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略论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1]

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萌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完善于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陈云货币管理思想的内涵主要有：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货币发行必须有准备金；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发行，但特殊时期货币的财政发行是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必须平衡。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的基本内核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陈云  货币管理  思想

陈云是我国金融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在长期的金融管理实践中，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总结出符合实际经济情况的货币管理思想。陈云货币管理思想的主要内涵是：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货币发行必须有准备金；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发行，但特殊时期货币的财政发行是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必须平衡。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虽然萌生于战争时期，发展、完善于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但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

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是陈云货币管理的思想核心之一。这一思想最早来源于他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实践。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曾建立银行，发行各种货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同年10月，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在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初期，没有发行边区货币，边区流通的主要是法币。[2]由于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军饷多为大面额法币，市场交易时不便找零。为了周转财政和调剂金融，1938年6月，边区银行以所属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流通使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为了克服财政危机，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决定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并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此后，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由于各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中共中央财经领导部门不可能实施统一的管理，各根据地地方银行自己决定货币发行事宜。

1943年，陕甘宁边区银行直接归边区政府财政厅领导，边区政府一度把银行当成财政的出纳部门，边币发行约束软化，发行过量，结果币值下跌，金融波动。[3]陈云领导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后，开始思考边币的发行问题，提出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的思想。针对边币发行遇到的问题，他仔细分析了边币发行机制，发现边币发行过量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处理好财政与银行的关系，没有集中边币的发行权。[4]为了真正控制边币的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他认为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1943年5月14日，陈云与贺龙写信给边区银行负责人黄亚光、贾拓夫，指出：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5]边币发行权集中于西北财经办事处后，根据经济需要发行边币，较好地稳定了边币与法币的比价，将边币发行指数控制在物价上涨指数之下，基本保持了金融的稳定。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逐渐取代各根据地银行的货币，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已是发展大势。但是，有人提出两广、西南可以另外发行钞票，理由是为了照顾后方，对后方有好处。陈云坚决反对，主张维护货币发行权的集中统一。他质疑道：“如果这样做，前方是否受得了呢？这种票子与人民币的比价假如不变，等于是一种票子；假如常常变动，则对前方的物资供应会发生很大问题。……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不是抗战时期的那种小局面了。所以，像抗战时期那样，发几种票子，既可照顾后方，又可照顾前方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6]

陈云主张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的思想是一贯的。改革开放后，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相继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市面上实际流通着三种货币：人民币、外汇兑换券和港币。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我国存在通货膨胀因素，人民币呈现贬值趋势，而外汇兑换券和港币相对稳定，因此在特区发生了外汇兑换券排挤以至驱逐人民币的现象。于是，有人主张发行特区货币来解决这一问题，深圳特区开始酝酿发行经济特区货币。但是，在发行特区货币是否必要、特区货币对人民币流通将产生多大冲击以及特区货币发行的种类、发行权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陈云非常重视此事，他从维护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出发，一开始就明确反对。1983年10月23日，陈云批示：“我不同意发行特区货币。”[7]但陈云在这一重大事件上又不武断专行，在听取谷牧汇报了主张发行特区货币的理由和正在研究中的一些想法后，陈云说：“如果特区货币只在特区内发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那末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他强调：如果大家坚持要搞，经济特区货币的发行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他对谷牧说：“准许发行特区货币，这是灵活性；发行权在中央，不在地方，又有统一的控制。”1984年5月26日，他又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8]由于种种原因，发行经济特区货币的拟议最终没有实施。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一度放松了对货币发行的控制，导致货币发行量过快增长、物价涨幅过大。陈云看到这一问题后，多次要求加强货币发行权的集中统一。1984年下半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过猛，货币流动量比上年增加49.4%，银行贷款总额增加29.8%。货币发行过量，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快。针对货币发行失控的问题，1985年2月中旬，在召开的省长会议上，陈云再次强调货币发行权要集中统一，提出“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9]他说“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10]

二、货币发行必须有准备金

    在货币发展史上，依次经历了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到信用货币的转变。纸币是由政府依法发行的、作为法定流通手段的货币符号。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其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政府信用是纸币发行的保证。1941年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是以边区政府信用为保证的纸币。由于纸币仅是价值符号，发行纸币必须有准备金。边币发行是否需要准备金？需要什么样的准备金？在边币发行之初，这些问题还比较模糊。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后，认真思考了边币发行理论，提出了边币发行必须有准备，要有多种准备，而且各种准备要分次序的货币管理思想。

