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记》里的“陈寅恪话题”
跨度长达半世纪的《夏鼐日记》中片言只语的关于陈寅恪的记载
《夏鼐日记》十卷
夏鼐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
陈寅恪像 李媛 绘
《夏鼐日记》中可资利用的直接史料确实有限。然而，跨度长达半世纪的《夏鼐日记》中片言只语的关于陈寅恪的记载，保留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透露出特定年代的若干信息，为陈寅恪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可信的佐证和重要的线索。
感谢上海师大陈丽菲教授和她的六位学生，他们花费两年半时间，为皇皇九册（第十卷为索引和附录）四百万字的《夏鼐日记》（以下引自该书者，只注卷数、页码，不再标举书名）编制了“交往人物索引”，大大方便了使用者。笔者利用该索引，很偷懒地将夏鼐（1910-1985）与陈寅恪（1890-1969）相关联的二十二处检索了一遍，果然发现了颇有价值的话题。以下不厌其烦，抢先做一回文抄公，将各条予以摘录，必要时略加说明，或许可以激发好事者更深地刨根问底：
1933年11月12日。晚间吴春晗君来，这是下学期的第一次会谈，我将上学期所作书评给他看。他说萧一山的书实在不大高明，商务的大学丛书中列入这书，大部分是面子关系，审查委员顾颉刚、陈寅恪诸先生都不赞成列入。（卷一，201页）
按：时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大学，夏鼐于1931年9月转学至清华历史系（据该书所附“生平事迹年表”，卷十，3页），故有师生之谊。陈寅恪担任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审查委员一事，不见于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9月版，1997年6月增订版），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亦未载。
1934年1月5日。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九上，……读这书时想乘机得些益处，所以加以标点，并于书眉上做撮要，但这样一来所花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不要说整部的《通鉴纪事本末》难看完，便是陈寅恪先生所指定的到第二十六卷“高祖兴唐”为止的一部分，也一时难读完。我预备读到第二十卷为止，暂告一段落。至于晋南北朝隋史，撰作论文以代考试。（卷一，213页）
按：1933年秋季，夏鼐选修了陈寅恪的“晋南北朝隋史”。（卷十，3页）
1934年2月6日。明天要开学了，今天到注册部去看分数，只发表两样功课，宋辽金元史是E，晋南北朝隋史是S+。前者得E者颇多，并不稀罕，后者得S+仅我一人，更没有一个得S+以上，颇感欣然。这科试卷已发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评语：“所论极是，俱见读书细心，敬佩！敬佩！”像小孩儿骤得大人的赞许，不觉有点飘飘然。（卷一，218页）
按：陈寅恪为学生论文所作评语，陆续仍有发现，不妨补入三联版《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体例相符，正可扩容。
1936年1月31日。昨天与曾君谈起忠王供状，据云尚藏其家中，近已改存上海银行保险库中，陈寅恪先生曾托人接洽由清华出款千元影印，已有成议，后来不知如何作罢。又云：曾文正公日记影印本，删节不少，尤以关于批评时人之部分。此删去之部分，闻已毁弃，殊为可惜。（卷二，8页）
按：“曾君”非他人，正是曾昭燏，夏鼐留英时的友人。此节所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曾国藩日记删节，虽有言者涉及，但出自曾昭燏之口，自然更加可信。二是陈寅恪对李秀成供状尤为关注，或许与其家世有关，此一层尚有未发之覆。吾师汪叔子先生自序《陈宝箴集》有云：“宝箴有家仆姓李，至宝箴孙寅恪幼时犹及见之。据史家简又文、盛巽昌等先后详细考证，则指谓此李姓之仆，即忠王李秀成之子，当太平天国覆亡之际，为宝箴解救于俘囚中，携归义宁，抚养成立者。又尝读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供词，自述被俘之后，席宝田军中有红顶营官陈某特给礼遇。拙见亦颇疑此陈姓营官又是否宝箴？真相若何，未敢妄断。学者欲研究宝箴与太平天国关系，则无妨撷供参考。”（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上，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版，“叙言”，6页）至1963年初，陈寅恪仍有诗《病中南京博物院长曾昭燏君过访话旧，并言将购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状〉，以诗纪之》（详《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145页）。可参阅。曾、陈此次相晤，研究者较少涉及，胡文辉笺释陈诗，于此诗多有阐发（详胡著《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下卷，790-793页），但是也未提及具体情形。据悉，陈寅恪的三个女儿正在续写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之续编），不知对此次会面有无新的披露。
1937年4月1日。傍晚至李先生处，约他明天到大学学院参观博物馆，曾、俞二女士皆在座，坐到夜深12时许始散。他们所谈的，几可作《儒林外史》读。俞女士很健谈，说有一次在德国，数个人一同游湖，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罗志希怪模怪样”。俞大维有一次请客，陈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将他排在女人旁边。（卷二，101页）
按：“李先生”为李济，“曾女士”即曾昭燏，“俞女士”未详。
1939年9月28日。旋赴王维诚君寓所，知陈寅恪先生以战事关系，已中止来英。（卷二，260页）
