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周年表
附一、探讨与商榷（二）1
二、进一步用金文历日印证西周年表
夏含夷先生在他的著作《古史异观》中有《西周朝代的绝对年代》【14】(P131-190)一文,文中提供了五十五件青铜器的年、月、月相、日干支数据,文中和注释中有部分青铜器之间相关的内在联系材料。白光琦先生在《先秦年代探略》书中有《西周年代讨论》【17】（P48-73)一文，也提供六十余件青铜器的材料和部份分类材料。因此，据两书所提供的材料，并结合少数其它材料，对依据今本《竹书纪年》所得的西周年表进行进一步的印证。
在西周青铜器中，凡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要素俱全者，共约60余件。
只是不知道这60余件青铜器是否真全是西周时期的，以及是否都是各王在位年代，需要验证。因此，在利用青铜器铭文中的年、月、月相、日干支数能满足的所有年代数据，来验证西周年表时，将年代数据延长到公元前481年。
由于周王室用的历法一月包含冬至日，又由于周代历法并不准确，常有失（早）闰发生，可能公元前1009年12月29日二月朔是为失闰造成，总归由失（早）闰造成提前（推后）一个月进入下一年的还是少数。因此，大多数数据还是用子正为准，只有根据相关的几件青铜器对应需要，才用亥正或丑正，表现为周历提前一月或推后一月。
由于是二手材料，大多是象小盂鼎的年、月、月相、日干支表示为25/8/C/21，没有青铜器的铭文，只能照搬这种简约代号(A为初吉，B为既生霸，C为既望，D为既死霸)。
日干支号用1—60。
各王年龄经验证均为虚岁，即出生那年就一岁。
对应青铜器铭文的年代，有的会有多个年代数据，在认为是主要数据下加一横线标示。
1、小盂鼎被认为是康王时期的标准器，康王在位年代为公元前1007年至公元前982年。若小盂鼎的铭文为：“惟廿又五年八月既望甲申”，有：
25/8/C/21:前1020.7.22，八、十七；前803.7.23，八、十七；前746.7.24，八、十七与康王在位年数不合。
张闻玉先生认为小盂鼎的铭文为：“惟王卅又五祀，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18】(P114)辰：日月之会。辰为朔日，辰为当时历法的初一。康王在位只二十六年，那么记的是康王的年龄，在康王在位的二十六年中有：
35/8/辰/21:前1007.7.14，八、二；前997.7.21，八、-1。
历日证明无论小盂鼎铭文是廿五年还是卅五年，从同一起点年公元前1031年来说都符合。
由于伊簋按各王在位：27/1/C/24:在位年数全无。
若伊簋记录的是康王的年龄有：27/1/C/24:前1005.1.8，一、十四；较合记录。
证明小盂鼎确为康王时的器物，证明康王生于公元前1031年，康王接位时二十四岁，陟时五十岁。
伊簋合乎康王的年龄应该是个巧合。
《书经·召诰》也作于公元前1031年，应该是成王王后第一次怀孕时成王派召公作一系列祈祷政治活动所发公告，所以文中有：“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这年康王出生。
新见 公簋铭曰：“ 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昜（文献作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17】（P64）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
公簋铭中的“唯王廿又八祀”应该用的是康王的年龄，公簋铭文证明，在康王二十八岁那年，康王在位四年时，“王命昜伯侯于晋”，唐建宫室、筑城几年后，于康王九年才“唐迁于晋”。
2、至于鲜簋，按鲜簋的形制、纹饰尚有西周早期遗风，其铭文有“惟王卅又四祀，惟五月既望戊午，王在京，禘于昭王。”应为昭王以后的器物。由只禘祭昭王来说，应该是穆王所为才合适。既然按各王在位年代历日均不合，那么自然用的是穆王的年龄，从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薇。…丧六师于汉，王陟。”的公元前963年到穆王在位的前三十年中。合适历日记录的有：
鲜 簋 34/5/C/55:前963.4.28，五、二十；前953.5.5，五、十八；前943.5.13，五、十七；前938.4.17，五、十五。
由只禘祭昭王，而没有关联上文、武、成、康几王来说，不像是穆王在位几年以后的祭祀，而只应该是昭王“…丧六师于汉，王陟”后作的禘祭。当时穆王刚登上王位，还未开始纪年，所以用穆王的年龄记事。
那么证明穆王生于公元前996年，公元前963年三十四岁时接位，公元前908年陟，享年八十九岁。
《史记·周本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鲜簋证明穆王元年时三十五岁。