陈云分析了边币与法币、金银的关系，分析了边币贬值的原因，主张边币发行必须要有物资基础，要有准备金，要有多种形式的准备金，但必须摆正各准备金的先后次序。他从实际经济情况出发，提出边币发行准备是“法币第一，物资第二，金子、银子第三”，“头一条应是法币，要有充分的法币准备。第二是物资。什么物资呢？就是这种物资抛出去可以回笼边币，边币太多了，抛一些物资出去，可以把边币收回来。第三才是金子和银子”，“搞乱了也不行”[11]。陈云分析了边币发行准备为何必须按照这一顺序实施的原因。他强调边币发行要有物资基础，“延安有九千个窑洞，牛羊很多，边币的发行基础在这上面。但这不顶事”。[12]首先需要准备法币，因为，“币制的关系就是生产品在交换中间的货币关系……我们的生产品和国民党区的生产品交换……币制要服从生产品的交换。”国民党统治区的币制“不是白洋、金子，而是法币”。“我们盐的出口是五十亿边币，但进口货值二百亿边币，差四分之三，就得用法币抵。因为生产品的交换，我们处在入超状态，所以更需要法币。从这个观点看，边区要有法币准备，没有法币，边币就稳不住。”[13]“在陕甘宁尽管边币独占市场，但没有法币的准备就不行”。[14]另外，“一个脚户，一个商人，卖了布，拿了边币，到银行里要钱。要换什么呢？要法币，不要光洋。他们要拿法币周转贸易。”[15]陈云认为，边币发行准备排在第二位是物资，是“要能回笼边币的物资，窑洞不起作用，凳子不起作用，物资是要有人买的，窑洞你卖给哪一个？没有人要。像棉花、布匹能够卖掉。”[16]陈云认为，排在第三位的边币发行准备才是金子、银子。金银是硬通货，“我们资本有余时，准备一些金子、银子，准备天下大乱，法币生了盲肠炎。那个时候我们有金子有银子，就可以脱离法币。法币垮台了，边币就兑光洋多少，兑金子多少。所以，我们要有金子、银子的准备。这个本钱也要，如果不要这个本钱就不好办。”[17]但在当时经济形势下，“如果把金子、银子摆在第一，天下就大乱。”[18]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地方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大增，为了尽可能减少物价上涨，陈云特别注重物资准备。陈云在东北局高干会上提出，要避免物价大涨，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 他说的“必需物资”仍是粮食、布匹，要求 “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四十万吨至五十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一百万匹布。”[19]

建国后，陈云在领导财经工作中，将国家能够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与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的准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制止通货膨胀的斗争中，陈云把掌握粮食、布匹等物资作为重要的物资准备。如，1950年5月，为防止物价波动，陈云提出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20]计划经济时期，在不断探索研究中，陈云得出我国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约是一比八的关系。陈云从这一比例关系出发，认为增加一定量的货币发行必须有一定量的商品供应，否则，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陈云的货币发行必须有物资准备的思想。

二、经济发行是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在发行货币方面，存在经济发行与财政发行两种不同的扩大货币供给的动因。[21]在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中，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发行。

早在陈云领导边区财经工作时，他就对边币的发行极为慎重，力主按经济发行的原则增发边币。为了保持边币币值稳定，1944年4月26日，陈云同贺龙、南汉宸、叶季壮、贾拓夫、黄亚光、曹菊如等人议定：（一）“暂不大量发行边币”；（二）“非到万不得已不发新票子”；（三）少量发行只为“照顾投资开支和金融周转”。[2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面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压力，陈云仍然主张货币发行的经济原则。1950年1月下旬，国家财政供养人员增至942万，1950年财政预算支出必须增加71亿斤小米，财政收支缺口极大。这时，有人提出发行货币解决问题。但财政赤字如果完全依靠向银行透支，必须增发货币，将会造成货币发行过量，进而形成物价上涨。陈云反对这一办法，指出“靠印钞票的路我们不能走”，再次强调货币经济发行的原则，主张在税收上打主意，“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23]

1950年3月全国财经统一后，经济出现了下滑的局势。1950年5月，陈云领导中财委采取了两项调整工商业的措施：一是加工订货，二是收购土产。与这两项措施相配合，增加了货币发行。这是为发展生产而发行货币，是经济发行。陈云充分肯定这种货币发行，他说“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24]经济走势开始上扬。