按：据9月24日日记，“王维诚君自牛津来”（同上），可知“中止来英”即欧战爆发导致陈寅恪无法来牛津任教。
1943年5月13日。告辞出来后，拟谒陈寅恪先生，未遇。（卷三，104页）
按：夏鼐受邀赴四川李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途经桂林，陈寅恪则任教于广西大学。
1943年7月16日。下山归来后，阅陈寅恪先生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116页）。（卷三，122页）
按：夏鼐已在李庄。
1945年1月26日。上午李嘉言君来，系清华同级级友，现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国语文学系任教，闲谈别后情况，询及师友近况。李君言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来，意兴萧条，有集句对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下联为李义山诗句。（卷三，283页）
按：时夏鼐在兰州公干。陈寅恪致李嘉言函，未详。陈氏此联，胡文辉较早从沈祖棻《涉江词丙稿》、刘君惠等《清寂堂集》、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等文献中辑出（详《陈寅恪诗笺释》下卷，940-941页）。上联出自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六，下联出自李商隐《马嵬》。又据胡文辉比照，陈寅恪对李义山此句再三引用，感触良深。此联来路极正，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两度（2001年5月第1版，2009年9月第2版）失收，颇觉遗憾。
1947年10月23日。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送行，谈及院士提名单考语，说昨天费了一天工夫，完全加以修改，以求与数理及生物两组一致，因之有些带有色调的句子。例如胡先生给他自己的考语：“研究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曾有开创新风气的贡献”，初拟将末句改成侧重治学方法，后来索性删掉。又如陈援庵先生考语原为：“专治中国宗教史，搜集材料最勤，考订最谨严，论断亦最精确，其余力所治校勘学、年历学、迻译学皆为有用工具。”陈先生自己提出建议，谓不仅为有用之工具而已，乃改为“亦均有特殊贡献”，最后改为“专治宗教史，兼治校勘学、年历学、迻译学。”陈寅恪先生考语原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最后改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傅斯年先生考语原为：“治中国上古史，能利用新材料与新眼光，考订旧史料，于古代制度、地理及文籍体制，有独到之见解或新鲜之说明”，顾颉刚先生考语原为：“以怀疑精神研究古史，对于古代传统有廓清之功，倡导古地理学之研究，亦甚有贡献”，后来亦稍加删改。冯友兰先生考语原为：“研究中西哲学思想，曾试作融会贯通之探讨。”徐炳昶先生考语原为：“治古史，时有大胆的假设，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颇多创见。”后来均加修改。（卷四，152页）
按：夏鼐次日又记：“将胡先生所托的事办完”，最主要的是与李济商定、修正人文组院士候选人之考语（同上）。查胡适日记，1947年10月13日：“到南京。下午开中研院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原提名五百一十人，初步审查，留了四百零二名。”（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册，683页）15日：“中研院评议会开会。”（同上，683页）16日：“评议会分组审查会。（一）数理组，（二）生物组，（三）人文组。人文组由我召集。……晚上拟‘人文组’诸人的‘合格之根据’，到四点才完！”（同上，683-684页）17日：“评议会续开大会。决定候选人名单，并推人整理各组所拟‘考语’。连日讨论甚热烈，最后尚有增减。最后名单有：数理组49，生物组46，人文组55，共150人。此单晚七点公布。”（同上，684页）22日，缺。23日仅一句：“上午十一点，在考试院讲演。”（同上，685页）至11月15日，中研院公告云：“人文组陈寅恪，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人文组语言文学学科院〈士〉候选人陈寅恪在学术上贡献要点：唐史及唐代文学。”（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443页）故此，夏鼐所记，既可知其然，又可知其所以然，其意义已超出了“陈寅恪话题”这一范围。
1950年6月23日。晨间至严仁赓君处访梁方仲君，梁在岭南大学任教，现将功课提早结束，赶赴北京。谈及岭南近况，谓陈寅恪先生仍牢骚甚大。又谈及中山大学杨成志君受训时，批评讲师《从猿到人》讲辞之错误，全班响应，结果被罚延长受训时期。容庚君在岭南，亦不得意。（卷四，305-306页）
按：上一年，夏鼐应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之邀，在该系开设三门课程（卷十，17页）。本年6月22日至7月初，在杭州为诸生补课。
1950年7月2日。上午在家阅《岭南学报》最近一期，有陈寅恪先生关于元白诗文章数篇。（卷四，307页）
1951年1月25日。赴向觉明君家中闲谈，向君云小公子小燕此次参军，已赴张家口训练。向君谈及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致周一良君云：“《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敌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又有诗一首，题曰《霜红龛集望海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不死不伤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霜红龛集》为傅青主所著，此诗盖吊新逝世之傅公也。（卷四，361页）
