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8周年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指路明灯和胜利保证。然而，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由于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继发生剧烈变化，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地位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样，遭到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叛徒们的猖狂攻击、恶毒诋毁和彻底否定。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灵不灵？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还要不要继续高举？对此，本文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不容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扼杀不了的”、“文化大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继续革命理论与反对修正主义”、“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等六个方面做了深入地探讨。本文提出，虽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毛泽东同志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人民要革命，历史要前进，这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当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日子都不好过。人民在觉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走出低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剥削压迫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严冬过后是春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必将普照大地。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18周年。毛泽东同志已经离开我们35年了，抚今追昔，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这位伟人。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早已公认，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
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实践也已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指路明灯和胜利保证。
然而，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继发生剧烈变化，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地位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样，遭到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叛徒们的猖狂攻击、恶毒诋毁和彻底否定。时下，除了古巴、朝鲜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外，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相继篡夺了各国的领导权，纷纷倒戈，砍旗易帜，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已经全面复辟，有的甚至亡党亡国。“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句我国改革开放后流行的民谣，是当今我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一个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悲惨现实是，已经获得解放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马克思主义开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
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面前的这一局势，既严峻而又充满希望。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灵不灵？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还要不要继续高举，怎样高举？这些都是当今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急迫需要回答和解决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笔者仅就与此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81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决议”所否定的正是当代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运动之最光辉最科学的理论结晶和伟大实践，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革命成果和理论成果，同时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做出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虽然这个错误的“决议”，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但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化和非毛化的演进，连这一点点的“肯定”也很少提到，即使偶尔提到也是限于空洞的词语而把它的革命灵魂取消了。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规定，党的新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只包括“邓三科”，而不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后，党和国家一些重要文件和高层人士重要讲话中不再提及或很少提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例如在今年建国62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与人民日报社论就只字未提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也未提及毛泽东思想。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领导人讲话中，竟然把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淡化”了，并在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去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似乎由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支人民军队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没有关系。这些举动，比那个“决议”走得更远了。
这种改变和否定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与指导地位的“决议”和举动是完全错误的，广大革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人民是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的。这是因为：
（一）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的决定，并且已经写进党章和宪法，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意志，任何个人与任何势力都无权改变。据史料记载，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又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七大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这样非常伟大的胜利。由此可见，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地位，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也不是少数人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是全党高度一致的认识和要求。
（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会有中国的革命运动和胜利，同样，如果没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也不会有真正的中国革命的运动，更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中国革命所需要的这个理论就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实践产生出来的、被党的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极为丰富的创造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和斗争需要的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克服与战胜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思想武器。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毛泽东思想发展到划时代的新高度。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保证，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具有指导作用。无论帝修反如何憎恨它，诅咒它，攻击它，它必将长期指导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这一点，是绝不会以帝修反的意志为转移的。目前，尼泊尔、印度、不丹、孟加拉、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菲律宾、土耳其、原苏联地区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组织都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进行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旗帜。正如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所说：“毛泽东的思想将继续指导世界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不再升起。”②
