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普通民众的家庭生计——《中国家庭史》第一卷第五章第四节

第五章　秦汉时代的家庭面貌

第四节　普通民众的家庭生计

　　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与消费单位，其生计方式既与家庭制度和形态密切相关，同时又受到特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政治（特别是赋税徭役政策）等多种因素的严重影响和制约。同一时代的普通家庭的生计，通常会表现出某些共性，但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地位、职业类型、劳动能力等等的不同，具体家庭的生计策略、水平和状态又是千差万别的。同其他历史时期一样，由于社会群体和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秦汉时代的家庭生计类型众多，生活面貌复杂多样，要对它们一一进行全面描述是不可能的。单对两《汉书》传记中所记录的职业和生计类型进行一个最简单罗列，就足够让我们眼花缭乱了。

　　出现于正史记载的谋生实例，当然主要是关于那些名人的。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在上层社会和富裕阶层中，除那些寄生贵族之外，亲自治生理家、组织和参加生产经营的人，既有卜式这样以牧养发家致富者，也有樊宏这类广置田产的大地主，又有许多通过贩运、办矿等各种方式家致千万金的大商人和大手工业主，他们的家庭生计方式和生活而貌，都各不相同。关于贫穷人家的家庭生计方式，文献记载大多是泛泛的议论。

　　不过，秦汉之际是一个社会变迁与流动剧烈的时代，不少名人在发迹之前出身贫贱，文献关于他们贱微时的生活的记载，为我们了解贫民阶层的生活境况提供了某些信息，从中我们可知：当时凭一技之长乃至仅凭苦力苟且度日者，谋生的方式也是各色各样。例如，汉初大将名臣多出身贫贱，发迹之前往往从事不同职业甚至贱业以谋取衣食，其中栾布“穷困，卖庸于齐，为酒家保”，甚至曾被略卖为奴；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樊哙“以屠狗为事”；灌婴“睢阳贩缯者也”；郦食其“家贫落魄，无衣食业，为里监门……”[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代贫民家庭生计类型的复杂性。两汉时期，这种情况并无多少改变，举其名人情况而言，如朱买臣以卖薪柴糊口、朱儁靠母亲贩缯养家、张楷和韩康以卖药为生、孙期则靠于大泽中牧猪奉养老母等等[2]，均属此类，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家庭生计类型和生活状况的复杂面貌。当然，在秦汉社会中居于绝大多数的，毫无疑问是广大小农（主要是自耕农）家庭。他们的家庭生计状况，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家庭经济生活的一般面貌。本节的叙述主要针对此类家庭。

一、农家经济的规模和结构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个体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形成期的话，秦汉时代则是这种模式的定型阶段。在这种生计模式下，个体农民充分利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条件，通过家庭成员间的通力协作、合理分工，进行以耕织结合为主、以畜禽饲养等多种副业为辅的综合经营，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从而尽量满足家庭生活的各种需要。它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和消费均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狭小，但生产内容和项目多样化，是一种“小而全”的经济体。从事“小而全”的综合经营，不仅可以多途径地获得经济收益，而且可以尽量降低家庭经济风险，使家庭生活不致因某项生产的失利而无法运转。

　　规模狭小作为小农家庭生产的一个基本特征，首先表现在农民家庭的土地占有和经营规模狭小。由于人地关系的历史变化和地区差异，根据土地占有与经营面积而确定经济规模的大小，其数量标准在不同时代和地区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秦汉时代一个小农家庭通常占有和经营多少土地？

　　关于秦汉时代一个小农家庭的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历史文献中的直接记载很少，有限的几个数字相差也很大。在一般描述中，人们仍旧因袭前代的说法——“五口之家”占有“百亩之田”。例如《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引晁错之语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不过，出土文献及传世史传所反映的家庭占有土地的数量，与百亩之数出入甚大。