按：上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病逝。陈寅恪此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借同为姓傅的傅山之作为题，以作悼念”（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卷，406页）。向达、邓广铭、周一良、傅乐焕（傅斯年堂侄）、夏鼐等人皆与傅斯年有旧，陈氏在分赠《元白诗笺证稿》时附录此诗，用意显然，故上述诸人皆以为此诗意在“吊新逝世之傅公”。陈寅恪晚年诗作，意旨愈加深邃，此首亦不例外，但强调以明清易代比拟现代政局的同时，似不宜轻视悼念傅斯年这一层寄托，毕竟追挽傅斯年才是此诗的近因。此处所引陈寅恪致周一良函，若非向达借阅的原件，亦似抄件，因为情词正与陈氏一贯风格相符，三联版《陈寅恪集?书信集》完全可以节录。夏鼐所录诗稿，首句当误，今本作“不生不死最堪伤”。
1955年12月31日。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卷五，199页）
1956年1月1日。阅毕陈寅恪之《元白诗笺证稿》。（卷五，200页）
1980年1月15日。上午赴院部，参加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议，由梅益同志主持。开会前散发当时（1951年）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去世者已占三分之二以上）：
主席：郭沫若 副主席（二人）：吴玉章，范文澜
理事（41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徐特立、郑振铎、吴晗、陈垣、华岗、向达、陈寅恪、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汤用彤、裴文中、陈翰笙、陶孟和、周谷城、潘梓年、翁独健、嵇文甫、邓初民、叶蠖生、徐炳昶、邵循正、白寿彝、金毓黻、马衡、叶恭绰、宋云彬、杨东蓴、罗常培、周予同、楚图南、尹达、金灿然、杜守素、夏鼐、郭宝钧、杨树达、季羡林、吴泽、马坚。
候补理事（9人）：杨绍萱、唐兰、钱杏邨、王伯祥、蔡尚思、李则纲、赵宗复、杨荣国、孙叔平。（卷八，375页）
按：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均未收录此名单。又，“理事”不止四十一人，原刊如此。
1981年7月23日。徐中舒先生由林向同志陪同，前来拜访，谈及川大与哈佛大学合作考古事，及顾颉刚、陈寅恪二先生身后家庭情况。（卷九，55页）
1982年3月6日。读《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乃1945-1948年者，真是“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叶已沧桑”（陈寅恪诗）。（卷九，115页）
1982年7月6日。下午阅《晋阳学刊》新出一期中《陈寅恪传略》等。（卷九，149页）
按：《陈寅恪传略》，胡守为撰。
1982年7月23日。下午在家，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年上海出版）。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情况，还是初次读到。作者为陈先生弟子，能向先生家属询问资料，故多未曾发表的史料。编年诗文也颇完备。但对于先生的学行，似乎未抓住要点，反不及俞大维所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而不相关的旁人诗，收入过多（1-195页，约13万字）。（卷九，153页）
按：蒋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十六年后有了增订本，夏鼐未及见。新附录的《陈寅恪先生传》于陈氏学行要点有所概括，虽不及俞文鞭辟入里、深入人心，亦属不易。至于旁人诗收入过多，则见仁见智：其一，蒋著体例颇似年谱长编，录入相关人士尤其是父兄友朋的诗文，无可非议；其二，蒋著成书之时，义宁陈氏研究尚非显学，陈寅恪本人的作品尚且亟待辑佚，乃祖、乃父、乃兄之诗文更是搜寻无门，蒋著得益于谱主亲朋故旧的帮助，至少提供了无数线索，使后来者按图索骥，各成尺寸之功，共同完成陈氏家族文献的整理工作。
1983年4月18日。下午至鲍正鹄同志处，送余英时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因为院中托他处理此事也。（卷九，233页）
按：这一节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含玄机，反映的恰是1949年之后陈寅恪研究史上的第二次风波——两次风波，均与美国学者余英时有关。
第一次风波，发生在1958年到1962年间，引燃导火索的是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发表的《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该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第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论〈再生缘〉》，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的书籍，在大陆是不能出版的。余氏此文和陈氏此书，在海外轰动一时，消息传到内地，引起广东和北京方面的关注。郭沫若在一年之内排炮般地发表研究《再生缘》的系列文章，“实际上是对余英时以此做文章的回应”（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D23版）。当时，有关方面还曾打算在内地同时出版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和郭沫若校订的《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由于《再生缘》语涉“征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加上陈寅恪不肯迁就出版者的任何修改或补充的要求，陈著出版无望，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同上）。对于此次风波，《夏鼐日记》全然无所涉及。
