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制茶、制烟、酿酒、榨油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二节

第二节　制茶、制烟、酿酒、榨油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农产品加工是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一个最广泛的领域。无论是粮食的著、磨，经济作物中的轧棉、榨油、制茶、制烟、制糖，以及除如酯酒、制醋、酱园等，都有商人资本插手其间。在这些产品已经商品化，而其加工业还没有独立成为重要产业部门的时候，商人支配生产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商人支配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又是不同概念。从我们下面的探讨中可以看出。在清代前中期，这些行业中真正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还不多见。那民加工业还是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或者还牢固地束缚于农民家庭副业，自然难于产生资本主义；那些生产分散、产品主要供应地方小市场的，一般也很少资本主义萌芽。反之，有些加工品产量虽不很大，而适于长途运销，以至有出口贸易的，资本主义萌芽往往比较明显。

　　在本节中，我们主要论述制茶和制烟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并对酿酒和榨油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探讨。制糖的情况有些不同，我们放在下节中专作论述。陕西的木材采伐业，也类似农产品加工，我们把它放在本章第七节。

一、制茶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是世界饮茶最早的国家。到清代，饮茶已成为人民的普遍习俗。在城市和南方，饮茶之风尤盛。清代前中期，茶的栽培已遍及秦岭、淮水以南各省，而以安徽、福建、浙江、湖南、云南、四川等省为主。鸦片战争前，我国茶的年产量，按毛茶计，已达250万担以上【1】。

　　茶是适于远销的大宗商品。封建王朝历来视为利源。中唐以来，实行茶榷，元代并设官局。明代废局，行官茶、贡茶、茶引（商茶）之法。清承明制，顺治初，在陕西、甘肃设茶马市，招商运茶，每担纳50斤为官茶，余作商本。其他各省，则发引给商人到产区运茶，行销于指定地区，按引纳课。有的地方，并征贡茶二私自贩运者，茶园主将茶卖与无引客商者，皆论罪；并禁海运，不准私与外国人买卖。这对于茶叶产销的发展，自然是个障碍。不过，实际执行上并不是那么严格。西北的茶马互市，乾隆时已渐废弃，所存官茶，陆续变卖。有些产区，如福建、广东、广西，原无茶引，未定官课；云南亦只征税银。江南各省，有些县亦不设引，由茶户纳课，就地发售。发引之地，亦有无商承领，形同虚设者。引商领购后，散商仍可在茶市收购。到嘉庆时，各地茶引共计不过20—30万石，仅及产量十之一、二。官府的统制，实际上已不起多大作用。

　　茶的市场遍及全国。安徽六安一带的茶，主要销华北及华中，“上人不辨茶味，唯燕、齐、豫、楚需此日用，〔商人〕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2】。其中不少是徽商经营。【3】福建的武夷山区，“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潼〕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4】这是供菜马市的贸易。其后，武夷茶“水浮陆转，鬻之四方”，主要有南北两路，南路“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5】；北路由间商经海船运天津【6】。云南的普洱茶，年产百余万斤，“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7】，主要销西北及西南边区，并人贡京师。四川亦产砖茶，分销内地、边地、土司三路，销边地者又有南路、西路、邛州三路。【8】

　　康熙初，我国茶叶开始出口欧洲，以至茶成为英国人的必需品。嘉庆时，清廷禁茶出海南运，安徽、福建等地的茶集中到江西铅山县河口镇的茶市，由此沿信江而西，转人赣江，再南下大庙岭，用人力担过梅岭关，再由南雄沿北江到广州，经十三行商人出口。长途转运，商人仍有利润。乾隆中期，云南、四川的砖茶即经古北口、归化城行销蒙古、新疆，其后，并出口俄国。鸦片战争前，每年经广用出口的茶叶约35万关石，陆路出口俄国约10万普特，云南边境等地出口2万余担，共折合毛茶60万担【9】，成为我国第一位出口商品。

　　茶市场的扩大和徽商、西商、闽商、粤商等大商帮之参加贸易有关，也必然促使商人资本控制茶的生产。

　　我国植茶的主要是山区和半山区的个体农民，只有少部分是地主或寺院的茶园。这些农民，多是租种山地，无其他出路，又多属贫困之户，所谓“民椎赖茶以生”（安徽六安）【10】，“产茶之家，半属穷民”（湖南安化）【11】，“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云南普洱府）【12】。他们也就很容易受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控制和剥削。