　　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郑里禀簿保存了非常珍贵的农家经济资料，包括土地占有资料。据李根蟠先生统计：该资料共记有25户人家，其中除1户人口不详外，其余24户共ll0口；l户占有土地数量不详，其余24户共有土地596户，能田人口69人[3]。由于缺人口和土地数量的并非同一户，为准确起见，我们将此2户均剔除不计，余下人口和土地数字均全者共23户107口、能田63人、土地556亩，平均计算，户均占有土地约24．2亩，人均占有土地约5．2亩，平均每个能田人口所耕种的土地不足9亩。

　　就此23户而言，各户所占有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大，占有土地最多的是“胜”这一户，他家共有5人，能田3人，有田54亩；占有土地最少的是“圣能”这一户，只有田8亩，但他是单身户；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是“野”这一户，他家共8口，只占有15亩土地，人均不足2亩。由于该资料是一份贷谷账，这20余户可能均属较贫穷的家庭，他们的土地占有和经营状况，未必可以代表江陵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一般情况，但西汉时期南方农民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偏小，则是可以肯定的。同一时期成书的《淮南子》在《主术训》中指出：“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是观之，则人之生悯矣。”考虑到该书编修的主持者——淮南王刘安的生活经历，以上议论的根据亦当是南方水稻区的情况。淮河以南为水稻生产区，水田生产单位面积投入较大，产量也比较高；相应地，一个劳动力所能耕种和养活一人所需的土地面积也均较小。因此，历史文献关于当地农民家庭人均占有经营的土地数量一向较小，以k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　　北方小农家庭占有、经营的土地面积，与南方相比可能要大不少，因为北方地区以旱作为主，单位面积的产量低于南方稻作。据《汉书》卷40《陈平传》记载：陈平家“有田三十亩”，家庭成员有已婚的兄嫂，一共3口，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亦仅l0亩。不过，从陈平因家庭非常贫困而娶不上媳妇的情况看，他家拥有的土地应低于当地一般家庭占有土地的平均数量不少；另一具体数字出自《汉书》卷72《贡禹传》，贡禹上书称他家“有田百三十亩”，但经济境况很不佳，“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桓褐不完”，当皇帝征他做官时，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由于传中未载他家有几口人，无法得知其家人均占有多少土地，估计比陈平家要多一些。我们所获得的另外两个数字出自《居延汉简》：一是礼忠的家庭，拥有土地500亩，但不属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因为他家拥有3个奴婢和大牲畜及车辆；另一个是徐宗的家庭，他拥有田50亩，但家里除徐宗本人、妻子和一个儿子之外，还有4个非直系亲属的家庭成员即“男同产二人”、“女同产二人”，人均占有土地仅7亩多一点[4]。戍卒家庭均有国家配给的口粮、衣物，并不完全靠自己耕种来维持家计，这两个出自边地的土地数量，恐不能代表当时农家土地占有和经营的情况。　　两《汉书》中保存有若干年份的全年户ISl和垦田数字，根据这些数字计算出来的全国户均和人均占有耕地数量，公元2年为67．61汉亩／户，13．88汉亩／人；105年为79．25汉亩／户，l3．76汉亩／人；122年为71．96汉亩／户，14．28汉亩／人；144年为69．33汉亩／户，13．89汉亩／人；145年为70．01汉亩／户，14．O3汉亩／人；146年为74．13汉亩／户，l4．59汉亩／人[5]。这些数字可供估计汉代农民家庭平均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时参考，只是它们既掩盖了地区差别，又掩盖了贫富差别，也只能作为参考而已。不过，汉代基本农业经济区域仍在黄河中下游，南方稻作区域的人口和垦地都比较少，所以以上统计资料应是以北方为主的。

　　无论如何，秦汉小农家庭所拥有的土地，尽管绝对数量有较大差别，但大体上是保持在自家劳动力所能经营的范围内，生产收入除交纳赋税之外，大多仅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这是可以肯定的。为了使家庭不致忍饥挨饿，农民不得不根据家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条件，在有限土地上辛勤耕耘，并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其他收入以弥补耕种的不足，小心翼翼地应付各种自然灾害和生活风险，从而形成了农家生产以种植为主、多种经营、综合运筹的经济特点。