两次风波之间，1978年10月16日到11月17日，余英时率领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学术交流，接待方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副院长之一的于光远出面主持。10月17日下午，代表团到夏鼐担任所长的考古研究所参观访问（卷八，247页），此似为夏鼐与余英时的首次相见。在这一个月中，代表团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作为团长的余英时，“所得到的照顾更是特别周到”。余氏此行虽然并未见到院长胡乔木，但还是在与俞平伯、钱锺书谈话时接收到了“乔木同志”间接表示的“善意”（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月16日第5版）。
五年后，第二次风波再现。1983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第一、第二期上推出《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年半后，余英时又一次在《明报月刊》上发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两篇长文，并在同年7月的台北《中国时报》上刊载《陈寅恪的“欠砍头”诗文发微》等文。1984年，余英时《文史互证、显隐交融——谈怎样通解陈寅恪诗文中的“古典”和“今情”》一文，在10月份的台湾《联合报》副刊连载五天。近十万字的文章，再次在海外学术界引起相当反响。同年8月，署名“冯衣北”的辩驳文章《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在第224期《明报月刊》刊出。一年后，“冯衣北”又撰作了《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一文。两个月后，余英时以《弦箭文章那日休》作答，发表在同年10月号的《明报月刊》上。（以上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500-501页）直到1986年7月，“冯衣北”把自己的两篇《商榷》和余英时的文章合成一“书”在内地出版（《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花城出版社），第二次风波才告一段落。
据余英时回忆，“早在1983年年尾，我已知道胡乔木在积极布置向我进攻了。事有凑巧，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明清史专家来耶鲁大学访问，一见面便向我索阅《明报月刊》所刊长文。我很诧异，问他怎么会知道我写了此文？他说，在他访美前，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曾有意让他出面写反驳我的文章，并说明：只有在他应允以后才能将那两期的《明报月刊》交给他。他婉拒了这一任务，因此也失去了读我原文的机会。很显然的，胡乔木在北京一直未能觅得他所需要的写手，最后才通过‘广东省委文教战线负责人’找到了一个‘冯衣北’。”（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这位明清史专家是谁？余英时不便说，但至少可以从夏鼐的这一则日记管窥当时组织反击文章的大致情形。1983年是夏鼐退休后的第一年，“也是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的第一年度”（卷九，311页）。估计是因为有了副院长的头衔，院中处理余英时文章的大事，夏鼐才得以知晓。“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海外学者对内地学者的作品如有涉及到政治层面上的非议，一般说来，内地都会有文章作答。而这作答的文章，虽然是个人署名，但大致都有官方背景。”（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这套体制，身为党员干部的夏鼐无疑是熟悉的，而且也是要自觉执行的。于是，同年8月12日，他留下了另一则相关的日记：
下午在家，阅由鲍正鹄同志处借来的香港《七十年代》1983年第3期，该刊总编辑李怡所写《余英时教授访问记》。这位余教授是国民党陈雪屏的女婿，虽然入了美国籍，仍是国民党的立场。（卷九，272页）
据此可以推断，夏鼐至少是第二次风波的知情人之一。一句“虽然入了美国籍，仍是国民党的立场”，或许可以解释余英时研究陈寅恪的文章何以“一律为政治编辑所否决”，“各处皆然”，“自始至今无不如此”（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1984年10月6日。阅《胡适年谱长编》第5册，1947年前后，胡适来南京，都住在史语所，我第一次与之有所接触，他的日记中可能会有提到我的地方。这时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语所所长。读《年谱》，颇有陈寅恪的诗所谓“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之感。（卷九，401页）
陈寅恪年长夏鼐整整二十岁，作为弟子辈的夏鼐对陈寅恪充满了尊敬，即便在1949年之后，这种尊崇与敬仰之情依然充溢于字里行间。两人年辈不同，研究领域各异，人生轨迹的时空交叉点也不多，因此，《夏鼐日记》中可资利用的直接史料确实有限。然而，跨度长达半世纪的片言只语的记载，还是保留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透露出特定年代的若干信息，为陈寅恪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可信的佐证和重要的线索。
2011年10月7日定稿，谨以此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二周年。■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1-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