　　商人控制小生产者的方式主要是预买制，即春节前后放款给茶农，清明后前往收茶。惟当时茶叶交易多有牙行把持，茶商勾结牙行垄断茶市。如安徽六安茶，茶商“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牙侩负诸贾子母，每刻削茶户以偿之”【13】。即茶商于前一年将荣本交牙行预买，牙行将利息负担转嫁给茶农。又福建武夷山区，茶商“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牙）行东，恣所为不问！”【14】，是种种盘剥之事，皆任牙行去做。以至“山中僧道，陇〔垄〕断居奇，习为驱侩面目”【15】。在云南普洱府，“商贩先价后茶”，也是预买方式。雍正七年1729，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为由，将茶商悉行驱逐，在思茅设立官办总茶店，令条户将茶运到总茶店出卖，也就是官府垄断，“私相买卖者罪之”【16】。这种办法，扰民更甚，也是行不通的。不久，又恢复了商人预买的办法。后来有人说，“夷民恃此御饥寒，贾客谁教半干没；冬前给本春收茶，利重速多同攘夺。”【17】“半干没”“同攘夺”几个字，反映出小生产者对于自己产品支配权的丧失，处于受商人资本控制、剥削的地位。不过，这里的商人资本，还只是通过买卖关系、借贷关系控制产品，它没有控制生产资料，并没有把小生产者变成它事实上的工资劳动者，因而还不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头春采茶必须在谷雨前几天内集中将嫩叶摘完，又要避开阴雨，故需大量人手，过期叶老即属二春，价值减低。茶的加工，出茶种类不同，一般包括干燥、揉卷、烘焙、拣选、包装等工序。干燥用锅加热，手炒；亦有用晒垫铺晒者。揉卷是用手揉软，搓擦成卷；或用板压、脚踩。往往要再炒、再揉。焙茶用焙笼或火炕。这都需要人手和一定技术。茶在运输、存储中最忌潮湿，故多在产地焙干，并减轻重量（三四斤叶制于毛茶一斤），以利运输。所谓“山中焙就来市中，人肩泱汗牛蹄蹶”【18】。拣选则多在城镇茶栈，需工最多。出口茶须再精制。川、滇的茶则是压制成团饼。采茶和揉卷、拣选等用工最多，大都是青年妇女。

　　在茶是农民租小片山地种植的情况下，茶的加工也在家庭完成，所谓“一灯儿女共团圆，炒青已到更阑后”（黄宗羲诗）。直到清代前期，大约主要还是这样。不过，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以及大商人资本投入茶业，茶山日辟，产量日增，采摘需大量人力，加工也多集中生产，雇工就成为必要了。

　　关于制茶业雇工的情况，同治以后，史料甚多。大都是茶号、茶庄雇工拣制，或租栈，或设厂。由于雇用女工，遍及多省，曾引起清廷干预。【19】在通商口岸，亦于同治初即有雇工数百人的精制出口茶的工厂，并有外国资本开设的砖茶厂。但是，在道光以前的史料中，却甚少记载。下面仅列福建武夷山一带的若干记述，从中可看出梗概。

　　（福建建湘）“多租于江西人开垦种茶”，“春二月突添江右人数十万，通柏市集饭店渡口有敕击肩摩之势，而米价亦昂。”【20】

　　（江西南丰）“邑非沃土，民自耕种外，惟向闽山米茶……”【21】

　　这是说春茶摘采时，武夷山一带要突然增加数十万人（这当然是夸大了），多来自江西，来此采茶。这些人自然是临时雇工，但是由茶户雇用还是由商人雇用，则未详。采茶和焙茶是连续进行的，这么多的采茶工，恐怕有一部分已是制茶工了。

　　（福建崇安）雍正间，“崇土产苦茶、若纸、若笋，商旅携资至者岁数十万，而民仍贫，盖三者工力皆召募异地之人。追至转售，而所得之值随手散给，赢余者无几矣。甚者揭商旅之资以供工费，又减其值之二三，不惟无余，且通累焉，不如力田之为愈也。”“郡……惟茶、惟纸，商旅辐较而来，或百或千，佣民络绎而至，力藉他众，利尽工资未庶，岂能求富。”【22】

　　嘉庆间，“土产茶最多，鸟梅姜黄竹纸次之。客商携资至者，络绎不绝，而民不加富，盖工作列肆，皆他方人，崇所得者，地骨租而已。”【23】

　　（武夷山区）道光间，“其余有茶焙处，半归憎道，半归民俗，货利所在，奸宄之媒……”【24】

　　（欧宁）道光间“茶厂多在山僻，且系客氓，……又碧竖（《闽小记》：延邵呼制茶人为碧竖）率无籍游民，年丰谷贱，茶熟采多，被自分雇各厂。”“彼厂户种茶下土，既出山租，又费资本，一旦勒令废弃，谁能甘心。操之太空，恐致激变。但当持之以渐，如古限田之法，严立禁条，责成山地主除已开成茶山者，姑听其采摘。此外不许增垦尺寸。有将山地赁与客户开茶〔山〕者，山主与厂户一体治罪。……”【25】

