的考订，足以祛疑惑者。【7】
李玄伯先生的翻译与推介及相关的研究，使古朗治著的《古代城市》一书在中国流传开来。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序经先生的《文化学概观》一书。该书第二册第一编在论述文化学研究中的宗教观时，评述了古朗治的《古代城市》一书，摘要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共4500多字。【8】
陈序经（1903–1969）1928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对文化学与社会学颇有研究，《文化学概观》一书系由他在大学任教的讲稿整理而成。陈序经把古朗治的《古代城市》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Socia1Evolotion）并列为以宗教观点解释文化的著名代表作。陈序经说明了《古代城市》一书的内容，指出《古代城市》所研究的对象是希腊罗马的文化，译者李玄伯译其书名为《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大概就是因为古朗治所说的城市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进一步来说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化。【9】
陈序经还分析了古朗治与孔德的宗教观的关联，指出：在某方面看起来，古朗治可以说是把孔德所谓神学时期的原则加以尽量的发展与丰富的史料证明。【10】
陈序经又针对古朗治的宗教观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陈序经对古朗治的宗教观进行了批评，他写道：“我们可以说宗教不过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宗教固可以影响到文化的其他方面，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以影响到宗教。我们承认，宗教在某一社会或某个时期里，也许很为重要而为整个文化的重心或基础，然而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社会与所有的时代，未必都以宗教为重心或基础。”陈序经进一步分析了古朗治宗教观中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指出“其实古朗治就说过，宗教是否促成社会进步，自然无从确说。他只能指出，他所确知的，是二者同时的发生，并有相同的节度，这种看法，根本就是否定了宗教是文化的唯一基础的理论。而且古朗治以宗教立场去解释文化，在时间上，也只限于古代与中世纪。近代的文化的基础，是否也建筑在宗教的信仰上，就成了一个疑问。”【11】
陈序经强调说明以上是就古朗治所持的宗教观，从根本理论上略加批评，至于细微之点，可以商榷之处当然很多，在此只好从略。
在20世纪40年代对古朗治《古代城市》一书持一分为二态度的中国学者还有阎宗临（1904—1978）。他l925年赴法留学，l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他在1948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欧洲文化史论要》一书中，论述“古代希腊文化之特点”时，称赞古朗治的《古代城市》一书是渊博的著作，指出他主张城邦形成的原因完全由于宗教。阎宗临引述了古朗治的论述：“论若干居里既可合为部落，若干部落自然亦可结合，只以各部落中仍旧保存固有祭祀为条件，这种结合成立之日，即城邦组织之时。”随后指出：“我们同意这种解释，但不能概括一切，原因是宗教也不能超脱自然环境，事实是非常显著的，毋庸多加诠释。”【12】
阎宗临在说明古代宗教与法律相混，各宗教按照自己的经典与习惯自创法律这一情况时，引述了古朗治在《古代城市》卷五第三章中的一毁话：“基督教是不以法律自属的第一个宗教，它只管人类义务，而不管其利害关系……于是法律变为独立，它可自取条例于自然于人类良心，于人类原有的公平观念。”【13】 显然，阁宗临同意古朗治这段论述，并作为有关立论的根据。
阎宗临还在1947一l948年撰写的《希腊罗马史稿》中把古朗治的《古代城市》一书列为学习罗马史的主要资料。【14】
二、80年代以后的再接纳与评介
1949年以后在中国史坛上，古朗治的名著《古代城市》的境遇有所变化，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西方学者的著作成了批判的对象，起码被认为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加之《古代城市》一书的中译本没有再版，只有少数的老图书馆才有藏书，因此在古代史研究领域（包括希腊罗马史）几乎没有任何书籍和论文援引《古代城市》一书的有关论述，甚至也没列人参考书目中。在极少数书籍（包括译著）中对《古代城市》一书做了简略的评述，如苏联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的《古希腊史》【15】，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研室的《古代世界史》【16】。这两本书中，强调的是《古代城市》一书具有唯心论的观点。这种“立足于批”的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所延续，如郭圣铭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根本没有指出《古代城市》一书的学术价值，强调的是该书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17】
古朗治《古代社会》一书被漠视，处于冷遇的局面，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孙秉莹根据美国学者J．W．汤普森著的《历史著作史》提供的资料编写的《欧洲近代史学史》一书，用较多的篇幅评述了古朗治的《古代城市》，肯定了该书的成就。【18】
孙先生在行文中已经没有了展开批判的火药味。后来孙先生与谢德风先生合译的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和英国学者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卢继祖译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出版，使更多的中国学人了解到西方学者对古朗治的《古代城市》一书的评论。【19】 这可谓打开窗口，拓宽了学术视野。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中国学术界掀起重印和翻译古朗治的《古代城市》一书的热潮。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了李玄伯译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列入“中外文化要籍影印丛书”。图书在影印出版说明指出：“本书是一部研究古希腊罗马社会的专著，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以古代信仰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论述思路明晰，层次分明，深入浅出，描绘了一部周全地道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历史的风俗画。对于研究文化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着重阐述了这部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这篇说明独特的视角。
