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记》里的“陈寅恪话题”

跨度长达半世纪的《夏鼐日记》中片言只语的关于陈寅恪的记载

《夏鼐日记》十卷

夏鼐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

陈寅恪像 李媛 绘

  《夏鼐日记》中可资利用的直接史料确实有限。然而,跨度长达半世纪的《夏鼐日记》中片言只语的关于陈寅恪的记载,保留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透露出特定年代的若干信息,为陈寅恪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可信的佐证和重要的线索。

  感谢上海师大陈丽菲教授和她的六位学生,他们花费两年半时间,为皇皇九册(第十卷为索引和附录)四百万字的《夏鼐日记》(以下引自该书者,只注卷数、页码,不再标举书名)编制了“交往人物索引”,大大方便了使用者。笔者利用该索引,很偷懒地将夏鼐(1910-1985)与陈寅恪(1890-1969)相关联的二十二处检索了一遍,果然发现了颇有价值的话题。以下不厌其烦,抢先做一回文抄公,将各条予以摘录,必要时略加说明,或许可以激发好事者更深地刨根问底:

  1933年11月12日。晚间吴春晗君来,这是下学期的第一次会谈,我将上学期所作书评给他看。他说萧一山的书实在不大高明,商务的大学丛书中列入这书,大部分是面子关系,审查委员顾颉刚、陈寅恪诸先生都不赞成列入。(卷一,201页)

  按:时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大学,夏鼐于1931年9月转学至清华历史系(据该书所附“生平事迹年表”,卷十,3页),故有师生之谊。陈寅恪担任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审查委员一事,不见于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9月版,1997年6月增订版),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亦未载。

  1934年1月5日。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九上,……读这书时想乘机得些益处,所以加以标点,并于书眉上做撮要,但这样一来所花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不要说整部的《通鉴纪事本末》难看完,便是陈寅恪先生所指定的到第二十六卷“高祖兴唐”为止的一部分,也一时难读完。我预备读到第二十卷为止,暂告一段落。至于晋南北朝隋史,撰作论文以代考试。(卷一,213页)

  按:1933年秋季,夏鼐选修了陈寅恪的“晋南北朝隋史”。(卷十,3页)

  1934年2月6日。明天要开学了,今天到注册部去看分数,只发表两样功课,宋辽金元史是E,晋南北朝隋史是S+。前者得E者颇多,并不稀罕,后者得S+仅我一人,更没有一个得S+以上,颇感欣然。这科试卷已发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评语:“所论极是,俱见读书细心,敬佩!敬佩!”像小孩儿骤得大人的赞许,不觉有点飘飘然。(卷一,218页)

  按:陈寅恪为学生论文所作评语,陆续仍有发现,不妨补入三联版《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体例相符,正可扩容。

  1936年1月31日。昨天与曾君谈起忠王供状,据云尚藏其家中,近已改存上海银行保险库中,陈寅恪先生曾托人接洽由清华出款千元影印,已有成议,后来不知如何作罢。又云:曾文正公日记影印本,删节不少,尤以关于批评时人之部分。此删去之部分,闻已毁弃,殊为可惜。(卷二,8页)

  按:“曾君”非他人,正是曾昭燏,夏鼐留英时的友人。此节所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曾国藩日记删节,虽有言者涉及,但出自曾昭燏之口,自然更加可信。二是陈寅恪对李秀成供状尤为关注,或许与其家世有关,此一层尚有未发之覆。吾师汪叔子先生自序《陈宝箴集》有云:“宝箴有家仆姓李,至宝箴孙寅恪幼时犹及见之。据史家简又文、盛巽昌等先后详细考证,则指谓此李姓之仆,即忠王李秀成之子,当太平天国覆亡之际,为宝箴解救于俘囚中,携归义宁,抚养成立者。又尝读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供词,自述被俘之后,席宝田军中有红顶营官陈某特给礼遇。拙见亦颇疑此陈姓营官又是否宝箴?真相若何,未敢妄断。学者欲研究宝箴与太平天国关系,则无妨撷供参考。”(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上,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版,“叙言”,6页)至1963年初,陈寅恪仍有诗《病中南京博物院长曾昭燏君过访话旧,并言将购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状〉,以诗纪之》(详《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145页)。可参阅。曾、陈此次相晤,研究者较少涉及,胡文辉笺释陈诗,于此诗多有阐发(详胡著《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下卷,790-793页),但是也未提及具体情形。据悉,陈寅恪的三个女儿正在续写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之续编),不知对此次会面有无新的披露。

