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中古自然经济》第一章

　　（一）B．Hildebrand的经济史分期说及其修正
　　自然经济（Naturalwirtschaft，Natural　economy）一词，创始于德国历史学派的权威Bruno　Hildebrand。他以交换为标准来作经济史的分期，主张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次第相续的阶段：（1）自然经济时代——这是物与物相交换的时代。（2）货币经济（Geldwirtschaft，Money　economy）时代——这时金属货币用作交易媒介。（3）信用经济（Kreditwirtschaft，Credit　economy）时代——这时最后以同一物或等价物清算，而先由信用进行货物的交换【1】。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自然经济时代的情形。在自然经济时代，既然没有金属货币的使用，人们在买卖方面只好用实物来作交易的媒介，在劳动方面用实物来作工资的报酬，此外赋税的征收，与地租的缴纳，也以实物为主【2】。

　　上述经济史分期的主张，在德国学术界中影响甚大，但在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学者看来，却是一种很受攻击的学说。兹举三人为例。头一位是比利时经济史学者Henri Pirenne，他说：

　　把商业发展分为三个次第相续的阶段——最先一个的特色为物物交换（自然经济），其次为货币（货币经济），最后为信用（信用经济）——的学说，流行甚久。但一察事实，它实在没有确切的根据，只是那种常常影响于经济史研究的爱系统化的学说的另一例子而已。虽然信用日益重要，是无可驳议的，但它在各时代都发生过作用，也是同样真确的。其间的差异，只是量的不同，并非质的差别【3】。

　　其次一位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史学者J．H．Clapham，他说：

　　B．Hildebrand的学说，假定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及信用经济三个阶段次第相续。这一说应用于历史上的弊病就是：把某一时期叫作自然经济时期，便很容易忽略了同时并存的别种经济样式的证据。比方说，为要证明北欧中古初期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时期，已经费了长期的研究与争论。而且，自然经济一词，可以包罗极端简单的和极端复杂的经济制度。古代埃及文化中的那种“交换”，比起不使用货币的原始日耳曼或近代原始社会的那种“交换”，很少相似的地方。而且，除却史前期及最早的历史期以外，使用货币与不使用货币的社会往往同时并存。自然经济的遗迹，在使用货币的社会里，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看得见。某种形式的信用在多数文化的早期也多少已经有了，却从未在任何时期占绝对支配地位。因此，要想把某一时期的某一社会规定为某一阶段，在事实上程度上都是一个繁难的问题，不大值得探讨【4】。

　　最后一位是英国经济学者Norman Angell，他说：

　　为便于了解货币之功能计，我人又不妨想像有数历史学者，对于社会所描绘之图画：即人类之进化，最先则起自半动物之无交易状态，再由此种无交易之游牧群，进至行使物物交换之部落；再由是而进于货币经济；再由是而进于信用经济。此种叙述，颇能助人之理解；唯以叙述过于明析简单，故于事实上未免不甚相符。盖历史进行之程序，并不若是之整齐。换言之，货币之为物，远在历史以前即有之，而信用要素之发生，为时亦甚早；第以人类发见货币之后，未必即行采用；或则虽经采用之后，重复予以废弃；而废弃之后，亦并无大害于社会之生活；故货币之出现，为时未必晚，特其发挥功能则在于后世耳。总之，自物物交换以进于货币经济时代，决非一时代完了之后，另一时代即继之而起，此种斩钉截铁之明晰发展，历史上实无其例【5】。

　　这几位批评者和Hildebrand的争点，可以说是绝对说与相对说的不同。如果从绝对的观点来看，那末，人类经济发达的历史当然不能那样斩钉截铁般地划分清楚。但如果从相对的观点出发，话可不是这样说了。在某一社会里，同时虽有物物交换、货币及信用三者的存在，但它们绝不会势均力敌，在同一期间内较占优势的往往只有一个。这一点，上述几位批评者也是承认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者比重的大小来判别某时期的社会应属于哪一阶段。这可以说是对Hildebrand学说的修正。从这个观点出发，作者认为自汉末以后，至安史之乱的前后，即约由公元2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里较占优势——虽然南朝的钱币势力相当雄厚，但仍不能取自然经济的地位而代之。