1953年底，政府确定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陈云考虑到市场需要，认为应增加货币发行。1953年12月8日，他致信毛泽东，提出 “今冬需要增加发行五至七万亿元，对市场是有利的，没有危险。请中央批准中财委发十万亿元，何时发出多少？仍按过去一样由中财委小心掌握。”[25]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陈云主张货币经济发行的原则。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因素逐渐增多，货币化进程启动并加速，货币发行量增大。陈云关注着货币发行量日益扩大的现象，他仍然强调货币发行要按经济发行的原则进行。1979年10月，他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由于生产量的增长，生产资料的增加，这样增加的货币，是正常的增加，否则就是通货膨胀”。[26]1981年9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又说，货币发行量“过去我们是在三百亿以内，现在到三百三，大概增加了三十多亿，这就是增加了的市场的必需流通量，所以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我们对市场的货币必需流通量，要心中有数，只要不用发票子搞基建投资，没有危险。”[27]

三、财政发行是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

经济发行是陈云坚持的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但他并不死守教条，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时候，他又灵活地运用财政发行的措施发行货币，积聚资金，度过难关。在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中，在特殊困难时期以财政发行方式发行货币，是解决暂时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

陈云对货币财政发行方式的思考最早产生于1943年领导边区财经工作时期。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了边币，边币仅在陕甘宁边区流通。边币流通区域十分有限，而边区对外经济往来主要用法币，边区出口盐和土产品是为了换取法币，再用法币进口棉花、布匹等边区必需品。既然法币对于边区经济如此重要，为何不与国统区保持法币的统一？为何还要发行边币？边币发行的根据是什么？成为当时财政金融工作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

陈云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后，认真思考了边币发行的经验教训后，肯定1941年发行边币是正确的。他说“如果到了没有饭吃的时候，边币、法币都没有，看着要饿死人的情况下，主动地发行一点，可不可以呢？在这样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吃饭发行一点是允许的。比如一九四一年时，如果不发一点就要死人，那时候是一定要发的。今天主动地发一点，是为了避免金融波动，避免将来更多的发行。我们今天少发一点，使大家务建立起来了，将来少发一点票子。今天少发一点，是为了明天不大发，这样的发行是允许的。如果那时候你不敢大量地发行，一天挨过一天，人家天天向你要预算，天天受逼，预算扩大，边币跌价，再跌再发，再扩大，再涨价，那就不得了。这几个东西联系起来，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不发这一亿，将来就要多发十亿。这证明一九四一年的发行是对的，如果不发，财经开支越扩大，金融就越波动，票子就发得更多。”[28]

 分析陈云这段讲话，可以看出他主张财政发行边币思想的来龙去脉。当时 “边币、法币都没有”，“看着要饿死人”，发行边币首先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对于政府而言，财政收入有两大来源：一是税收，二是货币发行收益。边区作为一方政权，在财政收入不能弥补财政赤字的情况下，考虑以政权信用为保证，发行信用货币，聚集社会财富，度过财政危机，无疑是正确、及时的选择。边币发行后，政府立即拥有购买力，得以保持政权正常运转。发行边币，还可以开展经济建设，“使大家务建立起来”，经济发展后，再依靠税收等渠道筹集资金，保持金融稳定。因此，货币适度的、及时的财政发行是必须的，“今天少发一点，是为了明天不大发”，“如果不发，财经开支越扩大，金融就越波动，票子就发得更多”。

解放战争时期，财政支出庞大，收支缺口严重。为筹集资金，陈云主张财政发行货币。当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的薛暮桥回忆说，1949年2月2日他向陈云同志和董必武请示货币发行方针。“董老偏重稳定物价，按每月上升百分之十计算。陈云同志说：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应按每月上涨百分之二十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29]可以看出，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云支持财政发行货币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

适时、适度地财政性发行货币，集聚社会资金，以度过财政难关，是陈云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之一，也是他的货币管理思想的闪光点。但是，与货币的经济发行相比，货币的财政发行是不正常状态。非是特殊时期，陈云是不主张财政发行的。

五、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必须均衡

按照现代货币银行学理论，保持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均衡，是稳定币值、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陈云早在1943年前后提出了必须保持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平衡的思想。

陈云认为市场上需要的货币流通量存在一个“饱和点”。从现代货币理论看，陈云所说的“饱和点”就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均衡点。边币发行不久，边区银行、西北财经办事处不少同志对于什么是货币发行的“饱和点”存在争议。主管边区银行的曹菊如认为，确定市场需要的货币流通量的方法，是比较货币发行数量与物价的关系，分析货币购买力水平，陈云认为“有他的道理”。[30]陈云进一步阐述了如何确定货币发行“饱和点”数量，如何确定市场需要的货币流通量的方法。

