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周年表
附一、探讨与商榷（三）
三、《竹书纪年》由魏国传下的原因
一般说改朝换代后，前朝的典册应该是收集保存在后一王朝的王室手中。可能是由于“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时，周王室史官们带了各朝典籍入晋。又由于过后“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室衰微，这些史官无所适从，就在晋国待了下来。后来平王得位，由于平王为弑王者立，这些史官不愿为之效力，才在晋（晋三分后在魏）记东周各王年谱，直至魏襄王用之陪葬。
四、关于《逸周书•世俘》 现在不少学者认为是真《武成》，甚至有人主张把它列入《尚书》之中。[20](P96-107)
清代学者朱右曾的《逸周书集训校释》多为学界认可，其中的《世俘》一篇，从原文字看有：文中第二句“维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这句就表明该文是与古文《尚书•武成》不同的一篇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
从丁未日出发到癸亥日走到战场，武王伐纣出发行程的日期只有十七天。
从甲子日战胜商王纣，到甲寅日武王开始回国，在商都住了五十天。武王的大军要征伐四方，能在这里陪武王住五十天吗？若大军征伐四方去了，武王只带点卫队能在敌国都城住那么久吗？
武王从甲寅日动身回国到乙巳日回到丰京，在路上走了五十一天，武王不理政吗？随带的俘虏不会出事吗？去何其速也，回何其迟也，可信吗？
从“一月丙午旁生魄……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来看，在平年时乙未日在三月和五月，而文中第一句即说“维四月乙未日……”虽没明写有闰月却暗示有闰二、三月。
由“一月丙午旁生魄……”到“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表明在武王伐纣这段日期中只有一套壬辰、庚申日期。
而刘歆在《世经》中关于武王伐纣内容的文字，第一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是抄的古文《尚书•武成》，而后面引用的文字，又抄又改编依据的是《逸周书•世俘》，所以文中有“闰月庚寅朔”，有两套壬辰、庚申日期，有“惟四月既旁生霸”。
现在我们的学者也在学刘歆不是好笑么？！
从扩大的武王伐纣行程日期表可看出，在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1011年这120年中，符合壬辰日为周历一月初二【因周历一月包括冬至节气（由于用的是儒略历，冬至日推至12月29日前后），故一月壬辰为初二得在公历12月30日以前】，庚申日为二月初一的年代有三个：
公元前1080年的数据壬辰日为周历一月初三，庚申日为二月初一，只是庚申日公历为1月14日这年阴历没有闰月。
公元前1013年的数据壬辰日为周历一月初二，庚申日为二月初一，只是庚申日公历为1月23日，当时这年阴历无闰月。
公元前1044年的数据壬辰日为一月初二，庚申日似为初一（应为三十，只是江晓原先生说为初一），庚申日为公元前1044年1月5日。这年阴历虽说有闰月，但在商周时期闰月是放在年底，称十三月，没有闰二月、闰三月。
最接近这段历史的证据是叔（虞）方鼎，这个鼎铸于唐叔虞封唐之前，即铸于武王伐纣后十六年之内，其铭文：“隹十又四月，…”证明当时是年底置闰。
天亡簋铭文：“乙亥，王有大礼，王(般)三方，王祀于天室…”证明武王伐纣于周历三月初一甲子日获胜后，在商都只待了五、六天，处理一些急待办理的政事，释箕子囚，封比干墓，立纣子禄父，散发财物，安抚殷民后，即带着原商王室的百工、典册、王国重器返回丰京，三月十二日乙亥祀于嵩山，四月哉生明（四月初三乙未）武王回到丰京，四月十五日祀于周庙，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第二年才大封诸侯。
因此就证明《逸周书•世俘》完全是后人编的一个故事，像《三国演义》一样，说了些当时的事情，却又不是历史记录。
