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克斯密特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

关注政治现实，创新历史思维
——谈安克施密特的学术追求

董立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副教授）

　　安克斯密特的学术思想有着清晰可辨的发展轨迹，大体经历了从“叙事”经由“再现”到“经验”和“在场”的嬗变过程。但是，这仅仅是安氏思想发展的表面轨迹，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学术主旨，我们还有必要弄清楚它背后的深层动机。那么，安氏为什么会不断寻求新的史学理论范式呢?他思想转变背后的动机或动力是什么?如果仔细阅读安氏的著述特别是最近几年的言论，我们就会发现，安氏的学术旨趣源自他试图改变当前西方政治现状的价值诉求。他最主要的兴趣不在于政治概念的学理推演，而在于政治实际的考量。他对历史主义的强调也是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

　　安氏是一个公认的历史哲学家，但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则是政治学问题，他有一个政治学的情结。安氏早期曾深受其师政治哲学家考斯曼的影响，考斯曼曾力劝安氏从事政治理论研究，但安氏却最终选择了历史哲学。安氏以后谈起此事也后悔不已。但也正是对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兴趣才构筑了安氏历史哲学的鲜明特色。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保持着对政治哲学的痴迷和热爱。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时候，他总是力图发现它对于政治学的意义和价值，总是想着把历史学和政治学紧密联系起来，力图找到它们之间的结合点。[10]这种结合并非出自两个学科理论概念之间纯粹的思辨联系，而是对当代政治问题的现实考虑。

一

　　基于对政治现实的关注，安氏试图用“再现”概念来沟通史学和政治学。“再现”原本是与美学直接相关的，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一种再现，美学就是一个再现艺术的领域。安氏认为，“再现”是对认识论的一个必要补充。在他看来，当前的语言哲学过分强调描述，关注的是真理、指称和意义等有关语言和世界关系的认识论问题。毋庸置疑，认识论的单称陈述（断定某一特定个体具有特定属性，例如，苏格拉底是人）和所谓的科学理论在描述世界以及解决世界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上是很成功的。但是，一旦面对小说、历史作品、报纸文章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故事等复杂的文本，认识论就会遭遇困难，失去用武之地。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文本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从“再现”的视角来看，这些困难就迎刃而解了。与“描述”不同，“再现”不需要区分主词和谓词。比如，对于一幅画像来说，我们无法在其中区分出指称部分和述谓部分。

　　这种“再现”概念也可以应用于历史学和政治学，使我们得以谈论历史再现和政治再现。历史文本（比如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叙事）就是对过去某种再现，即历史再现。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政治学作为一种再现呢？安氏的论证是：首先，我们当代的政治制度通常是代议制民主。其次，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再现的”，因为政治总是要求我们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也就是说根据别人对世界的再现来认识世界。政治领域是一个镜像的体系，其中镜像（再现）相互映照反射，以至无穷。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每一项政治决断或行动都是以对相关社会政治领域的评价为前提的，而这些评价遵从类似于历史文本中的那种再现逻辑。因此，历史学和政治学都属于再现领域。政治学是现实中的历史学，历史学是一切有意义的政治学的基础，没有历史学，就没有政治学；反之亦然，没有政治学就没有历史学。[11]

　　如同在艺术再现中一样，我们也不能在历史再现和政治再现中区分出指称部分和指称对象（即意义）。具体到政治再现，这就意味着，政治学应该仅仅满足于实现全体选民的欲望，而不必涉及诸如政治道德、分配正义和公民义务等问题。在再现主义的政治模式中，重点应该首先放在公民（被再现者或被代表者）和国家（再现或代表）之间的相互制约上，而不应放在这种相互制约之外的道德要求上。可以看出，安氏倡导的是一种紧密联系实际的政治理论，它所探讨的是如何使政府更为直接有效地回应选民的现实诉求的问题。正是从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安氏极力反对罗尔斯等人在有关正义和义务等问题上的抽象概念。基于再现主义的观点，安氏强调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差别，主张国家（或议会或政治家）应该具有某种对于选民或公民的自治权，如同画像相对独立于被画像者一样。在他看来，一切合法的政治权力都源自选民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差别或张力中。因此，他既反对主张一切权力归于人民的“人民主权论”，也反对主张一切权力归于国王的“君主专制论”。  

　　安氏是代议制民主的坚决拥护者和倡导者。在他看来，选民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是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一旦这种相互制约之外的东西主导政治决策过程，代议制民主就会受到损害。但是，令安氏深感忧虑的是，欧洲的政治决策已经脱离了这种制约，开始从原来的政治中心转向了边缘。比如，欧盟各国的政治决策权旁落到布鲁塞尔。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安氏的观察，各国内部（特别是荷兰）出现了所谓的部门政府机构或者半官方机构。这些机构既非政府，也非私人企业，而是介乎二者之间。它们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分得了许多公共权力，从而出现了公共领域私人化的倾向。安氏把这种现象称为“现代国家的再封建化”。他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践踏甚至终结。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只是把绝对权力民主化，也即把原来由绝对君主掌握的权力交给人民。在权力移交的过程中，权力的绝对性和统一性不应受到损毁。但现在的问题是，归属于人民的绝对权力又让渡给了半官方机构这样一些封建领主。[12]安氏认为，这是当前西方政治领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安氏的思想中，成为他不断创新历史理论范式的最主要的推动力。