（三）毛泽东思想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1945年毛泽东思想的确立，经历了28年。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七大，经历了24年。从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毛泽东同志逝世，又经历了31年。回顾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近现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历史产物。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出现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与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在这样几个前提条件下，最终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毛泽东去世后，有人一方面强调要“完整的准确的”掌握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又竭力割裂或篡改这个科学体系，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固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妄图改变其理论基础，抽去其革命的灵魂，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对资产阶级无害的偶像。
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却竭力否定党内存在路线斗争，然而，路线斗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早在延安时期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对此前我们党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了总结。到毛泽东同志逝世前，我们党先后发生十次路线斗争。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随后，毛泽东分别介绍了我们党同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历史。
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有无产阶级政党内的路线斗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否定不了的。
（四）毛泽东思想创立者的贡献不能均摊到修正主义者身上。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一个奇怪的观点，似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央领导层成员无论正确与错误，无论有无贡献，都人人有份。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有一条被某些党建专家视为“创新”之处，即“决议”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有学者把这个提法与七大的提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相比较，于是就认为这是一个“创新”，并对这一“创新”解读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都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③所谓“集体智慧的结晶”与“许多卓越领导人……的贡献”的本意原来如此！说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有贡献，无可厚非，说刘少奇、邓小平有贡献就说不过去。试问，作为第九次错误路线的头号和二号人物，他们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建国后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贡献”在哪里？是在“贡献”还是在破坏？将这样一些根本反对毛泽东思想，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也当作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贡献的人，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与那些要分摊“贡献”的修正主义者比较起来，毛泽东同志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所表现的谦虚、谨慎和科学的态度，是令人信服和钦佩的。1960年底，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政治工作的决议时，将“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改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④这里，毛泽东突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突出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突出了“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样三个基本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的阐述才是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奴隶们而不是英雄创造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是人民群众，是一切财富的生产者。那些要争当毛泽东思想创立者身份的人与毛泽东相比之下，是何等地渺小。毛泽东一生的贡献有如日月之辉，但他自己却一再拒绝人们对他歌功颂德。他曾多次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不同意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他说“讨嫌”，陈伯达说他是“天才”，他反对。1966年他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自谦地称“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一直把自己摆在人民群众之中，人民喊他万岁，他喊人民万岁。那些“高贵者”看不起工人农民，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了避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他主张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有群众代表，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党的九大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一大批优秀群众代表走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例如他们中的佼佼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劳动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与陕西省西北国棉一厂女工、劳动模范吴桂贤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辽宁省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劳动模范李素文当上了中央委员和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毛泽东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心连心。1975年夏河南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他听到这个消息，泪流满面，极为伤感。唐山发生大地震，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他嚎啕大哭。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毛泽东是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人，是一个真正品德高尚的人，他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他的一生始终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为了中国革命，他的一家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宝贵生命，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这就是真实的毛泽东，人民的好领袖。
毛泽东去世后，修正主义攻击他是“个人崇拜”、“封建独裁”，而在劳动人民的心中，他永远是人民的代表，是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真正喜欢“个人崇拜”和“封建独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学无术、无功受禄，专靠欺骗过日子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们。
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⑥列宁说：“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障。”⑦毛泽东1965年1月3日，针对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而指出：“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⑧毛泽东同志就是时代造就出来伟大和优秀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时代造就出来的革命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特别要重视、维护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地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有一丝一毫地动摇。
二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不容篡改
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惯用的手法。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利用实事求是这个口号，歪曲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行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
1978年以后，邓小平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⑩；在邓小平主持下十一届六中全会那个“决议”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邓小平如此强调实事求是，并非真要实事求是，而是把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口号，妄图阉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以他的修正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而代之。
“实事求是”这句古语，最早出自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对“实事求是”这句古语进行了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它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内容。毛泽东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⑾ 为了反对和纠正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等错误思想、作风和学风，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多次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引用实事求是这个典故。例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⑿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⒀。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⒁毛泽东说：实事求是，“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⒂在《学习和时局》一文指出：“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⒃