　　“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禁，常数万人。自导逆窜扰，金陵道梗，商贾不行，佣工失业。”【26】

　　以上所引史料，从第一条雍正间崇安的记载看，种茶的多为本地小生产者，采茶、制茶临时雇用外地人，卖茶收入支付工费还有困难，“不惟无余，且通累焉”。从第二条嘉庆间的记载看，则已有外地人来租山种茶，可能类似建阳情况，本地人只收“地骨租”而一早。第三条道光间记载，泛指武夷山区，所说焙茶处，当指制茶作妨，但无雇工材料（看来应有雇工），除半为寺院所设外，“半归民销”，亦未悉是否商人经营，不过是有“货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条蒋翻禁开茶山议》的记载，所说是嘉庆归新发展的瓯宁（今建瓯）茶区，这里建有茶厂。我们在第三章第社节讲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时已讨论过这个记载，知道它们是武夷茶大量出口英国后，商人所设的植茶场，同时也做茶叶加工。据该文称，欧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者亦数十人”，当然包括植茶、采茶的工人。不过这里所说的“碧竖”，则是制茶工人了，他们都是“无籍游民”，“分雇各厂”的。这些制茶工人，实际多是江西来的。民国间有个记载说，武夷的岩茶厂系茶庄在山间所设，除有三、五名长工外，都是春间从江西招雇短工，并说这是“数百年来传统之观念”，因“崇安本地人认为：惟有江西佬是武夷山开山种茶之始祖，惟有江西佬才是岩茶产造的大好老”【27】。

　　最后一条史料，是说太平天国战争中，这里商贾不行，茶业佣工都失业了。

　　从这些记载看，我们可以说，嘉庆以后，在福建武夷山的某些茶产区，确已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并不是说，其他产茶区就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尤其象云南的普洱茶，产量较大，加工也较繁。不过，既然我们还没找到直接证明材料，最好是不去论断。

二、制烟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烟的种植扩展颇快，吸烟亦渐普遍。王士帧说：“今世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28】。这种发展，又主要是在乾嘉之际。嘉庆间包世臣说：“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挪海模，男女大小，莫不吃烟”【29】。这时候，烟的运销日盛，并形成几个颇大的集散市场。

　　湖南“烟叶于各处多种，产攸县及平江者佳，市人多于衡郡制卖，故名衡烟”【30】。“衡州之烟，其行最远”【31】，这是乾嘉时记载。衡烟多由西商经营，“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贷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夕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四方求烟草者，得真衡产一戴，而办种烟草者相望。近五六十载，福建所产盛行，衡烟益细，凡堂号皆失业，先去无一存者”【32】。这是同治十一年（1872）的志书所记，上推五、六十年，正是嘉庆年间。

　　陕西汉中府也是个重要产烟区。其烟经汉水运湖北。嘉庆时记载，“郡城商贾所集，烟铺十居其三四。城固  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当其收时，连云充栋，大商贾一年之计，夏丝秋烟。……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清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千万金。……又紫阳务滋烟苗，较汉中尤精，尤易售。”【33】

　　山东兖州府，顺治初开始种烟，到雍正间已“遍地栽蔫〔烟〕”，其烟运销北京，“每岁京客来贩收买者不绝”【34】。嘉庆以后，烟市集中到集宁。包世臣说：济宁“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济宁在运河北岸，清代已是商旅重镇，烟的分级、过秤、、打包、装船，需大量人工，“四千余名”【35】，或许夸张。不过，包世臣说这些工人，“好勇斗狠，每为守土者之累。西客利债滚剥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容。”他们能排斥山西商人的竞争，形成济宁商帮，亦见其资本势力之大。

　　此外，福建漳泉、广东恩平、浙江嘉兴，明末即是烟的市场。嘉庆以后，四川、甘肃也都成为重要烟产区。兰州的水烟运销尤广，“盖今日吃水烟者遍天下”【36】。

　　清代前期烟的种植，除了少量商人、地主经营外，主要都是小生产者。也象其他农作物一样，商人通过预买、借贷，对小生产者加以控制。如在湖南湘潭，“土人种蔫豫给值山主，谓之佃山，客商贩买豫给值种蔫之户，谓之定山，秋后成捆发行。”【37】当时的烟，是采摘后，由种烟户晒干，叠成把或折，由商人收购。商人也要加以检选、分级、捆扎发行。这又称生烟，消费者揉碎，用烟袋锅点火吸食。而所谓数烟，则须经过加工，是将烟切成细丝，并加入香料、油剂等，以增加芬芳润泽之味。这大都是由烟商雇工用刨子切制，后即形成创烟丝业。加工中，除去筋和杂质，体积压缩，而价值倍增，故行销最远者，正是这种加工的烟丝。烟丝制造，明末已有。“崇祯之季，……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38】但是到了清代，才有了发展。

