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货币、物价与GDP 估算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GDP估算笔谈之二
1980年代以来，吴承明先生曾多次强调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他希望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1]计量方法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史研究中更好地展开横向的国际比较和区际比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纵向的异时段比较，可以使我们对经济史中许多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经济史研究中计量分析有多种，其中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是衡量历史上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能更好地进行纵向及横向的比较研究，有关GDP的估算及相关研究最能考验研究者的综合能力。《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中国经济史中GDP 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 很有意义，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经济史研究中计量分析的运用。
一
GD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 估算要求在收集整理较为系统全面的一定时期内经济统计资料基础上进行综合估算，难度较大，尤其是历史上的GDP 估算。一般来讲，历史越久远，进行GDP 估算收集经济统计资料的难度越大。所以关于中国现代GDP 估算，既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整套数据，又有世界银行的估算，还有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估算，可以多方参照，而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的GDP 估算则相形见拙。
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前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曾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GDP作了估算。从1995年夏季开始，日本政府文部省以一桥大学的研究团队为核心，组织有关亚洲（包括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的研究（简称“COE”项目），按其计划最终成果将包括近现代中国GDP估算。
近年来从事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国学者知难而上，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管汉晖估算了明代GDP[2]，刘光临测算了宋明间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动[3]，2010年7、8月有刘逖的《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和李伯重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一娄县地区GDP研究》两部重量级专著问世。刘逖通过对1600—1840年中国人口、耕地、农业产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出等经济总量进行较为细致的考量，认为麦迪森的宏观数据存在较大随意性和误差。刘逖估算结果：和以往麦迪森等人的乐观估算不同，1600—1840年这240年中国实际GDP的增长十分有限，年均增长率只有0.18％；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1600年为1/4，1820年降为1/5，1840年不到1/5；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为英国的40％；1820年不到英国的1/5，略超过美国的1/4；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1/5。从整体上看，从1600年至1840年，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4]李伯重对1820年代华亭一娄县地区农业、工业和服务产业进行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华娄地区GDP估算和HDI评估及与19世纪初荷兰进行国际比较。李伯重估算结果：1820年代华娄地区GDP大致为1 350万两，人均GDP为24两；19世纪初期的华娄城市化水平很高，“过去那种把19世纪初期的华娄视为农业社会的看法，确实是不符合事实的”；华娄的国民财富分配比荷兰更为公平，华娄经济比严重依赖投机性的海外投资和海外掠夺的荷兰经济更为健康；而1820年以前华娄的GDP比1820年代华娄的GDP要高出近30％，“对于华娄经济而言，1820年代确实是一个大衰退的时期”。[5]
从事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国学者所作上述重要成果，可为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可贵借鉴，同时也是对近代经济史研究者的鞭策。
二
进行长期经济统计研究及GDP 估算，以便为更深入地进行经济史的定量分析，更好地考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情况及发展趋势打好基础，这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前沿课题之一。与现代和古代史研究状况相比，中国近代经济统计研究及GDP 估算已成为薄弱环节。近代上接古代，下连现代，考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情况及发展趋势必须加强近代史研究薄弱环节，为此笔者建议立即开展《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项目工作。这一项目成果应当包括两库一丛书。
以往有关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虽然十分零散，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去搜集，还是能收集到不少有用的资料。前辈学者巫宝三、梁方仲、严中平、刘大钧、吴承明等在中国历史统计方面所作的努力，可以为我们提供较好的基础条件，尤其是巫宝三、刘大中、叶孔嘉等关于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及1955年出版的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但是刘大中、叶孔嘉和巫宝三作出的结果差别颇大，且时间较短；《选辑》数据多为五年平均数，过简，系统性不够，且当时没有电子计算器或计算机这类高速运算工具，难免有计算失误等。我们在重建历史数据方面仍然需要做大量工作。
至于如何重建历史数据，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两套数据库，缺一不可。
我们首先需要广泛收集近代历届政府、科研人员及其他组织编制的各类经济统计，以及各类官书、方志、笔记等所记载的经济数据信息，保留原数据并注明来源（以便今人及后人考查），进行适当分类，整理成一整套近代中国经济统计数据A库。例如，对于近代历年海关关册中的进出口贸易统计，我们可以分类汇编起来，但是要保留原关册贸易统计数据。
我们再在这一套数据A库基础上，通过对近代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编制各类经济统计时所用方法、资料来源等进行审慎考证。日本COE 项目在统计资料甄别和整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方法，例如其国民经济核算组在推算近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所用的相关法、趋势法、综合法、指数法和比例法等估计推算方法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借鉴。我们应当尽最大可能收集以往有关近代内外贸易、财税、货币金融、交通物流、工农业和国际收支等统计资料，查寻资料来源，辨析统计方法，参照其他史料，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证，去伪存真，并根据新搜集的其他资料，用科学插值法进行补充和修正，整理编制成一系列新统计表。例如，在对外贸易方面通过对A库里的进出口贸易统计用科学方法进行修正补充，编制成一系列新统计表，其中既有历年各大口岸进出口贸易量值统计，历年对主要国家进出口贸易量值统计，主要进口商品量值统计，主要出口商品量值统计等，又有全国进出口贸易总表等。其他部门有关统计数据的修正亦应认真细致考证，去伪存真，并用科学插值法进行补充和修正，整理编制成各部门系列新统计表。
