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周年表
附一、探讨与商榷
一、古史研究有个“二重证据法”，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讲，其理想形态应该是各自独立来源的材料指向同一个事物。
《关于夏商周年表》用天文学推算的日食表数据，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书经·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书经·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利簋铭文“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等证据，来比较按几种研究所得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1020年之间的年代数据中按甲子日推算所得的各种武王伐纣历程的公历阴历日期表，证明只有公元前1050年的数据符合。
1、从概率说：2月4日为春季的概率为100%，2月10日为夏历正月初一概率约1/19（约19年一次），夏历正月初一为甲子日概率约1/60，辛卯年的概率1/60。照此说来，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武王伐纣决战取得胜利是唯一的结果。即使将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1011年所有年代按甲子日推得武王伐纣的历程日期表，也将只有公元前1050年的数据符合，甚至人类有史以来也只有这一个年代数据符合。
2、若说“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与“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矛盾，只不过是各记事者采用元年的角度不同而已。在纪年时，由于“西伯昌薨”于己卯年三月（夏历），武王发立，而己卯年算在文王纪年中，则武王纪年从第二年开始；而在记事时，例如幽王末纪总年数：“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己卯年又算在武王头上，从己卯到辛卯为十三年，所以《书经·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年数并未记错，与“十二年辛卯”并不矛盾。
3、若说“一月壬辰”与“甲子朝岁鼎”矛盾，只不过是周国的史官用周历，利簋铭文用的是夏历，殷商的王室、史官用夏历，其它诸侯国用的历法可能也不一样，这样武王伐殷时才会约定各国诸侯于公元前1050年2月4日那天会盟，以便过几天在夏历正月初一（2月10日）那天对商纣王作战。
4、若说“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与幽王末纪总年数：“武王灭殷，岁在庚寅……共二百八十一年”矛盾，同样“十二年辛卯”是周国史官用的周历所记，而“武王灭殷，岁在庚寅”则应该是史官们按自己内定的历法原则用夏历所记，即同样是公元前1050年1月10日至2月10日发生的事，按周历在辛卯年，按夏历则在庚寅年。在纪年中同样记有：帝辛（纣王）“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那么公元前1050年1月至公元前771年按公历算280年，而按夏历算则为281年。
5、关于利簋铭文中用“岁鼎”一词记日，“岁鼎”，顾名思义即为一岁之顶，每年只有一天为每年的一月一日。在这里不会是周历，而只能是夏历。只能是记正月初一那一天，一年只一天，而不会是记天象木星当头顶。在冬至前后2、3个月，木星在金牛座到狮子座之间时，夜间木星总有一个时刻在天顶附近，用“岁鼎”记2、3个月的日期中的任一天，没有意义。实际上只有用木星位置记年的而没有用木星位置记日的，所以才叫木星为岁星。
6、江林昌先生在《夏商周文明新探》一书中关于西周金文历谱研究方面重要青铜器的研究提到：
吴虎鼎、晋侯苏钟、膳夫山鼎、师虎簋、虎簋盖、鲜簋、静方鼎……等十来件青铜器，“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器上的铭文来进行判断年代工作。[7](P118-125)
主要介绍的是这七件，其它几件是辅助证明静方鼎判断年代的。在依据这七件青铜器铭文判断年代时，历法建正五件用的是建丑，二件用的是建子，是否有点太随意了。
武王伐纣时周王室用的周历一月包含冬至节气（属于建子），应该说周王室不会随意改变所用历法，顶多由于观测不准而误差一两天。冬至日与朔日碰在一起时偶尔出现失闰误差也将是少数，而不会出现那么多建丑。
“工程”依晋侯苏钟定厉王三十三年为公元前845年，若晋侯苏真是公元前845年陪厉王南巡，到他于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去世还有33年，完全有时间铸一套铸字的编钟。从他陪葬的编钟上陪王南巡的铭文是刻的就证明公元前845年这个数据不对。
“工程”依静方鼎说昭王十九年为公元前977年，依其它铜器说昭王十九年有十三月。其实公元前977年和公元前963年按周历均无十三月。而公元前990年12月28日庚子为冬至（相当于现在12月21日冬至）时，12月29日辛丑朔为周历二月，公元前989年11月19日丁卯朔为周历十三月，庚寅日为廿四，辛卯日为廿五。若作册析方尊、方彝、觥铭文“惟王十又九祀”与中方鼎（二）铭文“惟十又三月庚寅”、 尊卣铭文“惟十又三月辛卯”真是记同一王同一年的事的话，在西周时期，有公元前989年、按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表的康王十九年合适。
