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斯密特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

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主义更新论

陈茂华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师）

　　安克斯密特视自己为19世纪历史主义的继承者和更新者。他立足反省历史写作的性质，从讨论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人手，主张将l9世纪的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个体性或历史的观念——去本质化，使之成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叙事实体”，即以一个特定的观点、一种历史解释或者某一特定的视角将启蒙史学与历史主义、叙事主义联系起来，以阐明历史写作的连贯性与统一性。

一

　　近年来，更新l9世纪的历史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界的学术热点之一。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将历史主义与启蒙史学进行综合，旨在发现它们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别所在。比如，德国埃森前沿文化研究所所长耶尔恩·吕森指出，历史主义者所赖以建立的“学科模型”就代表了历史思想的理性化。吕森自陈他从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中“找到历史主义传统中的哲学成分”，意欲将历史主义的“个体性”概念与启蒙理性的普遍道德标准之理想综合起来——历史理解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要通过历史叙事向人们描述他们确定的具有独特性的认同，同时又要遵从普遍的道德原则。这样的原则，比如说，是人的理念，或是人性。……问题是，我们怎样在复杂的主体性、认同和普遍道德系统中引入差异？答案是：通过能认同彼此差异的普遍道德标准。”[16]另有部分学者则从叙事主义的视角出发，选择将历史主义与叙事主义接合在一起，以此更新历史主义的内涵。“促成叙事的转向最为关键的人物”——海登·怀特在建构叙事主义文本分析理论时，贯彻了历史主义的思想。他洞察到，“任何‘历史的’表述——无论它多么注重细节和叙述，多么‘只为自身’而一味关注主题——都带有传统理论称之为历史主义的成分。”[17]

　　安克斯密特同意吕森和怀特的观点，但他更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抱负似乎更为远大，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主义是我们理解历史的本质与合理性，理解历史写作在过去两个世纪历经诸多变化的关键。“历史主义始终作为一种‘现实性原则’在发生着作用”。[18]

二

　　在我看来，安克斯密特这里所说的“现实性原则”指的是在历史写作当中，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分别在叙事逻辑和美学主义的层面上显示出它们独特的魅力。安克斯密特力图将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历史的观念或个体性——提升为历史写作中的一个特定的观点、一种历史解释或者某一特定的视角，以此解决由历史学科“生产过剩”这一现状引发的对历史写作的本质及任务的追问。

　　在对历史主义进行更新之时，作为一位公开表明其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已经认识到，历史主义的某些形而上学的信仰，如假定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变化，蕴含着一种目的论思想的历时性思维的线性叙述以及洋溢着一种对理性具有确证与改造能力的乐观的进步化史学范式，皆已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但是，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历史的观念与个体性——却仍然对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发挥着革命性的作用。“在我看来这是史学理论史上最富有成效的概念。”然而，鉴于对“历史书写自历史主义之后就总是以重建贯穿于过去或过去各个部分的本质主义路线为目标”的认识，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正好是我们应该避免指出过去当中的本质主义模式”的接受，[19]只要历史的观念或个体性去除了本质化或“实在论蕴涵”，便可以转变为叙事主义的叙事实体。这是一个发现启蒙史学与历史主义、叙事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与更新历史主义的内涵同时进行的过程。

　　安克斯密特首先阐明历史主义是如何将历史写作从启蒙史学的陈述本体论当中解救出来的。他认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写作预设的本体论是由真实的陈述提出的，虽然它表明在自然法哲学中发现了本质主义，但却无法就此判断所指涉的对象是否为真。从逻辑上看，只有在陈述的特征是反映主题的属性时（这个时候哪怕实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也无妨），我们才能进行辨认。再者，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写作预先安排使用因果关系的语言解释，导致结果优先于原因，最终，结果成为原因的原因。在安克斯密特看来，这就是吉本在寻找罗马帝国衰亡“最深层”的终极原因时其修辞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悖论、反讽与矛盾心理倾向”之原因所在。最终，为实现历史文本的连贯性与关联性，吉本不得不从“外围”使用修辞来填补实体逐渐消失后的空白。换句话说，修辞掩盖了实体论的裂缝。然而，吉本关于如何处理实体的变化这个难题却成为“历史主义最有价值的洞见”。因为在历史主义这里，实体被历史化了。即实体在时间维度当中的持续性变化不可能逃脱被本质主义掌控的命运，无论现象怎样的变化多端，其同一性依然维持，并成为人们辨别它的主要依据。这是历史主义的观念在技术上赋予历史写作的一种连贯性，传递的是一种历时性的历史思维，不仅由此避免了启蒙史学以一种静止的观点看待过去的做法，而且还使历史写作逃离了陈述本体论的掌控。然而，当历史主义试图强调以个体性概念来揭示历史过程的个别阶段之间的差异或者历史实体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独一无二的特征时，历史的变化实体再也无法维持它的同一性，历史陈述也不再指涉任何实在。于是，一个连续性发展的历史过程（时间）被消解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元（空间），历时性的历史思维转向了共时性。“即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往往都变得相互独立（这预示着当代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态度）”。[20]安克斯密特在此想表明，个体性作为一个特点的观点或一个中心视角，它冲破了语言的因果关系解释网络，让我们窥见了实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实质性”差别。正是分别透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历史思维或者它们之间的重叠部分，不仅启蒙史学的“实在论蕴涵”遭到消解，而且历史主义强调的本质论的特性也去除了。于是，历史主义因有效地解决了启蒙史学的历史写作面临的难题——如何表现实体变化——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决意阐发一种关于历史写作的史学理论的安克斯密特将自己称作老历史主义者。