　　家庭生产活动的开展，基于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青壮男子是家庭生产的主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家庭生产并不全都仰仗青壮男子，男女老幼凡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成员都要参与劳作，全家人共同组成一个通力合作的生产团体，只是分工和劳作轻重不同而已。在秦汉时代，“男耕女织”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进一步得到强化，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并通过“牵牛”和“织女”两个星象的名称，在民间传说中被演绎和诠释[6]。当然，男耕女织只是模式化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也未必不从事田间劳作；未成年人和老人也都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发挥生产辅助作用。要之，无论是耕也好、织也好，或者是其他经济活动也罢，参加者不必只是成年男女，只要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例皆参与一些生产活动。

　　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证明上述看法。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郑里禀簿记载：有关农户的“能田人口”大多在2～4人之间，其“能田”者至少应包括大男和大女在内。事实上，某些农活（如锄草），八九岁、十来岁的人就可以做。汉代女子在十多岁时就开始从事纺织、制衣，《孔雀东南飞》载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反映女子在卜三四岁时已经学会女工，虽是文学描述，但应大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史实。平日里像照看牲畜之类的事务，通常足幼童的工作，两《汉书》传中曾屡次记载传主幼时放牧猪、羊和牛的经历。总之，在一般家庭中，都是男女老幼分工合作、共谋生计，稍有劳动能力者都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四民月令》反映，即使在崔寔这样比较富裕的大家庭中也小例外。该书提到：子女中15～20岁的“成童”只是在“农事未起”的冬季才去上学读书，平时他们也是要参与农活的。[7]这既是生活的需要，也是实现家庭经济收入最大化的保障。

　　开展家庭生产需具备相应的生产资料。从两汉文献的记载来看，铁制农具和牛耕在中原地区已经得到普及，并逐渐向周边落后地区传播。故此，耕牛和铁犁及其他铁制农具已为农家所必需。铁器是农家生产必备之具，汉人称之为“田农之本”、“农夫之死士”和“民之大用”[8]。汉代实行盐铁专卖政策，铁制农具亦由官府制造、售卖，由于价格昂贵而且质量粗恶，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不利影响，成为“盐铁会议”卜“大夫”与“文学贤良”争论的主要话题之一[9]。

　　耕牛是大型役畜，汉代牛耕是“二牛抬杠式”，即用二牛拉动一个犁具进行耕作，是否大多数农家都单独拥有成套的耕牛犁具，还不能肯定，也可能是几家合用，但以牛耕地至少在中原地区已经成为普遍情况。所以。牛瘟在汉代已被视为一种重要自然灾害，一旦发生牛瘟，农业生产就会受到灾难性影响，国家也要对疫区农民给予一定的补救和宽贷。《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皇帝诏令日：“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此外，有条件的人家和地方，可能还用马拉犁或运粪[10]。

　　文献记载表明，汉代农家除耕牛和犁具之外，一般都拥有铁制的锄、锹、镰刀等挖土、中耕和收获工具；北方某些地区还使用了先进的播种工具——耧犁，安装有开沟和覆土用的小型犁头——通常有三个犁头（故称三脚耧），也有的是两个犁头，还装有下种的漏斗，集开沟、播种和覆土于一体，省力省时。当然，农家器具是多样配套的，不限于以上几种，比如每个家庭都需具备相应的纺织用具，还需要有杵臼、磨等加工用具。在不同地区，农家生产工具的组合存在一定差别；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家庭因为经营不同的副业，生产用具的种类也不尽相同；大体视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内容而定。