　　据后来一个调查说，杭州的烟丝系选甩肖山、新昌、陕县等处所产烟叶，上等者搀入绍兴所产兰花子，或用檀香末，有的加人南”雄产的烟筋，以增加强烈之味。是有一定的配方技术。其制法，据说“大概起于清初”，所产有陈奇、元白奇、贡奇等名目。“陈奇原陈四丰烟店所出，嗣后风行江浙，各家争相仿制，今则易名为呈奇。”【39】这材料虽较晚，但我们知道，嘉道时，杭州烟丝即已是“五杭”之一（余为杭扇、杭线、杭粉、杭剪）。“烟店推达昌为首，余则陈四海、迎丰……”【40】上述陈四丰可能就是二家演化而来。

　　商人制烟，必有雇工。但是，它们雇工的情况，却少记载。又如湖南烟，“祁（阳）、邵（阳）、茶〔陵〕、攸（县）所产（烟叶），皆售于衡郡，制为京包、广包，盟之各省，俱称衡烟”。【41】前述衡阳的山西陕西大烟商九堂十三号，大约就是制烟者。它们的雇工情况，也无记载。又当时最出名的福建烟丝和兰州水烟丝，都是行销全国，它们的生产关系如何，也找不到材料。这就使我们对制烟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发生很大困难。

　　有雇工的记载，我们仅见三例：

　　（广西）乾隆间，“种烟之家，收成窜于商贾）刨切发卖。大市烟铺三、二十间，中小市亦十余间，五、六间。大铺用工人三、二十，中铺小铺亦不减十余或七、八。”【42】

　　〔江西瑞金县〕康熙间，“缘乡比户往往以种烟为务，……至城郭乡村开挫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皆自闽粤来。”【43】

　　乾隆至道光，“瑞近于漳，土性所宣，不甚相远。又制熟烟，必得茶油为用。瑞故产油之地，故漳泉之人，糜至研集，开设烟厂。……聚千百姓烟之人”【44】。

　　（江西玉山县）嘉庆道光间，“闽人多商，没人多贾，抚、建之来玉者，亦多厕身商与贾间，以起兵家。……夫淡芭旅之名著于永丰，其制之精巧，则色香臭味莫与玉比。日佣数千人以治其事，而声驰大江南北，骡马络绎不绝，从古货殖之利，孰富于此。”【45】

　　上述第一例广西大小市的烟铺，看来可能是以零售为主，其雇工规模也不大。雇工之中，既包括售货的店员，自然也包括切烟丝的工人，甚至店员也切烟丝。他们都是由商业资本雇用，商店主注重经营，恐怕多是不参加生产劳动。那些雇工二、三十人的大铺，可以肯定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了。

　　第二例江西瑞金，自康熙中叶以后，种烟有很大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修县志，尚无多大反映，仅在《物产》中列有“土烟”名目。但自此之后，发展极快。到康熙后期，已是“通邑之田，既去其半不树谷”【46】。乾隆间更是“烟叶销售既广，种者日益多，春时平畴广亩，弥望皆烟矣”【47】。烟叶既多，又富有制烟原料茶油，所以福建商人纷纷来此开设烟厂，从事铁烟。谢重拔所记，“挫烟厂不下数百处”，“岁增数万挫烟冗食之人”，数字不免夸大，但为数颇多是可以推断的。虽然不能每厂都有五、六十人，但有些厂是五、六十人，也是可以推断的。这些雇工当然不都是从事挫烟，还应包括从事收购原料、捆扎、发运等项业务。漳泉商人可能是一些烟草贩运商人，他们每年来此组织生产，其生产具有季节性。这类大厂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应当没有疑义。