　　现在就材料排比的方便，拟从下列数点来探讨中古时代中国各地自然经济发展的情形。即：自公元2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当钱币没有流通，或流通量比较稀少的时候，人们怎么样去做他们的买卖？怎么样向政府尽纳税的义务？租借田地时，农人对地主缴纳些什么作为地租？为人作工时，劳动者从雇主处领到些什么作为工资的报酬？不过，在说明这几个问题以前，我们先要探讨中古以前货币经济发展的情形，及中古时代自然经济发展的原因。

　　（二）汉代货币经济的发展

　　自周景王二十一年（525—524BC）铸大钱【6】后，钱币在中国社会内已渐渐流通。到了汉代，钱币的使用更为发达。除买卖时用作交易媒介外，当日官吏俸禄的一部分，以钱支付【7】。在赋税方面，幼年人年出二十三文的口钱【8】，及成年人年出百二十文的算赋【9】，均以钱缴纳。汉桓帝对于郡国的田地，课以每亩十钱的租税【10】。至于徭役的提供，也可用钱来代替。例如：人民每年须戍边三日，不往者可出钱三百文来免役，称为过更；每年须在政府服役一月，不服役者可出钱二千文来代替，称为践更【11】。

　　可是，我们对于周景王铸大钱后的钱币流通情形，不能过于夸大。因为自此以后，钱币虽然流通，在好些地方，人民仍旧用实物作交易工具来买卖。《孟子》记载楚人许行以粟易褐布、素冠、釜、甑及铁器【12】。可见战国时代楚国还有物物交换的事实。到了汉代，货币经济虽然已经抬头，但它的发展程度究竟有限。所以“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直至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41），始行五铢钱【13】。官俸的一半，虽用钱支付，但其余一半，还须以谷发放【14】。至于田租（按即田赋），除上述每亩十钱的租税外，亦均以谷缴纳【15】。

　　（三）中古自然经济发展的原因

　　汉代货币经济的发展，从汉末以后，大受打击。从此以后，自然经济渐渐占有势力，货币经济则一天比一天衰落下去。这里我们要问：从汉末以后，中国社会为什么会由货币经济逆转为自然经济？

　　汉末以后自然经济代货币经济而起的第一个原因是战争【16】。中国自汉末以后，社会上发生很大的骚动。如三国时各地军事领袖的混战，和西晋八王之乱，都足以扰乱当日社会的安宁。不过规模最大，影响最烈的战争，当然要推汉末的黄巾暴动，与董卓之乱，和西晋末叶的五胡乱华。战乱的区域非常广大，以黄河流域作中心，江、淮、荆、蜀都曾波及。

　　现在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战争与商业发展的关系；其次要说明商业盛衰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关系。上述汉末以后的战争，给汉代相当繁荣的商业【17】以很严重的打击。商业中心的城市，经过大规模的战乱以后，破坏得非常利害。《三国志·吴志》卷一一《朱治传》注引《江表传》云：

　　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馑相望。

　　例如“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18】。又如“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19】。这都是汉末三国初年的情形。及五胡入侵，城市的破坏更为厉害。《晋书》卷五六《孙楚传》附《绰传》云：

　　胡戎交侵……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

　　这时候的洛阳，简直变为废墟。《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说：

　　旧都宫室，咸成茂草，坠露沾衣，行人洒泪！

　　又吴士鉴《晋书斟注》卷一四上《地理志》引华延隽《洛阳记》云：

　　自刘曜入洛，元帝渡江，官署里闾，鞠为茂草。

　　至于长安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晋书》卷五《孝愍帝纪》云：

　　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

　　汉末以后的战争，除对商业中心的城市作直接的毁坏外，又产生三种现象，影响到商业的衰落。头一种现象是人口的锐减。战时的人口，一方面直接受兵灾的蹂躏，他方面又饱尝战争引起的饥荒与疾疫，数量当然要大为减少。因此，“自（李）催（郭）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20】这虽然只是关中一带人口极端稀少的景象，但其他地方也逃不了人口稀少的命运。在三国时，“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21】。其次一种现象是土地的荒芜。在战乱中，原来从事生产的人口，多半加入流亡队伍中到处转动，土地的荒芜是不能避免的。上引《吴志注江表传》曾说：“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道馑相望。”又《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也说：