　　秦汉农民家庭经济的基本结构是“耕织结合”，并配合饲养及其他家庭副业。但具体到小同地区和小同家庭，生产内容的构成和组合则多种多样。先说“耕”即种植业的部分。

　　毫无疑问，种植业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秦汉时代的主要粮食作物还是粟、麦、稻、菽、黍、麻等，但不同作物的地位较之前代有所变化。大体上，北方地区以粟为主，粟是当时的主粮，被誉为“百谷之长”；麦类的地位则有明显上升，当时有“旋麦”（即春麦，春天播种，当年种当年收，故名）和“宿麦”（即冬小麦，秋天播种，来年收获，隔年收种，故称）两种。南方地区则主要种植水稻，北方也有水稻生产，但比较少。大豆也是重要粮食作物，但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预防灾荒、加工副食品等方面。黍和麻在粮食构成中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

　　蔬菜种植也很重要，据《汜胜之书》、《四民月令》和张衡《南都赋》等书记载：当时北方地区所种植的蔬菜，包括葵、韭、瓜、瓠、芜菁、芥、大葱、小葱、胡蒜、小蒜、杂蒜、薤、蓼、苏、蕺、荠、苜蓿、芋、蒲笋、芸苔等，以及若干豆类[11]，其中包括有若干从外国传人的蔬菜，种类较先秦时代有所增多。某些产量高、生长快的蔬菜（如芜菁），在当时被当作重要救荒作物，《后汉书》卷7《桓帝纪》云：永兴二年（154），“六月……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虫为灾，水变乃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12]。

　　衣料作物种植包括桑树、麻类等，还有茜草和蓼蓝等染料作物栽培。　　

　　秦汉时代，北方地区的土地耕作已经走向精耕细作，落后的缦田法逐渐被废弃，先进的垄作法、代田法逐渐推广，一种针对北方自然环境，集中进行肥水管理的高度精细的农作方法——区田法也被发明出来，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为了获得充足的衣食来源，农民运用新的耕作方法和种植技术，日益重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注重对农时季节、作物搭配进行巧妙安排，实行多种作物的轮作、间作和套种，以实现一岁多收。由于经济力量薄弱，农民家庭在很大程度还是靠天吃饭，因此，他们要尽量采取比较稳妥的经营策略，以规避由于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歉收风险，防备饥荒。当时农家一般都不只种植一种粮食作物，而是实行多种粮食作物兼种，《汜胜之书》要求五谷兼种，特别要求用一定比例的土地种植小易受灾，并且产量较高的豆类，作者甚至还主张种植一些后来被视为杂草的稗子，因为这种植物的籽粒可食，并且抗灾能力较强。

　　秦汉家庭还种植多种果树和竹木。当时常见的果树，北方主要有枣、栗、桃、李、梨、杏，南方则有橘、柚等芸香科果树，岭南则有多种热带果品，核桃、葡萄和石榴等外来果树也开始种植。某些果树如枣、栗，同时也作甜食和粮用。竹木栽培也是很多农家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史记》和《汉书》的《货殖列传》均有经营、贩卖一定面积和数量的竹木可以富比千户侯和千乘之家的说法。

　　由上可见，汉代的种植业是一个包括众多粮食、蔬菜、衣料和果木在内的栽培体系，众多种类的栽培种类，为农民提供了多样化的经营选择可能性。至于每个具体家庭采取怎样的作物栽培组合，则视具体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家庭生产兴趣和能力而定，没有定规。

　　以下再谈“织”。

　　通过种植麻类和栽桑养蚕获得足够的原料之后，纺织工作则由妇女承担。如前所述，家庭中的女人在十多岁以后都要掌握必需的纺织技术。在农忙季节，妇女要为男人们送水送饭，甚至需要直接参与田间劳动，不能集中精力从事纺织；到了冬季农闲季节，则常常是夜以继日地进行绩织劳动，以为家庭成员准备足够的衣物。《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描绘说：“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口。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虽是追述前代的情况，但也基本上反映了秦汉家庭生产的实际。从这一记载来看，当时的绩织工作，往往是家庭中甚至邻里之间多位女子一起进行的，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节省照明用的“燎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互相学习、交流绩织经验和技术；当然也可使这种辛苦的工作不至于过分枯燥乏味。根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一名妇女平均每天可以织出五尺布帛；东汉时期绩织技术有所提高，有的每天能够织l3尺多[13]。她们通过辛苦劳动，使家庭成员不致遭受寒冷之苦，支撑着家庭经济的半壁江山。