我们从毛泽东以上的论述中，对照邓小平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目的不同和本质区别。
第一，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但不能说就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体系的全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体系，代表作有《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新民主主义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毛泽东主要贡献是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基本的核心的规律，并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体系等。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毛泽东主要贡献是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以及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
邓小平把实事求这个观点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精髓”、“基本点”和“主要方面”，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中从没有这样提出过。
何谓“精髓”？《词典》解释，是指事物中最为精粹的部分；何谓“基础”？《词典》解释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何谓“基本点”？《词典》没有“基本点”这个词，但对“基本”的解释是根本或大体上；对“基点”的解释是基础，这就是说，“基本点”无非是一事物中根本或基础，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常识来看，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问题，大致有这样三种表述。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两大贡献。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依据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论和最终归宿。这三个组成部分紧密联系，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构成同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体系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个科学体系。三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观点是列宁提出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毛泽东在使用实事求是这个古语时反复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强调“战斗的科学态度”，目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邓小平在实事求是这口号的“包装”下，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定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
第二，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辨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⒄而邓小平恰恰是丢掉了这两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⒅而邓小平则是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解放前他就拚命鼓吹“阶级团结”，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政策，作为敌后根据地“民主建设”的中心环节。1949年建国前夕他就叫嚷，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变成‘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公然声称“不宣传阶级斗争，就是马列主义。”⒆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用“多纲论”，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这个理论基础，因此他受到毛泽东和全党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⒇毛泽东逝世后他又迫不及待地否定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充分暴露了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唯心史观，反对唯物史观的丑恶嘴脸。邓小平就是列宁所批判的那种“千方百计地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的修正主义者(21)。
第三、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就是把真理跟实践中有用的、有利的东西混同起来，而实用主义更是信奉“有用即真理”、“成功就证明手段合理”的信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实用主义的“有用”，不是对无产阶级“有用”，而是对资产阶级“有用”。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一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的种种拙劣表现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他那里，宗教观念和剥削阶级的一切反动意图都是真理，因为他们是替剥削阶级“效劳”的。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在对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上，是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实践是客观真理标准的学说根本对立的。在他的实用主义那里，真理跟投机商人所理解的效用和利益是划等号的，因此，真理就成了迎合反动思想和反动政治而恣意妄为和任意进行捏造的工具。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借用毛泽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在他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真理的实践标准在他的解释和利用下就变成了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做辩护的手段，变为他反毛、非毛的武器，变为麻痹群众、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哲学方面，他鼓吹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不可知论”、“猫论”、“摸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把经济摆到第一位，把政治放到第二位，这就违背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22）他鼓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代替“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23）他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修正“劳动价值论”。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抹煞和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主张“阶级调和”和阶级投降。甚至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4）他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论断。他提出“市场经济论”，“不问姓社姓资论”，“一部分人先富论”等修正主义的谬论为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他鼓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论”，反对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论”；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投降主义。
凡此种种，都说明，邓小平说的是实事求是，干的实用主义。毛泽东生前就看穿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尖锐地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25）
第四，如前所说，邓小平打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26）的旗号，阉割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邓小平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一方面是为自己翻案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是破坏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他把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通通打成所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这是他修正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世界观的又一大暴露。
前几年，学术界有人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发展和飞跃，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第二次发展和飞跃，而完成第二次发展和飞跃的是邓小平理论。这个认识，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是非常荒谬的。当然，学术界有人的这种认识，是受邓小平和“决议”影响的，因为邓小平和“决议”就认为1957年以后，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思想不再发展了。那个反毛急先锋李锐不是攻击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吗？看来，这种“一次飞跃论”的源头在上边，是上下呼应。
但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从形成到发展，不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飞跃，而是三次发展和飞跃。第一次发展和飞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无需详论。第二次发展和飞跃，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即建国后的7年。这个时期，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任务。第三次发展和飞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到毛泽东逝世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是这次发展和飞跃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回答了如何加强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反修防修，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国内外重大问题。这三次发展和飞跃，是对马列主义的重要发展，无论对我国革命还是世界各国的革命，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至于有人说邓小平理论“完成了第二次发展和飞跃”，完全是无稽之谈。
