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周年表
三、其他
1、关于仲康日食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专题组……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两次日食，最有可能是仲康时发生的日食”。【7】(P199)
那么只有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日食在仲康在位期间，只是是在仲康六年，与今本《竹书纪年》“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记录不合。
或者是五年记错，或者是元年干支年号记错，我认为是五年记错了，本来六年，数错数而记为五年。
反而《新唐书·历志》【10】(P71)中记仲康日食“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增加了癸巳岁三字后错得更厉害，如果史官记了干支年号则会是甲午年。
2、干支纪年纪日的开始年代
应该说是史官因记事记史的需要而首先发明用天干和地支结合起来60个干支号一循环来纪年、纪日，再推广到王室各官使用。后来因帝王要显得自己有天命，采用各不相同的历法，再由于太岁记年法的使用，使历官所用的记年出现混乱，导致太初元年据历官的记年说不清是丙子还是丁丑（使后来人认为干支纪年出现在公元前一世纪的理由便是如此），最后还是回到史官所用的干支纪年，才使前后年代没出现不连续的现象。
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帝尧以前有帝挚、帝喾等，均有在位年数却无干支年号（帝挚的记录似为后来所补），可知发明以干支纪年开始的年代离帝尧元年不远，干支纪年纪日应该是同时开始进行的，而且应该是新的一年的一月一日。今本《竹书纪年》帝尧元年为丙子年，则前12年为甲子年。应该认为只要帝尧前12年那个甲子年的第一个甲子日在朔日或者望日前后一个可以作为一月一日的日子，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用干支纪年纪日就开始于那年那天。
帝尧元年为公元前2241年。
帝尧前12年为公元前2253年，用现在的干支纪年系统为戊子年，用老一套干支纪年系统为甲子年。
由禹之元年“颁夏时于邦国”可知是由邦国中心向各邦国颁布通用的历法，我们可从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为起点计算甲子年第一个甲子日日期，并求那天的月相。
由于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为庚戌日，则公元前2043年10月17日为甲子日。
公元前2253年元月1日——公元前2043年10月17日共
（2253-2042）×365+ -75+1=76993
76993-1283×60=13
即得公元前2253年元月13日为甲子日。
查《中国历史日食典》4500年全球日食总表，发现公元前2253年1月22日日全环食（BC2253122h1.01-32-19），日食带中心点为南纬32度东经19度，约合北京时间下午18时44分。
29.53-9.53=20 12时44分合0.53天
即得公元前2253年元月13日上午6时月相为二十，傍望日后，应该说为出望日或初亏。
由于公元前2253年元月13日是冬至（1月8日前后）后第一个出望日，可以作为新一年一月的开始，证明当时的帝王或其代理者们决定从这年这天开始用干支纪数系统纪年纪日。
甚至证明远古先民是崇拜光明的，一年开始是从冬至后第一个出望日开始的，每个月的第一天为出望日，因出望日观测不准，作为一月开始累计误差较大，时常要调整，估计从禹元年“颁夏时于邦国”开始改为每月第一天从朔日开始，一年的开始从冬至后第二个朔日开始。
正因为每月第一天由出望日改为朔日是天下大事，所以史官才会专记一条“颁夏时于邦国”。
3、关于《竹书纪年》
前面已经证明夏代帝廑时期改变过干支纪年法，因商王汤即位那年离帝廑元年只100年，由《书经·周书·多士》说“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知道：夏商换代时，夏朝史官继续在商王庭服务，则《竹书纪年》中“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应该是当时所记。原因是只有当时夏王庭的史官们知道改变过干支纪年的事，才可以准确计算夏代年数，后人是绝对不知道的，即证明今本《竹书纪年》并不是魏国人所写，更不是宋代以后的人所编。证明今本《竹书纪年》实际是各朝各代王庭的史官所记实录，说明《竹书纪年》文本应该是一事一简，后来再整理成册。
今本《竹书纪年》应该是宋代以后再翻印的《竹书纪年》，所以文字同《水经注》、《宋书·符瑞志》所引《竹书纪年》相同，是因为源于同一个版本的《汲冢竹书》墓本整理本。
估计今本《竹书纪年》被认为是伪书的原因：一是被学者们认为出现太晚，二是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中的一些注和按语是抄录《宋书·符瑞志》而成的。现将今本《竹书纪年》与《宋书·符瑞志》的内容作比较，特举一例：今本《竹书纪年》帝尧大段注中有“言虞夏当受天命”，而《宋书·符瑞志》这句为“言虞夏殷周秦汉当受天命”。【11】(P92)
究竟谁抄谁，不是很明显吗？难道这句话不能证明《宋书·符瑞志》在抄今本《竹书纪年》吗？
关于错简错字的问题看来有：
1、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可能是根错简，不错简就错字，或者是概念变了，因黄帝时还没用干支纪年纪日。
陈久金先生在《中国天文大发现》中说“黄帝时代考定星历后所颁行的是阴阳五行历。五行分阴阳正好十个阳历月”。【12】（P29)“天干十日是十月历的月名”。【12】（P15)那么今本《竹书纪年》记的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中庚申二字说的应该是庚月申日。
看来在黄帝时期，地支十二项是记日期的，一个月三十六天正好三个地支数，黄帝时期采用的阳历十月历，一月一日从冬至时开始，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三百六十天，再加上五、六天过年，正好一个回归年。
后来阳历十月历在中原民族消失的原因，应该是因年底五、六天过节的日期在记事、记史时，显得日期是空缺，不连续，而过节时正是帝王活动高潮期，日期空缺不利记史。
2、“天再旦于郑”也应该是根错简，本来是共王九年的事，被安排到了懿王元年。从今本《竹书纪年》记“懿王，名坚。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郑”来看，作为史官所记的记录，应该是“懿王，名坚”为一根简，为共王陟时懿王接位时所记，同样只有这么样一根简记录的还有二王：哀王、思王；“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为一根简，为接位第二年正月所记；“天再旦于郑”应该是单独一根简。既然现在研究得知“天再旦于郑”那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按夏历为壬戌年三月初一，为共王九年，与共王“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内史良锡毛伯迁命”并没记在一起，更证明今本《竹书纪年》的内容原本是一事一简，证明史官记了一事后即将此简交给册官分类归档，简的根数多了以后才编成册。又正因为共王九年正月有一根简，所以“天再旦于郑”这根简才无年月记录。那么“天再旦于郑”这根简，很可能在西周册官将一根根竹简编成册时就放错了。
看来《竹书纪年》原本应该只有：帝王、帝王元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那一年陟，干巴巴的流水账，所有大段说明文字应该是后人所作的注。前面例中从“言虞夏当受天命”来看，好像是夏时所作，用以证明夏后氏执政的合法合理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