陈云认为，确定市场需要的边币流通量，要从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边币的市场需求、边币发行量与物价的关系、边币和法币流通是否正常等四方面加以分析比较。陈云主张在边币的发行准备中法币为首，因此，边币发行必须首先考虑与法币的关系，“要看边币、法币同流的程度怎样，现在同过去有变化没有，现在市场是不是需要。”货币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交换手段，交易需求是货币的基本需求之一，因此，陈云认为其次应该考虑市场交易对边币需求的影响程度。他指出，边币发行“要看生产交换有变化没有，边币需要缩小还是扩大”。他分析了生产交换中可能对边币需求发生影响的种种因素，认为：“自然经济都不用边币，但是从外面来的商品需要用边币。假如是自己的工厂自造商品，边币用得就要更多一些，外面来的商品只是在交换中用一下边币，没有我们自造商品用得多。所以，我们自己生产的商品愈多，边币的流通量就愈快。比如，现在我们的棉花自给，农民自己有了棉花，不需要用钱去买，所以边币用得就少了。”第三，由于货币发行量会对导致物价水平波动，因此，陈云提出应该考虑边币发行量与物价的关系，“要看发行数量和现在物价的比例怎样。比如，一元边币从前可以买的东西，等于现在的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看了这个物价以后，再定流通量跟发行的数目”。第四，由于货币发行都存在财政发行的可能，所以，陈云指出，确定货币发行量必须分析边币、法币的流通是否正常。如何确定边币、法币流通是否正常呢？陈云认为“一要看发行正当不正当，二要看物价是不是正常，不超过西安的就算正常。比如，西安的物价涨了百分之二十，我们也涨百分之二十，除了运费和封锁费之外，物价都是一样的水平，这就是正常状态。除了运费和封锁费之外，如果人家物价涨百分之二十，我们涨百分之四十，那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看发行流通正当不正当，物价上涨正常不正常，就可以测量我们的流通量。”[31]

根据这一方法，陈云认为可以确定当时市场需要的边币流通量是多少。他说：“看看我们有什么东西占领我们的市场。做金子投机生意，它不用边币，把它取消。我们棉花自给，根本不要边币，也取消。还有边币、法币同流这个东西，也不要，把它去掉。把这三个东西去掉，你再加一点水进去，也流不出来。如果超过了，那就一定要流出来。”这时，市场实际需要的边币流通量也就确定了。市场所需要的边币流通量确定了，边币发行的“饱和点”自然不言自明。

陈云十分重视货币发行的“饱和点”（即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均衡点），强调货币“发行问题要很慎重，不要冲破饱和点。”[32]但陈云对于货币发行“饱和点”问题又是辩证地看待的。他分析了在法币入超、边币不足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发行边币的问题，认为“在法币入超的情况下，要不要发行边币？可以发行一点。盐卖出去了，土产品也卖出去了，这样拿回来的法币就很多，比如入超三亿元。三亿元法币摆在那里，是不是就不要发行边币？那也不一定。假使财政开支不够，南厅长要银行拿出来，而银行的能力每个月只能周转一亿元法币，回笼八千五百万元边币，如果南厅长这里要一亿元边币，你不能满足他，就不行，因为减少了就要死人。法币不能用，边币又不够，在这样情况下，就要发行一千五百万元边币。所以，在法币入超的情况下，适当发行边币是正确的。如果乱发，发了很多，本来只要一千五百万元，你却发了三千万元，有法币还不要紧，如果没有法币就危险。你发行了很多，大家在你手里抢东西，这样物价就要上涨。所以，发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的。”[33]

    建国后，陈云在金融领导工作中仍然强调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必须平衡。陈云十分关注货币流通量的变化，他每天都要看货币日报表。[34]1956年经济建设过热，现金收支不能平衡，必须增加货币发行。陈云估计新增货币发行量将相当大，将大大超过1953年实际发行量40亿至50亿元，将比1955年多20亿元。在陈云看来，虽然当年货币发行大增，但货币供给与需求还基本平衡，“今年一年可以过得去，不会出毛病”，因为“增加发行钞票，有三个估计：一，钞票出去，实际上是商品出去；二，钞票出去，储蓄增加；三，钞票成为人民贮藏的手段。”但是，陈云指出，过量发行货币“是不是年年都可以这样？不能这样。”[35]