  1937年4月1日。傍晚至李先生处,约他明天到大学学院参观博物馆,曾、俞二女士皆在座,坐到夜深12时许始散。他们所谈的,几可作《儒林外史》读。俞女士很健谈,说有一次在德国,数个人一同游湖,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罗志希怪模怪样”。俞大维有一次请客,陈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将他排在女人旁边。(卷二,101页)

  按:“李先生”为李济,“曾女士”即曾昭燏,“俞女士”未详。

  1939年9月28日。旋赴王维诚君寓所,知陈寅恪先生以战事关系,已中止来英。(卷二,260页)

  按:据9月24日日记,“王维诚君自牛津来”(同上),可知“中止来英”即欧战爆发导致陈寅恪无法来牛津任教。

  1943年5月13日。告辞出来后,拟谒陈寅恪先生,未遇。(卷三,104页)

  按:夏鼐受邀赴四川李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途经桂林,陈寅恪则任教于广西大学。

  1943年7月16日。下山归来后,阅陈寅恪先生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116页)。(卷三,122页)

  按:夏鼐已在李庄。

  1945年1月26日。上午李嘉言君来,系清华同级级友,现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国语文学系任教,闲谈别后情况,询及师友近况。李君言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来,意兴萧条,有集句对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下联为李义山诗句。(卷三,283页)

  按:时夏鼐在兰州公干。陈寅恪致李嘉言函,未详。陈氏此联,胡文辉较早从沈祖棻《涉江词丙稿》、刘君惠等《清寂堂集》、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等文献中辑出(详《陈寅恪诗笺释》下卷,940-941页)。上联出自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六,下联出自李商隐《马嵬》。又据胡文辉比照,陈寅恪对李义山此句再三引用,感触良深。此联来路极正,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两度(2001年5月第1版,2009年9月第2版)失收,颇觉遗憾。

  1947年10月23日。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送行,谈及院士提名单考语,说昨天费了一天工夫,完全加以修改,以求与数理及生物两组一致,因之有些带有色调的句子。例如胡先生给他自己的考语:“研究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曾有开创新风气的贡献”,初拟将末句改成侧重治学方法,后来索性删掉。又如陈援庵先生考语原为:“专治中国宗教史,搜集材料最勤,考订最谨严,论断亦最精确,其余力所治校勘学、年历学、迻译学皆为有用工具。”陈先生自己提出建议,谓不仅为有用之工具而已,乃改为“亦均有特殊贡献”,最后改为“专治宗教史,兼治校勘学、年历学、迻译学。”陈寅恪先生考语原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最后改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傅斯年先生考语原为:“治中国上古史,能利用新材料与新眼光,考订旧史料,于古代制度、地理及文籍体制,有独到之见解或新鲜之说明”,顾颉刚先生考语原为:“以怀疑精神研究古史,对于古代传统有廓清之功,倡导古地理学之研究,亦甚有贡献”,后来亦稍加删改。冯友兰先生考语原为:“研究中西哲学思想,曾试作融会贯通之探讨。”徐炳昶先生考语原为:“治古史,时有大胆的假设,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颇多创见。”后来均加修改。(卷四,152页)

  按:夏鼐次日又记:“将胡先生所托的事办完”,最主要的是与李济商定、修正人文组院士候选人之考语(同上)。查胡适日记,1947年10月13日:“到南京。下午开中研院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原提名五百一十人,初步审查,留了四百零二名。”(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册,683页)15日:“中研院评议会开会。”(同上,683页)16日:“评议会分组审查会。(一)数理组,(二)生物组,(三)人文组。人文组由我召集。……晚上拟‘人文组’诸人的‘合格之根据’,到四点才完!”(同上,683-684页)17日:“评议会续开大会。决定候选人名单,并推人整理各组所拟‘考语’。连日讨论甚热烈,最后尚有增减。最后名单有:数理组49,生物组46,人文组55,共150人。此单晚七点公布。”(同上,684页)22日,缺。23日仅一句:“上午十一点,在考试院讲演。”(同上,685页)至11月15日,中研院公告云:“人文组陈寅恪,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人文组语言文学学科院〈士〉候选人陈寅恪在学术上贡献要点:唐史及唐代文学。”(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443页)故此,夏鼐所记,既可知其然,又可知其所以然,其意义已超出了“陈寅恪话题”这一范围。

  1950年6月23日。晨间至严仁赓君处访梁方仲君,梁在岭南大学任教,现将功课提早结束,赶赴北京。谈及岭南近况,谓陈寅恪先生仍牢骚甚大。又谈及中山大学杨成志君受训时,批评讲师《从猿到人》讲辞之错误,全班响应,结果被罚延长受训时期。容庚君在岭南,亦不得意。(卷四,305-306页)