《书经·毕命》也作于公元前996年，应该是康王命毕作第三任治理成周大臣的活动同时，因穆王在这时已出生而为他祈福，所以有“予小子永膺多福”。
与鲜簋同时还有两件青铜器，刺鼎铭：“唯五月，王在□，辰在丁卯，王啻，用牡于太室，啻邵王。”吕方鼎：“唯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 邵大室。”辰为朔日有：
刺 鼎 /5/辰/4: 前963.5.7,六、-1。
吕方鼎 /5/辰/58: 前962.4.27,五、一。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
鲜簋、刺鼎、吕方鼎证明昭王陟后到穆王元年六月才下葬。
静方鼎也证明昭王葬后，南征荆楚的行动结束，静才回来复命。
庚嬴鼎与庚嬴卣是同一人的器物，时期应该相近。庚嬴鼎，郭沫若原定康王，唐蘭定在穆王时。
庚嬴鼎22/4/C/46：前698.4.8，四、二十；前523.3.20，四、十四；前941.4.23，五、十九；前874.3.3，三、十七。
庚嬴卣 /10/辰/26: 前1003.8.27，十、一；前993.9.3，十、-2；前972.9.13，，十、二；前936.9.4，十、-1。
历日说明它们为穆王时期的器物。
3、1975年发现于陕西董家村一个有三十七件青铜器的窖穴中，有裘卫所铸的四件铜器，均有完整的历日，其中一件五祀裘卫鼎提到了共王的名字（利簋铭文“武王征商…”就是生称王号，与之类似），有两器上的时间同它一致，只是裘卫簋上“二十七年”的时间与另三器年历不符，说明它当属另一王世，并比那三器时间要早。
裘卫盉 3/3/B/39:前905.2.7，三、九；前859.2.5，三.六；前610.2.18，三、十二；前517.2.10，三、十四。
裘卫鼎Ⅰ5/1/A/47:前904.12.6，一、-2；前647.1.11，一、十五；前609.12.17，一、二；前541.12.20，一、七；前516.12.9，一、二。
裘卫鼎Ⅱ 9/1/D/17:前537.12.29，一、廿九；前900.12.15，十三、廿二。
裘卫簋 27/3/B/35:前625.3.4，三、十二；前936.1.16，二、七。
得裘卫簋为穆王二十七年的器物，裘卫盉、裘卫鼎Ⅰ、Ⅱ 均为共王时的器物。
询簋铭中，询被益伯所右，此人也出现在永盂和休盘的铭文中，而在师询簋铭中，询被荣所右，可能和裘卫盉、永盂中的荣伯是同一个人，那么师询簋与询簋、休盘、裘卫盉一样，也应该在共王时期。
师询簋 1/2/C/27:前907.2.5，二、十六；前870.1.22，二、二十；前571.1.12，二、十六；前519.2.8，二、十九。
证明师询簋的确是共王元年的器物。
共王时还有一件标准器，十五年趞曹鼎，铭为：“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卢”。
士山盘也是共王时的器物，铭为：“惟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
而休盘其铭标记“二十年”（20/1/C/11)。
这三器按各王在位年代得为：
趞曹鼎 15/5/B/19:前948.5.3，五、十一；前705.4.17，五、十二。
士山盘 16/9/B/21:前556.8.15，九、十一。
休 盘 20/1/C/11:公元前481年以前建子建丑均无。
显得均不为共王时的器物。即证明它们记的不是共王在位年数。
既然趞曹鼎是共王时标准器，而共王在位只十二年，为公元前907年至公元前896年，在这十二年中能满足“五月既生霸壬午”的有：
前902.5.2，五、八；前901.4.26，五、十四；前897.4.5，五、七。
士山盘、休盘既是共王时的器物，而它的历日既不合裘卫盉、裘卫鼎的历日，又不合十五年趞曹鼎的历日，那么它们的历日只能记的是共王的年龄。经计算可得：
士山盘 16/9/B/21:前918.7.27，八、十；共王十六岁。
休 盘 20/1/C/11:前915.12.28，一、十八；共王二十岁。
趞曹鼎 15/5/B/19:前902.5.2，五、八；得起点年为公元前916年。
得出这一套历日，证明共王生于公元前933年，共王于公元前916年（穆王八十一岁时）就协助穆王执政，共王公元前908年接位，公元前907年开始记年，共王公元前896年陟时三十八岁。
师 鼎铭文：“惟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辰为朔日有：8/1/辰/4: 前901.12.7，一、三；前855.12.6，一、-1。
据其铭文“臣朕皇考穆王”证明师 鼎为共王八年的器物。
乖伯簋有历日九年九月甲寅【次年】二月己未，铭文中有益公，应为共王、懿王、孝王时期的器物，据计算只有：
乖伯簋： 9/9//51: 前899.9.15，九、廿九。10/2//56: 前898.1.18，二、六。