　　瑞金挫烟手工业的发展，持续时间颇长。据云，因种烟、挫烟发展，影响民食，曾一度引起官府干涉。康熙“壬午癸未（1702、1703）间，太守谢公特立厉禁，各乡村无有犯者，既而谢公卒，禁遂弛”。至乾隆，烟草“种者日益多，……又聚千百挫烟之人，以耗谷食，则谷价日涌，为害滋甚”【48】，地方官犹以为优。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终究有利于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事实会教育封建官吏。到道光初年，农民仍大量种烟，漳泉商人仍来此开厂，“集千百挫烟之人”，地方官的论调却不同了，说：农民“卖烟得钱，即可易米，而挫烟之人，即生财之众，非游手冗食者也。地方繁富，则商贾群集，又何忧其坐耗易尽之谷乎”【49】。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康乾时地方官的观点。

　　第三例江西玉山，来此经商的，有福建、安徽等外省商人，也有抚州、建昌等本省商人。他们的经营是，“盐之外，竹茹尤盛”【50】，但却以制烟为最得“货殖之利”。制烟雇工甚多，有“日佣数千人”之说。数字虽可能夸大，如果存在瑞金那样的经营方式，也应当有资本主义萌芽。

　　此外，乾隆时，湖南益阳县已有制烟工人的行帮组织，祖吕祖庙，订有烟匠条规，烟匠有议定的日工资，“不准私做赶工”。“不准跳帮别家”。长沙也有烟店条规，规定烟匠制烟“不得草率，尤不得任意挑选（烟叶），只图自己工资，不顾店东资本。”【51】其中是否有广西那样的大店，就不得而知了。

三、酿酒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

　　酿酒是历史最久、产品也极普遍的一种手工业。自汉代以来，垄断于官府，代有禁榷。宋法独严，犯私曲多者罪至弃市。但明代即弛其禁，到清代已都是民间沽卖，而所谓私酒者，主要是指逃税。

　　清前中期，酒已是“糟坊酿于市，士庶酿于家”【52】，乃至有“家家皆有酿具”【53】、“比户能烧”【54】的这类夸张的说法。其中，许多人家酿酒，确实是为了自用。但多半是绪绅士宦之家，所谓“非富民不能家造”【55】。最多的还是商品酒，“十室之聚，必有糟房，三家之村，亦有酒肆”【56】，卖酒已成为遍布城乡的一大商业，“荒郊野巷，莫非酒店”【57】。酿酒虽比较简单，但作为商品发卖，亦须有一定设备。所以有人说“开烧锅者，非大有资本不能具”，“非本多者不能成坊”【58】，“造酒之家类皆富民，而非贫民之生业”【59】。在明代，我们曾经看到过造酒起家的事例。如：

　　“吴小洲者，吾郡洞庭山人，久住南京，开槽房，有一、二万金之产。”【60】

　　“京市都城，旧日如……双塔寺赵家董酒，……皆著一时，起家巨万。”【61】

　　但是，直到清中叶，在酿酒业中，我们还没有找到多少证明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资料。即关于造酒雇工，亦甚少记载。乾隆初，有“查镇江糟户工役不下万余人”；【62】之说，而雇佣情况，未见说明。这是什么原因呢？大约可以从生产和流通两方面来探讨。

　　我国的酒，基本上都是粮食酒，南方多用糯米，北方主要用高粱，也有用包谷的。酒曲则用小麦或大麦。因此，凡有粮食的地方，都能酿酒。这就和西欧主要是用葡萄为原料的酿酒不同，不需要专门有葡萄园种植葡萄，也没有集中的产区。开烧锅者，多农村地主富户；所需粮石，出自本家收获，不尽向集市采买”【63】。并且粮食含酒的生产过程比较简单，随时可开烧停烧，以适应农时，故用工不多。酒的好坏，决定于技艺，而不决定于投资和踉。在西方工场手工业时期，酿酒业是一个大行业，在我国，则多是分散的小生产。有人说：“造酒则事习而工省，无论资本多寡，皆可随分收息”【64】。名酒多是小生产。如北京的柳泉居，自酿自酪，以其井水甜冽，驰名数百年。其匾额为明代严嵩所书，今犹存。【65】在酒销售集中的城镇，也大都如此。乾隆间，江苏无锡、金区二县城镇，有酒坊183户，均“自造酿酒，零星沽卖”，就是酒曲，“悉系自踩自用”，而“非开厢大踩，囤积兴贩”。【66】