　　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灵版荡，关洛荒芜。

　　这两种现象，到了西晋末叶，更为严重。五胡乱华的结果，人口更加稀少，土地更加荒芜。关于此事，《晋书》记载至多：

　　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卷二六《食货志》）

　　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卷五六《孙楚传》附《绰传》）

　　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卷一○九《慕容皝载记》）

　　此外，当日又产生第三种现象，即交通的困难。如《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说：

　　（慕容）冲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

　　当日战后人口既然锐减，其消费量自然跟着减少，从而对市场上商品的需要自亦大减。复次，土地既然荒芜，其生产量自然大为减少，从而市场上商品的供给自亦锐减。这种商品供给的锐减，再加上交通困难一因素，情形尤为严重。市场上一般商品的供给与需要既然全都大为减少，交易量自然跟着激剧的减少。这样一来，商业能够避免衰落的命运吗？

　　商业的盛衰，给货币使用的进步与退化以很密切的影响。在古代，人们欲望较小，其交换的目的在取得自己的消费品，对于货币需要不大。这时交易的过程是：

　　C——M——C【22】

　　即：货物（自己所余）——货币——货物（自己所需）

　　可见这时交易者（消费者）的目的，在取得自己需要的货物来满足个人的欲望；至于货币，并不是他们交易的目的物，只是取得自己需要的货物的手段而已。其后，人类欲望渐大，交易较前频繁，专业的商人遂代替以前的消费者来从事买卖，从而对于货币的需要大增。这时交易的过程是：

　　M——C——M【23】

　　即：货币（自己资本）——货物——货币（含有利润）

　　可见这时交易者（商人）的目的，在获得含有利润的货币，而不在货物；这时货物的购买只是获得货币的手段而已。总之，当交易简单的时候，人们多半注重货物；及交易频繁的时候，人们则转而注重货币。由此可知，商业的发展与衰落，足以影响到货币使用的进步与退化。如上所述，汉末以后商业既因屡受战争的影响而大为衰落，货币的使用自然亦要跟着退步了。因此，钱币的使用在汉代虽然已经相当发达，从汉末以后却宣告停滞。关于此点，前人也曾经讨论过。《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安帝元兴中孔琳之说：

　　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24】。

　　钱币的废弃，给实物货币以流通的机会。这样一来，自然经济遂代货币经济而起。

　　汉末以后，货币经济逆转为自然经济的第二个原因，是铸造钱币所用的铜的减少。当日铜的供给所以减少，一方面由于铜矿产量的锐减，他方面由于佛寺之大量的用铜铸像。

　　在汉代，铜矿的产量相当的大；吴王濞对于豫章郡的铜山，邓通对于四川严道的铜山，都曾作过大规模的开采【25】。但这些铜矿的产额，自汉末以后，即作激剧的减少【26】。因此，吴孙权的铸钱，不如吴王濞那样采铜于豫章铜山，只收罗民间的铜来铸【27】。蜀刘备也不学邓通那样采铜于严道铜山，而“取帐钩铜铸钱”【28】。往后到了刘宋元嘉二年（425）四月，沈演之还说钱少由于“采铸久废”【29】。再往后，到了南齐武帝永明八年（490—491），政府虽曾开采蒙山（在今四川雅安、名山、芦山三县界）的铜矿，但铸钱千余万文以后，卒因“功费多，乃止”【30】。

　　复次，自佛教输入中国后，在各地普遍设立的佛寺，多以大量的铜来制造佛像。这种风气在汉末三国初已经相当盛行。丹阳人笮融在彭城（即徐州）一带“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31】，便是其中显著的例子。其后，由于佛教大师佛图腾（或作佛图澄）、鸠摩罗什等的来华，二石、姚兴等统治者的信佛，佛教势力遂日益雄厚，从而佛寺用铜铸像的事亦大大增多。佛寺的数量，在北朝光是洛阳便有一千余所【32】，全国则有三万余所【33】；在南朝梁武帝时，光是建业一城，也有五百余所【34】。佛寺中铜像的数量，如徐州城中五级寺，多至一百躯【35】。至于铸造每一佛像所用的铜，数量也很惊人。在北朝，魏兴光元年（454）秋，政府在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共用铜一万五千斤，即每一像用铜五千斤。这还算是比较小的。皇兴元年（467叫68），政府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丈，用铜十万斤【36】。在南朝，释道安于襄阳檀溪寺造一佛像，用铜一万斤以上【37】。梁天监八年（509—510），彭城宋王寺造一丈九金像，用铜四万三千斤【38】。如果把当日全国各地佛寺铸像用铜的数量总算一下，其用铜之多，一定非常惊人！这许多佛寺的铜像既然消耗了大量的铜，无怪当日能够用来铸钱的铜要大为减少了。这种情形，当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进步到非使用钱币不可的时候还可忍受，但一到商业发展，钱币的需要大增的时候，人们望着佛寺的铜像可要眼红起来了。所以唐武宗的毁法，固然有其宗教上的动机，但取铜像的铜来铸钱无疑的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39】。