列宁指出：“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了。”列宁号召马克思主义者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27）以上所述就是列宁所说的这种性质的斗争。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扼杀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创立的这个反修防修的革命理论在他逝世之后，遭到修正主义的扼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同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一步攻击和否定。
“决议”说：“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决议”说：“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决议”说：“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决议”说：“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确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决议”说：“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
“决议”说：“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
显然，邓小平和他主持下的那个“决议”对毛泽东同志这个继续革命理论是横竖看不顺眼，而且是恨之入骨的。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承认我们党内存在修正主义，不承认整个过渡时期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向革命的人们提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究竟是错误还是正确？是应该否定还是应该肯定？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无需我们多费笔墨和口舌，只要重温一下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两篇文章，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涵，再对照一下当今中国的现实，就一清二楚了。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出来，是1963年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文中。概括为十五条基本内容。前边写了这样一段说明性的话：“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这十五条一共有2900多字。摘其要点是：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这一理论第二次比较系统的提出，是1967年，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概括为六条。毛泽东同志在这篇社论的稿子上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28）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笔者把这六条全文抄录如下：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找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文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团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这两个版本就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而言是一致的，并且两个版本都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不同之处是，第一个版本问世时，我国还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第二个版本发表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二年，所以充实了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例如第一个版本没有提到，而第二个版本提到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夺权”斗争等问题。所以，比较起来，第二个版本更为集中、全面和完整。第二个版本在列出六条之后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一种说法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是毛泽东的思想，而是林彪、“四人帮”的概括，是林彪、“四人帮”的观点，以此来否定毛泽东这一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伟大理论。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如上所述，对这个理论的提出和概括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同意后签发的，并且在此前经毛泽东主持起草和审改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与此后经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也都清清楚楚地阐述与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怎么能说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林彪、“四人帮”概括的观点呢？
其实，毛泽东这一伟大理论的形成并不是有人所认定的始于文革。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理论的形成和贡献，进行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提法，并把这一套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作为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并且也是他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命题与论断。艾思奇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新理论的提出，可以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已经比较系统地形成了。艾思奇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可以比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29）
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们极力否定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继续革命理论的革命对象！他们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沛公”就是社会主义。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今天中国的现实，苏联的现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都证明，毛泽东创立的这个理论是何等的及时，何等的正确，又何等重要的远见卓识！我们相信，无论中国和世界阶级斗争风云怎么变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将永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战斗号角、斗争武器和胜利保证。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一次伟大实践。因此，我们论述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不谈这个伟大理论，也不能不谈这个伟大实践。
从1966年8月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距今已经整整45年；从1976年“十•六”这个标志文革结束的政变事件算起，也已整整35年。几十年来，围绕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一直争论不休、斗争不止。
毛泽东逝世后，他的尸骨未寒，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就发动政变，把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名重要成员镇压了，接着掀起翻案风，先是为刘邓路线翻案，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翻案，把邓小平扶上台。随后，由邓小平主持在1981年6月搞了个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清算和彻底否定。（一）“决议”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二）“决议”说：“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三）“决议”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四）“决议”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五）“决议”说：“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六）“决议”说：“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七）“决议”说：“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总之，这个“决议”攻击、污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核心和重点是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和否定文革。
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说：“他（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的‘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在他的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30）