　　流通方面的原因，恐怕更为重要。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需要大市场。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是它产生的前提。日本也是用粮食酿酒，据估计，明治维新时酒类产值超过棉丝等纺织品，成为米以外的第一位商品【67】，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以前早就有了制酒的工场手工业。我国的酒，则一直甚少远销。这固然是它生产分散的结果，也和封建王朝的政策有关。雍乾之世，酒禁之议屡起，主要是怕消耗粮食，引起社会不安定，一般准自酿自用，但禁贩运。因而造酒者是“藉名本家自用，零星酿造”【68】，而“豪富之家，高墙深院，查拿之所不至，”也就“益获渔利”【69】。造酒用的曲倒是可以长途贩运的，如河南产二麦曲，“凡直隶、山、陕等省所用酒曲，类皆取资于豫”；江苏的曲也是“各省皆取资焉”【70】；而福建的红曲，“贩运各省，直达京都”【71】。因而禁止踩曲也是禁止贩运。“民间自造（曲）酿酒，零星沾卖，并非开厢大踩，囤积兴贩者，本例所不禁”，“多踩曲块，囤积兴贩、消耗米石者，自应照例究办”【72】。尽管如此，“好民因之借词广踩，甚至贩运出境”【73】的，自所难免。大约运曲容易，而酒的装载较难。又我国酒品类繁多，各地喜好不同，可能也有关系。故酒的长途贩运，竞是少见。河南盛产酒曲之地，农家“用以造酒，资其利以济日用之需，而大开烧锅兴贩射利者甚少”【74】。南京是消费人口集中之地，“城乡各槽房普收二麦，陆续吊酒，驴驼肩挑，每日进城以千百计”【75】，也还是就地销售。海路和长江贸易，均未见酒。酒尽管是一个大商业，但它是地方小市场为主。那种驴驼肩挑的买卖，以及零沽酒店，看来是难以产生资本主义的。

　　有些有较大市场的名酒，则可能不同。四川沪州大曲酒，据传是退职武官舒某，于顺治十四年（1657）创始于沪州南城营沟头水性较佳之地。他开办“舒聚源”作坊，建有酒窖四个。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建酒窖四个，所产之酒已驰誉川境。乾隆间诗人张问陶夜宿沪州，即有“衔杯却爱沪州好”的诗句。到光绪初，作坊转让与温某，改名“温永盛”，已有酒窖十四个，年产酒十吨，并运销省外。据称，当地酒作坊直到民国年间，“一般都是历史相沿，雇用零工”，每坊只雇有技术的长工一名掌作，俗称“瓦片”。因为制造曲酒分封窖与出窖两个阶段，封窖发酵一般需一个月左右。作坊封窖即遣散工人，出窖蒸酒时始雇零工。【76】舒姓作坊，业主很可能不参加劳动生产，特别是到乾隆间，酒窖增到八个，产酒已运销川境，如经年连续生产，利润主要来自生产环节，尽管雇工不多，又系多属零工，也应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按照这种情况，下述资料，也值得注多。

　　（直隶）缸坊一座中，少者数缸多者至三五十缸每日尽烧自一二缸至五六缸不等，需七八日转轮一次，而缸口又有大小，每日每缸所烧粮石自六斗至一石二斗不等”【77】。

　　（北方五省）“烧酒之坊，本大者分锅叠烧，每岁耗谷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二三百石”【78】。

　　（山东腾县）“酿户大者池数十，小者三、四，池日一酿酿，费粟一石二斗。”【79】

　　这些记载中，有些槽坊规模颇大。有的有酿酒缸三、五十口，有的有酿酒池数十个。有的每年耗费粮仅二、三千石。尽管一年之中，不是常年开工【80】，它们总是要雇工劣产的。虽然雇工的具体情况不详，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四、榨油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

　　榨油业也是个古老行业，明代已用胡萨、黄豆、菜子、荣子等榨食用油。用乌拍子、桐子、棉子、蓖麻子等跨灯油、车油。除北方麻油用磨外，大都是用榨法。麻、菜子须先用平底锅炒热，上碾碾碎，过筛取细，人釜蒸熟，装入大包，然后入榨。其中炒、包均有一定技术。炒时，“火候交伤；减丧油质＼包时伟岸疾倾、疾裹而疾箍之，得油之多，诀由于此”【81】。榨是用无纵纹的许木（樟木、檀木、杞木）中间挖空，置油包其中，用大木糙接续撞入木楔子，将油榨出。油榨连同石碾、牛、蒸灶，设备需一定资金。榨时须三人作业，均壮劳力，并须轮班休息。生产除油外，并得油饼，均可行销。这种行业，从生产上看，是比较容易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来的。事实上，在明代后期，也已有一定的迹象。

　　（江苏吴县）“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多开油坊榨菜石油”。【82】

　　〔浙江桐乡乌青镇〕“里中有中人之家，贷钱开油饼坊，其雇工人与市上一人剧饮而醉相殴，雇工人推其人堕水死，主不知也。事闻于官，官不洁责下手之人，主人费六、七十金，半偿死者之家，半赂衙门人，事竟得寝。”【83】