五、既然利簋铭文证明《书经•泰誓》、《书经•武成》的记录是正确的，属于当时史官所作的历史真实记录，那么同样证明同时出现的那批古文《尚书》中其它文章也是远古时的文章，有的是历史真实记录，有的是远古时写的故事。例如：
1、由《书经•武成》中“一月壬辰旁死魄”为一月廿八日，四月“哉生明”为四月初三（乙未）日，武王由一月廿九（癸巳）日出发伐纣，四月初三日回到丰京，则武王伐纣整个日程在63天（武王癸巳日出发到回来后丁未日祀于周庙共75天，丁未日为十五），则可证明早一千多年的禹伐三苗时，30天行军到位，战胜三苗，并带着三苗首领来朝（《书经•大禹谟》“七旬有苗格”）连去到回共70天是可信的，也证明了《书经•大禹谟》记录的真实性。
2、历来证明古文《尚书•武成》为伪书的理由之一是说《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此理由依据的是《世经》中刘歆所说“武成”和周本纪中的“二月甲子”；而辩伪者说如果以“无罪推定”为判断前提，“不见冠以二月”除可能是“阙文”结果，更可能是后人章句划分的理解问题。
其实都不是。现在我们知道：癸亥日按周历为二月三十，按夏历为十二月三十；甲子日按周历为三月初一，按夏历为正月初一。随同武王伐纣的邦国并不全用周历，归顺的百官用夏历，故武王对包括各邦国人员、百官说话时自然不会冠以二月。而史官记录这段历史事件时，并不需要个个日期前加上月份：前面有“一月壬辰旁死魄”，后面有“四月哉生明”、“既生魄”、“丁未日祀于周庙”，中间的日期自然不用加上月份。
3、有的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的理由是根据研究判断有的语言词汇是春秋战国时期才有的。现在证明古文《尚书》是远古时的文章时，是不是能说那些语言词汇远古时就有了。即使有的词汇是春秋战国时的学者将远古的文字誊抄翻译成当时的文字时，用上了当时流行的语言词汇，也不是我们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古文《尚书》却是我们的错。
4、《书经•泰誓》三篇加上《牧誓》，是武王在战前、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对象所说的话，所作的战争动员。根据不同的对象说话重点不同，不能说《牧誓》武王说得不好。从战争结果来看，在大战之前，武王作的《牧誓》是说得中肯有效的，是激励了将士们在战争中奋勇拚杀的。
5、从《甘誓》、《汤誓》、《泰誓》语言词汇来看，证明在虞夏时的民风是纯朴的，简单平易的语言就能激励将士奋勇杀敌，《汤誓》用的文辞又多点，《泰誓》说的就更多了。也就证明了是政治家们发展了语言词汇、丰富了语言词汇。
六、既然证明了今本《竹书纪年》为远古时各朝各代史官纪事实录，则可证明很多事件，例如：
1、证明二里头夏代遗址只是太康、仲康、帝癸（桀）三王的都城，并不是所有夏代各王王都都在二里头。
2、从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帝辛四十一年为己卯年，为公元前1062年，当年武王继位，到穆王元年己未年为公元前962年，整整百年。所以，穆王元年后有一条记录“自武王至穆王享国百年”，是指武王元年到穆王元年，而不是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见《晋书•朿晳传》），也不包括穆王在位年数。
3、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商周换代时记录为：
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以周师伐殷。”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
证明商周换代战争开始时，按商朝用夏历在庚寅年十二月，正月初一帝辛即失败自杀，商朝纪年没到辛卯年。而按周历商周换代战争开始在辛卯年二月，三月初一武王战胜商王帝辛后建立周朝，所以周武王纪年中记十二年辛卯伐殷，换代是以夏历正月初一为界。
同样在夏商换代时记录：
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帝癸三十一年为壬戌年，夏朝纪年没到癸亥年。而“殷商成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证明夏商换代同商周换代一样，在夏历春节前后，即在公元前1618年2月20日前后。
