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周年表

　　一、有关的几个年代

　　摘要：本文通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考古测年得出的年代范围内几个研究所得武王伐纣的可能年代数据，以及据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代数据，用天文学推出的日食表数据对各种年代数据的行程日期推求月相（阴历日期），证实武王伐纣决战日为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只有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年代数据是正确的。依据今本《竹书纪年》再加上天文学证实的禹伐三苗时的年代数据，构建夏商周年表。同时，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为五帝以来史官所记实录，将中华民族用文字记录的历史上推至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黄帝时代。

　　关键词：今本《竹书纪年》、武王伐纣、夏商周年表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9月通过验收，11月公布了阶段性成果，推出了一个新的《夏商周年表》。2001年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附录部分“中国历代纪元表”都采用了这个年表。

　　《文史哲》2006年第3期发表了张富祥先生的《“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一文，该文摘要中说：“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多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1］(P19)

　　看来不少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出的年表抱有异议。

　　（一）、有关的几个年代

　　由于研究古史需要有古文献资料、考古学证据、天文学推算数据并加上合适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要天文学推算的数据，就要用到日食表。

　　刘次沅、马莉萍著的《中国历史日食典》【2】 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出版了。

　　他们在简要说明中说：“日食表依次给出公历年、月、日（1582年10月15日以后为格里历，此前为儒略历；公元前为‘历史纪年’）”。

　　“历史纪年”四个字说得不明不白。

　　日食表中公元前的公历日期用的是哪种历法？经查附录中“4500年全球日食总表”和对中国“日食表”内日食干支号验证计算，证明日食表中公元前也是用的儒略历，四年一闰，百年二十五闰，四百年比现在所用的历法多闰三天。

　　由于二十四节气的日子与现行的公历日期合拍，而日食表中公元前用的公历日期早四百年要比现行公历早三天，所以需要估算节气时要根据实际年代稍加调整。

　　例如：不能看见2月4日就说是立春，周历一月包括冬至节气，就要注意冬至的大概日期。

　　1、武王伐纣的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测年数据确定武王伐纣年代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1020年之间。在此范围内，前人研究所定年代数据我所知道的有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5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而依据今本《竹书纪年》【3】“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辛卯年为公元前1050年。

　　查《中国历史日食典》中“4500年全球日食总表”，接近这几个年代数据的日食有：

　　公元前1051年12月13日          p       -64   -139

　　公元前1050年5月10日           p       -62   -45

　　公元前1047年10月1日           p       -61   144

　　公元前1046年2月26日           t       -57   129

　　公元前1045年2月16日           a       -20   -26

　　公元前1044年2月4日            a        20    45

　　公元前1027年2月26日           a       -19   88

　　纬度、经度：为日食带中心点:南纬—、东经—。

　　日食类型：t为日全食、h为全环食、a为环食、p为偏食。

　　由于公元前1047年10月1日日食带中心点在西经144度，中国的日期为10月2日；

　　由于公元前1046年2月26日日食带中心点在西经129度，中国的日期为2月27日；

　　由于公元前1027年2月26日日食带中心点在西经88度，中国的日期为2月27日；

　　发生日食那天大多是阴历初一。

　　有上列日食数据进行计算可得下表：
　　武王伐纣行程日期月相表

　　12月为头一年月份。

　　求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阴历日期：

　　公元前1051年12月13日（日偏食）为初一，2个朔望月有59天，数59天得：1050年2月10日甲子日为初一，为夏历的正月初一。

　　分析上表和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为初一的数据，即可得出一些有趣的结果。

　　《书经·武成》【4】有“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旁死魄的日期：由《书经·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到“四月……丁未祀于周庙”（今本《竹书纪年》“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壬辰到丁未共76天，减去二、三月59天，一、四月的日期共17天，其中起码包括旁死魄、旁生魄（既生魄）两个月相词，对半开的话，旁死魄为廿二到月底，那么就只有公元前1050年和公元前1045年合适。

　　据张富祥先生研究“关于利簋铭文的一种解释，也被工程用作武王克商时岁星正当其位或岁星上中天的认识依据。据我们理解，铭文中的‘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朝’字当讲为‘初’；‘岁鼎’通‘岁正’，指正月初一；‘闻’通‘殷’（衣、夷），指殷人的夷人身份。如是则全句可译为：武王征伐商国，在甲子岁旦这天打败殷人，一大早就占领了商城。铭文原很直白，与岁星并无关系，故亦不可作为天象资料使用。依此而论，周人灭商是趁商人过大年之机偷袭成功的，而商周之际尚行用传统的夏历。”【1】(P24)

　　由此看上表也只有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甲子日是夏历正月初一，同时也证明他们理解释读的不错，利簋铭文根本讲的不是什么天象。

　　《书经·泰誓》有“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春”特指立春，泛指春季，结合上文利簋铭文“岁鼎”和“一月壬辰旁死魄”的结果，看来只有公元前1050年2月4日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才合适，甚至可能是武王老早就派人联络各国诸侯率领军队于公元前1050年2月4日（周历辛卯年二月廿五，夏历庚寅年十二月廿五）那天在孟津会盟，准备过几天在夏历正月初一那天对商纣王作战。

　　如果用1881年到1990年阴历日期【5】比照公元前1120年到前1011年，用1951年2月10日辛巳日比照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甲子日，则1951年2月10日辛巳日为正月初五，在这110年中还有一个，1884年2月1日辛巳为正月初五，相当于公元前1117年。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武王伐纣的年代数据是公元前1050年。作为夏商周年表，这是一个关键的年代数据。这个年代数据具有很重要的重大意义。