　　除以上两个主要方面之外，秦汉农民家庭通常都要开展些其他的副业活动以弥补家引l，最常见的当然是家庭饲养。关于当时家养畜禽的种类，《史记》、《汉书》有所谓“三扰”、“四扰”、“五扰”的说法，北方大体不外是牛、马、猪、羊、鸡、犬等，南方则还多养鹅、鸭。畜禽饲养，既供役用，也供肉食，同时还配合积贮农田所需的肥料。当然，饲养畜禽还是家庭获得现金货币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当时文献记载：马、牛、猪、羊的价格都相当可观，一只羊和一头猪都可以卖到900～1000钱，这相当于官价每个劳力一个月的工价。在这方面，不能从事重体力活和进行纺织的儿童和老人，可为家庭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农闲季节，家庭所开展的其他副业活动，种类众多，不可尽举，大抵视不同家庭的具体条件而定。每个家庭通常都会有一些加工酿造，比如酿酒、造酱、酿醋、做豉等，除了供给自家需要之外，剩余部分也可拿到市场上去售卖，换得一些现钱。在条件适宜的地区，农民还会从事一些樵采、渔捕活动，以贴补家庭生计，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这些活动在家庭经济中可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比重，成为主要的生计来源。据《四民月令》记载，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也有些采集药材和野菜的经济项目。

　　要之，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经济活动都是比较综合的，尽管并非每个家庭都要开展以上所列的所有生产活动，但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的各种需要，同时为了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条件和四时季节，家庭生产都不是单一的。多种经营不仅可以扩大收入来源，而且可以减少生活风险，是个体农民家庭解决生计所必须采用的经济策略。正因为如此，文献所展示的秦汉农民家庭生产面貌，并非单一的农耕种植，而且也不仅仅只是耕织结合，而是一种小型经济的综合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官员在指导和帮助百姓解决生计时，也是鼓励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增加收入来源。例如《汉书》卷89《循吏传》载：龚遂在齐地担任地方官时，“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此类故事在两汉史传中不止一两例，反映了当时农家生计的一般特征。

　　在那些人口较多、经济实力较强的家庭中，牛产项目就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具有规模。比较典型的，如《后汉书》卷32《樊宏传》记载说：樊宏之父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资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间”。樊重除占有大片农田、主营耕织之外，还兼营畜牧、养鱼、树木栽培和器物制造等等，所以能够家产殷富。崔寔《四民月令》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富裕家庭经济活动的全景图像，对此后文将作全面罗列，此暂从略。

　　在秦汉时代，也有少数人是通过某种专业化的生产解决家庭生计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大概要算b式了，据《汉书》记载：他在与弟弟分家时，“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因为没有土地，b式只好人山牧羊，但由于他牧养有方，十余年中羊致千余头，成了一个大富户[14]；东汉马援也曾在陇汉间通过经营畜牧业发了大财[15]。在长安、洛阳这类大城市的郊区，可能出现了一些主要经营瓜果和蔬菜的农民家庭，成为专业性的农户；赵岐《蓝赋》记载他路经陈留时，见到“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植。”[16]但这些情况是不太常见的。

　　在秦汉时期，大多数农民都是独立开展经济活动、经营多种生产项目的。但也有小部分农民由于极为贫困，不能独立开展家庭生产，只能依靠出卖苦力、给有钱人家做佣工来养家糊口，像陈胜这样靠佣耕生活的农民在整个秦汉时代都是始终存在的；有些农民虽有少鼍田产，或者佃种一些土地，但却不足以维持家计，也需要利用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做佣工，获得部分钱粮补贴家庭生活需要，使基本衣食得以勉强维持。不过，在秦汉时期，此类通过做佣工获得生活来源的农民所占比例较小，据许倬云先生估计：汉代佃户人数不大可能超过总人口的20％[17]，依靠做雇工来谋取生计的农民家庭，在整个社会的家庭中所占比例当更要小得多。