　　（浙江崇德县石门镇）“镇油坊可二十家。种油须壮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日操杆。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己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无赖，或故党钳而匿名逃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值二铁而赢。……千百为群，虽坊主人亦畏之。”【84】

　　这里第一例，只说“多开油坊”，当然不知其性质。第二例，只说雇工榨油，不知雇工多少。这是万历年间记事，明代雇工人的主仆身分在万历间正在发生变化，是否能算作资本主义关系，亦难断定。不过，这个中人之家，借钱开油饼坊，看来已不是或不仅是地主了。

　　第三例则比较清楚。虽没有讲油坊主是什么人，但每家雇工有数十人，按日计工资。他们大都是外地游民，是没有什么土地、宗法束缚的“赤身无赖”，并且“坊主人亦畏之”，应当不会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了。看来，石门镇可能是当时浙江的一个榨油业中心，这里的20来家油坊，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

　　到清代前期，油料作物尤其是大豆发展很快，明末引进的花生亦渐推广，康熙间，花生即“俗以压油，其利甚溥”【85】。同时，城镇人口增加，饼肥的利用渐广，油和饼的贸易也扩大了。江苏海州“商贩贸易以青口镇为最大，……青口行铺又以油坊为最大”。清廷于乾隆五年（1740）虽禁豆油、豆饼出海，但后来实际未行通。嘉庆间有人说：“油与豆饼皆奉禁出口之货，然从未见其陆运赴淮，则其由海运来往不问可知”【86】。这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但是，在清代前中期的文献中，却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象明代石门镇油坊的那类记载，也反而见不到了。我们仅从后人的调查材料中，看到江苏兴化县的源顺油坊，系开设于道光初年，雇工50人，年产油2，340石，饼15.6万斤。【87】这是什么缘故呢？

　　当然，文献记载的缺乏，并不能证明这时期榨油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消失。不过，有些问题还可作探讨。榨油是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油料作物的生产比较分散，这种加工也就不适于过分集中。前述明代石门镇是个榨油中心，有个万历时该地的记载说：“商人从北路夏镇、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作油作饼”【88】。运豆当然不如运油，原料要从湖北、湖南运到浙江，运费当然可观。清人的记载中却说，“油坊油榨，多在村落”【89】。包世臣说江苏海州的情况是，“盖产货者农，而运卖者商”【90】。这说明，大约在清中叶，油坊已益伸向油料作物产地和油饼销地农村，由“农”——主要是地主或富农来经营了。清代的地主经济，已进一步向地主经商和放高利贷发展。农村地主开设油坊，自属意中事。清代的油榨，如乾隆修《授时通考》所绘图式。打木楔已用脚踏代替手撞，榨的体制也比明代轻巧。这也可能有利于在农村开设油坊。乾隆间，若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分散过程。据称。“江苏省碾响缺额银，出自碾米之户完解。因土俗交易，民间皆置本著自做，碾户消乏，并无顶补之人”，清廷只得“以乾隆十一年为始，概予豁兔。”【91】当然，油坊还不会象著坊、磨坊那样普遍。不过，油还是有一些集中产区的。到清后期，我们在东北和浙江又看到一些较大油坊的记载，已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场手工业了。

【注释】

【1】此为外销气国内消费数合计。外销见后。国内消费，过去中外人士估计平均每人每年0.75厂至1斤以上，多属侗高。今按每人0。5斤计算。

【2】光绪《霍山县志》卷二，引乾隆吴志。

【3】傅衣凌同志以为陌商起源于宋代茶商，徽州为茶产区。

【4】衷辟：《茶市杂咏》，引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304页。

【5】嘉庆《崇安县志》抄本卷一、卷二。

【6】直隶总督刘于义奏闽船到律折，《文献丛编》第十八辑。

【7】檀萃：《镇海虞衡志》卷十一，引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305页。

【8】《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货志五。

【9】土制干茶为毛茶，出口茶均经再制，损耗约10％。

【10】乾隆《六安直隶州志》卷三十三。

【11】《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附属一，引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1962年版第482页。

【12】倪蜕：《云南事略》，载王滋：《云南备征志》卷十七。

【13】光绪《霍山县志》卷二，引乾隆吴志。

【14】衷斡：《茶市杂咏》，见前。

【15】蒋蘅：《武夷偶述》，载《云寥山人文钞》卷四.

