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周年表
二、构建和讨论夏商周年表
利用今本《竹书纪年》构建夏商周年表，宜分段安排，以方便讨论。先将尧、舜、禹与有夏一代列在一起，进行讨论。
1、尧、舜、禹及夏代：
注：后一王服丧期算在前王的在位数内。
用现在的干支纪年法算禹元年（公元前2085年）为丙子年，而今本《竹书纪年》却记禹元年为壬子年，差24年。
将夏代年表总数，按干支纪年各帝在位年数总加起来为491年，加上禹服丧3年，加帝舜陟的那一年为495年。
495-471=24，也多24年。
即证明在夏代，有一个帝王在位期间发生过改变干支纪年法的事件，使夏代时前后用过两套干支纪年系统，才发生按干支纪年去算总年数凭空多出24年。
看夏代年表可知凭空多出24年只有下列三帝：
帝相在位28年，按干支纪年法算在位68年；
帝廑在位8年，按干支纪年法算在位46年；
帝孔甲在位9年，按干支纪年法算在位35年。
帝相后差40年，又正好有失国40年，少康复国的事，就不应该在帝相时。
而帝孔甲有“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乱，诸侯化之，夏政始衰。”而无特异之事，有可能为无王时期。
而在帝廑时有：“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陟。”由于当时用干支纪年法并不长久，而纪年历法又由帝王发布（如“禹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而现在又出现了从未出现过的怪异事件，当时只有可能帝廑以为上天以此天象示警，将会降大灾害于天下，怎么消解？帝廑与大臣们商量后决定，将当年的丙寅年改为庚寅年，将当天的庚戌日改为丙寅日，颁行天下。
从此后再未改过干支纪年法纪年，也就造成凭空多出24年。
尧、舜、禹及有夏一代是由部落联盟中心向邦国中心国再向王国发展的时期，大部分时间是管理为主，是无为而治，能不能当上中心国首领还要万邦认可（可能实际为要百官认可），正是由要万邦认可到不须认可就成为中国之主的发展转变过程，所以显得前后服丧期长短不同，也因为认可时间长短有关，才会有无王时期。
所以，到商代以后就没有这问题了。
2、商代
今本《竹书纪年》中商代三十王，在位年数总和为508年。
1050+508=1558
公元前1558年与公元前1618年正好差60年，一个甲子数。
纪年所记三十王，王数未少，而少了60年，那么就只能是那个王在位年数少了。
对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各代商王在位年数进行系统审查分析，发现虽说汤在位十二年后的外丙两年，仲壬四年，到太甲十二年，年数不多，由于这四王均有伊尹辅政，直到太甲七年伊尹被杀（伊尹由“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来朝”至“太甲，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伊尹辅政共四十年），那么所少的60年不会在外丙、仲壬二王在位期间，而在太甲在位期间则有可能。
沃丁到太戊两代五王共128年，那所少的60年也不会在其间；同样也不会在盘庚以后各王中。
在太戊在位75年以后，盘庚在位28年以前，有九个王五代在位共85年。
关于这九个王，司马迁在《史记·殷记》中说“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帝阳甲。” 【8】(P15)
而罗琨先生在《甲骨文解谜》中说：甲骨文“卜辞表明商代对太甲的祭祀相当隆重，与文献所载太甲时‘殷道中兴’，他是‘天下之盛君’的地位相合。”【9】(P210)
今本《竹书纪年》记太甲“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到“十二年，陟”，只五六年时间，与他博得这名声及得到相当隆重的祭祀，十分不合拍。
《书经·伊训》记有“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为太甲元年之事。
若失落的60年在太甲之前的仲壬在位期间，则太甲元年为公元前1540年，“十有二月乙丑”为公元前1539年1月29日，为夏历十二月十二。
若失落的60年在太甲在位期间，则太甲元年为公元前1600年，“十有二月乙丑”为公元前1599年2月13日（冬至日在1月3日前后），为夏历十二月廿四。
伊尹代替太甲祭祀先王，只能是大型祭祀，太甲没参加则证明此时已被流放桐宫，而大型祭祀在十二月为十二月廿四。
从十二月廿四日为过小年这样一个洒扫、祭祀先人的日期来看，这天“伊尹祠于先王”是合情合理的，证明太甲元年为公元前1600年。
看来只能是太甲在位年数的记录被遗失造成这60年遗失，而“十二年，陟”几字为后来整理者所补。在太甲与伊尹争权的问题上，今本《竹书纪年》记录为“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太甲杀伊尹无疑是权力之争。太甲用杀其父立其子的手段进行权力的再分配，保证了王亥-上甲一系商王族夺回了权力，又避免了商王朝因统治集团内部纷争而衰落。”【9】（P210）伊氏家族没奈何，而后来用抹掉太甲几十年在位的记录来出气也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时隔四百多年，史官都不了解真情，故在商周换代后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不算汤在位的十八至二十九年）
那么由公元前1618年到公元前1050年，商代共568年。按当年改元商代为569年，再增加一个甲子数为629年，这即为刘歆在《世经》中说商代为629年的来历。