　　秦汉农民的家庭生产，总体上说是一种“生存经济”或者“糊口经济”，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生活需要。由于家庭经济规模狭小，总会有些部分不能通过自家生产得到满足，虽然亲戚、邻里之间的互相馈赠能够有所弥补，但仍有一些需要通过市场交换来解决，农家生产与商品市场必然要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兼以汉代人头税、财产税和代役金都需交纳现钱，生产工具甚至部分作物种子也需要购买，农民必须出卖家庭消费的剩余产品甚至部分必要产品，才能解决这些方面的开支。

　　从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汉代商业仍是比较发达的，虽然经商人VI并不像王符等人所说的那样达到了总人口的一半甚至更多，但汉代农资产品市场交换相当活跃则是事实。《史记-货殖列传》关于农副产品买卖的详细记载、《九章算术》对农副产品价格的计算，以及其他种类相关记载，都反映了当时农产品市场活跃的事实。一般农民家庭，往往需要将自家消费剩余的粮食、果菜、布帛、畜禽及各类加工产品担运到市场上去售卖，获得一些现钱，用以购买自家所无法生产的物品、交纳赋税及供嫁娶、丧葬、祭祀、社闾之费。有时迫于多种需要，特别是交纳赋税的需要，他们甚至不得不将部分必需产品包括口粮也售卖出去。那些具有专业化生产倾向的农民家庭，更需要将产品投放到市场中去，否则家庭生活就无法开展。因此，汉代农民家庭的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市场行情的影响，价格波动对他们的家庭造成了一定冲击，这种冲击有时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专业农户的影响就更为显著了，所谓“谷贱伤农”只不过是一个高度概括而已。

注释：

[1]分见《汉书》卷37《栾布传》、卷40《周勃传》、卷41《樊哙传》和《灌婴传》及卷43《郦食其传》。

[2]分见《汉书》卷“上《朱买臣传》，《后汉书》卷71《朱倩传》、卷36《张霸传》、卷83《逸民列传》、卷79上《儒林列传》等。

[3]参见李根蟠：《战国西汉小农家庭规模的变化及其运动机制》。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页。按：如按同页另一处记载，则徐宗家中有“妻、男子一人，妻一人，子男二人，子女二人，男同产二人，女同产二人”，加他本人，共计l2人，但未记田亩数。这个家庭好像是一个三代直系家庭，其中一子已经结婚并生有二男二女。不能肯定。

[5]以上计算出自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此从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展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l9页转引。

[6]有关这一问题，请参见张国刚、王利华：《牛郎织女传说的文化意蕴及其生衍背景》一文的论述，该文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第63页。

[8] 《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有“铁，田农之本”之语；《盐铁沦·禁耕》：“文学曰：‘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又《崇礼》：“贤良日：‘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

[9] 《盐铁论·禁耕》：“文学日：‘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百谷熟。……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水旱》：“贤良日：‘今县官作铁器，多苫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褪啖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又《崇礼》：“大夫日：‘今县官铸农器，使民务本，不营于末，则无饥寒之累。盐、铁何害而罢？’贤良日：‘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其功相仆而倍也。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小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虽然争沦双方对实行铁器专卖利弊的看法截然相反，但都承认铁器对农家生产的重要性。

[10] 《盐铁论·未通》云：“闻往者未伐胡、越之时，徭赋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当此之时，却走马以粪。”

[11]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12]事实上，古代前期种植蔬菜的目的，与后代是不同的，当时仍多为取得果腹充饥之物。而不是为了佐餐下饭。关于这一问题，请参见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i王》，·l，倒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13]参见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展开》，第136页。

[14] 《汉书》卷58《卜式传》。

[15] 《后汉书》卷24《马援传》。

[16] 《艺文类聚》卷81引《药香草部》上引。

[17]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展开》，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