我们还应当再作进一步分析，例如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贸易平衡分析、贸易增长分析、进出口商品结构分析等；又如在近代交通物流方面既有历年各通商口岸进出轮船只数吨位统计、历年内河轮船帆船只数吨位统计、历年中国轮船吨级分类统计、历年铁路建成里程统计、历年铁路车辆增加情况统计、历年铁路各主要干线货车利用状况统计、历年铁路客货运输量统计、历年铁路客货运输成本与收入统计、历年公路客货运输量统计等，可进一步作各类运输方式的比较、中外交通业资本比较、交通运输业新旧更替分析、新式交通运输业发展与工业化关系分析等。在各行业各部门统计集成基础上再进行各阶段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等分析，并进一步讨论所研究行业或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诸如分析铁路和公路两大近代陆运方式与水运方式的互补及替代关系，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等。因为近代中国自然经济仍占很大比重，从事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在关于自然经济部分估值的方法，可为我们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提供可贵借鉴，我们必须对自然经济部分作适当估值。我们再将这些经过甄别、修正、插值、估值形成的新统计表，以及进一步的计量分析等，汇集成另一整套近代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B库）。
在两套数据库建设的同时，建议分部门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进行综合研究和国际比较，讨论所研究行业或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例如在交通物流方面，分析铁路和公路两大近代陆运方式与水运方式的互补及替代关系，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汇集为《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丛书。
这是一项规模较大，多学科结合，填补学术空白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所建设的两套数据库及系列分析等将有较大创新意义，将为学界在经济学、历史学、统计学等方面后续系列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石。
三
《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丛书，拟分《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财税》、《通货与金融业》、《矿冶业》、《重化工业》、《轻纺工业》、《建材、建筑业》、《农业[6]》、《交通物流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物价》、《人口和劳动》、《综合》等卷，其中有些卷将视篇幅大小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受李伯重对1820年代华娄地区工业计量分析的启发，再对照巫宝三等关于1933年国民所得的研究，笔者初步认为以往关于近代中国工业产值的估算很可能低估了建材、建筑业产值，应当将《建材、建筑业》单列成卷，要广泛收集资料，花较大篇幅探讨乡镇及农村建筑实情。
《综合》卷是在前面讨论基础上，使用SNA（国民账户体系）进行综合计量研究，以利于横向国际比较及纵向历史比较，为此《综合》卷将以生产法为主，辅之以收入法和支出法，估算中国近代历年GDP、人均GDP等综合性指标，并进行分历史阶段、分地区的考察；还将进行各阶段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等分析，再作国际比较研究。《综合》卷将是整个项目收口的关键，应具有画龙点睛功效。
四
GDP是一个市场价值的概念，各部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又都要用货币来衡量，GDP估算与货币、物价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各阶段各地区各类物价变动极为复杂，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飞涨，名义GDP与实际GDP变化轨迹相差极大，所以进行中国近代GDP估算一定要特别重视物价的实际变动，否则将会有很大误差。上述两库一丛书要重视物价资料的收集、考证和相关分析。王玉茹曾编制了1867—1937年中国批发物价总指数表，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成果为刘逖等学者所引用。但是王编1867—1937年中国批发物价总指数前一段系唐启宇指数，后一段系沃尔赛姆指数，[7]而对这两段指数的追踪考察发现问题很多，尤其是唐启宇指数实际上是唐编晚清海关进出口物价指数，仅进出口物价而言这一指数就存在较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由何廉领导的南开大学研究团队在历年海关关册统计数据基础上，经过繁杂的计算，编制了1867—1936年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8]南开这一套指数以后几经修改，前后发表的数据有较大出入。南开指数发表20多年后，姚贤镐另行编制了1867—1894年进口物价和出口物价指数，并据此对1873—1894年中国进出口价格变动的剪刀差作了分析。[9] 70年代又有海外学者侯继明（Chi-Ming Hou）根据1904年后海关实行的进口起岸价和出口离岸价，对南开指数进行了部分的调整。[10]后来台湾学者王良行在进行近代上海贸易条件研究时就根据侯氏指数计算。[11]我们应当博采众长，经过更加细密计算，编制出更加合理的近代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另一方面，虽然晚清进出口物价对全国批发物价有很大影响，但是直接用其代替批发物价总指数也是不妥的。因此，我们仍然须花大力气多方收集资料。清代粮价资料弥足珍贵，可资利用。刘逖在估算1600—1840年综合物价指数时，取米价权重为75％，金价权重为25％。[12]笔者认为，这一思路可供我们参考，清后期粮价应当比进出口物价在综合物价指数中占有更大的权重，民国时期进出口物价的权重应当增大。此外，近代北平社会调查所、南开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术机构，很多政府机构等都有关于各类物价的统计调查，近代很多方志、笔记、经济期刊、有关年鉴等都有物价资料，彭凯翔认为“民国时贤已在估测整理一般物价指数方面做了不少有成效的工作”[13]，我们应当好好利用这些工作成果，应将多方收集的近代物价资料列入A库，再将经过考证、插值、初步分析得出的有关物价统计表（包括重新编制的近代中国综合物价总指数表）列入B库，丛书《物价》卷则开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研究。
物价变动受货币供求关系制约，近代中国货币运动也是十分复杂，为此《通货与金融业》卷将花大力气进行这方面研究。笔者认为，刘巍、燕红忠等在近代中国货币供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4]，但是狭义货币理论难以很好地分析复杂的近代货币运动，应当用广义货币理论分析，由于篇幅有限，对此将另文阐述。
【注释】
[1]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有关章节，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管汉晖：《明代GDP试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报告，2007。
[3] 刘光临：《宋明间国民收入长期变动之蠡测》，《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
[4] 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149—150页。
[5] 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一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1、271、276、278页。
[6] 指大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和养殖业。
[7] 王玉茹：《增长、发展与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8] 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376页。
[9]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1页；姚贤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1期。
[10] Chi-ming Hou（侯继明），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973,P.198。
[11] 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2] 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13]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14] 例见刘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100084）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