但是,由《文物》1998年第五期“静方鼎小考”一文中,张懋镕先生指出:“与静方鼎铭文的内涵最为贴近的有中方鼎与中甗,可资比较,其关联之处十分清楚。……静方鼎铭文有些部位模糊不清,根据中方鼎与中甗,可释出如下:唯十月甲子……”。[13]（P88）
据此说“中”与“静”均为南下安排行宫的负责人，不负责作战，只要作战行动结束，王就会进行赏赐。由静方鼎、中方鼎铭文判断：静方鼎为公元前962年7月11日周历穆王元年八月十六日获赏以后铸造；公元前962年有闰月，这年11月20日己丑朔为十三月初一，庚寅日为十三月初二，辛卯日为十三月初三，若此中方鼎与上文中方鼎〈二〉是同一器物的话，则证明中方鼎为穆王元年十三月以后铸造。
作册析觥铭文：“惟五月，王在斥，戊子，令作册析贶望土于相候，锡金锡臣，扬王休，惟王十又九祀……。”
若昭王十六年开始的南征荆楚，才开始周王室对荆楚地区的控制，那么由南征荆楚的战争时昭王在十九年四月前已陟，而南征行动直到穆王元年才结束来看，由按今本《竹书纪年》所得昭王十九年公元前963年，周历五月无戊子日来看，由穆王十九年公元前944年4月8日戊寅为周历五月初一，戊子为五月十一来看，证明作册析觥等青铜器可能为穆王十九年的器物。
这些青铜器的铭文经验证，数小的均为王在位年数，数大的则为王的年龄，更让用青铜器铭文求西周年代数据增加更多的变数。
从由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表，按周历有符合青铜器铭文内容的年代数据，而由青铜器铭文求西周年代数据有些像乱猜谜来看，不也证明依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表是正确的吗？！
7、关于《书经·召告》、《书经·毕命》、今本《竹书纪年》中历日的比照
《书经·召告》有“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说到：《书经·召告》的“二月既望”指成王七年二月十六日，乙未在二十一日，“丙午朏”为三月初三。成王七年即公元前1036年。
由“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得既望日为庚寅。
算得公元前1036年2月22日庚寅，依日食表为周历三月十七。看来工程专家组用的是建丑二月。
据《书经·召告》为成王在位的前几年建洛邑时所作，按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代数据，能满足的有：
成王四年，公元前1041年1月20日庚寅为周历二月十八，2月5日丙午为周历三月初五。
成王十四年，公元前1031年1月27日庚寅为周历二月十六，2月12日丙午为周历三月初三。
今本《竹书纪年》记成王五年“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十四年“冬，洛邑告成”，由《书经·召告》内容“社于新邑”来看《书经·召告》作于成王十四年（公元前1031年）。
《书经·毕命》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说：其时为公元前1009年康王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算得公元前1009年5月11日庚午为周历六月初五日，但不合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代数据。
按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各王在位年代数据，能满足的只有：
共王十二年，公元前896年5月18日庚午为周历六月初二。
而今本《竹书纪年》也记有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丰，锡毕公命”，与《书经·毕命》合拍。
但按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代，康王十二年为公元前996年，5月5日壬申为周历五月廿三。与今本《竹书纪年》该年记录不对，更与“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不对。
而由成王十四年公元前1031年“洛邑告成”至康王十二年公元前996年正好三十六年，符合《书经·毕命》“既历三纪”的记录。怎么回事？看来只能是日期记录错误，两个都错了。《书经·毕命》作于康王十二年，而不是共王十二年。
现将今本《竹书纪年》所有年、月、日记录进行验证:
帝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度孟津而还”。按夏历合公元前1051年元月10日为夏历十一月十八。
周成王“七年三月甲子”为公元前1038年2月7日，为周历三月初十。
周成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为公元前1008年3月2日，为周历四月初五（公元前1009年12月28日冬至，29日二月朔）。
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丰，锡毕公命”为公元前996年5月5日，为周历五月廿三。