　　总之，自汉末以后，能用来铸钱的铜，一方面由于铜矿产额的锐减，他方面由于佛寺对铜的大量消耗，供给量大为减少。这样一来，当日钱币的铸造额自然跟着作激剧的减少。因此，自后汉初平元年（190）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改铸小钱【40】以后，中间除却吴孙权于嘉禾五年（236）春铸当五百大钱，赤乌元年（238）春铸当千大钱【41】，及蜀刘备于建安二十三年（218—219）左右铸直百钱【42】外，直到宋元嘉七年（430）十月，及北魏太和十九年（495—496），始再有铸钱的史实【43】。钱币的铸造额既少，其流通量自然不多。这样一来，遂给实物货币以流通的机会，故自然经济遂代货币经济而起。
注释：

【1】B.Hildebrand，Jahrbuecher fuer Nationaloekonomie und Statistik，vo1．ii,1864，pp．1—24．

【2】参考Werner Sombart著，季子译《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第一分册第76—78页。

【3】Henri Pirenne，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v  of Medieual Europe，pp．118—119．

【4】Edwin R．A．Seligman(ed)，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Vo1．Ⅶ，p．349．

【5】Norman Angell著，何子恒译《货币的故事》第l9—20页。

【6】《国语》卷三《周语》下。

【7】《汉书》卷七二《贡禹传》，《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

【8】《汉书》卷七《昭帝纪》如淳“注”。

【9】《汉书》卷二《惠帝纪》应邵“注”。

【10】《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11】《汉书》卷七《昭帝纪》如淳“注”。

【12】《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13】《后汉书》卷一下《光武纪》。

【14】《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

【15】《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16】此点前人已经指出。见下引《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东晋孔琳之的话。

【17】关于汉代商业的繁荣，记述颇多。兹引王符《潜夫论》卷三《浮侈》，以见一斑：“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18】《魏志》卷六《董卓传》。《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略同。

【19】《后汊书》卷一○二《董卓传》。

【20】《后汉书》卷一○二《董卓传》。

【21】《魏志》卷一六《杜畿传》。

【22】Karl Marx，Capital（Every Man’s Library），vo1．I，p．83．

【23】Ibid，vo1．I，p．132．

【24】《宋书》卷五六《孔琳之传》同。

【25】《汉书》卷三五《吴王濞传》，卷九三《邓通传》。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为“豫章郡”应作[{口早}阝]郡，即丹阳郡。参考《汉书补注》卷三五。

【26】当日铜矿产量减少的原因，史无明文。据作者推测，约有两种可能的原因：（1）由于战争对于铜矿生产的破坏；（2）由于矿业本身的理由。前一点甚为明显，后一点则须略为说明。原来矿业是受成本递增或报酬递减原则支配的一种实业，优良的矿脉开采完了，较劣的矿脉也得采掘；同时，如果越掘越深，则离地面越远，其产品的运费越要增加。因此，在汉代曾经大规模开采的铜矿，自汉末以后，很可能的因为递增的开采成本之所失，远不如递减的铜矿产量之所得，其开采只好停工，从而铜矿产量遂大减。

【27】《吴志》卷二《吴主权传》嘉禾五年条。

【28】《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

【29】《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30】《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

【31】《吴志》卷四《刘繇传》。

【32】后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例》。

【33】《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34】《南史》卷七○《郭祖深传》。

【35】《北齐书》卷四六《苏琼传》。

【36】均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37】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38】同书卷一三《释法悦传》。

【39】参考第六章第一节。

【40】见第二章第二节。

【41】《吴志》卷二《吴主权传》。

【42】《三国志·蜀志》卷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43】《宋书》卷五《文帝纪》，《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文章来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