4、证明起码在黄帝以前，史官们便已发明了文字并用来记录历史。
文字是史官们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进步的。学习文字、文化是官员家族贵族子弟的专利。
而将文字、文化传播到民间，使平民百姓开始得到教育，则要算从孔子开始了。
从汉字发展的过程来看，证明率先进入文明的民族发明的文字是记录事物的，语言是描述事物的，二者是并列关系。
而后来进入文明的民族，借用先进民族发明的部分字体作拼音文字才是记录语言的。
从汉字那么多同音字就可证明这一点。
世界上事物亿万种，却不可能有那么多不同的音和音组。记录这些事物用记录语言的其它拼音文字就不如用汉字简练。汉语版的联合国工作手册比其它语种的都薄也证明这一点。
再例如古埃及语早已消亡，现代人还能破解认识古埃及文的意思，全球不同语种的人都懂阿拉伯数字，不懂日语的中国人看到日文也能知道文章的大概内容（是因为文中有汉字）也证明这一点。
怎么样好好保护和利用汉字是需全国和全世界的学者们认真研究的。
七、几个帝王的年龄问题
1、关于帝尧：今本《竹书纪年》帝喾“四十五年帝锡唐侯命。”“六十三年帝陟。”若帝喾陟时帝挚服丧三年，帝挚在位九年，唐尧得位，在位100年“帝陟于陶”。由此得出从尧被封为唐侯起到尧陟为130年。若尧1岁时被封为唐侯，则尧陟时131岁。若尧15岁时被封为唐侯，则尧陟时145岁。
故帝尧“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时已100多岁了。而当帝尧陟时，帝尧的儿子丹朱也该在百岁左右了。
2、关于帝舜：虞舜从帝尧七十年受命，尧在位100年陟。舜服丧三年，在位五十年陟，共83年。帝舜受命时三十岁，到帝舜陟时113岁。
3、关于夏后禹：帝尧“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至夏后禹“八年……秋八月，帝陟于会稽”，共89年。禹被任命为司空去治河那年应在三十岁左右，没这么大年龄没有一定的经历，四岳也不会知道他，也就不会推荐他当司空去治河。故禹陟时年龄应在119岁左右。由尧、舜、禹的年龄可看出远古时期地球环境好，无污染，帝王的生活好些寿命就长些。由于是无为而治，故在位的时间也长一些。从黄帝至禹这七王基本上是选贤任能的，只帝喾传位给儿子帝挚，因帝挚无能而被尧所废。
从今本《竹书纪年》记录看帝尧七十年以前并无副手协助执政，七十年后因年老精力不济才用虞舜，形成二头执政。帝舜十四年以前也无副手协助执政，十四年不知什么原因用禹代行虞事。三十三年舜对禹说自己老了：“倦于勤，汝惟不怠”。也形成二头执政。禹可能因为年纪大了接位，开始就用咎陶协助执政，咎陶薨后用益。禹与咎陶、益的年龄差不多，用这样的老人协助执政应该有它深刻的用意。从帝喾开始就有传位给儿子的做法。尧陟时尧的儿子在百岁左右，而协助尧执政的虞舜才六十岁，又已执政三十年，即使舜让丹朱，最后谁会为王可想而知。舜十四年即让禹代行虞事，至舜陟时，禹已协助执政三十七年。禹得到了王位。禹见证过两代王位的传授经历，有一定的经验，想让儿子接位的办法就是用老人协助执政。我老了，他也差不多了，儿子接王位才有希望。从此开始了家天下。故今本《竹书纪年》有帝扃“十年，帝不降陟。三代之世内禅，惟不降实有圣德。”的说法。
而后来帝王没那么长的寿，原因无非是：王位争夺激烈导致寿数缩短。青铜食器的使用导致寿数缩短。为巩固王权常近亲联姻导致寿数缩短。王权的增加，花天酒地无控制导致寿数缩短。
4、关于鲧：
“将夏鲧始祖推至黄帝，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则有《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史记•夏本纪》和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等，其排列谱系雷同，即：黄帝-昌意-颛顼-鲧-禹。”
“鲧禹为父子，……《海内经》记‘鲧复生禹’……而见于《大戴礼记•帝系》记载则云：‘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至于鲧禹之间的父子关系，已被更多文献证实而不容置疑。”【21】(P35-36)