康王“二十六秋九月己未，王陟”为公元前982年8月7日，为周历九月初三。
共王“九年春，正月丁亥”为公元前900年12月22日，按日食表算为朔前二日，当时历法应为周历正月初一。
幽王“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为公元前776年9月6日，为周历十月初一。这天有日食,日食表为BC 776 9 6 h 66 167，是不是证明这次日食在中国可见？
平王“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平王五十一年为公元前720年，这年2月22日己巳有日食，日食表为BC 720 2 22 t 16 -162, 证明这次日食在中国可见。但不是乙巳日而是己巳日，为周历三月初一，乙为己字之误。
平王“五十一年三月庚戌，王陟”为公元前720年4月4日，为周历四月十三。
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为公元前697年3月19日，为周历四月十一。
显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为公元前365年4月5日，为周历五月初七。
今本《竹书纪年》所有可确定年月日的记录全在这里，证明康王十二年记录特别不合适。除这个记录外，前面的记录证明西周时的历法均按周历（帝辛按夏历），而东周以后的记录用的历法（建丑）只能认为是按晋国历法作的记录。
而幽王六年、平王五十一年两次日食记录如果不是当时可见，就是当时可推算日食，二者必居其一。
既然是《书经·毕命》与今本《竹书纪年》康王十二年两个记录都错了，应该说有一个原始记录错了，另一个照抄才会造成两个都错。这样看来应该是今本《竹书纪年》首先记错了，将壬午日记成了壬申，《书经·毕命》照今本《竹书纪年》的记录整理出开头历日，才会两个都错。
那么今本《竹书纪年》康王十二年记录应该为“十二年夏六月壬午，王如丰，锡毕公命”。
而《书经·毕命》则应该为“惟十有二年六月，庚辰朏。越三日壬午，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
那么康王至于丰的日期为公元前996年5月15日壬午周历六月初四，庚辰朏为六月初二，证明朏为初二初三。
再由《书经·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越翼日乙丑，王崩。……”与今本《竹书纪年》记录成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符合。
成王三十七年四月乙丑为公元前1008年3月2日，为周历四月初五，甲子日为初四，证明月相词哉生魄的日期为初四以前。
《书经·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五年“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从成王五年算起“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为成王九年，“惟五月丁亥”为公元前1036年4月20日，为周历五月十五。
8、“《逸周书·小开解》篇载有‘三十五年正月丙寅’的月食记载，三十五年大概指周文王在位三十五年”。[14]（P136)
今本《竹书纪年》商文丁“十一年，王杀季历”周文王接位，为公元前1114年，周文王三十五年为公元前1079年。
据计算公元前1080年12月19日己亥周历正月十六日，确实有月全食发生，食甚时刻为北京时间18时43分，月食食分为1.603。
查《逸周书汇校集注》中小开解为：“惟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有学者说不为月食记录。只是严格按子正，文王三十五年正月无丙寅、丙子日，而文王三十五年正月正好有月食，也太巧合了点吧。
《逸周书》宝典解：“惟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曰：……
[集注]陈逢衡云：三祀，纣辛四十四年。”
武王三年为帝辛四十四年，为公元前1059年，这年3月21日丙辰为夏历二月初一。
《史记·齐太公世家》：“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是谓胡公…山…杀胡公而自立，是谓献公，…九年献公卒，子武公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立，…”
今本《竹书纪年》：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为公元前859年，说明烹哀公、立胡公、山杀胡公自立为献公、献公元年均为公元前859年。厉王“三年齐献公山薨”，再由“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也证明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53年。
《史记·陈杞世家》：“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子幽公宁立。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读这段文字，学者们一般都会象上面一样断句，似乎证明厉王奔彘时在位不止十二年。其实只要“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中间不断句，说的是慎公和夷王在同一年逝世，只是比夷王晚，已到厉王接位后，却未开始记年时（没说厉王几年）慎公卒，同样证明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53年。