1979年10月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如果说，市场货币的流通量超过了市场必需的数量太多了，它可以成为一种流通手段存入银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就会造成物价上涨，人们就会抢购东西。”[36]1984年月中旬，陈云从全国计划会议一份简报中得知当时银行信贷差额扩大，货币发行过多，全年预计增发货币100亿元，比计划多发40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增加22.8%，大大高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预计增加10.1%的幅度。如果继续过多地增发货币，势必影响物价的基本稳定。陈云立即将这份简报批给总理赵紫阳，并指出：“三位数的钞票发行情况，决不能继续了。”[37]

为了保持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基本平衡，陈云十分注重监测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变化，并及时采取多种手段加以调节。他强调货币回笼工作，指出现金税收、国营商业贸易、公债是回笼货币最有效的手段。1949年12月28日，他提出“公粮变卖及现金税收，又恰恰是今后按月按季回笼货币的主要手段。”[38]他说“税收的及时收入重要性很大。……税收是现金收入，每日能收进来，回笼作用就大，收一个顶几个。”[39]1950年3月，指挥统一全国财经的“经济战役”中，他灵活地调节货币流通。为平抑物价，陈云要求“应毫不动摇地采取如下措施：一，在银根开始紧的现象下，决不预先抛出货币，反之，应加紧催收公债、税款，务须先使银根紧的现象遍及全国各中小城市，此时，平均物价可能下降至百分之十，个别城市将超过百分之十。……我们的方针不可为预防物价跌先发通货，这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必须是物价跌到一定程度后再发通货。这是稳当而无害的。二，在物价下降至一定程度时，当然可以而且必须以有利方式有把握地增发通货，使物价恢复正常。……三，在新的情况下，贸易部门……必须放手抛货完成回笼任务，绝不因银根紧而有所动摇。……预期经过三、四两月份的努力，使货币流速降低，货币遍入农村。那时，将出现货币的社会必需流通量要求增加的现象”。[40]陈云认为扩大人民币流通范围，是扩大人民币市场需求，防止物价波动的有效办法，要求“推行货币下乡。在全国选五百至七百个县设立国营贸易机构，再在每个县内找四五个镇子，设立代理店，由公家派人监督，按规定价格销货，专收人民币”。陈云也考虑到如果物价波动，人民币会立刻涌回来，要求“国营贸易机构和代理店维持原价，大量抛货来挡住”。[41]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出后，货币发行量将在短期内大增，陈云提出“在计划收购中间能够发行公债，这对回笼货币有好处。因为计划收购要发出很多钞票，所以在收买粮食的时候，公债能够发行的话，对回笼货币，稳定市场很有好处。”[42]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商品短缺，市场上货币流通量过多，出现了通货膨胀。陈云分析当时货币流通量为130亿元，而市场需要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是70亿，多了60亿赤字。[43]他提出增加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的措施。他说“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 “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 [44]根据以往经验，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概是一比八。[45]高价商品的推出，使市场上过多的货币得以回笼。

六、陈云货币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陈云的货币管理思想萌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完善于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对我国的货币管理体制影响深刻。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陈云货币管理思想的基本内核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间接的宏观调控已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成为政府常用的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货币供应量又是实施货币政策的关键。增加货币发行，扩大信用规模，仍然需要集中统一。如果在货币发行方面政出多门，不集中发行权，将会导致货币发行过多，埋下通货膨胀隐患。因此，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陈云强调的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统一的思想都没有过时。

第二，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应该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货币发行的原则应该是经济发行。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货币发行理论，也是陈云一贯主张的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安排了4万亿投资。政府投资需要银行信贷支持，近两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创下前所未有的惊人数目，通货膨胀已如一匹正试图挣脱缰绳的野马，物价涨幅过快已引起社会的不安。因此，不可迷信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万能药，不可忘记陈云一再提醒的货币经济发行的原则：不能靠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不能用发钞票来搞经济建设。

第三，当今社会，信用货币、电子货币的流通越来越广，作为金融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仍必须时刻关注市场上货币流通量的变化，这不仅事关币值稳定，更事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事关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陈云所倡导与强调的货币管理必须研究货币流通量变化的方法与思想，则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测算市场需要的必要的货币流通量，调节货币流通，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保持币值基本稳定，仍然离不开陈云所强调的关注货币流通量的“饱和点”、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必须平衡的思想。

（赵学军，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