邓小平这个人除了搞修正主义，搞分裂以外，也是搞阴谋诡计、耍两面派的能手。文革期间他对文革是怎样评价的呢？他说：“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31）“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的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32） “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33）当年如此信誓旦旦地肯定文革的人，在毛泽东去世后，马上翻脸不认账。“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34）毛泽东把他看透了。邓小平翻案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的，毛泽东在世时，他就是刘邓路线的二号人物，毛泽东对邓小平一批二看三挽救，但他在文革后期复出后，旧病复发，搞了个“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千方百计地搞翻案，其结果必然是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去世后他重新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继续推行没有刘少奇的刘邓路线。他打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旗号，“复旧国，继绝世，举逸民”，为修正主义翻案，为走资派和叛徒翻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为帝国主义翻案。从推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摸着石头过河”，到不问姓社姓资，大搞私有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正如毛泽东说过的“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35）邓小平的的确确是个死不改悔走资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决议”气壮如牛地否定存在一个与毛泽东革命路线对立的刘邓路线10年之后，刘少奇的家人站出来说话了。他们明确而具体地否定了“决议”的这个说法。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刘少奇做过多次著名的自我批评。经过这些年实践的检验，今天看来，那些检讨中例举的错误，几乎没有一桩能称为没有异议的错误。……甚至有功，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合作化问题’、‘三自一包’、‘反冒进’、‘党内走资派问题’等等。这些年，我们还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走向成功。”刘源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刘源坚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他说：现在“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36）刘源的这些直言不讳的话。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正确分析建国后的两条路线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
看来，修正主义还没有被“钉在棺材里，埋在坟墓里”，它还在散发着臭气，还在毒害着人们。
2011年10月6日，是所谓“粉碎四人帮”35周年。那些走资派的后代和当今反毛反共势力集聚到一起，开了一个所谓“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有200多人参加。对这个会议的报道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发表在反毛刊物《炎黄春秋》上的“座谈会发言摘要”，另一个是发表在境外反动网站《新世纪》上的“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根据这两篇报道，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五个。一是肯定“粉碎四人帮”的所谓“历史功绩”，是“从根本上摧毁了‘文革’政治路线”。二是肯定“粉碎‘四人帮’”是“第二次解放”，是“中国历史过程的新起点，新纪元”，是“伟大历史转折”，是“终结前一段历史时期的标志，也是开启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三是吹捧“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没有“粉碎四人帮”，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是担心，认为“对否定文革这件事情在当前大陆还是挺困难的”，“国内毛派提出的要回到文革时代，要用搞文革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等。所以，会议提出“必须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五是提出要继续“否定四人帮”，继续“否定毛泽东”。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出，“粉碎四人帮”就是“否定毛泽东”，“因为毕竟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她一贯以执行毛泽东的指令为最高指令”。
看了这两篇报道，人们不能不联想到毛泽东同志1976年6月5日，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的那次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37）
笔者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应该是毛泽东针对特定范围的人群而讲的。就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这个大范围来说，拥护文革的，绝对是多数；反对文革的，绝对是少数。至于在修正主义、走资派、汉奸走狗、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以及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派等范围内，的确是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2011年10月6日的这个纪念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之所以在35年后还存在如此仇恨文革的情况，那是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战场，一场你死我活地较量。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的很明确，文革的目的就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革的主力军和依靠的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还有“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文革运用的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利用“四大”，开展大民主。文革后期，毛泽东说“走资派还在走”。（38）
我们注意到，在围绕文革这件事的争论和斗争中，那些反对文革的人并不完全都是反毛的敌对势力，也有人民内部的糊涂认识问题，即使是时下号称左派的一些人，也有缺乏正确认识的，没有转过弯的。最近几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走资派遍地有”和“跑步走”的严酷现实，越来越多的同志已经猛醒过来。即使像王震那样曾经跟着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走了一段弯路的人，在他逝世前也感觉到世道不对了，据传他向后人留下三句话。一句是：“我对不起毛主席。”一句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一句是：“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到了。”
这些年，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国际友人对文革的许多客观而正确的评价，他们甚至比我们中国的一些同志看得还清楚。例如，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在他1985年秋所写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用六章的篇幅阐述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和后果的争论在未来的很多年中还将继续进行，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够写出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完整历史。”很显然，这位友人是针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而婉转说出这番话的。针对有人污蔑文革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说法，他在书中引用了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介绍的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成就：“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其中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
再例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韩丁198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深翻》的书，这是他另一本书《翻身》的续篇。这两本书都是以山西省长治市张庄的集体化道路为背景的。他在书中大声讴歌了张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壮举和辉煌成就，他在1993年6月为《深翻》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气愤地批判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合作化运动的种种诬蔑和攻击的行为，也谈到了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他写道：“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化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说法。”作者在讲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时说：“这两种具有强烈分歧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是否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多了。我认为毛是对的。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前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争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继续写道：“到了改革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是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他说：“如果我有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作作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辨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这位美国学者通过他在中国基层的亲身经历和观察，以极朴素的语言和深刻的感悟已经回答了“决议”所提出的几个重大原则和是非问题，深刻地指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那些对文革，对所谓“四人帮”，仍有这样那样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这一步，一切真正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外同志，再不能随便跟着错误潮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文化大革命了，再不要人云亦云地把文革妖魔化了。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文革的同时，如同评价“巴黎公社”那样，也应看到存在这样那样一些不足或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39）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两条“错误”应该是带引号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的、辩证的、正确的。这些不足与文革的主流和成绩相比，毕竟是支流，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大革命，哪能没有一些瑕疵呢？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我们坚信，不管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怎么咒骂、厌恶、仇恨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同“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样，是永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将更加显示出它那耀眼夺目的光辉。