至于“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的六年，会不会是由于由“四”的古文字形 和“六”的篆文字形 搞错，相似而来。
《史记·楚世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厉王出奔彘”，今本《竹书纪年》厉王“六年楚子延卒”，也证明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53年。
《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厉王即位三十年、三十四年、三年等内容，看来只不过是司马迁用上了一篇故事而已。
9、罗琨先生在《甲骨文解迷》中关于“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的问题说到：“据甲骨卜辞，帝乙九年二月以前，夷方已频频出动内侵，十年九月商王开始实施与攸候喜大军征夷方的计划，商王沿途占卜，在出征途中记‘征夷方，在某地，’回师途中记‘王来征夷方，在某地’甲骨学家根据留下的卜辞，研究和复原了伐夷方的征程。” [9](P231)
日程有“十祀九月甲午”，“九月癸亥”，“十月癸酉”，“十一月癸巳”，“十一月癸亥”等等。
文中说“十年九月”为帝乙十年。但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帝乙在位只九年，则“十年九月”不为帝乙时期。
据日程记录可得九月的日数为30天，十月的日数为29天，十一月的日数为31天，可能“十一月癸亥”为十二月份误。
得十月初一为甲子日。
在帝乙帝辛（商王纣）在位时期，根据日食表和附二表能满足的只有：公元前1092年11月17日甲子为夏历十月初一，又完全符合九月大，十月小，十一月大的记录。
只是公元前1092年据今本《竹书纪年》为帝辛十一年。不知是甲骨文记录错误还是甲骨文识读错误？从描画的甲骨《合集》36482文中看不出王是帝乙还是帝辛，至于年数问题还是看看那几片甲骨吧，可能不是一年的呢。
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便是根据对这些甲骨文的研究，认为是帝乙十年的事而定帝乙元年为公元前1101年。
问题是：将帝辛时期的事定到帝乙时期，又怎么说得上“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10、关于商代记录少了60年和是谁干的再讨论。
由于在论证夏商周时代的年表过程中发现今本《竹书纪年》的记录，与夏商周时期的年代数据基本合拍，应该属于当时各代史官所记实录，这才发现商代的记录少了60年。
由商周换代后史官的记录：“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来看，证明商代后期的史官都不知道商代的记录已被人抹去了60年。
是谁做的？做得天衣无缝，让后来的史官从历史记录中看不出遗失了60年？想来也只能是比史官、册官更高级的人物，他才能接触、拿到并更改这些记录而又不被史官、册官发觉。
我们现在知道今本《竹书纪年》商代的记录少了60年，也只能依据今本《竹书纪年》再加上其它文献来查找。
首先商代两两相邻的两代各王，在位年数总和最少的记录为：外丙、仲壬、太甲，两代三王在位共十八年。尤其显得外丙、仲壬在位年数太少，一个2年，一个4年，但他们均有伊尹辅政，伊尹直到太甲七年被杀，这中间会有什么蹊跷、政争，则不得而知。反观书经中的《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各文均为伊尹教训太甲之词，若不是太甲后来有大的作为，传下这些文章不就没意义了么。
而今本《竹书纪年》记太甲七年杀伊尹后：
“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约按：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
由太甲七年杀伊尹立伊陟，到太戊元年“命卿士伊陟”，按今本《竹书纪年》记录的年数为：
12-7+19+5+17+12=58年
似乎显得中间不能再增加60年，这记录让后来的史官在不知道少了60年记录的情况下会认为很正常。
而“约按：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一句话则不知是哪朝哪代什么人发现了这个漏洞。现在我们知道商代被人抹掉了60年的记录后，这句立伊陟的内容，反而证明是伊陟在太戊朝当卿士时，抽掉了太甲后面60年的记录，加上这句话和十二年陟，使记录显得天衣无缝，不是反而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么。
再由今本《竹书纪年》记“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与书经《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内容不合，证明《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是伊陟为圆谎而写的文章，以便混淆视听。
找到一个证据：
《书经·君奭》：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证明太甲时有卿士保衡辅佐。