今本《竹书纪年》记有“帝颛顼三十年，帝产伯鲧，居天穆之阳。”颛顼“七十八年帝陟”。接着“帝喾六十三年帝陟”，“帝子挚立，九年而废”，“帝尧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鲧。”
若帝颛顼、帝喾陟后接位者均服丧三年，则鲧开始治河时年龄为：
78-30+3+63+3+9+61=187（岁）
治河不成时195岁。
被虞舜“殛鲧于羽山”时最多198岁。（帝尧七十至七十二年之间虞舜立法后办的四件事之一）
可能么？按现在的社会现状活那么长的寿命是不可想象的。好像医学界根据人类的基因研究认为活200岁是有可能的。鲧就算是一例证吧。还一例证则是“据史书载，太昊帝（伏羲氏）享年194岁。”“炎帝（神农氏）在位140年。享年168岁。”【22】(P45)
禹开始治水那年30岁左右，那年为帝尧七十五年。若禹真是鲧的儿子，是否证明男人在160多岁还有生育能力？
其实不管禹是否是鲧的儿子，总之禹是鲧的后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才会在鲧死后在他那部落中出头继位。
正由于鲧比帝尧年纪大，又是帝尧的长辈，在帝尧眼中鲧很不听话，在尧问谁能治水时，“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尧典》）
又正因为鲧九年治水不成，年纪又很大，离死本已不远，虞舜才借他的人头，“殛鲧于羽山”来增强王权。
八、关于尧、舜、禹时期国家形态
由尧、舜、禹、鲧的长寿证明：
在帝尧七十年以前的国家形态，似乎只不过是部落联盟中心。就像黄帝、颛顼、帝喾，帝尧也只不过是被各部落、部落联盟认同的联盟中心首领，少数大一点发展快一点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也在这联盟中心协助管事。这时的政治基本上是无为而治，由稍加管理到管理为主。首领们协商共事，用人任人唯贤。并且少有争当首领之事，少有政争。所以首领们寿命长，在位时间也长。还属于原始大同社会形态。
随着部落、部落联盟逐渐向邦国发展，部落联盟中心的形态向邦国中心转变；随着帝尧时大洪水的发生，治水的需要，公共财务开支的大量增加，贡赋的变化，也促进王权的增加。具体表现在帝尧七十年至七十二年（公元前2172——公元前2170年），这三年对虞舜的试用期中，虞舜建立了各种规章法则，加强王权，依这些法规“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随着王权的增加，过了若干年到禹启时期终于完成了向邦国中心国的转变，开始了家天下。邦国中心国向王国的转变，应该是到夏朝末期了。所以今本《竹书纪年》夏及以前均记帝某、帝即位（帝只不过是首领的意思），而商开始才记王即位。
九、今本《竹书纪年》中，黄帝、颛顼、帝喾、帝挚等名称是记帝王个人人名，可能为《汲冢竹书》出土时翻译古文字的西晋官员用上了这些名称，同样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用上了这些名称。则这些个人王与公元前四千多年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间各主要部落或部落联盟执政首领家族的传说名称相同。到现在，这些名称造成个人王与主要部落或部落联盟执政首领家族的称谓混淆，造成史前史定名称更说不清。则另需要专门研究。
若将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五帝本纪》结合起来看，有下表：
黄帝在位 100年
颛顼在位 78年
帝喾在位 63年
帝挚在位 9年
若这四帝之间没有无王时期，而前三帝陟后继位者均服丧三年的话，从帝尧元年到黄帝元年则有：
2241+9+3+63+3+78+3+100=2500 即得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500年。
在位年数 元年
黄帝 100 公元前2500年
颛顼 78 公元前2397年
帝喾 63 公元前2316年
帝挚 9 公元前2250年
最后看来，今本《竹书纪年》证明，从黄帝时起中国进入了信史时代。