五、继续革命理论与反对修正主义
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目的所在。我们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修正主义的鼻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派首领之一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以最完整的形式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他企图用康德的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攻击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仇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攻击暴力革命。他编造了一套“阶级合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提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机会主义口号。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最显著特征是他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盖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普遍真理，也即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他公开跳出来修正、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了封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反对了青年黑格尔派、蒲普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之流，战胜了工人运动中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这个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继续向社会主义进军达12年之久。1889年，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二国际，工人运动又得到了广阔的发展。1895年，在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年，伯恩施坦开始发表文章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由此，一百多年来，修正主义像是瘟疫一样，在无产阶级政党中传播开来。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瘟疫又一次大规模地泛滥起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无论是国外的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是国内的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不断出现的新老修正主义，都是一脉相承地继承了伯恩施坦的衣钵，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的革命中极为危险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40）恩格斯逝世后，列宁创立并领导了第三国际，他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先后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做什么？》《国家与革命》等几部光辉著作，彻底揭穿了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经过长期的、艰巨的、尖锐的斗争，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些根本问题上，彻底粉碎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接过列宁的旗帜，继续反对修正主义，战胜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世界人民一起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先后有13个国家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59年古巴、1975年柬埔寨、老挝也先后取得胜利。此时社会主义国家曾达16个）。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打破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和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同志并且成功地领导苏联人民把苏联建设成为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强国。（41）遗憾的是，斯大林在苏联完成农业集体化之后，错误地宣称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没有了，从而使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停滞下来，走了一段弯路，虽然他后来觉察到了，做了纠正，但还是在一段时间里，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尽管如此，在斯大林逝世后，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全面否定斯大林，把斯大林妖魔化之时，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严肃地批判了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错误做法，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积极维护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篡夺苏共领导权之后，迅速掀起新的“修正”马列主义的恶浪，造成了由赫鲁晓夫开始，继而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直到戈尔巴乔夫，把好端端的一个列宁创建的党，一个经济、军事实力可与美帝国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大国，竟轻而易举地被这帮叛徒出卖了，搞垮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红旗最终落地了。教训是多么深刻而沉痛呵！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跟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进行了坚决有力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产生了“两论”、“九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批判修正主义的经典文献，严重打击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气焰，导致赫鲁晓夫下台。
这场斗争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十年论战，以及紧接其后的我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长达20年之久。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争取我们当前与今后继续革命和反修斗争，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主要观点有：
（一）修正主义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42）
（二）修正主义两个根源。“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43）“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44）
（三）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45）“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46）“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47）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48）“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49）“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50）“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51）
（四）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2）“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53）
（五）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没有调和余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54）“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55）“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56）“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57）
（六）要把被修正主义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58）“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59）
（七）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60）“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61）“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62）
（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63）“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是辨证地，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64)“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65)“无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66)