　　在安氏看来，为了重新控制西方政治领域这种分崩离析、没有中心的局面，为了消除代表和选民之间的隔阂，需要恢复（审美的）统一性概念。没有统一性或总体性的概念，民主和创造性的政治就是不可能的。把握总体是一切有意义的政治学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不能对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联接方式有一个总体的直观，我们就难以做出负责任的政治决断。因此，他不满足于人们从英美分析哲学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学，仅仅注重个别陈述，而是从叙事哲学的视角出发，力图把握政治总体。在他看来，政治学中最根本的不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所关心的陈述的真实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根据彼此相互再现或代表的方式联接为一个整体。因而，在政治学中我们不应该追随科学的分析哲学家（比如罗尔斯）探求政治问题的科学解答，而应该以叙事哲学家对待文本的方式，着眼于政治总体的把握。这样，“再现”便以其对总体性的彰显进入了安氏的理论视野，成为他用以改变西方政治现状的重要概念。

二

　　在“再现”理论阶段，安氏认为连贯性和统一性是历史学家理解过去的主要工具或手段。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大约从2003年开始），面对金兹伯格等人的微观史，安氏的统一性观念受到了挑战。因为这些微观史总是关注琐碎的细节，而全然不顾统一性和连贯性。微观史学向我们提供的是有关过去的经验。它们似乎瞬间打破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障碍，使我们感觉到遥远王国的真实情形，把我们带人到一种与过去的本真关系中。在这里，重要的不再是历史学家语言的统一性，而是本真世界的混沌和差异。因此，在微观史学的启发下，同时受历史学界和哲学界从语言向经验的转变的影响，也出于创新哲学理论和变革史学理论的主观愿望，安氏提出了历史经验理论。从再现概念到经验理论，安氏学术思想的嬗变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安氏对上述政治问题的关切在促成这一转变中的作用。安氏提出崇高历史经验概念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他想以此来激发人们特别是史学家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历史敏感度和历史责任感。

　　安氏认为，社会迅猛的变化是历史学家的机遇，因为变化越大信息量越大，历史知识也会相应增多，也就越需要历史学家。只有在一个完全静止、没有任何新兴技术和政治变化的社会中，历史才会变得无足轻重。在西方史学史上，历史学辉煌的时期恰恰是那些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之间的巨大反差，激发了马基雅维利等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从而促成了他们的历史学成就。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引发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空前热情，并最终催生了历史主义。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正是历史学家们大显身手之时，也理应有一个历史学繁荣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历史学正在被边缘化，这是为什么？安氏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今史学家缺乏过去史学家所具有的那种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们无意于为集体的未来去描绘一幅历史的蓝图，无意于用历史去指导人们的心灵。他们甚至认为，这样的工作不仅超出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而且还会阻碍他们探索客观和科学真理的事业。当代史学家已不再认为现实的关切和历史真理是不可分离的。他们搜集史料，撰写学术论文，忙于制造毫无意义的文化垃圾。

　　更让安氏无法容忍的是，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空谈一些对当下和未来毫无意义的理论问题，对当前的政治现实熟视无睹，漠然处之。安氏对自己在柏林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的经历耿耿于怀。在以“美学和政治学”为题的演讲中，针对当前政治领域分崩离析的现状，他呼吁在政治学中恢复（审美的）统一性概念，以便给政治学注入新的活力，解决紧迫的政治现实问题。但令他失望甚至懊恼的是，与会者对他热情洋溢的演讲没有任何回应，丝毫不关心他所提出的问题，而是津津乐道诸如德里达的解构等这样一些抽象深奥的理论问题。这种不务实际的清谈学术气氛令安氏感到窒息，它完全阻隔了学者们对外部本真世界的接触和感受。因此，安氏急切地想打开窗户呼吸一点外部世界的新鲜空气。这也是他后来提出以实现与本真世界的亲密接触为重要目的的经验理论的动机之一。

　　安氏认为，历史经验，特别是崇高历史经验可以引发人们对过去的好奇，激发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和历史紧迫感。崇高和创伤等历史经验容易出现在社会政治剧烈变动的时代。在平淡无奇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我们通常具有一种过去和当下连续不分的当下感，然而一旦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事变，这种当下感就会断然分裂为过去和当下，从而产生一种过去与当下的疏离感和断裂感。人们会集体感受到那原本属于当下的部分变为了过去，并不可救药地离我们远去，从而产生一种丧失感，并因此产生了认同危机。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和上帝之死发生时，我们就会有这种崇高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种过去丧失但仍需要它来构筑当下和未来认同的矛盾体验。在文艺复兴时代，由于意识到人类集体的命运已掌握在自己（而不是上帝）的手中，并因此而感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感，马基雅维利的心中激荡着崇高和创伤的情感。l9世纪的历史学家深刻意识到了他们所遭遇到的挑战，感受到了他们与过去之间的断裂。他们与他们的同代人都感到被抛入了一个新的未知的奇异的甚至是敌意的世界中，因此他们想借助历史来理解当下的复杂现实。在安氏看来，当今世界尽管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巨变，但日新月异的变化所导致的发展并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因而值得历史学家大书特书。如果不显著的变化激发不出历史学家的创作热情和社会紧迫感，那么就有必要通过彰显这种历史经验使历史学家提高历史敏感度和历史意识。这是安氏提出历史经验，特别是崇高历史经验的又一个重要动机。  