若二月己未为当年时有：前899.1.23，二、二。
历日证明乖伯簋为共王时期的器物。
用共王年龄作记录历日的还有一器：绛县横水西周墓出土的倗伯爯，原简报定为“穆王时期或略晚”，有学者认为为恭懿时期。铭曰：“隹廿又三年初吉戊戌，益公蔑倗伯爯历…”，据计算有：
倗伯爯簋 23//A/35: 前911.1.5，二、一；至公元前911.11.1，十二、五。双月适合。
为共王二十三岁时的器物。
4、韩巍在《 簋年代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说：“ 簋应为恭王时器”。【19】（P161）
簋的铭文：“唯廿又四年九月既望庚寅，王在周，格大室即位…”。
按各王在位年数合适的有：
簋 24/9/C/27:前830.8.20,九、十六；前628.9.8，九、二十。
与共王前后几王的在位年数不合，又与共王的年龄不合，那么只有可能用的是懿王的年龄，才显得与共王时期接近，有：簋 24/9/C/27:前892.7.16，八、十六；懿王二十四岁。
证明懿王出生于公元前915年，共王时年十九岁。
王臣簋载有益公作右者和内史年作史，大概可以定在懿王时代，有：
王臣簋2/3/A/27:前894.1.28，三、一；前852.2.16，三、六；前543.2.14，三、-1。
历日说明王臣簋是懿王二年的器物。
师遽簋盖应为懿王三年器物。
师遽簋盖 3/4/B/58:前851.3.14，四、十三；前717.3.30，四、十一；前542.3.12，四、七；前893.2.23，三、九。
历日也合。
5、太师虘簋记录了一次王室的册命，提到了师晨，而谏簋和师晨鼎铭文中有同一人物司马共，这三器似乎应在同一时期。壶与 盨为一个人所铸，盨铭文中被司马共所右，赏给的礼物清单由“史年”记录，似乎说明盨应和师晨鼎和谏簋在同一时期，壶也可能一样。
师晨鼎 3/3/A/11:前1005.2.24，三、一；前979.2.7，三、三；前694.2.11，三、七；前859.3.9，四、九。
谏 簋 5/3/A/27:前977.2.13，三、-1；前692.2.16，三、五；前677.1.29，三、二；前614.2.27，三、七；前857.3.14，四、七。
太师虘簋12/1/C/31:前970.1.11，一、十五。
盨 4/2/B/35:前904.1.28，二、十一；前858.1.27，二、九；前615.1.11，二、九；前516.1.31，二、十四。
壶 13/9/A/15:前969.8.17，九、八；前841.8.5，九、一。
是史墙之子，盨记初受册命，盨和十三年壶早于鼎和三年壶。史墙是共王时人，这些青铜器应该最早为共王时期。虽说从历日看像是在昭王时期，却不是。
而三年 壶和 鼎在懿王至宣王各王在位三年在同一年内能满足的只有：
鼎 3/4//7: 前859.3.5，四、五。
壶 3/9//54: 前859.8.19，九、廿五。
那么盨应该为共王四年的器物，而师晨鼎、谏簋为夷王时期的器物。而师晨鼎与鼎、三年壶同为夷王三年器物，日历一用建丑、一用建子，只能是有的诸侯、官员所用历法、置闰与周王室所用的不同所造成。
而十三年壶和太师虘簋本应和师晨鼎、谏簋同时期前后，但它们的历日在共王到夷王期间怎么都统一不起来，那么它们的历日用的不是各王在位的年数，又与共王、懿王的年龄不合，那么它们的历日用的是夷王的年龄，据计算得：
太师虘簋 12/1/C/31: 前888.12.26，一、十六；夷王十二岁。
壶 13/9/A/15: 前886.8.2，九、九；夷王十三岁。
证明夷王出生于公元前898年，懿王时年十八岁。
五年琱生簋、琱生尊、六年琱生簋，记载了召氏家族分仆庸土田的三次经过。由于宣王十一年师釐簋有宰琱生，宣王时《诗·江汉》有召伯虎，有人认为是宣王时的器物。《断代研究》“从器形和纹饰考察，它们不能晚至宣王时期，从双耳的鸟头造型，分解的兽面及铭文涉及的内容而论，宜定为西周中期器”。《铭文选》置於孝王五、六年。有：
五年琱生簋 5/1//26: 前867.12.31，一、十三。
六年琱生簋 6/4//1: 前865.3.30，四、廿五。
历日说明这三器确为孝王时期的器物。
夏含夷先生认为师酉为询的后辈，师酉鼎应为共王后的器物，有：
师酉鼎 4/9/A/24:前609.7.27，九、五；前568.8.21，九、五；前904.7.16，八、四；前867.8.31，十、九；前858.9.13，十、二。
那么师酉鼎可能为孝王四年的器物。
6、两件师兑簋的铭文开头部分似乎说明它们属于同一王世，铭文的历日却在同一王世不能统一起来，证明只能是在不同的两王之时。那么三年师兑簋铭文“余即令汝疋师”应是说王原说过要册命兑为疋师，这次重申了这个册命，说明三年师兑簋应早于一年师兑簋。
师釐簋铭文象两件师兑簋一样有师和父，同样师 簋也提到伯和父，据说师 簋是共和元年的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