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这些重要论述，联系十月革命后的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被党内叛徒出卖；联系二十世纪末十几个原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一个地被修正主义和叛徒搞垮；联系我国的修正主义在毛泽东逝世后否定与苏修的十年论战、否定毛泽东领导我们进行的长达几十年的反修防修的激烈斗争、推行修正主义的“特色理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争决不是派别之争，更不是枝节问题之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它是关系到我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命运的重大原则之争，因此，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一切不愿意当奴隶的革命人民，切切要记住这个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真理。
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领导我们党战胜了历次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就是说，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方面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打了两场大胜仗。第一仗用了28年时间，第二仗用了27年时间。我们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都是围绕这两仗进行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斗争时间最长，也最激烈，虽然通过十年文革，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但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双方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以致出现今天的这样的局面。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这场斗争，是建国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支配下，中国由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走到今天资本主义的复辟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的确如他们所鼓吹的所谓“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所谓“实现了历史的转折”。
一是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中国的修正主义完全继承了伯恩施坦、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2001年那个“七一”讲话，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先锋队”变成“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提法与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党”已别无二致。30多年来，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并迅速壮大起来，而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很大一部分就在党内。据调查，每百个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1993年为13.1%，1995年为17.1%，1999年为18.1%，2000年为19.9%，2001年为29.9%！在这29.9%的资本家党员中，由党员变资本家的占78.6%，由资本家变党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党的十六大，公然修改党章，允许不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使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进一步上升，2005年达到到33.9%。（67）
资本家不仅可以当共产党员，而且可以当各级的党代表，最近又传出，中国首富、腰缠93亿美元资产的大资本家梁稳根不仅入了党，当选为十七大代表，而且还酝酿在十八大当中委或候补中委。这在国际共运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奇闻。
号称“曹破产”的曹思源在十五大后曾著文说，他通过“十五大报告”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将改名中国社会民主党。”10年过去了，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改名，但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这个党与社会民主党已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已经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性”为资产阶级的党了。
党的性质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政权的性质。1月23日，我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接受BBC电视台时事节目的专访时，毫不隐晦地说，中国是非共产党国家。（68）改革开放以来，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均被剥夺，国家的主人已经变为资本的奴隶，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二是在指导思想上用“特色理论”取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有文章称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十五大之后，在党的指导思想里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人称其为“世纪宣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十七大又加上了“科学发展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明目张胆地排除在指导思想之外了。
三是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当前中国私有化程度已经很高了，私有经济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更高。尽管目前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也已不是全民所有制意义上真正的公有制企业了，但是，修正主义和走资派还是不放过，还在“攻坚”。看来，他们不把这最后一部分“国有企业”彻底搞光，是不会罢休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私有化大概走过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农村改革，起步于“包产到户”，继而解散人民公社，进而“土地流转”。目前除了个别村庄如南街村、周家庄等仍在坚持集体所有制之外，农村经济总体上已经私有化了。第二阶段进入工商业领域，实行个人承包制，毁掉了一大批国有和集体企业。第三阶段以“抓大放小”为名，首先把国有中小企业私有化了（资产总额在4亿元以下的被称为中小企业）。以半卖半送或假卖真送的形式纷纷落入私人手中。第四阶段，从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以来，特别是从2001年以来，以所谓适应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和反对国有大型企业“垄断”为名，打响了对这类大企业的攻坚战，并利用西方跨国公司参股、并购，引进西方资本来肢解消化这些国有大型企业，实现这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据统计，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1978年占80.8%，到2000年这个比例已经降到25.5%，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12.5%。（69）这个比例远低于新中国初建时1949年国有工业占26.2%的比例。这说明，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另据媒体报道，世界500强中有400强已在我国大陆投资，我国引进外资已占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形成控制和遏制之势。有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累计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资）已达8500亿美元，三资企业已占我国工业总资产和产值的1/3以上，其工业产值占全国的30%，出口额占55.3%。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GDP的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的40%。我国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大批被挤垮，国内市场和要害企业大量让外资占领。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70）此外，我国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中的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债券和投放到美国，伴随美元的贬值和美国强压人民币升值，致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缩水，损失巨大。对此，凡是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忧心忡忡。老革命家、原化工部长秦仲达同志最近愤怒地指出：“三十年来，私有化比例，外资已占60%，独立自主的经济格局已被葬送。”中国已经是“殖民地经济” (71)
私有制企业必然实行按资分配，导致我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7，名列世界各国前茅。一方面产生了一大批富翁。据2011年9月8日中新网新公布的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400个大陆富豪的财富达到4,590亿美元。其中146人的净资产达到10亿美元。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越来越贫困化，以至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这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人民群众喘不过气来。被逼无奈，许多工人农民群众用上访、罢工、等方式来抗争。据媒体披露，人民群众的集体反抗事件每年数以十万计，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
四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化。为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调动一切舆论工具贬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把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光辉业绩说得一团漆黑。他们认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好，人民公社不如分田单干好，按劳分配不如按资分配好，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好。他们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白旗反红旗和打着灰旗反红旗的各种策略和手法，诱导人们“淡化政治”、“告别革命”、“远离崇高”，以及人本主义、改良主义、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人性论、和谐经、封建迷信等封资修的意识形态一齐跑出来，招摇过市，大行其道，妄图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彻底瓦解人们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更为荒诞不经的是，早就被五四运动打倒的孔老二也被他们抬出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和投降帝国主义效劳。