　　我们认为，任何观察与思考都是以某种理论预设为前提的。安克斯密特坚持历史的观念使得历史学家们能够确信过去（历史）当中存在着连贯性。然而，这是在以语言的隐喻功能作为预设的前提下做出的判断。也就是说，叙事的连贯性根植于语言的隐喻功能。基于此，安克斯密特将叙事主义视作一种历史主义，并尝试着从叙事主义内部提炼出一个新的概念——叙事实体——来更新历史主义的内涵。按照他的观点，既然历史主义可以使历史写作脱离陈述本体论的掌控，那么它也同样可以使历史写作脱离修辞的掌控，即使之去修辞化。在历史主义学说史上，兰克和洪堡等历史主义者都强调历史认知的前提是必须以一种整体主义的观点去掌握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在历史当中看到关联性与连贯性”。在他们看来，个体性原则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观点，通过这个特定的观点，过去才可能由语言（“被动地记录”）将这个被视为具有连贯性的统一体反映出来。对此，安克斯密特赞同历史学家必须通过一个特定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过去的观点，但却放弃了现代主义历史叙述的实在论观点。他主张消解语言与实在关系的二分法，认为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与他们企图通过语言再现的历史实在之间并非为呈现与被呈现的关系。我们不可能直接把握过去，因而隐喻或叙事就成为历史理解的关键工具。当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码的语言对过去实在进行呈现并使之能够为人们所认知和理解之时，语言本身也随之成为一个类似于过去实在的事物，与过去实在一道作为被呈现的东西呈现出来，已然与过去实在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安克斯密特将这个一体化的东西称为“叙事实体”。“后启蒙历史学家的实体论是一种叙事实体，并且它的连贯性不是在他们的文本中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一言以蔽之，与叙述实体的历史理论一样，叙事主义就是一种历史主义，是被剥去了累积在它身上的形而上学及启蒙实体论的最后剩余部分，像洪堡与兰克（而不是德罗伊森）这样的历史主义者仍然保持在他们的历史观念这个概念中。”[21]换言之，叙事实体承袭了启蒙史学的实体概念和历史主义的个体性概念，将启蒙史学与历史主义、叙事主义关联在一起。

　　安克斯密特认为，叙事实体就像个体性一样，给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中心视角，从而确保过去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每一个叙事实体都聚焦于一个特定的历史主题，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诸多历史概念那样为人们观看过去、并使得过去能够被理解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观点或者一种特定的解释，但却绝不具有唯一性。相反，叙事实体和个体性一样，都坚持“历史学家应该对过去的差异性及构成过去的‘事件’的‘正确分散’持开放的态度。”他观察到，一部关乎某个历史主题的、体现某一独特解释的历史著作并不会因为后来出现或者增加了更多的历史事实而被人们所遗弃。由于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选定的历史主题及视角的不同，其叙事实体或历史解释也就相应地个体化了。于此，我们发现，在历史写作与阅读历史文本的个体化实践当中，作者和读者实际上都在进行着将某一个特定的叙事实体个体化的行为，双方都参与了历史文本意义的生产与延伸。可以想见，多个被个体化的特定的叙事实体便由此不断地衍生着差异性或多样性。至此，我们似乎明白，安克斯密特提出的叙事实体概念张扬的乃是历史写作的个性与原创性，旨在不断生成新的阐释、理解与意义。由此可判断，叙事实体这一概念具有互为文本性。安克斯密特曾经说过：“一个（历史）文本的意义只能确立于它与其它文本的相互关系当中……一个历史文本对过去某个部分的讨论内容总是取决于你所拥有的与过去的这个部分相关的其他文本的内容。”[22]即对过去实在的历史解释，必须建立在我们对已经形成的其他历史解释的掌握这个基础之上。

　　在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主义更新论思想中，我们发现，历史主义以个体性原则为中心视角（特定的观点）关注具体化的过去，而叙事主义则以叙事实体揭示的多样性或者差异性原则为中心视角关注历史上不同人群的生活经验或体验；历史主义的历史写作以移情为原则来克服时间间距，企图通过历史学家的语言将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而叙事主义的历史写作则有意识地要将过去那陌生的面向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认为历史学家的语言并没有反映出过去本身的连贯性或关联性，而是意象性地将连贯性赋予了过去。我们在阅读叙事主义历史文本或者安克斯密特认为最能表征他提出的陌生化理论的微观史或日常生活史时，必然会产生一种关于过去的陌生感，一种过去与现在的疏离感，但恰恰是这种陌生感或疏离感在安克斯密特本人看来却展示了一种美学主义，一种源自于视角变换——就像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所说的那样：“我致力于将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的审美判断。因此，他认为叙事实体这个崭新的历史概念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差异性的掌握，而且使得关于过去的全景式画面之呈现有所可能，并且变得更加清晰。它在开阔我们的视野的同时，深化了我们的历史思想，使我们更能理解和包容异质文化（他者）。这就是安克斯密特本人盛赞福柯是20世纪他最敬佩的历史学家，而且是最优秀最前后一贯的历史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或许，这也是当前人类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颇具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吧。

　　聚焦于安克斯密特的历史主义更新论思想，旨在从叙事逻辑和美学主义的层面上阐明如何认识历史写作的性质及其任务，但却给人一种似乎有些美学有余而逻辑不足的感觉。不过，丹图说过，历史学家有观念上的预设，并不会妨碍其追求正确的历史知识。倘若仅就针对历史文本所作的讨论而言，作为实在的过去确实是个无用的概念。于此，安克斯密特美学主义地将优先地位赋予风格（历史写作）而不是内容（考证史实），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二者当中选择捍卫后者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或许，他在更新和丰富历史主义的内涵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写历史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