  按:上一年,夏鼐应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之邀,在该系开设三门课程(卷十,17页)。本年6月22日至7月初,在杭州为诸生补课。

  1950年7月2日。上午在家阅《岭南学报》最近一期,有陈寅恪先生关于元白诗文章数篇。(卷四,307页)

  1951年1月25日。赴向觉明君家中闲谈,向君云小公子小燕此次参军,已赴张家口训练。向君谈及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致周一良君云:“《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敌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又有诗一首,题曰《霜红龛集望海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不死不伤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霜红龛集》为傅青主所著,此诗盖吊新逝世之傅公也。(卷四,361页)

  按:上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病逝。陈寅恪此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借同为姓傅的傅山之作为题,以作悼念”(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卷,406页)。向达、邓广铭、周一良、傅乐焕(傅斯年堂侄)、夏鼐等人皆与傅斯年有旧,陈氏在分赠《元白诗笺证稿》时附录此诗,用意显然,故上述诸人皆以为此诗意在“吊新逝世之傅公”。陈寅恪晚年诗作,意旨愈加深邃,此首亦不例外,但强调以明清易代比拟现代政局的同时,似不宜轻视悼念傅斯年这一层寄托,毕竟追挽傅斯年才是此诗的近因。此处所引陈寅恪致周一良函,若非向达借阅的原件,亦似抄件,因为情词正与陈氏一贯风格相符,三联版《陈寅恪集?书信集》完全可以节录。夏鼐所录诗稿,首句当误,今本作“不生不死最堪伤”。

  1955年12月31日。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卷五,199页)

  1956年1月1日。阅毕陈寅恪之《元白诗笺证稿》。(卷五,200页)

  1980年1月15日。上午赴院部,参加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议,由梅益同志主持。开会前散发当时(1951年)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去世者已占三分之二以上):

  主席:郭沫若 副主席(二人):吴玉章,范文澜

  理事(41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徐特立、郑振铎、吴晗、陈垣、华岗、向达、陈寅恪、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汤用彤、裴文中、陈翰笙、陶孟和、周谷城、潘梓年、翁独健、嵇文甫、邓初民、叶蠖生、徐炳昶、邵循正、白寿彝、金毓黻、马衡、叶恭绰、宋云彬、杨东蓴、罗常培、周予同、楚图南、尹达、金灿然、杜守素、夏鼐、郭宝钧、杨树达、季羡林、吴泽、马坚。

  候补理事(9人):杨绍萱、唐兰、钱杏邨、王伯祥、蔡尚思、李则纲、赵宗复、杨荣国、孙叔平。(卷八,375页)

  按: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均未收录此名单。又,“理事”不止四十一人,原刊如此。

  1981年7月23日。徐中舒先生由林向同志陪同,前来拜访,谈及川大与哈佛大学合作考古事,及顾颉刚、陈寅恪二先生身后家庭情况。(卷九,55页)

  1982年3月6日。读《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乃1945-1948年者,真是“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叶已沧桑”(陈寅恪诗)。(卷九,115页)

  1982年7月6日。下午阅《晋阳学刊》新出一期中《陈寅恪传略》等。(卷九,149页)

  按:《陈寅恪传略》,胡守为撰。

  1982年7月23日。下午在家,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年上海出版)。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情况,还是初次读到。作者为陈先生弟子,能向先生家属询问资料,故多未曾发表的史料。编年诗文也颇完备。但对于先生的学行,似乎未抓住要点,反不及俞大维所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而不相关的旁人诗,收入过多(1-195页,约13万字)。(卷九,153页)

  按:蒋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十六年后有了增订本,夏鼐未及见。新附录的《陈寅恪先生传》于陈氏学行要点有所概括,虽不及俞文鞭辟入里、深入人心,亦属不易。至于旁人诗收入过多,则见仁见智:其一,蒋著体例颇似年谱长编,录入相关人士尤其是父兄友朋的诗文,无可非议;其二,蒋著成书之时,义宁陈氏研究尚非显学,陈寅恪本人的作品尚且亟待辑佚,乃祖、乃父、乃兄之诗文更是搜寻无门,蒋著得益于谱主亲朋故旧的帮助,至少提供了无数线索,使后来者按图索骥,各成尺寸之功,共同完成陈氏家族文献的整理工作。

  1983年4月18日。下午至鲍正鹄同志处,送余英时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因为院中托他处理此事也。(卷九,233页)

  按:这一节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含玄机,反映的恰是1949年之后陈寅恪研究史上的第二次风波——两次风波,均与美国学者余英时有关。