　　首先是确定了商周改朝换代的时刻。

　　其次证明了：只有今本《竹书纪年》所记的年代数据是正确的，而根据所谓的古本《竹书纪年》得到的武王伐纣年代数据是错误的，依据其他文献研究所得的年代数据也是错误的。

　　再由《前汉书·律历志·世经》【6】(P103)所写《武成》内容：由“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至庚申二月朔日也”，这部分说壬辰日为一月初二，庚申日为二月初一；而由“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即得壬辰日为闰二月初三，庚申日为三月初二，由此得四月十七（乙巳）为“惟四月既旁生霸”。证明《世经》中实有两套壬辰、庚申日期，其实是错误的。而《书经·武成》篇只有“一月壬辰旁死魄、四月哉生明、既生魄”三个月相词，用词不一致，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人写的，反而说明是武王身边的史官们在轮流值班时所记实录，未经后人编造。也证明当时各邦国各自行使自己的历法，才造成利簋与《武成》记录的月份不同。

　　由于今本《竹书纪年》、古文《尚书》（包括《泰誓》、《武成》等）被认为是伪书，很多人认为根据这些书所作的研究毫无价值。那么，考古出土的利簋铭文则不属于伪书，该铭文有：“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根据“岁鼎”为夏历正月初一，附二证明在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1011年这120年中只有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甲子日为夏历正月初一，利簋铭文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书经·武成》、《书经·泰誓》的记录是正确的。从逻辑上说，只要这些记录对同一个事件指向同一个年代数据，即证明它们都是正确的，同利簋的铭文一样，都是当时史官作的真实记录，后来人是编造不准的，就像刘歆的《世经》一样。正是由于有了日食表，我们才能证实这一点，才能求得这一个准确的年代数据。

　　这说明我们对古文献不能轻易说是伪书而弃置不用，也不能因为某人说某书是伪书就一概不信据某书资料而得出的数据。

　　2、盘庚迁殷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殷墟四期作了测年，结果如下：

　　殷墟第一期：公元前1260年——前1235年

　　殷墟第二期：公元前1230年——前1120年

　　殷墟第三期：公元前1150年——前1080年

　　殷墟第四期：公元前1097年——前1050年”【7】(P130)

　　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定盘庚迁殷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盘庚元年为丙寅年，为公元前1315年，盘庚“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

　　盘庚十四年为公元前1302年。

　　即根据考古测年和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2年。

　　3、夏商分界年代

　　“‘工程’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根据14C测年数据与考古分期成果的整合，初步推断夏商分界当在公元前1610年——公元前1580年之间。”【7】(P135)

　　即说明考古测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为公元前1610年——公元前1580年之间。

　　参照殷墟考古测年第一期年代为公元前1260年——前1235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定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那么，夏商分界之年应该在公元前1610年以前。原因很简单，整合的考古测年数据可能偏晚几年，再只有改朝换代以后，商才能够在夏都附近建城。这件事今本《竹书纪年》记为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殷商成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公元前1610年以前最近的癸亥年为公元前1618年。

　　即根据考古测年和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商分界年代数据为公元前1618年。

　　4、禹伐三苗的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认为“石家河文化被河南龙山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取代是禹伐三苗历史事件的反映，那么，河南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的考古测年数据，便可作为禹伐三苗年代的参考。……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考古测年数据与湖北石家河文化区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考古测年数据基本一致。……基本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1900年之间。这可作为讨论禹伐三苗年代及夏代始年的参考范围。

　　《墨子·非攻下》说禹伐三苗时的天象有‘日妖宵出’,《墨子间诂》辑《随巢子》作‘日夜出，昼日不见’，《路史·后记》作‘日夜出，昼不见’，《开元占经》卷六作‘日为夜出’。

　　夏商周断代工程负责本专题天文推算的刘次沅先生综合美国学者彭瓞钧等人之说指出：‘‘日妖宵出’或‘日夜出’应是一次‘天再昏’现象：当黄昏日落前后日全食（或接近全食）发生，天色突然变黑；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色转亮；接着是正常的黄昏天黑过程。如果古人把日食引起的第一次天黑当作自然黄昏，那么其后出现的天色转亮就成了反常的‘日夜出’了。’

　　刘次沅先生用现代天文学计算方法并考虑到其误差范围，计算了公元前2250年至公元前1850年之间中国地区可见的全部日食和它们所引起的‘天再旦’与‘天再昏’的区域，……公元前2104年数据，不仅符合‘天再昏’条件，而且其范围恰好覆盖湖北与陕西东南部、河南南部偏西地区，与三苗活动区几乎一致，尤其值得重视。”【7】(P195-197)

　　由“《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震）。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7】(P176)表明禹伐三苗在三苗地区发生那次“天再昏”现象的日食以后。

　　查《中国历史日食典》中国日食表，发现引起那次“天再昏”现象的日食发生在公元前2104年1月24日。

　　即证明禹伐三苗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104年。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说明帝舜三十五年为公元前2104年。

　　5、帝舜陟年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五十年，帝陟。”帝舜三十五年为公元前2104年，那么帝舜陟的那一年为公元前2089年。

　　如果帝舜陟的那一年作为夏代的开始（帝舜陟后被夏代史官认为禹执政），即有2089-1618=471。

　　完全符合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夏代471年。

　　这样我们通过考古测年和天文学推算数据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代数据和禹伐三苗的年代数据，并结合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就得到了一个夏商周年代的基本框架。

　　既然武王伐纣的年代数据证明只有今本《竹书纪年》的记录是正确的，而现在我们又通过今本《竹书纪年》可以得到夏商周时代的年表，则证明今本《竹书纪年》记录的可靠，绝不可能是宋朝以后的人伪造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