而今本《竹书纪年》太甲纪年中无此记录，却有沃丁“八年祠保衡”的记录。
证明是太甲时期关于卿士保衡几十年的记录已被人抹去。保衡的政绩已被商王认可，所以太甲的后一王沃丁才会“八年祠保衡”。
“八年祠保衡”这个记录，在今本《竹书纪年》中是唯一的祠卿士的记录，证明保衡在太甲时期的重要作用，并证明是太甲时期的记录被伊陟抹去了60年。
有人认为保衡就是伊尹，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源自《太甲上》：“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
周公不认为保衡就是伊尹；而司马迁则有些疑惑，所以在《燕召公世家》一文中引用《君奭》内容时，没有“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一句。
《诗经·商颂·长发》有：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前一段应该说的是商王汤伐桀的功绩。
后一段应该说的是太甲重振祖业的功绩，原因是伊尹篡权自立。诗中商王汤与太甲对应的是玄王（契）与相土（祖孙对祖孙）。
“昔在中叶”应该是汤陟后几十年，有“阿衡实左右商王”。阿衡决不会是伊尹。
11、《天文爱好者》2001年第一期登有“三个确定一个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学成果”一文，关于商代成果文中说到：
“殷墟甲骨宾组卜辞中，有五个带有日名干支的‘月出（有）食’记载，而且有三个刻有人名争。……得出了如下次序：
1.癸未夕月食（争）：……
2.[甲]午夕月食（宾）：……
3.壬申夕月有食：……
4.己未 （皿）庚申月有食（争），十三月：……
5.乙酉夕月食（争），八月：……
有了这个次序以后，就不能任意乱排，……在这样严格的条件下，天文学家张培瑜就只能得到唯一解：
1.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7月12日
2.[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11月4日
3.己未皿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到28日
4.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10月25日
5.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11月25日
……我们选择了自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为武丁在位期。”[15](P3-4)
仔细研读摘录下来的这段文字，即可发现该成果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十三月发生月食的日期为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至28日
八月发生月食的日期为公元前1181年11月25日
哪朝哪代什么时候的历法会出现这种结果？既然该结果为唯一的解，即证明凭这几个月食记录该题没有解，即不能凭这几个月食记录来定任何王的在位年代。
由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书经·伊训》）的十有二月乙丑为夏历十二月廿四，由武王伐纣时选定夏历正月初一商王室过大年那天作战，证明商代王室从始至终所用历法均为夏历。
求月食发生的可能日期，由于只有日食表，而月食发生在日食前后半个月时，并不确切知道是否会发生及中国是否看得到。
日期变更现在是用的24时，早一百至一千多年用的是子初时刻即23时，远古时期可能还早一点，已证明发明干支纪年纪日时用的是出望日作为每月一日，那么日期变更可能为出望日前一晚月亮出来的时刻作为第二天的开始，即22时到23时之间某一时刻（或者会早到22时前后）。
那么在公元前1302年到公元前1050年，可能满足月食记录的日期如下：
十三月己未皿庚申月食为：
公元前1222年2月8日 己未为十三月十六
公元前1119年2月7日 己未为十三月十五
公元前1062年2月8日 己未为十三月十五
八月乙酉夕月食为：
公元前1160年10月6日 乙酉为八月十六
公元前1103年10月7日 乙酉为八月十七
公元前1067年9月28日 乙酉为八月十六
根据2001年——2050年日食月食规律比较，只有公元前1119年2月7日和公元前1160年10月6日会有明显可见的月食发生。
后来，找到了曾次亮先生的著作《四千年气朔交食速算表》[16]一书，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对这两次月食进行了验算。
八月乙酉夕月食发生在公元前1160年10月6日乙酉日,月食发生时的安阳地方时刻为：初亏8时37分，食甚9时44分，复圆10时51分。
据计算得出的时间，这次月食在安阳看不到，原因可能为：1.计算值本应有些误差。2.由甲骨《合集》11485中记录“三日乙酉月有食，闻，八月”来看，“闻”字证明安阳地区本就看不到这次月食，是其他地方看到后报告过来才作的记录。
而十三月月食发生在公元前1119年2月9日辛酉，月食发生时的安阳地方时刻为：初亏3时53分，食甚5时44分，复圆7时35分。
与己未 庚申月食记录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