  第一次风波,发生在1958年到1962年间,引燃导火索的是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发表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该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第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论〈再生缘〉》,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的书籍,在大陆是不能出版的。余氏此文和陈氏此书,在海外轰动一时,消息传到内地,引起广东和北京方面的关注。郭沫若在一年之内排炮般地发表研究《再生缘》的系列文章,“实际上是对余英时以此做文章的回应”(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D23版)。当时,有关方面还曾打算在内地同时出版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和郭沫若校订的《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由于《再生缘》语涉“征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加上陈寅恪不肯迁就出版者的任何修改或补充的要求,陈著出版无望,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同上)。对于此次风波,《夏鼐日记》全然无所涉及。

  两次风波之间,1978年10月16日到11月17日,余英时率领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学术交流,接待方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副院长之一的于光远出面主持。10月17日下午,代表团到夏鼐担任所长的考古研究所参观访问(卷八,247页),此似为夏鼐与余英时的首次相见。在这一个月中,代表团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作为团长的余英时,“所得到的照顾更是特别周到”。余氏此行虽然并未见到院长胡乔木,但还是在与俞平伯、钱锺书谈话时接收到了“乔木同志”间接表示的“善意”(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月16日第5版)。

  五年后,第二次风波再现。1983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第一、第二期上推出《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年半后,余英时又一次在《明报月刊》上发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两篇长文,并在同年7月的台北《中国时报》上刊载《陈寅恪的“欠砍头”诗文发微》等文。1984年,余英时《文史互证、显隐交融——谈怎样通解陈寅恪诗文中的“古典”和“今情”》一文,在10月份的台湾《联合报》副刊连载五天。近十万字的文章,再次在海外学术界引起相当反响。同年8月,署名“冯衣北”的辩驳文章《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在第224期《明报月刊》刊出。一年后,“冯衣北”又撰作了《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一文。两个月后,余英时以《弦箭文章那日休》作答,发表在同年10月号的《明报月刊》上。(以上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500-501页)直到1986年7月,“冯衣北”把自己的两篇《商榷》和余英时的文章合成一“书”在内地出版(《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花城出版社),第二次风波才告一段落。

  据余英时回忆,“早在1983年年尾,我已知道胡乔木在积极布置向我进攻了。事有凑巧,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明清史专家来耶鲁大学访问,一见面便向我索阅《明报月刊》所刊长文。我很诧异,问他怎么会知道我写了此文?他说,在他访美前,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曾有意让他出面写反驳我的文章,并说明:只有在他应允以后才能将那两期的《明报月刊》交给他。他婉拒了这一任务,因此也失去了读我原文的机会。很显然的,胡乔木在北京一直未能觅得他所需要的写手,最后才通过‘广东省委文教战线负责人’找到了一个‘冯衣北’。”(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这位明清史专家是谁?余英时不便说,但至少可以从夏鼐的这一则日记管窥当时组织反击文章的大致情形。1983年是夏鼐退休后的第一年,“也是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的第一年度”(卷九,311页)。估计是因为有了副院长的头衔,院中处理余英时文章的大事,夏鼐才得以知晓。“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海外学者对内地学者的作品如有涉及到政治层面上的非议,一般说来,内地都会有文章作答。而这作答的文章,虽然是个人署名,但大致都有官方背景。”(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这套体制,身为党员干部的夏鼐无疑是熟悉的,而且也是要自觉执行的。于是,同年8月12日,他留下了另一则相关的日记:

  下午在家,阅由鲍正鹄同志处借来的香港《七十年代》1983年第3期,该刊总编辑李怡所写《余英时教授访问记》。这位余教授是国民党陈雪屏的女婿,虽然入了美国籍,仍是国民党的立场。(卷九,272页)

  据此可以推断,夏鼐至少是第二次风波的知情人之一。一句“虽然入了美国籍,仍是国民党的立场”,或许可以解释余英时研究陈寅恪的文章何以“一律为政治编辑所否决”,“各处皆然”,“自始至今无不如此”(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1984年10月6日。阅《胡适年谱长编》第5册,1947年前后,胡适来南京,都住在史语所,我第一次与之有所接触,他的日记中可能会有提到我的地方。这时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语所所长。读《年谱》,颇有陈寅恪的诗所谓“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之感。(卷九,401页)

  陈寅恪年长夏鼐整整二十岁,作为弟子辈的夏鼐对陈寅恪充满了尊敬,即便在1949年之后,这种尊崇与敬仰之情依然充溢于字里行间。两人年辈不同,研究领域各异,人生轨迹的时空交叉点也不多,因此,《夏鼐日记》中可资利用的直接史料确实有限。然而,跨度长达半世纪的片言只语的记载,还是保留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透露出特定年代的若干信息,为陈寅恪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可信的佐证和重要的线索。

  2011年10月7日定稿,谨以此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二周年。■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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