由于私有化的推行和封资修的意识形态泛滥，导致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严重恶化。新中国建国后，在毛泽东时代已基本绝迹的贪污腐化、卖淫嫖娼、赌博诈骗、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又在社会上出现并呈泛滥趋势。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和社会信仰严重滑坡，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横行，爆炸、杀人、绑架、投毒、拐卖妇女儿童等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盗窃、抢劫等多发性案件居高不下，在某些方面的社会问题甚至比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
五是在对外关系上的投降主义路线。改革开放以来，修正主义先后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与美国搞好关系”，“韬光养晦”，“合作共赢”，“战略伙伴”，“同舟共济”，“携手共进”。特别是美帝在“9•11”事件以后连续发动的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侵略战争，我国当局没有站在被侵略国家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扮演了一个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身份极不相称、很不光彩的角色，成为世界舆论的笑柄。旅美华人学者廖子光最近在《恢复中国历史性大国地位的战略》一文中批评我国某些当权者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跑：“我们中国革命就是反对美国主导的这个系统的，现在我们发展好一点，为什么要加入美帝的系统，当它的小助手？”“为什么要去帮美国火中取栗？”“关键是发展路线是否正确。”“关键是这个强大的领导是用来干好事还是坏事。”（72）老革命家秦仲达也指出：“软弱无能不敢说硬话的外交，处处受人欺压”；“背叛国际主义，助帝为虐，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好朋友。”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真是可耻！”(73)
同志们，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依然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虽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毛泽东同志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人民要革命，历史要前进，这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
在国内，修正主义的日子很不好过。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修正主义企图以局部改良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稳定，是很难如愿以偿的。一个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恢复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恢复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专政，恢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的呼唤，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
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也是不好过。虽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还在恃强凌弱，为非作歹，横行霸道，但它们已经是日薄西山，走向衰落和最终灭亡。“9•11”事件，侵略战争，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人民群众的反抗大潮，已经造成帝国主义元气大伤，并且在世界人民面前空前孤立。特别是“占领”运动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1000多个城市的蔓延，如星火燎原，标志着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觉醒，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剥削压迫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严冬过后是春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必将普照大地。
同志们，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革命，奋勇前进！
（2011年12月25日完稿，2012年1月26日修订。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李成瑞、吴秉元、谭乃彰、王子恺、刘日新等同志的帮助）
注 释：
（1） 《列宁选集》第1卷第328页
（2） 百度：《世界各国人士对毛泽东的评价》
（3） 北语课程论坛：《关于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感想》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第384页
（5）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第23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50页
（7） 《列宁全集》第30卷402页
（8） 1965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19） 1976年3月人民日报《必须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动哲学思想》
（20）（25）中共中央印发的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
（21）《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206页
（22）《列宁选集》中文第３版第４卷第407页。
（23）《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24）《邓选》3卷111页）。
（26）（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27）《列宁选集》第2卷第281—282页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31页
（29） 引自吴秉元：《艾思奇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阶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347页
（31）1966年10月26日的《检讨》
（32）1968年《我的自述》
（33）1972年8月2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3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35）《毛泽东1971年“南巡谈话”》
（36）王光美、刘源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200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7）《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
（38）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8页（“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引用别人的话）
（4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3页
（41）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80诞辰之际在英国下院发表的演说
（4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
（43）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05页
（45）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46）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47）自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48）1976年第7期《红旗》杂志
（49）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50）《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1）1965年9月《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52）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53）《在工业十条讨论会上的讲话》
（5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4页
（5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
（56）《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57）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58）196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
（59）1967年第2期《红旗》杂志
（60）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61）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62）《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7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63）《致江青同志的信》，197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64） 1956年9月的一次谈话）
（65） 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66） 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67） 引自《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2月26日、李成瑞：《大变化》第22—23页
（68）参考网2012年01月25日
（69）《中国统计年鉴——2010》第507页
（70） 2009-10-25 21:53:2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71） 2012.1.1东方红网《为坚决恢复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奋斗》
（72） 2011年12期《国外理论动态》
（73） 2012.1.1东方红网《为坚决恢复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奋斗》
（责任编辑：长缨在手）
东方红网2012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