3、西周
西周年表与几个青铜器铭文对照
“夏商周断代工程”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和青铜器师虎簋铭文“惟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认为师虎簋为懿王元年的器物，可证明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
既然今本《竹书纪年》证明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5年，那么就证明师虎簋不为懿王时期的青铜器。而按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各王元年能满足师虎簋铭文的有：
成王元年 公元前1044年5月19日甲戌 为周历六月十六日
厉王元年 公元前853年6月5日 甲戌 为周历六月十六日
宣王元年 公元前827年5月20日 甲戌 为周历六月十七日
据考证“虎簋盖的虎与师虎簋的师虎为同一人”，虎簋盖铭文记有“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厉王生于孝王七年（公元前864年），公元前854年厉王十一岁（虚岁）接位，厉王十九年（共和七年）厉王三十岁，为公元前835年，这年3月3日甲戌为周历三月廿八日（四月朔前二日，属于四月初吉），符合虎簋盖铭文记录，证明虎簋盖为厉王时的器物，同时证明金文中有时高的王年年数用的是王的年龄。
据说虎簋盖的年代在师虎簋的前面，那么即证明师虎簋为宣王元年的器物。
膳夫山鼎据研究证明为厉王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惟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被“夏商周断代工程”用作证明厉王在位37年的证据。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厉王二十六年（共和十四年）为公元前828年，那年厉王三十七岁，公元前828年1月1日庚戌日为周历正月十四日，还在年节期间（甚至当时历法为正月十五），完全符合膳夫山鼎的铭文记录。
晋侯苏编钟刻有如下铭文：
“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
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用。
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
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往东。
三月方生霸，王至于□，分行（下叙战事）。
六月初吉戊寅，王格大室，即位。……”
这组年历有个问题：“二月既望癸卯”与“二月既死霸壬寅”其月相与干支无法调和。由戊午到壬寅共45天，正好一个半月，戊午既生霸为十三的话，壬寅既死霸正好为廿八，那么“癸卯”应是“辛卯（癸巳）”之误。
《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那么这次事件发生在公元前812年以前。
由于厉王在位也只有二十六年（包括共和十四年），厉王三十三岁那年公元前832年的历日与此不合，即不在厉王时期。
据计算发现公元前815年12月27日戊午为周历正月十三，公元前814年1月29（31）日辛卯（癸巳）为周历二月十七（十九），公元前814年2月9日壬寅为周历二月廿八，公元前814年5月16日戊寅为周历六月初五。符合编钟铭文记录。
公元前814年为周宣王十四年，证明这年宣王三十三岁，证明宣王十九岁接位。宣王生于厉王八年（公元前846年），这年厉王十九岁。证明公元前842年为厉王十二年，国人暴动时王子静（宣王）才五岁，召公才可能用自己的儿子冒充王子，交出去以平息众怒。
由于晋侯苏在宣王十六年突然去世了，去世时要用套编钟殉葬，做新的来不及，故这套编钟上陪宣王十四年南巡记事的铭文是急急忙忙刻上去的。
静方鼎鼎内壁所铸铭文与昭王南征荆楚有关。“据有关资料可知，周昭王南征荆楚始于十六年，终于十九年。其始只是派遣臣下南行准备，后来则是亲征，以致死于汉上。接着穆王即位，继伐荆楚，为父报仇”。【7】(P124)静方鼎铭文即记这件事，开头铭文“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及）静省南国相，设居。”记的是王准备伐楚，中及静去为王准备行宫。
据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为公元前966年，这年9月17日甲子为周历十月十一日，这年昭王准备伐楚，符合静方鼎铭文记录。
静方鼎接下来的铭文“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这段文字说穆王元年六月葬昭王后，静回来“告于成周”，得到穆王赏赐，铸了静方鼎，以记其事。
据今本《竹书纪年》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62年，这年6月24日庚申为周历七月廿九日（八月朔前二日，属于八月初吉），7月11日丁丑为周历八月十六日，完全符合铭文记录。
青铜器的铭文与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代合拍即证明这个年代数据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