【16】倪蜕：《云南事略》，见前。

【17】许廷勋：《杏茶吟》，载光绪《普洱府志》卷四十八。

【18】许廷勋：《普茶吟》，见前。

【19】“有人奏：各省茶庄，多招妇女入厂拣茶，案情百出，……著（湖广、闽浙、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总督或巡抚）严饬所属，于各茶厂认真清查弹压”。清《光绪实录》卷二五七，光绪十四年七月甲寅。

【20】陈盛韶：《问俗录》卷一建阳县。

【21】鲁琪光：《南丰风俗物产志》，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22】雍正《崇安县志》卷一。

【23】嘉庆《崇安县志》钞本卷一。

【24】蒋蘅：《武夷偶述》，见前。

【25】蒋蘅：《禁开茶山议八载《云廖山人文钞》卷二。

【26】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记咸丰三年事。

【27】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34年版第13、41页。

【28】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三。

【29】《安吴四种》卷二十六，详议州防利弊八条议。

【30】黄本骥：《湖南方物志》卷三，记嘉庆事。

【31】嘉庆《巴陵县志》卷十四，记乾隆时陈玉垣所述。

【32】同治《衡阳县志》卷十。

【33】岳震川：《府志食货论》，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3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充州府，物产考。

【35】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六，闸河日记，道光九年。

【36】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八。

【37】嘉庆《湘潭县志》卷二十九。

【38】叶梦珠：《阅世编》食货六。

【39】《杭垣之重要手工业》，载《中外经济周刊》第217期，1927年6月。

【40】范祖述：《杭俗遗风》，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41】乾隆《清泉县志》卷六。

【42】《吴英拦舆献策案》，载《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

【43】谢重拔：《禁烟议》，乾隆《瑞金县志》卷七上.

【44】乾隆《瑞金县志》卷二，道光《瑞金县志》卷二.

【45】道光《玉山县志》卷十一，该志修于道光二年（1822）

【46】谢重拔：《禁烟议》，见前。

【47】乾隆《瑞金县志》卷二。

【48】乾隆《瑞金县志》卷七上，卷二。

【49】道光《瑞金县志》卷二。

【50】道光《玉山县志》卷十一。

【5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962年版第1卷第182、189、190、191页。

【52】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

【53】卢坤：《秦疆治略》。

【54】方苞：《请定经制札子》载《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

【55】方苞：《请定经制札子》载《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

【56】孔广珪：《上邑侯彭少韩书》，载道光《滕县志》卷十二。

【57】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

【58】方苞：《请定经制札子》、《请禁烧酒事宜札于》载《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

【59】孙嘉淦：《请开禁疏》，载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七，经政十四。

【60】沈瓒：《近事丛残》。

【6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顺天府部杂录。

【62】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九，乾隆三年五月辛巳。

【63】乾隆十六年方观承疏，光绪《畿辅通志》卷一百七缓政十四。

【64】陈兆仑：《上鄂相国论酒禁书》，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一。

【65】絮青：《记柳泉居》，载《人民日报》1980年2月14日。

【66】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32页。

【67】米的贸易量174—232万日元，酒类产值186万日元，棉丝等全部织物172万日元，马山口和雄：《明治前期经济分析》日文1956年版第41页。

【68】乾隆十六年方观承疏，见前。

【69】孙嘉涂：《请开禁疏》，见前。

【70】尹会一人禁止踩曲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一。

【71】陈盛韶；《间俗录》卷二，古田县。

【72】江苏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32页。

【73】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三，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戌。

【74】尹会一：《禁止踩曲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一。

【75】包世臣：《为秦易堂侍读条画白门荒政》《安邑四种》卷二十六。

【76】屈重容等：《解放前沪州大曲概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1964年7月。

【77】乾隆十六年方现承疏，见前。

【78】方苞；《请定经制札于》，见前。

【79】道光《滕县志》卷十二。

【80】乾隆十六年方观承疏：“暑月易于作酸，寒天又，不能发变，又每当青黄不接之时，粮价既昂，烧缸减利，往往自行停止。大率一岁中，二三八九十月蒸烧为多。

【81】宋应星：《无工开物》卷中，膏液。

【82】崇祯《吴县志》卷一。

【83】李乐；《见闻杂记》，载乾隆《乌青镇志》卷十二。李明万历时人，隆庆进土。

【84】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明万历十七年撰，载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五。

【85】康熙《漳州府志》卷二十七。

【86】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青口议，作于嘉庆二十年。

【87】江苏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编工务，1913年5月调查。

【88】道光《石门县志》卷二十四，补遗上，引万历靳志《丛谈》。

【89】徐缙、杨廷撰；《崇川飓闻录》卷十一。

【90】包世臣：《青口议》《安吴四种》眷二十七。

【9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七，户部，杂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