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重印了李玄伯的译本（改为简体字），列入何勤华主编的《中国近代法学译丛》。这个重印本经张天虹勘校，《勘校前言》说明了此书列入“法学译丛”的缘由，指出：“法律制度源于社会生活源于思想进化。在法制发展上，古希腊的法制影响后世至今，地位举足轻重，自不待言，然若不清楚古希腊、罗马社会之基本状况，亦难以说清其法制之产生，发展变化，我们对古代法制思想的了解，就只会停留在肤浅处文字上，而不能把握到深刻处、精神上。因此，本书不是一部介绍古希腊、罗马法制的专著。但对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法制必大有助益。”作如是观的，不乏其人，林国华在《“法理学”之原旨略论》一文中也把古朗治这部书稿推荐为研究法学的进一步阅读文献。【20】
这篇《勘校前言》还评价了《古代城市》一书，指出：“作者以宗教变化为经线，对古希腊、罗马社会发展的各阶段及相关制度作了史实性描述，尤其对各制度产生的社会、信仰基础作了客观的叙述和分析。作者主张，‘万不可’以今人之眼光、思想，对待解释古代希腊、罗马存在的事物及制度，而应设身处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观察。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尤其值得倡导和重申。”这些评价值得注意，竞把古朗治的史学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挂上了钩。
2006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谭立铸、吴雅凌译自1984年法文版的中译本，书名为《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附有1984年法文版前言（此前言又曾发表在华夏出版社2005年由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的《卢梭的苏格底主义》一书中）。另外，这部新译本还附录有古朗治的《1862年斯特拉斯堡公开课》和《书简》，对了解他的史学大有帮助。刘小枫为这部中文新译本写的前言中，首先阐明了古朗治反对以今论古的观点及其价值——帮助我们按着古代人自己的理解来理解古代城邦。这篇前言，还指出了《古代城邦》一书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流传的盛况。前言又揭示了古朗治虽然拒斥依现代人的观念看待古代政制，但并不等于他没有现代的问题意识。事实上他在探究西方古代“宗法”制度时，心里正揣着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政制变革问题，这一点从《古代城邦》的论述结构可以看出。这篇前言颇有新意，揭示了古朗治史学思想中的现代意识。
2006年8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晓群新译的《古代城市》，书名为《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这个译本主要是从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英文本译出，并适当参阅了l898年的法文本。吴晓群在翻译时下了很大工夫，详见该译本《译者前言》第四部分。这个译本较之李玄伯的译本，在质量上大有改进：用的是白话文（李玄伯当年就有过用白话文改译的打算），补上了原著具有学术价值的600多条注释，另增加有中译者注。
上列《古代城市》的两部重印本、两部新译本，竞相“绽放”在中国学坛，既是流传的表现，又进一步促进了流传。
这一时期出版的下列出版物，也关注古朗治及《古代城市》一书：晏绍祥执笔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和《希腊史研究入门》都阐明了《古代城市》一书的反对现代化的观点。【21】王晴佳著的《西方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把古朗治列入实证主义史学家加以评述。【22】郭华榕著的《法兰西文化的魅力》一书着重评述了古朗治严谨的治学态度。【23】
以上关于《古代城市》一书流传情况的回顾，启示我们有必要对《古代城市》一书进一步展开研究，既深入挖掘这部书有价值的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同时揭示这部书的局限性，从而促进古史研究。
注释：
【1】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页。
【2】 古朗治学派成立于1928年，以推广古朗治的史学方法及史学思想于历史教学之中为宗旨。
【3】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第9—10页。
【4】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第9—l0页。
【5】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第10页。
【6】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第l2—58页。
【7】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第3—4页。
【8】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l48—158页。
【9】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第l48页。
【10】陈序经：《文化学概观》，第l48页。
【11】陈序经：《文化学概观》．第l58顷．
【12】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l36页。
【13】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第162页。
【14】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第74页。
【15】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44_45页。
【16】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编：《古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l958年版，第l60页。
【17】郭圣铭编《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l984年版，第212q13页。
【18】孙秉莹编《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l989年版．第312—313页。
【19】J．w．汤普森，孙秉莹、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4分册，商务印书馆l982年版，第498014页；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卢继祖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64_370、第789页。
【20】林国华：《古典的“立法诗”——政治哲学主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页。
【21】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l999年版，第56—8页；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l03页。
【22】王晴佳：《西方的史学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l49页。
【23】郭华榕：《法兰西文化的魅力》，三联书店l992年版，第208_210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信息：刘苏华，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410081
责任编辑：景德祥
责任校对：张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