　　另外，在提出再现理论以后，安氏始终致力于融通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因此，很自然地在提出历史经验概念以后，他也在考虑这个概念对于政治学的意义，尝试着把它移植到政治学中。[13]

三

　　安氏不赞成从其他学科的视角来考察历史写作，认为这样会严重影响史学理论者对历史写作的真正理解。他极力倡导赫德尔、兰克和洪堡等人所精心培育的那种历史主义。在其所有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我们几乎都能发现他对这种历史主义的迷恋和诉求。在他看来，历史主义是从历史写作实践中孕育出来的唯一史学思想。它最适合历史学的实际，完全是史学智慧的产儿，而不是外来客或舶来品。它还是一种综合性的历史理论，能够说明历史写作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变种，能够使我们评估任何新的历史出发点的目标和前景。尽管历史主义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但安氏坚信，未曾严肃思考历史主义的史学理论绝不会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写作性质的理解。

　　安氏之所以对德国历史主义情有独钟，也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他变革政治现实的需要。因为兰克、德罗伊森等德国历史主义者们特别重视国家政治史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国家是原型历史主体，把握国家的历史是理解所有其他历史的前提条件，也只有他们能够严肃对待历史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问题，并给这个问题提供连贯和全面的解答。但是，由于很多人把希特勒政权归因于历史主义，因此二战之后，历史主义声誉日下，面临危机。自历史主义式微之后，人们不再认为政治史具有不证自明的统治性了，也不再认为历史学应该以服务于社会为鹄的了。因此，安氏试图复兴历史主义，重新考虑历史主义的主题，即恢复政治史的地位，发挥历史学的政治功能，帮助政治家们解决当前和未来的政治问题。    但仅仅照搬兰克等人重视国家政治史研究的历史主义远远不足以解决当前问题，因为当前的政治状况出现了新的特征。比如，政党已不能很好地沟通国家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国家逐渐分化出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私人利益；选民开始失去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信任，行政权大于立法权，民主机制效率低下等，于是，安氏着手创新历史主义，试图利用过去所有的政治思想资源以挽救在他看来已岌岌可危的自由和民主。“对于未来的历史写作，我有一个乌托邦理想：我梦想一种新型的政治史，它将利用过去和现在伟大政治理论家的教训，以便辨别出我们当代政治机制中的问题和不足，并就如何最好地纠正它们提供建议。”[14]安氏认为，这种新型的政治史应该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史联姻的产儿。无论是单单追求“客观性”的政治史家，还是仅仅沉迷于理论思辨的政治哲学家都无力承担这一重任。只有那种立足于当代政治现实并充分吸收过去伟大政治思想传统的政治史才是有价值的。他把目光投向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政治理论家，认为只有他们的理论才有助于治疗当前的政治疾病。

　　于是，安氏新近提出了一种“分析的政治史”概念。[15]这种政治史并不是描述性的，它不描述和阐释过去的政治现实，而是分析的，也就是说，它利用传统政治史的成果来分析当代政治，以便发现不足，找出对策。分析的政治史应该到过去两千年的政治思想武库中去寻找资源，而不应到当代政治家（比如罗尔斯）发明的抽象概念中去寻找。过去的政治智慧都凝缩在主权、立宪、合法性、责任、义务和信任等概念中。这些概念当然不是永恒和抽象的，而是具有历史性。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独特的政治问题，即便是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意义。但我们可以调整这些概念的意义用以分析当代政治，以便向政治家们提供一些救治当代政治疾病的良方。这种政治疾病便是安氏所深恶痛绝的“现代国家的再封建化”的政治倾向。安氏坚信，他根据历史主义所提出的“分析的政治史”可以用来改进我们当代的政治体制，并克服那些威胁我们社会和政治前景的危险。

　　从1983年《叙事的逻辑》的出版开始，安克斯密特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叙事实体”和“历史再现”理论，对海登·怀特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崇高的历史经验》发表，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酝酿，安氏又精心构建了一套旨在超越叙述主义的“历史经验”理论。随后，在与古姆布莱希特和鲁尼亚等人的对话中，他又在其先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在场”概念的看法。安氏不仅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历史哲学家，还是一位思想独特的政治理论家，更是一位积极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他坚决捍卫代议制民主模式，极力反对当前欧洲国家政治权力日益弱化和碎片化的倾向。他反对像罗尔斯等当代政治哲学家那样抽象地谈论政治概念，而希望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和托克维尔那样探讨当代最紧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立场和治学观念，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紧迫感，他才相继提出了“历史再现”和“历史经验”等理论，完成了一次次重大的思想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